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财政科技专项资金绩效评价研究评述

2.3.1　国外财政科技专项资金绩效评价研究述评

国外科技活动的资金投入主体是企业，政府的公共资金投入所占的比例比较小，因此，在研究科技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时，国外学者倾向于从市场的角度出发，研究主体往往是企业，关注的焦点是政府公共R&D投入对企业的影响，这部分科技资金绩效的测度主要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展开。

在微观方面，Klette等（2000）认为，微观层次上的研究结论彼此之间存在着冲突，尚未有一致性的结论。例如，Hamberg（1966）利用企业横断面数据对此问题进行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政府的研发资金能促使企业加大研发支出；而Lichtenberg（1987）对政府基金对私人产业研发的效应作了定量分析，但是其研究结论则陷入了互相矛盾的境地。有学者认为公共科技资金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是“互补的”。比如，Mansfleld和Switzer（1984）研究发现，增加政府R&D开支与减少政府R&D开支会有不同的作用值和作用时效。Mowery（1985）和NRC（l999）对航空业及民用空间技术进行的研究中采用不同方法，依旧得出了互补的结论。Blank和Stigler（1957）认为，政府的研发资金投入在大企业中更容易出现互补效应。Scott（1984）研究表明，公共R&D投入与私人R&D投入是正相关的关系。Leyden等（1991）和Link（1982）研究发现，私人R&D与公共R&D之间的弹性系数约为0.34，两者有显著的正向关系。Klette和Moen（1984）发现企业并没有因为得到政府拨款而降低自身的研发投入，从动态角度看，政府R&D补贴有利于企业R&D的持续性增长，也就是说政府的研发投入与企业的研发投入是互补的。另外，持有相反意见的学者认为，政府对研发的投入会对企业产生“挤出效应”。例如，Hinng和Link（1981）研究发现，随着企业接受的公共R&D资助越来越多，用于研究用的私人R&D投入的比例降低，由此产生了“挤出效应”。Link（1982）研究发现，政府R&D投入降低了私人研发的投入。Wallsten（1999）研究发现，公共研发拨款以将近1∶1的比例替代了私人研发投入。Busom（1999）认为，30%的企业可能会出现完全的挤出效应。Irwin和Klenow（1996）研究发现，当企业由政府支持的R&D联盟时，私人R&D投资会减少。

在宏观方面，主要集中于产业和国家层面来探讨政府公共研发资金投入对产业或国家中企业总研发支出的影响。例如，Dominique和Bruno（2000）认为，财政对于研发活动的资助有力地促进了企业对R&D的投入；Robson（1993）研究发现，无论联邦基础研究的变化还是联邦应用研究的R&D的水平，对私人基础研究的支出都有正的显著的作用。Diamond（1999）认为，美国联邦基础研究支出的变化和产业基础研究的变化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系数。Levy（1990）研究发现，有5个国家的公共研发投入对私人研发投入有显著的互补作用，有2个则表现出显著的替代作用。Tunzelmann和Martin（1998）认为，有7个国家中公共研发投入对私人研发投入存在显著影响，而这其中又只有5个是正的影响。Mansfield（1984）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研发行为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即政府研发资助增加时，产业内企业研发支出的增量大于政府资助减少时，企业研发支出的减少额。可以看出，西方学者对宏观层次研究结论相对比较接近，但争议仍旧存在。

2.3.2　我国财政科技专项资金绩效评价研究述评

与西方国家不同，我国的科技资金投入总量中，政府的财政科技资金占有重要的地位，国内学者的研究都肯定了财政科技资金对于科技事业乃至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都有重要作用，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例如仵凤清等（2008）明确指出，在科技规划的执行与反馈过程中，要采用目标管理对政府财政科技资金的使用进行监管；邓向荣等（2005）认为，在我国政府的科技投入仍然占据主导地位；陈冬生和魏建国等（2003）认为，财政科技资金效率与经济增长有正相关作用。在评价方法的选择上，朱春奎（2004）认为，财政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存在着较强的相关关系，政府应当加大对科技的财政的支持力度。仵凤清等（2008）通过平衡计分卡模型提出了细化政府财政科技资金指标的方法，有利于提高财政科技资金的利用率和事后的评价的进行。余振乾和余小方（2005）、王桂强和张青（2006）、谢虹（2007）、江彩霞（2013）等人也都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对政府财政科技资金绩效问题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的具体结论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综上所述，国内学者的研究可归结为“一个着力点，两个趋向”。“一个着力点”是指由于评价理论基础或侧重点不同，绩效评价模型中研究的重点往往聚焦在指标体系的设置与完善方面，通过创新不同的投入产出指标来对财政科技资金进行绩效评价。“两个趋向”是指评价财政科技资金的绩效有两个切入点。一种是“直接”评价，即直接统计政府科技资金投入和相关的科技产出数据，结合统计学、运筹学和系统工程等定量分析方法，根据研究侧重点的不同，分类设置不同的指标对财政科技资金进行绩效评价。这种评价方法比较直观，易于理解和掌握，因此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这种方法的缺陷在于，绩效评价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一些难以量化的科技产出，例如科技的社会影响，知识的增加等，这些指标数据的收集往往存在困难，需要进行定性分析、定量分析的转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评价的客观性，而个别预测性数据的不精确又容易使绩效评价结果失真。另一种是“替代”评价，这是一种间接评价，即通过对政府资金支持下的研发活动，各类科技计划、科技课题和科技项目等的评价达到对财政科技资金绩效评价的目的。采用这种方法，科技的投入产出指标都比较固定，数据基本上来源于公开的统计年鉴或公报，评价结论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但这种方法现在更多地运用于科技项目或计划进行绩效评价，成为独立的研究选题。

随着“创新推动发展”的战略的实施，财政科技资金的投入逐步加大，如何客观评价财政科技专项资金的使用成为社会公众越来越关注的问题。然而，从财政科技资金绩效评价的整体情况来看，我国公共财政支出体制尚在建设中，财政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也有待改善，财政科技资金的绩效评价工作未能够充分展开。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虽然绩效评价方法众多，但是缺乏一套有指导性标准的评价体系。因此，如何实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使其规范化和制度化，是目前财政支出绩效研究工作需要关注的问题。就现阶段具体研究状况来看，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具体区域或具体投入项目的绩效评价方面，但因为项目繁多，绩效评价思想单薄，应用层面受到限制，不能够得出一致的结论，绩效评价工作的开展并不是很顺利。另外，广东省虽然是国内最早开展财政科技资金绩效评价的省份之一，但结合了广东省情的相关研究却并不多，结合了调查问卷研究的就更少。我们对广东省财政科技专项资金的绩效评价进行调研，以期为广东省今后对于运用公共财政支出发展科技事业、进一步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等重大决策提供科学、客观的决策依据，也希望可以对完善我国财政科技资金的绩效评价系统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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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HP（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是层次分析法的简称。由美国运筹学家Saaty，T.L.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该方法的特点是将有关决策问题的因素分解成目标、准则、方案等层次。

(2)　DEA方法是数据包络分析方法的简称。由美国运筹学家A.Charnes和W.W.Cooper于1978年提出，它主要研究在生产和社会活动中如何评价相同类型的部门或单位优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