二、府县的建立与府卫同城

众所周知，秦汉时期中央政府废分封、立郡县，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在中原地区起到了应有作用。而在西南地区，虽然名义上有郡县设置，然而在当时的政治、经济、地理、文化条件下并不能真正有效实施，羁縻政策是中央政府唯一的选项。元代设立的云南行省，是云南民族发展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将云南纳入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这是汉晋时期的郡县制所不能比拟的。⁽⁶⁴⁾

《元史·地理志》载：“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⁶⁵⁾这与元朝采取的军政措置关系甚大。蒙古军队靠武力平定云南后，根据乌蛮的发展情况和分布特征设置万户府、千户所、百户所，为下一步云南行省和路、府、州、县的设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至元八年（1271），忽必烈改蒙古国为元朝，创立行省制度。至元十二年（1275），云南行省建立，下辖路三十七、府二、属府三、属州五十四、属县四十七⁽⁶⁶⁾，其中许多的路、府、州、县都是在宪宗年间万户府、千户所、百户所的基础上设立的。

云南行省成立后，楚雄地区的地方行政机构随之建立起来。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以威楚万户府置威楚路，置总官府（驻今楚雄市）；十二年（1275），以牟州千户所置定远州（今牟定县），以摩刍千户所置南安州（今双柏县），以路赕千户所置广通县（今禄丰县广通镇），隶南安州；二十二年（1285），以欠舍千户所置镇南州（今南华县）。⁽⁶⁷⁾罗婺万户府于至元十一年（1274）置武定路（今武定县）。⁽⁶⁸⁾同年，元政府改统矢千户为姚州，次年改大姚堡千户为大姚县⁽⁶⁹⁾，天历间升为姚安路⁽⁷⁰⁾。楚雄地区路、州、县的置立，奠定了明清时期楚雄行政区域的基本格局。在路、府、州、县之上，元朝还设立宣慰司、宣抚司等军政机构。“宣慰司，掌军民之务，分道以总郡县，行省有政令则布于下，郡县有请则为达于省。有边陲军旅之事，则兼都元帅府，其次则止为元帅府。其在远服，又有招讨、安抚、宣抚等使，品秩员数，各有差等。”⁽⁷¹⁾在楚雄设立的威楚开南等路宣抚司，即管辖威楚路和武定路及其下属的州县。

乌蛮各部从部到万户府、千户所、百户所，再到路、府、州、县和宣慰司，层层推进，使元朝中央政府对乌蛮各部的统治逐渐深入，这是前代未有之景象。乌蛮早期是以“姓氏”为中心的血缘群体，大理国时期乌蛮各支系在血缘基础上，又加入地缘因素，两者结合起来发展。⁽⁷²⁾元朝则淡化血缘关系，乌蛮各支系在以他们为主设置的政治区划中被固定下来，并不断分化与融合。绝大部分乌蛮都因为云南行省的设立，以及路、府、州、县的设立，宣慰司的设立，而分布在不同的路、府、州、县之中，从而出现了由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化的迹象。

元朝在乌蛮分布区以部为基础所进行的行政区设置，奠定了明清以后云南行政区划的基本格局。《明史》卷三一〇《土司》云：

迨有明踵元故事，大为恢拓，分别司郡州县，额以赋役，听我驱调……西南夷来归者，即用原官授之。其土官衔号曰宣慰司，曰宣抚司，曰招讨司，曰安抚司，曰长官司。以劳绩之多寡，分尊卑之等差，而府州县之名亦往往有之。袭替必奉朝命，虽在万里外，皆赴阙受职。⁽⁷³⁾

这条史料一是反映了明廷对边疆土司管理的一般原则，但也有例外。如土司归顺用原官授之，袭职必经批准，在武定府是这样执行的⁽⁷⁴⁾；而威楚路末代土官总管高政附明、姚安路土官总管高寿保率土归附，则都授予同知，而非知府。二是从中可见明朝政府在边疆地区继续实行土司制度的同时，更加强调司郡州县或府州县的设置。在府县体制下，更多委派流官治理。实际上楚雄府、姚安军民府在建立之时，即已改土归流，以流官治理为主了。虽然此后稍有反复，但未酿成大的祸端。

洪武十五年（1682），明廷改威楚路为楚雄府（见图1-2），领州二，曰镇南、南安；县五，曰楚雄、定远、广通、嘉、定边。⁽⁷⁵⁾

直隶徐州人朱守仁作为首任知府，即于平定楚雄之年赴任。“朱守仁者，字元夫。元末亦以保障功官枢密同知，守舒城。明兵下庐州，以城来归。历官工部侍郎。洪武四年进尚书，奉命察山东官吏，称旨。寻改北平行省参政，以馈饷不继，谪苍梧知县。初，守仁知袁州，抚安创残，民甚德之。至是连知容州、高唐州，皆有善政。十年进四川布政使，治尚简严。以年老致仕。坐事罚输作，特宥之。十五年，云南平，改威楚开南等路宣抚司为楚雄府，遂命守仁知府事。”⁽⁷⁷⁾在任楚雄知府前，朱守仁曾为工部尚书、四川布政使等高官，并且在许多地方因有善政而“民甚德之”。从中可见明朝政府对楚雄府的重视程度。

元代姚安路总管为高氏土司世袭，其始祖可追溯至蜀汉时越巂郡“夷帅”高定元，大理国时高氏为操纵国柄之“布夑”。元末土司高寿任云南行省左丞，姚安路总管，后其子高保袭职。洪武十五年（1682），高保归附明朝，姚安路遂改为姚安府（见图1-3），高氏为土同知，下辖姚州和大姚县。

同样武定路亦于洪武十五年（1382）改为武定府（见图1-4），下辖禄劝、和曲二州，南甸、元谋、石旧三县。⁽⁷⁹⁾。元代武定路末代男性总管为罗婺部长矣格后裔弄积，因有政绩，曾兼管八百司元帅。弄积卒后，其妻商胜自备粮米千石资助明军，被授武定府土官知府。武定府境毗邻省城云南府，是由蜀入滇的重要通道，因而成为明王朝经营滇北的重要地区。

楚雄府、姚安府建立后，原来的高氏总管分别担任两府的副职，知府均由流官担当。同时，根据征南将军傅友德的奏请⁽⁸¹⁾，明代卫所制度也在楚雄地区建立起来，楚雄卫与楚雄府同治，姚安守御所与姚安府同治。与之相适应的是，大规模的筑城修池开始了。

负责修筑楚雄城的都督袁义，乃“庐州府庐江县人，由羽林右卫亲军指挥同知征南，升楚雄卫指挥使。开设卫治，老练忠直，凡诸建置，皆所经画。洪武二十三年入朝，上惜其老，命太医院为染其须，俾回抚治以威远人。三十二年，征还”。袁义本为征南指挥同知，战事结束后，即为新建楚雄卫的指挥使。朱守仁是作为文职行政官员上任的，同为直隶人的袁义则是武职都督。洪武十五年（1382）闰二月甲午，明朝置楚雄卫指挥使司，以羽林右卫同知袁义为指挥使，以京军精锐的羽林右卫驻守。⁽⁸²⁾

楚雄原有城池，称德江城，在今城西峨碌山上，筑于大理国时期。洪武十六年（1383）中改筑城池时，都督袁义谓“南山高峻近郭，倘寇据以临城，是资敌也，请拓之”，因而“御笔一抹，适当其巅，义遂改筑雄镇焉”⁽⁸³⁾。楚雄城坐落在平坦的坝子中，“城墙高二丈五尺，厚三丈，周长七里三百六十步，四周皆山，易守难攻。城池北临龙川江，西倚峨碌山，东跨慈乌山，南据雁塔山。山顶筑有雁塔，共七层，顶部四角各有大雁翘首而立”。明代云南卫所与行政机构同城并治，体现了“以武卫文”的特点，既能保护府州县衙门机构和移民，又可防御外来侵扰。因而楚雄城府、卫、县同城而治（见图1-5），具有更深远的政治、经济与军事意义。

姚安守御所隶楚雄卫，与姚安府、姚州同城，“东北有金沙江。南有青蛉河，源出三窠山，下流合大姚河。北有守御姚安千户所，洪武二十八年置”⁽⁸⁴⁾。定远守御所于洪武二十一年（1388）建置，隶属于楚雄卫，与定远县同城（今楚雄州牟定县）而治。姚安中屯守御所于洪武二十八年（1395）设置，同样隶楚雄卫，与大姚县同城而治。这3个守御所鼎足而立，共同拱卫着楚雄卫和楚雄府城。

武定府知府是土官，同知为流官，明中前期府治沿袭元代武定路治，直到嘉隆交替时期改土归流后才建立府城，设立武定守御千户所，也是府卫同治。

天启《滇志·地图总论》云：“夷有二种，居黑水之里曰爨，居黑水之表曰僰。爨属郡县，僰属羁縻。”⁽⁸⁵⁾作者刘文征将“夷人”总分为爨、僰两大类：黑水（今澜沧江）以内以爨为主，实行郡县体制；黑水之外为僰人区域，以羁縻制之，而整个楚雄地区则属于爨区。明初楚雄地区府县的建立，治所筑城，以及府卫同城而治，彰显了明朝的治边之道。这样既可以确保大批中原军事移民在“蛮夷之地”立足扎根，又可以源源不断地派遣汉族官员来此为官施政，从而促进了彝族先民与中原人民在经济、文化上的交流与融合。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王士性所云“滇、贵之郡县则自明始”之论是颇有见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