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我爱我的老师，我爱我的书籍……

如何读书求知？如何知行合一？如何学以致用？该是一个人宝贵学业生涯里的大命题。

作为校风构成的核心元素，学风的厚薄浓淡与师德的高低雅俗，应是一个学校精神文明内涵的重要衡量指标。因此，基于各自的办学方向和育人目标，各级各类学校的师长，莫不把好学乐读的优良学风营造，作为所在学校校风建设的重中之重。或如《金陵大学史》第七章“金大的校风与校园生活”所云：“什么是校风？……它既指学校的环境，也指师生的风貌，既是无形的，也是有形的；它不可能一朝产生，而须有经年累月的沉淀，形成在一所学校的整个办学过程之中，它既融注了一所学校的精神，也是这所学校办学特色的体现，因而也就成了这所学校的传承。”

1921年获得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次年回国担任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兼主任的陈西滢先生，曾在《现代评论》杂志上撰文说：

欧洲大学往往因为有了几个人格伟大的教授，全校的学风甚至于全国的学风，居然一变。中国从前也有许多书院，造成一种特殊的学风，这我们不能完全归功于治学的方法，大部分还得力于人格的陶冶。中国现在学风的不振，是无可讳言的，尤其令人伤心的，是学者失去了求学的兴趣，好学不倦的习惯。然而这并不是学生独有的毛病，社会上谁都差不多这样，就是教授先生们也往往除所教的课本外不读书。在这种情形之下，申斥学生不读书是废话，劝他们“求学救国”也是枉然。只有一班专心学问的教授们以身作则，由人格的感化，养成好学的学风……时日久了，他们的屋子终有完成的一天，他们的种子终有开花结果的一日。

诚然，在学期间，师长们课上课下的言传教诲，校内校外的身教垂范，往往“随风潜入夜”而“润物细无声”，让学生们悦纳而乐从，从而形成一种好学乐读的优良学风氛围。其作育之效，切磋之益，以及校图书馆丰富的藏书之助，直接催化了一代又一代大学生的心智成长，及其在各领域里成才。

一

学校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教育组织，具有独特的时空特质。一校之长及各科教师的教育理念和人文情怀，往往对于学风、校风的造就，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话说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十五日，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呈由梁启超拟写的“京师大学堂章程”中，述及其办学宗旨云：“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通”，又云：“京师大学堂为各省表率，体制尤当崇闳。今拟设一大藏书楼，广集中西要籍，以供士林流览而广天下风气。”

1912年2月15日，严复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当年5月1日，北京政府教育部发布命令，改京师大学堂为北京大学，“大学堂总监督改称大学校长，各科监督改称学长。严复遂成为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至当年10月，被迫辞职。他在掌校期间，“积极提倡学外语，开设有资产阶级文化思想内容的新课程，发生了较大的影响”。

历经多年校内风潮，至1917年1月4日，被任命为北大新校长的蔡元培先生到校主政。鉴于当时不少在校生“以上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对研究学问没有兴趣，读书就是为了做官”，而教员中，则不乏“讲课陈陈相因，敷衍塞责”的不学无术之人，他“大力提倡学术研究与思想自由，聘请了许多学有专长和具有革新思想的人物到北大任教……校内各种学术研究团体和进步社团纷纷成立，学生中自由研究之风十分浓厚”。于是，在“民主与进步”的校风引领下，“自由阅读、独立研究学术的空气比较浓厚，比较活跃，同时又养成了严谨治学的方法。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涌现了一批又一批先进人物和在学术上有造诣的学者、教授和科学家”。1923年1月17日，蔡元培在北洋军阀政府的压力之下，被迫辞职。

在1921至1927年间，冯至先生求学于北京大学德文系。他在晚年撰文评论说：“北大早期的历史（即京师大学堂时与改称北京大学后的初期）并不光荣，而是很腐败的。学校里不知学术为何物，学生到这里来只为取得将来做官的资格。”他指出：

北大发生质变，成为“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则是从1917年蔡元培来北大任校长起始的。读蔡元培晚年写的《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和《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二文，便会知道，蔡元培是怎样以坚决的气魄，按照自己的教育理想，改造北京大学的。他来到北大，一步也不放松，采取一系列对症下药的措施进行改革，北大也日新月异，逐渐显示出新的风貌……所以不到两三年，北大便从一个培养官僚的腐朽机构，一变而为全国许多进步青年仰望的学府。我并不怎么“进步”，却也怀着仰望的心情，走进北大的校门。

在北大独特的风格与民主气氛的熏陶下，我的思想渐渐有了雏形，并且从那里起始了我一生所走的道路……我北大毕业时，回顾自己的学业，并没有掌握什么万能的治学方法，占有什么研究资料，只不过在课堂内或课堂外，关于怎样做人，怎样作文，得到过一些启发，而做人与作文又不是能够截然分开的。

他还说，作为当时在校的一个普通学生，虽然与蔡校长无缘相见，“可是无形中从他那里得到的感召和教益……是终生难忘的”。

1934年考入北大哲学系的任继愈先生，也曾在《北大的“老”与“大”》一文中说：“北大的‘大’，不是校舍恢宏，而是学术气度广大。这一无形养成的学风，使北大的后来人能容纳不同的学术观点。我进北大时，蔡元培校长已离任多年，但当年的学风还在……北大这个‘大’的特点，谁能善于利用它，谁就能从中受益。肯学习，就能多受益。不能说其他大学不具备这种‘大’的特点，似乎北大给人的印象最深。”

二

在20世纪80年代下叶曾担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多年的章开沅先生，在“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序言里写道：“在百余年中国新式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有一大批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先驱者，他们呕心沥血，殚精竭智，为中国现代大学的奠基与成长，做出了无可磨灭的贡献。我们应该永远铭记这些先驱者的劳绩，特别是其中那些办学有成就的著名校长”，这是因为校长的责任重大，“不仅其办学理念、谋划决策关系着学校的发展走向，而且其一言一行所体现的品格、作风，也悄然无声地对众多师生员工产生某些影响”。

陈远对章先生的观点极为认同。他在《逝去的大学》一书的序言中说：

一个过去的大学生，从他的言谈举止，就可以判断出他是从哪个学校毕业的，就是因为有“校格”存焉。“校格”的养成，有赖于校长，所谓“大海航行靠舵手”。但是，过去的校长都有一种较高的自觉，那就是在一所大学筚路蓝缕的开创时期，发凡起例、创建制度之后，将自己置于制度之下而非凌越于制度之上……

这个\提及了，其实兹事体大，真是不容轻忽的。1925年12月13日，鲁迅先生为《北大学生会周刊》创刊号，写下了《我观北大》一文，是一篇庆祝北大建校27周年的文章，其中论及“北大的校格”云：“北大时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

众所周知，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之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所高校先是南迁到湖南衡山，组建成为“长沙临时大学”，随后又迁至昆明，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习称“西南联大”），以“刚毅坚卓”四字为校训。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正式宣布结束，在读同学可按各自志愿，分别进入北大、清华或南开大学，并复员京津。当年，西南联大校务由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联合主持，而由梅先生任校常务委员会主席，因而大部分校政事务都落在了梅先生身上。西南联大除校常务委员会外，另有由全体教授和副教授组成的“教授会”组织。

李钟湘在《西南联大始末记》一文中叙说道：

梅先生以艰苦卓绝的精神，从无疾言厉色，亦不慷慨激昂，默默地领导着大学的工作……有一篇回忆文章写道：“三大学在平津时代，各有其学风和传统，它们是不同的。但其相同相和之处，又如此之多！正因为‘和而不同’的精神，更孕育出联大的优良校风。‘自由教学’是它的显著特点。这里所谓‘自由’，并不是错综复杂和散漫紊乱的代名词，而是一种有组织的、负责的、尊重个性和学术独立的自由。不合理的‘自由’，为联大所不取；合理的不自由，同为联大所尊重。”大学教育必须由学校负责人的精神和人格，教师们做学问的认真态度，培育出一种追求真理、热爱自由、继承优良传统和合乎理性的气氛，来熏陶学生。联大八年始终在这种优良的气氛里成长与发展。

正是在这种教师们勤勉执教而众学子勤奋好学的优良气氛熏陶下，西南联大这所堪称世界教育史上的“最贫困大学”，创造出了在日寇侵华、国破家亡的战乱时代，极其难能可贵的教育业绩。在该校组合存世的8年间，虽仅毕业了3882名学生，但其中却有2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4位中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数百位人文、社会科学界著名学者及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以及难以计数的各有关专业或行业领域的佼佼者。

三

1980年夏，许德珩先生在应邀为《北京大学校史》所写的序言中指出：

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一开始成立，就是我国的最高学府，也是我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因此，一般人都把北京大学看作是我国高等学校中的一名老大哥。事实上，北大不仅历史悠久，规模宏大，而且有着许多不平凡的经历，使它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它具有民主办校、重视科研、维护学术研究自由的优良传统。

这一传统校风，还在当年的高等教育界发生过传播性的影响。据1981年3月，山东大学校长办公室为庆祝建校55周年编印的校庆笔记本卷首文章《山东大学的沿革和现状》介绍，1926年年初创于济南的省立山东大学（两年后改为“国立”），“是仿照当时北京大学的学风办学，重视科学和民主，提倡学术自由；在教学中则重视基础理论的学习和基本技能的训练”。

目前以“学无止境，气有浩然”为校训的山东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文、理科综合研究型大学之一。2014年9月，山东大学校长张荣先生在开学典礼致辞中阐发说：“学无止境”，是关于学习的准则；“气有浩然”，是关于做人的准则。所谓“学无止境”，包含着三层含意：“一是学生在校要以学习为第一要务”；“二是要学会学习的方法，善于探究，敢于怀疑，勇于创新”；“三是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以学习为生活方式，弘扬‘崇实求新’的校风和勤奋严谨的学风，持之以恒，不断学习，才能跟上知识更新的节奏。这四个字是山东大学优良校风、学风的集中表现”。无独有偶。刘双平先生在《蔡元培与武大》一文中曾经指出：

蔡元培对于武大的帮助，首先在于他的思想和人格，对于先后在武大及其前身主持校务工作的石瑛、李四光、王世杰、王星拱、周鲠生等以巨大影响。

由于他们先后在北京大学直接受惠于蔡元培先生的思想和人品，因此，在主持武汉大学校务期间，充分体现了蔡元培的办学方针，很多办学主张是直接承袭于蔡元培的思想……蔡元培先生对于武汉大学最大的贡献，就是一九二八年武汉大学重新组建之时，高瞻远瞩，定武汉大学为“国立大学”。

武大的前身，可上溯至张之洞在1893年创办的湖北自强学堂。1913年，湖北自强学堂改名方言学堂后又易名为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张渲在任职期间，“十分注意校风、学风的建设，他为武昌高师题写的校训是：‘朴、诚、勇’”。而武昌高师的校歌中，则有“教学宜相彰”“学盛国斯强”之句。据说，“这校训、校歌激励着莘莘学子去不断拼搏奋斗，至今有许多老学长尚能一字不漏地诵唱出来”。十年后，该校升格为国立武昌师范大学。

1924年，石瑛被任命为校长。国立武汉大学成立后，他担任了首任工学院院长。1930年9月，石先生在《国立武汉大学周刊》第67期上，语重心长地说：“我希望各位还要用心读书，修养自己的人格；不然，徒取科学的皮毛，而养成了不好的心术……另一方面，教授们也不是仅仅一星期上了几小时的课就算了事，总要以全部精神贯注到学生身上去才好。青年中有好多都是漫无目的地过着生活，这也是不对的。我们应该有一个远大的目标和理想。”

1929年春，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国立武汉大学首任校长的王世杰，在到任的欢迎会上表示，诚恳接受学生代表所献议的以学术、学生为中心的原则，以“文化演进”及“宁缺毋滥”的原则办学，并执行了“教授治校”的制度规范。他提出大学的使命，“一在教授高深学术，一在促进高深学术”，并把对学生的“人格训练”置于与“知识灌输”同等重要的位置，要求同学们能“好学、吃苦、守纪律”，“在课堂上，考试上，以及个人品性修养上，同着全体教职员，尊重全校的纪律，造成良好的学风。”刘闻群撰文说：办学有方的王校长苦心经营，聘请了当时第一流学者前来任教，终于把武大“办得有声有色，成为名牌学府”。据1932年国立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邱楚良先生回忆：“武大风气纯朴，学生生活刻苦节俭”，“律己严格，勤奋攻习……每逢星期六之夜，图书馆依然灯光通明，仍有人在伏首埋案”。

1933年夏至1945年，曾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兼理科学长的王星拱先生，继王世杰之后担任国立武汉大学校长。“他倡导学术民主和思想解放，主张造成一种良好的学术研究和育人环境，使武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刘双平说，“王星拱在担任校长期间，亦极力倡导学术民主和思想自由，主张造成一种良好的学术演讲和育人环境。在他的办公室内，总是挂有一幅蔡元培先生的画像，他处处以蔡元培先生为楷模。”

王校长还聘请了具有真才实学的朱光潜教授担任武大教务长，并同时授课于外文系。时任外文系主任方重教授评价说，朱先生足为青年学生的“人师”。1941年3月23日，朱先生在《国立武汉大学周刊》第357期上撰文提出，武大校风的内涵包括“家庭的和乐空气”“爱护纪律”“浓厚的研究学术的空气”及“养成宏毅正直的胸襟气宇”，唯其如此，方无愧“优良”二字。

据1940年入学武大经济系的蒋宗祺先生回忆：“武大治学严谨，倡导学生刻苦钻研，独立思考，不拘一‘家’。在当时校长王星拱的领导下，网罗了不少国内名家学者担任教学工作……观点不一，各抒己见，教学不拘一‘家’之言，鼓励学生广泛获取，认真钻研，含英咀华”，“这种治学严谨而又不拘一‘家’的校风，鼓励了学生的刻苦钻研精神，成为一个武大人应该具有的学习素质”。他指出：“武大严谨而又活泼的学习风气，在‘大成殿’的肃穆气氛和‘棂星门’各种风格的墙报中，表现得更为鲜明，更为突出，更富活力。”在其笔下，“大成殿”已被改用为藏书丰富的校图书馆书库和阅览室，“成为武大学生获取知识，饱览博收，含英咀华的学习场所”。

1999年3月，龙泉明在参考了吴贻谷先生主编的《武汉大学校史》等书刊资料后所写的《走近武大》一文中说，“武大一直注重的是优良学风的养成、崇高学术地位的铸鼎和优秀人才的造就”，在武大历史上，“名师荟萃，英才汇集，出现了无数成就卓著、声名远播的优秀学者，他们以亲身实践树立了良好的学风和勇于追求真理的品格……这种优良的学风和品格，应当为‘新武大人’所承继和发扬”。也正因为如此，“自强、弘毅、求是、拓新”，在武汉大学举办百年校庆之际，被确定成为继往而开来的新校训。

四

通常地，在校师长各以其所优长的学识和清明的理性，坚持“和而不同”的教书育人共识，在校同学则各依学业志趣和知识爱好，以“止于至善”的目标相砥砺，是造就一校优良学风，并积淀成为特定时段校风的关键。

1912年创立于开封的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是当今河南大学的前身。它是当年与北京清华学校、上海南洋中学齐名的三个培养出国留学生的学堂。其首任校长林伯襄先生是河南商城县人。在家学熏陶下，幼读经史。青年时期在上海公学，又接受了《时务报》《申报》及欧美近代思想文化的影响。他首任校长四年，开启了河南省高等教育事业的先河。

据《河南大学校史》（河南大学校史编辑室1985年5月印行）说，林校长为人诚笃，律己甚严，曾书“刚毅宁静”题赠门人。他主张“以教育致国家于富强，以科学开发民智”，广罗才学有识之士到校执教。其“生活非常俭朴，经常是身穿蓝布长衫，脚着黑粗布鞋，常被生人误认为校工……上街从不坐洋车（人力车）。在他的倡导和影响之下，学生普遍崇尚俭朴之风，就是官宦富家子弟也少有奢华”。但林校长对那些住家在校外较远处的教师，“一遇天气不好，不是亲自到校外迎候，便是派车接送。在他的引导感召之下，许多教师备课认真，执教严谨……在教师中有很高的威信”。而对于学生，常常体贴入微，“爱学生如子弟，常常在课余时间和学生们交谈，了解学习情况，伴之以谆谆教导”。

史载，“由于林校长的督教，朝夕惕励，不仅培养了一批批有用人才，而且初步形成了团结、勤奋、严谨、朴实的优良校风”。在该校办学的12年中，“除考取出国留学生80余人外，其余大部分考入国内各大学深造。学生们刻苦学习，奋勉自励，成绩优异，为祖国的科学、文化、教育的发展和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其杰出校友，就有建筑大师杨廷宝、蒙元史专家韩儒林、化学家高济宇、生物化学专家梁灿英，以及学成归国服务的化学家李俊甫、医学专家陈雨亭等。

校长以身作则、楷模群伦的同时，教授各科目课程的教师们，在指导学生读书求知，引领学风、构建校风乃至铸造“校格”方面，也是当行本色，别有一番神采。

1941年6月13日下午，来自北大中文系的罗常培教授受邀在西南联大分校演讲了《读书八式》。所谓“读书八式”，即针对“爱好文艺，或性近玄思”者而言的“涵泳自得”式读书，针对“铢积寸累，日知其所无，月无忘其所能”者而言的“采花酿蜜”式读书，针对“钻研一题，逐渐深入”者而言的“剥茧抽丝”式读书，针对“为学有重心，左右逢源”者而言的“磁石引铁”式读书，针对“信手翻检，摭拾菁华”者而言的“披砂拣金”式读书，针对“穿凿附会，自欺欺人”者而言的“郢书燕说”式读书，针对“随眼滑过，不求甚解”者而言的“过眼云烟”式读书，以及针对“剽窃陈言，因袭堆砌”者而言的“挦摺饾饤”式读书。或褒或贬，或扬或弃，态度十分鲜明。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无非想指出几种念书的方法来，好教学生知道怎样抉择。听众约三百余人。讲毕汗流浃背……”

1942年寒假之初，来自清华大学中文系的朱自清教授在西南联大编写完成了一部中国古代经典名作的导读书，起初拟名为《古典常谈》，随后接受杨振声先生的建议，改名为《经典常谈》。朱先生非常认同国民政府教育部对当年初、高中国文教学的课程要求：“培养学生读解古书，欣赏中国文学名著之能力”，以使他们“从本国语言文字上，了解固有文化”。因此，他在《经典常谈》自序中开宗明义道：“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他期待学生们能够把他所写的这部不到8万字的书，“当作一只船，航到经典的海里去”，进一步去“见识经典”。在书中，他用13个篇章，提纲挈领、要言不烦地解说了《说文解字》《周易》《尚书》《诗经》《三礼》《春秋三传》《四书》《战国策》《史记》《汉书》及诸子、辞赋、诗、文等中华古代文化经典名作，文风深入浅出，娓娓道来，令人如在讲席之前聆听作者讲授，兴味盎然。他又在《论百读不厌》一文中指出，苏轼论读书名句“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中的“旧书”，指的就是儒家文化的“经典”，所以要“熟读深思”，因为“经典给人之时，教给人怎样做人”，“经典文字简短，意思深长，要多读，熟读，仔细玩味，才能了解和体会”。

执教于武汉大学外文系并兼任教务长的朱光潜教授，在教学实践中认识到：“学问不只是读书，而读书究竟是学问的一个重要途径”，“书籍是过去人类的精神遗产的宝库，也可以说是人类文化学术前进轨迹上的记程碑……读书是要清算过去人类成就的总账，把几千年的人类思想经验在短促的几十年内重温一遍，把过去无数亿万人辛苦获来的知识教训集中到读者一个人身上去受用。有了这种准备，一个人总能在学问的途程上，作万里长征，去发见新的世界”。他还发现，“一般讨论文学的人大半侧重好的文学作品，不很注意坏的文学作品，所以导引正路的话说得多，指示迷途的话说得少”，而文学的创作和欣赏，“都要靠极敏锐的美丑鉴别力，没有这种鉴别力就会有低级趣味，把坏的看成好的”，为此，他写作了长篇文章《文学上的低级趣味》。仅就文学作品的内容方面，他就指出，侦探故事、色情描写、黑幕描写、风花雪月的滥调及口号式、教条型的宣传文学之类，就是属于文学阅读中，不值得爱好却又被一般人“特别爱好”的东西。

在武汉大学法律系毕业生王燮荃的记忆里，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获得法学硕士回国的吴学义先生，是当时教师中好学不倦的楷模。吴先生在法学课堂上曾经赞美道：“日本教授都很勤勉，他们一面教书，一面却在拼命地读书，所以教了几十年书，不但经验丰富，而且学问渊博，绝不是初出茅庐的教授所能比拟的。”因此，吴先生自己“虽然处于教授的地位，却过的是学生生活。他和同学们同住在宿舍，据说每周只是有规律地回家两趟。当你有问题问他而走进他房间时，会见他正摊开书在读着。有时走出图书馆，见他挟着厚厚的一叠杂志呼呼地走来。假使你常到图书馆去阅读杂志，那里你也可以常同他见面”。在课堂上，“他不是背讲义，更不是读讲义”，而是难能可贵地“把服务司法界所得的经验每随讲书而灌输给同学”。在1945年年底，中国、美国、英国等11个战胜国代表组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时年44岁的吴学义教授，被选聘担任了代表中华民国政府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察官顾问。

五

在18岁那年，金克木先生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过短期的职员。在北京大学90周年华诞前夕，他回顾道：

那不到一年的时间，却是我学得最多的一段。书库中的书和来借书的人，以及馆中工作的各位同事，都成为我的老师。经过我手的索书条我都注意，还书时只要来得及，我总要抽空翻阅一下没见过的书，想知道我能不能看懂……这样，借书条成为索引，借书人和书库中人成为导师，我便白天在借书台和书库之间生活，晚上再仔细读读借回去的书。

我的好奇心是在上小学时养出来的，是小学的老师和环境给我塑成的。这一时期，不论进不进学校，是谁也跳越不过去的，而且定型以后是再也难改的。大学教师，无论是怎样高明的“灵魂工程师”，也只能就原有的加以增删，无法进行根本改造。大学只是楼的高层而不是底层。中学、小学的底子不好，后来再补就来不及了。教育是不可逆转的。我们不能不顾基础，只修“大屋顶”。若是中文、外文、古文、初等数学、思维方式、艺术情趣、体育、人品的底子，在幼年和少年时期没打好，只怕大学和研究院是修建在真正的“沙滩”上……

1923年9月28日，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校开学，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师范大学的诞生。一个甲子以后，钱学森先生在一部有关“思维科学”的论著中说：“20年代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有个特别优良的学习环境……学生临考是不作准备的，从不因为明天要考什么而加班背诵课本。大家都重在理解，不在记忆。”

在1984年春接受一次访谈时，他进一步回忆说：

我是1923年至1929年在北师大附中学习的，离现在已经50多年。当年我们在附中上学，都感到民族、国家的存亡问题压在心头，老师们、同学们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在这样的气氛下，我们努力学习，为了振兴中华……现在的父母对教育孩子很费劲，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像现在这样受罪。

放了学在学校里玩，天不黑不回家。不怕考试，不突击考试，没有考不上大学的。班里最好的学生考80分就行了。不死抠课本，提倡多看“课外书”。附中的选修课很多，学生的知识面很广，每天午饭后，在教室里交谈各种科学知识……学生的求知欲很强，把学习当成一种享受而不是一种困难。师生关系密切，息息相通，对学生诱导而不是强迫。对我的知识和人生观起了很大作用。

正如“阅读要从娃娃抓起”一般，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校园阅读，都应该从“入学新生”这个关键群体逐步抓起来。“学习型家庭”是“书香社会”的文教细胞，但长期以来，家庭“亲子阅读”及“家长导读”的基本缺位，各省、市、区、县及乡镇儿童图书馆（阅览室）建设的普遍缺失，再加上学校内专职岗位性的“读书指导教师”及社会志愿者型的“阅读推广人”的严重稀缺，导致大量孩子在上小学之前缺乏读书情意，入学以后仍然缺少阅读素养的提升。

北京市中国书店的马建农先生指出，“对于‘文革’后期读小学、中学的孩子来说，能够阅读的文学作品颇为有限”，“特殊的政治时代，让人们的阅读生活陷入了一个扭曲的时代，阅读的图书贫乏，也让很多人丧失了读书的机会。这对于那个时代的正在成长的孩子来说，无疑是一场悲剧”。他披露，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后，“让很多年轻人重新拿起书来，补习文化知识。当时很多图书业由此逐渐地开始热了起来”：

由于“文革”的影响，学者、作家大多纷纷“靠边站”，出版社的编辑队伍也严重不足，无论是图书的创作，还是编辑、出版能力极为有限。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出版局只好要求有关出版社对“文革”前出版的图书进行审读、修订，并决定在最短的时间内，重印35种中外文学名著……（1978年的“五一节”）北京的新华书店、中国书店及外文书店的门市部争购图书的读者，涌向各个门店。人们那种争购图书的狂潮，让很多人记忆犹新。

1984年北京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为海淀区各个学校编写了一套初中、高中各个学科的“辅导与练习”，这套图书最初由四川重庆的出版社出版，在秋季开学时就印行了300万套。这套读物被视为最早出版教辅读物的开端……自此以后，初中、高中使用教辅读物越来越突出，教辅甚至发展成为一种图书出版专有名词被广泛地使用，虽然一直颇受非议，褒贬不一，但教辅图书伴随着高考、中考走过了二十余年的历史，一直持续到今天。

随着时政和时局的强力裹挟，大学的学风也不断发生着变化。

大抵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基础学业阶段愈演愈烈，似已积重难返的“应试升学型教育”，又让那些有幸通过“高考独木桥”进入大学本、专科的学生，视勤苦攻读、博览群书为畏途，丧失了自主求知的主观能动性。甚至不乏在心理上厌倦书本者，在行动上逃离主动学习者。至于广泛探求知识兴趣，从中发现自己的学业爱好，努力打造学问专长的理性自觉，则呈进行性弱化之势。读书求知、知行合一的优良学风，颇见荒废。

来新夏教授曾经十分遗憾地写道：

我在南开大学担任图书馆馆长多年，对现代很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和大学生读不读书的现象，是深有体会的。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就任馆长时，每当图书馆开馆时，人们便会蜂拥而至，甚至有一次将图书馆的大门玻璃挤碎了。后来管理人员把这事讲给我听，我说：“挤破了好，挤破了，证明大家要破门而入，表明了大家如饥似渴地想来读书啊！”后来图书馆条件越来越优雅，设施越来越先进，借阅的手段越来越现代化，但走进阅览室的人却越来越少，最后少到了屈指可数的地步，而经常来读书的人，又总是那几位“老主顾”。高等学府读书状况达到如此地步，令我感到万分诧异。

这个问题的严峻性，当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足够的干预，因此每况愈下，愈演愈烈。至于21世纪初，即有学人披露说，包括云南大学在内的当代一些大学，已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才加工厂”。他指出：

教育的目的应该是人性的充分实现或人格的健全发展，大学应该是引导年轻心灵追求智性、激情和创造力的土壤。而这片土壤已变得干涩了，它越来越缺乏人文情怀与思维的乐趣……如果有人读了一本教师没有指定的书，马上有人不解，那会“有用”吗？对于这些人来说，背英语单词比看托尔斯泰有价值得多。读书的目的和理由，仍是它可能带来什么外部奖赏。

“读好书，读书好，好读书”，是冰心女士当年为《儿童时代》杂志所写的题词，寄托了老一辈作家对于儿童阅读的殷切期待。各级各类学校，作为一个学生成人、成长、成才的重要场所，是全民阅读可持续发展的枢纽环节，是推动“书香中国”，走向“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重要平台。

如今反思起来，具有基础文教工程意义的儿童图书馆（阅览室）的社会布局，“学习型父母”及读书指导教师、阅读推广人队伍的公益性培训，以至“阅读文化学”的学科建设及分级、分众、分地、分类、分校、分民族等阅读推广的效能评估等，都需要中央政府及早进行“高层制度设计”，从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的战略高度加以重视，并给予公共财政经费的持久投入，才能收到放水养鱼、鱼肥苗壮的“持续链效应”。

六

学校教师对学生阅读的引导，往往是从推荐书目或导读书目着手的。早在清光绪元年（1875），时任四川学政的张之洞为了回答尊经书院学子提出的“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的问题，就曾编撰《书目答问》一书，“以告初学”。

为引领大学内外高涨的读书风气，1979年创刊的以评介并引导人们阅读中外文、史、哲图书的《书林》杂志，编辑了一部《大学文科书目概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初版就印行了10万册。该刊编辑说明该书出版的背景道：

书中介绍大学文科十个课目的必读书和参考书千余种，部分内容曾在《书林》杂志上连载，现应广大读者要求，经修订后汇编成集。自《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办法》颁布之后，广大青年的自学热情高涨。然而，书海茫茫，一些有志于自学文科的青年，并不十分了解全日制大学文科各专业需要阅读哪些书籍，这给学习带来了困难。本书的出版，就是为了帮助他们解决这方面的困难。

本书作者基本上是教学经验丰富的大学教师，所选书目符合大学文科教学大纲要求，注重知识性、系统性和稳定性，内容简介也颇为简要……对于大学文科教师的教学工作和大学生选择应读的文科书籍，也是很有用的参考读物。

该书目涉及哲学、文学、语言学、历史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图书馆学10个学科，并附录有《辞海》等10余种常用中文工具书简介。

无独有偶。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季羡林先生也主编了一部专科性的书目——《中外文学书目答问》（乔默、江溶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据介绍：

本书是一部指导青年文学爱好者、大中学生阅读古今中外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著作的普及性导读书目。共推荐古今中外文学和文论名著265种。中国文学部分包括古典文学106种、现当代文学作品35种、文艺理论著作25种。外国文学部分，包括西方文学作品53种、东方文学作品20种、俄苏文学作品27种。其中中国古典文学部分，以1949年后编选出版的注释本为主，外国文学部分，只收录有中文译本者，且不收当代作品。被荐各书都写有较长的导读文字，除一般性评介外，着重在提示和指点阅读要点、难点，列举阅读法，有较好的导读作用。

据萧东发教授回忆：“1987年建立导读室，我兼职当了顾问，并给同学们开‘怎样利用图书馆’‘怎样查工具书’‘怎样写论文’三个讲座。”而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导读室工作的齐宝惠馆员主编了一部《大学生导读手册：必读书目》，由北大图书馆导读室于1988年10月编印问世后，供校内外赠阅之用。据悉，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齐馆员曾在国内10余个省区市的100余所大学，就高校图书馆导读工作进行讲学和考察。全书正文内容共有738页，分为“理论性导读”和“文科各专业课程的参考书目”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理论性导读”，主要阐述了大学生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知识结构，在大学四年时间怎样通过阅读、实践来搭建自己合理的知识结构，也介绍了选择图书和阅读书籍的方法，以及怎样充分利用图书馆。认为这些理论性导读“所涉及内容既不包括在大学入学教育中，也未能体现在课堂教学中，本书或可弥补目前大学教育过程中的不足，以完善大学教育的全过程”。由此可见，利用图书馆在自修中成才，在阅读中成长，是大学整个过程的重要环节。

第二部分“文科各专业课程的参考书目”，收录了北京大学文科类1544门课程的5600种图书（每一条目，均附有北大图书馆索书号），以系别为分类，组成了19个书目。这些书目，以北大的教学计划、课程设置为依据，先介绍专业“培养目标”，再罗列专业“课程简目”，最后依次编排每门专业课程的参考书目。编写方法是，参照图书馆教学参考书工作小组从各系、各专业、各门课程历届任课教师搜集而来的教学参考书目，在此基础上加以删减、增补、整合。因是可以拓展专业课程教学内容的“必读书目”，它对于目标受众来说，具有非常强的针对性和导读价值。

在20世纪90年代初立项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大学信息用户研究”系列报告之《大学生与图书馆》一文中，马佩欣、罗志勇指出：“高校图书馆在大学生的成长与进步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已是图书馆界的共识”，“在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中，除了课程学习，图书馆便成为他们活动的主要场所”，“在大学生的信息环境中，高校图书馆处于核心地位，也应该成为大学生最主要的信息来源。它的作用和地位，优于书店书摊、广播、电视、情报机构等。建设好高校图书馆对改善校园信息环境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但高校图书馆需要加强对大学生情报意识和文献检索能力的培养，主动加强专业馆员对大学生的咨询服务和辅导活动，“帮助大学生更好地利用图书馆”。

他们通过对当时北京大学4个年级共计328名学生的调查信息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大学生利用图书馆，有一种跨年级界限而存在的等级差异”，这说明：“图书馆应根据大学生利用图书馆这种跨年级界限而存在的等级差异，将大学生分为不同层次的读者，根据不同层次的服务对象实行区别对待的原则，保证充分利用不同类型的文献资料，不断提高图书馆的服务水平和读者的科研能力以及知识水准。区别不同层次的读者，也是对图书馆评估工作的重要标准之一。高层次读者越多，说明图书馆服务质量、科研能力及管理水平越高，从中可看出图书馆整体水平的高低，也是衡量一个学校的教学与科研水平的重要标志，应引起图书馆领导和校领导的重视，促进图书馆事业的不断发展。”

对于莘莘学子的学业成长，有识之士们从来都保持着热切的关注。1993年11月，出版家、经济学家高希均先生，鉴于“人民小康，但是社会大贫；教育普及，但是读书风气低落”的台湾社会现实，提出了“新读书主义”的理念。

他注意到，在现实中，“读书”的动机蕴涵着浓厚的功利色彩，“在今天升学主义与考试主义主宰一个人早年的命运时，读书、考试、就业，就变成了痛苦的三级跳。当‘读书’沦落到如此的工具化与世俗化时，怎么还可能有‘读书乐’？从幼稚园到大学，在20年的读书压力下，谁会不厌恶读书？这正是今天台湾读书风气低落的一个根本原因”。他发现，进入社会工作以后，再用功的学生也会立刻发现，在本学科专业知识方面，“书到用时方恨少”；在其他相关知识方面，是“书到用时更恨狭”，其原因就在于“一般大学生对本科以外的知识，从科学到人文，从艺术到宗教，都几乎是‘功能性的文盲’”，我们的大学教育最欠缺“通识教育”了。因此，他指出：

“新读书主义”所要提倡的，不是消极地从“苦”读书中得到的“新”乐趣，而是全面改变对读书的心态。不论自己已经就业或者还在求学，首先必须下定决心告诉自己：不再为应付考试而读书；不再为应付就业而读书。减少了读书的强迫性，就增加了读书的宽广性。

“新读书主义”者所追求的，就是透过全方位的读书，使自己，使家人，使同事，使朋友，成为一个全方位的读书人。这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对自己，也是对自己关怀的人的新要求。

读书是无法由他人代劳的。读书是要自己投入的。一旦养成了读书的习惯，就能自己体会到“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的哲理。

爱读书的人，一定读过不少专业以外的闲书，一定读过不少看来没有实用价值的书……让“新读书主义”者，来共同提倡，也更要身体力行：自己再忙也要读书；收入再少也要买书；住处再挤也要藏书；交情再浅也要送书。

我们也要告诉社会各界：最庸俗的人是不读书的人；最吝啬的人是不买书的人；最可怜的人是与书无缘的人。

在高等院校工作的师长们，对于大学生校园阅读问题自然也是倍加关注。1994年2月，齐宝惠女士在《导读工作概论》（周金林编著，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的序言中认为，所谓“导读”，也即“辅导阅读”之意，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为大学生的成长服务，指导大学生读者如何学习，如何构建科学合理的智能结构；二是为教学服务，辅导大学生读者如何进行阅读活动”。

1995年夏，时任武汉大学教务处副处长的彭宇文先生编撰了《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百部名著导读》（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他在《制定大学生阅读推荐书目的几点体会》一文中指出，“为大学生制定‘必读书目’是许多高校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一项重要措施”，武汉大学在制定书目的过程中，广泛参考了兄弟院校的有关书目及该校原已开列的部分专业阅读书目，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书目初稿，然后又通过多种形式征求修改意见，经五易其稿后发布了该书目的“试行稿”。鉴于在本科四年中，要求读完数十甚至上百种书并不符合客观实际，因而将“必读书目”改称为“推荐书目”，意为推荐给学生从中选读一部分，而不要求全部阅读。在具体的书目遴选中，注意到了所选书籍的文化性、思想性、经典性、权威性、典型性、代表性、通用性、适用性、可读性因素，并设想采取一些具体的导读举措，以及获得学分等办法，促成良好的经典书籍阅读氛围。

1995年10月，苏州大学推出了大学生必读书目，据《光明日报》报道，该校规定，自1995级新生开始，在学四年间，在完成专业课目的学习之外，还必须完成总量为80本的“必读书”，为此，该校还编印发放了《苏州大学学生必读书导读手册》。九年后，又修订了“苏州大学关于建立学生必读书制度的实施意见”。据顾烨青《苏州大学必读书制度实施十年之回顾与思考》一文披露，有20余所高校前往苏大学习借鉴苏大的做法。

如徐州工程学院图书馆组织专门人员前往苏州大学图书馆调研后，于2008年4月，正式建立了该学院的“大学生必读书制度”，推荐了99种必读书并于次年春正式实行了“大学生必读书”的考试制度。据该馆李明真、王真的文章反映，之所以要实行“大学生必读书制度”，一方面是遵循原国家教育委员会在1995年7月发布的有关文件精神，另一方面，也是基于“大学生阅读的功利性越来越强和‘浅阅读’的盛行，营造‘书香校园’任重道远”的现实，而在实际运行七八年之后的自我评估中，他们认为：“我校必读书制度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尚存诸多不足，我们将通过资源库建设、题库建设、推广宣传等多方面、全方位的手段，推动我校必读书制度建设更上一个台阶。”

2015年，在时任南京大学校长陈骏院士的倡议下，南京大学研拟并实施了“悦读经典计划”，将大学生的阅读能力、阅读习惯培养作为“通识教育”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具体措施为设置本科生悦读通识必选学分（2学分），其中包含经典研读、导读和悦读三个学习模块，覆盖本科一至四年级、课内到课外。加强第一课堂、第二课堂联动，课程形式由小规模的研读课程和读书会逐步拓展至大规模的经典悦读慕课学习，结合全校范围内的各类读书活动，并融入名师指导与朋辈互助机制，从而构建立体化的经典阅读体系，使广大学子通过接触经典、深入研究经典、广泛交流经典逐步培养“悦读”经典的习惯并终身受益。

七

从口耳相传的人类蒙昧时代，到教书习字的文教启蒙时代，从“读无字书”进入“读有字书”，继而形成“读无字书+读有字书”的基本学习模式，人类的阅读行为，始终随着人类生存、生活、生产的新需求，而不断地被赋予新的文化教育使命。尽管就人类的信息传播和知识传承方式而言，已从由笔、墨、竹、木为基本工具的文书时代，进入如今以屏、键、光、电为特征的数字化网络时代，但学习的内涵和阅读的本质并没有任何改变。

所谓“学习”，是指人类通过听讲、阅读等知识接受途径，结合求学者个体的理解、思考和感悟，再借助急用先学、边学边用、学用结合之类的方法去学以致用，以获取生存经验、生活技能、生产知识为主要目的的行为。其本质是“求知”和“明理”，既求未知、新知和真知，更求文理、学理和真理，以形成自己的常识体系、知识结构、学识水平，进而造就自己的见识，锤炼自己的胆识，提升认知水平。也就是说，无论是开卷观书，还是启屏求知，通过不间断的阅读和终身化的学习，以汲取书本内外的信息、知识乃至智慧，为人生的战略服务，正是一个现代人的基本生存方式和生活内容。

“全民阅读”是中央政府持续倡导和推动的社会文教基础性工程，需要多方联动协作，形成合力，来共同夯实“书香中国”的民间根基。我认为，全民阅读工作既要全面深入，又要重点拓展，更需要重视具体阅读推广活动的务实有效和逐时创新。因此，急需构建“学习型家庭”“书香校园”和“图书馆阅读推广”这种“三位一体”的全民阅读推广机制，以便组合性地发挥出全民阅读全方位、多层面的文教功能和精神文明功用。

南方科技大学图书馆从事读者服务与阅读推广的陈欣馆员通过文献搜集编辑了《大学生导读主题著述一览表（1988—2017年）》，从中可获得如下信息：

其中由武汉大学图书馆馆长兼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副主任王新才教授领衔主编的《大学图书馆阅读推广》，及南京邮电大学图书馆馆长兼中国图书馆学会图书评论与阅读推广专业委员会主任钱军研究馆员领衔主编的《书香满园：校园阅读推广》，两书共计50余万字。据南京工业大学图书馆馆员魏俊婕评介，两书编者的不约而同之处，是均对校园阅读推广工作中的“人文情怀”给予了足够的关注；遗憾之处，是两书编者均回避了“校园阅读推广经费”这一至关重要的现实性问题。

魏馆员在书评文章中，还结合其所在的南京工业大学图书馆多年从事大学生阅读推广活动的业务实践，列举了推进“书香校园”建设工作需要抓住的6个方面重点：第一，需要学校高层的“顶层设计”，为校园阅读推广提供“政策保障”；第二，需要精心编制设计一份“好书书单”，为校园阅读推广提供“内容支持”；第三，需要校图书馆在业务馆员中用心选好“阅读推广人”，为校园阅读推广提供“质量保证”；第四，需有学生的“读书会”组织，成为校园阅读推广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五，需有类型丰富的阅读活动，为构建“书香校园”增添活力；第六，需有严谨科学的评价体系，为校园阅读推广提供“进步导向”。

总之，院校图书馆应该以当仁不让、义不容辞的精神，在全民阅读的时代背景下，担当起校园阅读推广的重任。

作为2016年被批准立项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高等院校校园阅读氛围危机干预研究”的主持人，我对于当下的校园阅读推广工作有以下三点建议：

第一，要以“分众学说”等为学理依据，切实分析各级各类学校自己的办学特色和学生的基本特点，及早转变以往模仿而来的公共图书馆全民阅读推广活动的样式，要结合不同学校、不同年级各自的特质，来创意策划、创新发展更具针对性的“分校（分级）式校园阅读推广”活动。

第二，要借助“分时阅读”“分地阅读”及“分类读物”推广的方式，努力结合“新生入学季”“校友校庆季”及“人生规划季”等时间节点，举办主题鲜明的优良适配读物的推广活动。让好书佳作、名著经典所内涵的知识芬芳，能够最大效能地沐浴大学生们的身心，伴随其既成长又成才的宝贵学业生涯。

第三，要在“教师专业读物指导”和“学生素质型自主阅读”的基础上，努力开创院校图书馆“专业馆员导航式阅读”的业务新格局。高校图书馆应及早恢复“导读室”，或新创建立“校园阅读推广部”，选用馆内乃至校内外得力人才，使之发展成为促进校园阅读与学风建设的新部门。因为业务有必要，读者有需要。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举办的一次馆庆征文活动中，我们读到了如下真挚的文字：

我们不能不感谢那些书海中的导航员，图书花园中的园丁——那些可敬可亲的馆员，是他们为一批又一批的读者参谋引路，是他们为我们提供了如此整洁安静的环境。常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许多读者，特别是初敲科学大门的年轻人，面对卷帙浩繁、五花八门的图书报刊……因而不知所措，无从着手；不识道路，迷失方向；不问（青红）皂白，狼吞虎咽。是他们，热情地为我们咨询指路。

一个图书馆，没有第一流的书不行，没有第一流的馆员也不行。没有好的馆员，图书馆的价值往往是潜在的；有了好的馆员，它才能泽被更多的学子，发出更多的光热。

没有孜孜以求的好学精神，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不可能在学术上取得任何成就。从“五四”到今天，北大出类拔萃的学者，无不经历了勤奋、严谨之路。勤奋、严谨的学风，与利用图书资料又是分不开的……北大的勤奋学风的表现之一，是每天从早到晚，有数千人在校图书馆、系资料室，如饥似渴地阅读和查找资料，专心致志地进行研究工作。

正如“阅读要从家庭中的娃娃抓起”，校园阅读推广，也应从每年度秋季入学的新同学抓起。而人文素质和科学素养教育，则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展望目前在校的大学生，大多在十年左右将为人父母，肩负起教儿育女的家庭重任。因此，当今大学生们假如不能依靠在读院校图书馆的丰富文献资源，把自己从“应试教育”土壤长成的考生，及时转型为有文化素质和人文素养的读书人的话，在未来又如何能够胜任教养儿女的天职呢？

由此可见，大学阶段还是培养未来年代“学习型家长”的关键时期。而一个由众多“学习型馆员”组成的“学习型图书馆”，则应该成为这一群体的“知识保姆”。

“我爱我的老师，我爱我的书籍……”（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校友《母校之歌》）作为现代“知识天堂”——图书馆的文献守护人和知识传播者，“学习型馆员”应具有强烈的职业忧患意识，既要多一份“人生唯有读书好，最是书香能致远”的人文自信，又要多一份从“学习型馆员”到“阅读推广人”的身份认同，本着慈悲、博爱、公益之心劝学导读，积极推介好书名著、佳作经典，在以“读书要从娃娃抓起”的“学习型家庭”建设方面，在以“读书求知，知行合一”为学风内涵的“书香校园”创建方面，为“促进全民阅读，建设学习型社会”的社会文教愿景，夯实最为广泛和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

徐雁

（作者系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