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明初财政经济的运行

一、移民屯田

明初“兵荒之后，民无定居，耕稼尽废，粮饷匮乏”⁽⁹⁴⁾，呈现在新政权面前的是一幅“黎庶鲜少，田野荒芜”的图画。对于中原地区，比如苏州府，明政府采取了移民外地、减免赋税、兴修水利、劝课农桑的措施，并施行鱼鳞图册和赋役黄册制度。而楚雄属于“云南地方”，“非腹里可比”，不仅“环向皆夷……汉土错绣，赤子蛇龙杂居”⁽⁹⁵⁾，而且“土号不毛，物产最少，家无宿藏，米谷极贵，总计一岁之赋税，仅勾一岁之供给”⁽⁹⁶⁾。

明廷在云南不仅面临着恢复生产、安抚民心的问题，还要解决众多征南将士的军食问题。“兵多民少，粮饷不给”问题困扰着留镇云南的军队，其大部分粮饷、军装都靠从内地长途输运。如洪武十六年（1383），“赐各卫士卒送征南将士衣鞋者钞有差，其送至大理者人钞二十贯，至临安、楚雄者人十九贯，至云南、建昌者人十五贯，至曲靖者人十三贯，至普定乌撒者人十二贯”⁽⁹⁷⁾。然而云南路途遥远且艰险，粮饷运输成为明朝政府、军队、民户沉重的负担，粮饷困乏也严重威胁着明朝在云南的统治是否稳固。

征南将军傅友德在平定云南后奏称：“元末田土多为豪右隐占。今准元旧制，岁用不足，已督布政司核诸卫所，查有现粮一百八万二千有奇，以给军食，恐不足，宜以今年所征粮，并故官院寺入官田与土官供输、盐商中纳、戍兵屯田所入并给之。”⁽⁹⁸⁾傅友德提出了3种解决方案：一是靠土官供输，如前述武定府首任土知府商胜曾自备粮米千石资助明军，但靠此种方式肯定不能持久；二是盐商中纳，商人出资招募汉族佃户到云南进行屯田垦殖，以此换取经营盐业的权利；三是扩大官田并进行戍兵屯田，此种方式亦为西平侯沐英所主张。

洪武十九年（1386）八月，西平侯沐英奏“云南土地甚广，而荒芜居多，宜置屯，令军士开耕，以备储待”。上谕户部曰：“屯田之政可以纾民力，足兵食，边防之计莫善于此。赵充国始屯金城而储蓄充实，汉享其利，后之有天下者亦莫能废。英之是谋，可谓尽心，有志古人，宜如所言。然边地久荒，榛莽蔽翳，用力实难。宜缓其岁输之粟，使彼乐于耕作，数年之后，征之可也。”⁽⁹⁹⁾因此凡“新附州城，悉署衡府，广戍兵，增屯田，以为万世不拔之计”⁽¹⁰⁰⁾。可以说移民屯田不仅是一种军政意义上的治边之道，更是一项国家财政政策，对于道路险远、土瘠民少的楚雄地区，镇戍和屯田互为表里。

明代进入云南的汉族，最先移入定居的是戍军及其家属。洪武二十年（1387）八月，“诏在京军士戍守云南者，其家属俱遣诸戍所，户赐白金十两，钞十锭，令所过军卫相继护送”⁽¹⁰¹⁾。卫所军大多来自中原、江南、川、陕等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除卫军本人驻滇之外，其家小也随之迁居云南。同年九月，“辛已，命西平侯沐英籍都督朱铭麾下军士，无妻孥者置营以处之，令谪徙指挥、千百户、镇抚管领，自楚雄至景东，每一百里置一营屯种，以备蛮寇”⁽¹⁰²⁾。十一月，“命普定侯陈桓、靖宁侯叶升往云南总制诸军，于定边、姚安等处立营屯种，以俟农隙往进”⁽¹⁰³⁾。同月“丁巳遣前城门郎石璧，往云南谕西平侯沐英等，自永宁至大理每六十里设一堡，置军屯田，兼令往来递送，以代驿传。于是自曲靖火忽都至云南前卫易龙设堡卫，自易龙至云南右卫黑林子设堡三，自黑林子至楚雄、禄丰设堡四，自禄丰至洱海卫普淜设堡七，自普淜至大理赵州设堡二，自赵州至德胜设堡二，人称便焉”。⁽¹⁰⁴⁾

明廷注意选择适于农耕，有大量荒芜土地的闲旷之处设置卫所开屯。前述在楚雄地区建立“一卫三所”的本意也是如此。“初，云南唯姚安多荒田，调岷府护卫军士屯种，立为中屯千户所。”⁽¹⁰⁵⁾这些守御千户所一般在“蛮夷”聚居区中心坝区，或交通要冲筑城镇戍，出城就近屯田，因而形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汉族移民新区。在姚安府境内屯田有大屯、小屯、包粮屯、东山屯、松柏邑屯、舌甸屯、波淜屯、糜场屯、四奇屯等9处⁽¹⁰⁶⁾；在武定府有西营屯、番邑屯、沙浪屯、牛冲屯、矣薄屯、姚明屯、廖秀屯、小厂屯、谢昇屯、奴末屯、王能屯、高桥屯、者常屯、桥头屯、禄妥屯、绩麻屯、石旧屯、六块屯、撒麻屯、鹿角屯等20处⁽¹⁰⁷⁾；在楚雄府则建得更多。

屯田官军属于军户，每户出一名正军和一名军余随卫所驻防，军余随营协助正军生理，军余数往往多于正军数。正军、军余都有妻小随同，形成驻营人户。“每军种田五十亩为一分。又或百亩，或七十亩，或三十亩，二十亩不等”⁽¹⁰⁸⁾，这是由田土的“肥瘠”不同、“远近”不同，或可耕土地的多寡不同而确定的。一般卫所屯田，每一正军可得二十亩至五十亩不等的“屯军份地”。“屯军份地”虽然属于官田，屯军没有土地所有权。但是军士一旦获得土地，就有了世袭使用权。官军不能脱离卫所，定居屯田，世袭耕作，屯田土地几乎等于世业田产。明人俞汝钦记述了楚雄屯军的情况：“先年本卫成规，凡百户所军役，以三分差操，七分屯种。其七分，每军一名，领田一分，纳秋粮米九石二斗；夏税出于陆地，田有定亩，军有定数，故田俱垦而粮易完。”⁽¹⁰⁹⁾

除军屯移民外，明初楚雄地区还有商屯移民、为生活所迫的闾左贫民和遭贬谪的“中土大姓”。所谓“汉人有自明初谪戍来者，有宦游寄籍者，有商贾置业入籍者”⁽¹¹⁰⁾。商人们为政府“募盐商于各边开中”法所吸引，在边远地方招人开垦，以交纳谷物领取盐引，支盐贩卖，是为商屯。洪武二十年（1387）八月，命“云南楚雄府开种盐粮，先是，商人输米云南楚雄、曲靖诸府，给以淮、浙、川盐，未久而罢，令戍卒屯田以自给，至是仍啬于用，户部请复行中盐法。从之”⁽¹¹¹⁾。“田亩日开，客商日众”，说明了楚雄、大理等地实行商屯后的景况。

“洪武十七年，移中土大姓以实云南”⁽¹¹²⁾，关于富室迁居楚雄地区的记载颇多，今撷取数例如下：

汉人自汉唐宋元来楚邑落籍者远不可考，惟明初所来官军、商民落籍其数极多，后或贵显或富厚，至今后人尚能道人。⁽¹¹³⁾

自前明洪武十六年，傅、沐二公平定后留兵戍守，太祖又徙江南闾右之民以居之。复有宦游商贾入籍，大都南人较多，故俗亦多类南。⁽¹¹⁴⁾

武属多僰爨诸蛮所居，明初役江南北富户实武定、永昌，汉人稍来，编户然亦不过十之一二。⁽¹¹⁵⁾

依照明朝法律，任职外地、宦游他乡的官吏及“老弱致仕事故家属”，“离本籍千里者许附籍”，因此也有人因异乡为官，居留不返，成为移民。楚雄府上述来自中原的汉族移民进入楚雄彝族地区后，把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思想文化传播到“古蛮夷”之地，促进了当地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在中原汉文化的影响下，楚雄彝族地区的生活习俗也逐渐发生了改变，正所谓“汉僰同风”⁽¹¹⁶⁾。

屯田作为国家财政政策，镇戍和屯田互为表里，在土瘠民少的边疆地区成效更为显著。正德《云南志》卷二《屯田》云：“云南屯田最为重要，盖云南之民多夷少汉，云南之地多山少田，云南之兵食无所仰。不耕而待哺，则输之者必怨；弃地以资人，则得之者益强，此前代之所以不能乂安此土也。今诸卫错布于州县，千屯伦列于原野。收入富饶，既定以纾齐民之供亿；营垒连络，又足以防盗贼之出没，此云南屯田之制所以甚（其）利最善，而视内地相倍蓰也。”⁽¹¹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