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画像

议论日本，这就是日本论。有所偏重，就叫作日本人论，或者日本文化论。社会结构、精神构造等，可谈论的事项有很多，我侧重于文化，侧重于人，亦即国民性。我们也经常谈论我们自己，大至国家，小至柴米油盐。例如辜鸿铭，台湾的柏杨。当然，写中国文化论，写中国人，最深刻的，是鲁迅先生。他刻画、塑造的阿Q，到现在还活在我们身边，甚至就活在我们自己的心里。鲁迅先生的时代有个叫胡汉民的，孙中山说过，他和胡汉民论事，十之八九争持不过，这个胡汉民在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说：“批评一国家的政治得失易，了解一民族特性难。政治有许多明显的迹象，就是它因果联络关系也容易探求而得其比较。至于一个民族的本真，纵的是历史，横的是社会，如戴季陶先生所说的，既要有充分研究古籍的力量，还要切实钻到它社会里面去，用过细体察的工夫。”我没有“研究古籍的力量”，也不曾下过“过细体察的工夫”，只是介绍一下现成的日本论。

比鲁迅小十岁的戴季陶（一八九一～一九四九）曾留学日本，给孙中山当过秘书，宫崎滔天说“他的日本话要比我们说得还好”。这个戴季陶说：“把日本这一个题目从历史的研究上，把它的哲学、文学、宗教、政治、风俗，以及构成这种种东西的动力材料，用我的思索评判的能力，在中国人的面前，清清楚楚的解剖开来，再一丝不乱的装置起来。”这就是日本论，以及研究日本的方法论，那就是不仅要分析，还要综合。如胡汉民所言，“不止能说明日本的一切现象，而且能剖解到日本所以构成一切的动力因素”；既“做了日本人的律师，同时又做了他的审判官”。

说好说坏，一般都是有比较的，有意无意地进行比较。我们今天夸日本也好，骂日本也好，大都有个参照物，那就是我们的中国。常有人说日本干净，这就是拿自己所处的环境做比较得出的印象。有时候，问题也可能出在参照物上。例如侨居日本多年的中国人写日本，有意无意地跟中国比较，不过，他知道的中国往往是过去时的。我有时也谈到日本的宗教，可实际上，我在中国老家从小到大，几乎没见过寺庙，而新中国成立前、改革后中国的香火也旺盛，都不是我十分了解的。美国人写了一本《丑陋的美国人》，受其启发，大概在一九七〇年代，日本人也写了一本《丑陋的日本人》。柏杨在一九八〇年代写《丑陋的中国人》。说来任何民族、任何文化、任何人都有丑陋的一面。一般来说，后写书的人，往往意识着前面的书，甚至抱有一种比你更丑陋的潜意识。你写一本“丑陋的”，我也写一本“丑陋的”，也不免让人有一种感觉，后写的那本书比先写的那本书所揭露的更丑陋。竞相揭丑，不是坏事，但比较哪个更丑陋，就不大好了。要像鲁迅先生那样，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自己。

日本人喜爱日本论，简直是活在日本论当中。不仅喜爱自画像，而且喜爱别人给他们画的像，无论画得美，画得丑。不仅多事之秋大谈日本论，盛世也大谈日本论。这倒像《菊与刀》那本书（美国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说的，他们很在意别人的眼光。这是日本的历史给日本人造成的民族心理，甚至是心理压力。古代文化是从中国拿来的，近代以后的文化是从欧美拿来的，那么，日本文化是什么？日本人是什么？所以，他们汲汲于辨认自己，确立自己，自立于民族之林。江户时代创立国学是为此，明治维新立神道为国教是为此，战败后种种言行，如当今总理大臣安倍晋三的所谓正常国家，也都是为此。总的来说，日本人在文化上不大有底气。大概这世界上最有文化底气的是中国人，他们去哪里都能弄出个中华街、中国城，形成四海之内，在里面悠然过自己的日子。日本人看别人怎么说自己，なるほど，原来自己这样与众不同，这个德行就是日本人，就是日本文化。跟别人不一样，独具特性，不管它好坏，都可以自满、自豪。我也写写小文章，也是帮他们辨认日本文化。不过，日本人是什么？这简直是一个天问，问来问去，好像日本人还是不知道自己是什么。

日本出版了多少日本论、日本人论、日本文化论？当过文化厅长官的文化人类学家青木保一九九〇年出版了一本《日本文化论变貌》，据他估计，一九四五年战败以来，不到半个世纪，出版了两千多种。如今又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恐怕新出版的也有上千种。日本论有肯定日本的，也有否定日本的，好像是势均力敌。肯定的题目如《过去现在都不得了呀日本人！》《让世界号啕大哭的日本人》《日本为什么在世界上最有人气》《无私的日本人》《日本为什么被亚洲国家喜爱》，等等。否定的题目如《日本人为什么不知道日本》《劣化的日本人》《日本人为什么不成熟》《躲避风险的日本人》《统治者一直欺骗日本人的真实》《为什么日本人不学习》，等等。

有个叫小谷野敦的评论家有点另类，认为：不存在日本文化的本质什么的，过去的日本文化论净给日本文化附加些莫名其妙的意义。所以，日本文化论是造假。

还有一个叫内田树的，有很多头衔，哲学研究者、思想家、伦理学者、武术高手、翻译家，好像给自己画了一个花脸，他也评论村上春树，属于村粉型，前几年写了一本《日本边境论》走俏，据加藤嘉一说，中国的大学就是用这本《日本边境论》和《菊与刀》理解现代日本人。怪不得中国人看日本总有点不大靠谱。这个内田认为：“日本文化只是以‘何谓日本文化’这一无穷追问的形式存在，并没有原点或祖型。”

我们也爱看中国论，现在也总有人在论。但好像日本人更爱看外国人如何议论自己，特别是欧美人的评头品足，大概除了麦克阿瑟说日本人跟德国人比，才十二岁，惹恼了日本人，不给他立牌坊，一般都怡然接受，特别是关于日本神话的说法。我们似乎不大喜欢外人说三道四，尤其讨厌被日本人指指点点。大多数日本论不是学问，充其量属于评论，而且是面向大众的，是大众的知识性消费品，例如《丑陋的日本人》。它曾畅销一时，罗列些具体现象，好像给日本人画了一幅漫画。

回顾一下以往具有代表性的日本论、日本人论、日本文化论。

日本论，基本是比较论。日本最初有意识的比较，应该是撰写《日本书纪》的时候，这部史书是写给中国人看的，读者对象也就是比较对象。传说的圣德太子给隋炀帝写了一纸国书，抬头写的是“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这就没比较好，要跟隋炀帝平起平坐，话说得太大了，自找没趣。那时候可没有平等、互利之类的外交原则。十二世纪前半成书的《今昔物语集》收集了很多故事，分作天竺（印度）、震旦（中国）和本朝（日本）三部分，日本人心中就三国，日本占天下的三分之一。

江户时代，日本闭关锁国，除了和中国，后来和荷兰有一些交往之外，跟外国几乎没什么联系、交流，所以也无从比较。美国黑船敲开了日本国门，这才睁眼看世界。福泽谕吉到横滨一看，荷兰语没用，赶紧把兰学丢到一边，学英语。后来他也出国考察，写了《西洋概况》，还有人写《西洋旅游记》。把外国的东西、外国的情况介绍到日本来，不就是因为日本比不过人家么？那时候比较的结论是日本落后而野蛮，于是搞文明开化。

明治过了二十年，日本打了两场战争，一场是甲午战争，把大清打了个落花流水，也打醒了中华民族。另一场战争是日俄战争，战胜了俄国。打败大清，得到了割地赔款，发了一大笔大财，日本从此富起来。但日俄战争，一分钱没捞到，老百姓认为这场战争白打了，什么没捞到，大为不满，发生了一场动乱。这个时期日本人的民族意识真正觉醒，日本论盛行。办杂志叫“日本人”，办报纸叫“日本”，有四种日本论广为人知：志贺重昂的《日本风景论》（一八九四年）、内村鉴三的《日本人代表》（一八九四年）、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一八九九年）、冈仓天心的《茶书》（一九〇六年）。前两种是在日本人心中树立日本的概念与形象，后两种用英语写作，日本人向欧美人介绍日本，想让他们认识日本，让他们知道日本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甲午战争打败了中国，和中国比较的日本论，和朝鲜比较的日本论也多了起来。日本要走出中国文化的阴影，所以比较时基本倾向是贬低中国文化，制造自己的文化。长自家的志气，灭他人威风，不免自吹自擂。

《日本风景论》主要是论述日本的风景，不仅比中国好，还可以与欧美比肩。内容芜杂，从文化论到登山技术，因为登山也是刚刚从国外引进日本的。

《日本人代表》写了五个日本人的生平事迹，西乡隆盛、上杉鹰山、二宫尊德、中江藤树、日莲上人，是给中学生水平看的励志书。

《茶书》，书名起得很明白，是关于茶的书，但好像我们一些人把它当作茶道的书来读。例如其中写“茶的流派”，不是写表千家、里千家之类的茶道流派，而是介绍茶这种植物作为饮料的传播。

这些书是日本的经典，但对于中国的一般读者来说，不值得一读，不必把过时的东西也塞进自己的脑袋里。

最有名的是《武士道》。跟西方的骑士道比较，要树立日本一种精神道德。告诉西方人，你们有骑士道，我们也有武士道，让欧美人认识一个能与他们并驾的日本。武士道作为道德体系，内容基本上是儒教的，义、勇、仁、礼之类，讲武士的生活和修养。新渡户稻造写这本书，并没有把武士道视为最高层次，他认为还要继续努力，要无限地接近基督教，因为他本身是一名基督教教徒。他的终极目标不是武士道，而是走进基督教。其实，我们也有这类面向欧美的著述，例如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可惜我们自己不当回事。

到了明治朝末年，我们也耳熟能详的作家夏目漱石等开始反思文明开化，认为明治维新不是自发的改革，而是受外界的压力，从外而内，把自己的文化都当作垃圾抛弃了。他那一代人对明治维新大加批判。好像我们中国人为了浇自己的块垒，自清末以来一直把明治维新的价值估计过高。

新渡户稻造说：“武士社会不存在了，但是武士精神留存。”他面向对日本一无所知的欧美读者，用武士道展现并确立日本的独特性。所用资料是自己脑袋里装的那点儿现成资料，甚至关于切腹的例子都是从欧美人的著作引用的。有人认为，新渡户不了解日本，并没有真正写出日本的精神。出口转内销，衣锦还乡，大概这也是日本人追捧的原因之一。有些美意识是在生活衰退或消亡之后，作为对往事的回想，被纯粹化，升华或结晶而成的。至于我们对武士道的印象，可能除了这本书，更多的来自小说、影视，是被美化了的东西，特别是人情。

说到武士道，常提及另一本书《叶隐》，这是一本古书，江户时代佐贺藩武士谈话录，别人给他记录下来的。藩是诸侯国，“藩”这个叫法是明治维新以后才有的，江户时代并没有。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武士要发现死，活着的时候，就要想好怎么死。

《叶隐》在日本江户时代是一本禁书，在当地佐贺藩是被禁止的，其他地方更不知道这本书。他讲的并不是武士的规范，更不是“武士道”的教科书。最初付梓刊行是打赢了日俄战争，整个日本处于好战的狂热中。刊行者把书呈现给乃木希典，几年后，乃木希典和妻子为明治天皇殉死，或许他是第一个受这本书影响的人。大正年间出版《叶隐》，偏巧总理大臣大隈重信是佐贺人，为之作序。

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的一九三七年，军部、军政府用《叶隐》向青少年鼓吹为国捐躯精神，把它捧了起来。书中有一句名言，“武士道就是发现死”，也就是找死，支撑特攻队（敢死队）慷慨捐躯。战败后，《叶隐》这本书和武士道都遭到了批判，被丢进了故纸堆。

一九六七年三岛由纪夫出版《叶隐入门》，说“它是提倡自由的书”。由于三岛由纪夫的名气，《叶隐》这才咸鱼翻身，跟着他走向世界。《叶隐》写的是武士家庭出身的生活经历和感受，《武士道》那本书也没太把它当参考。

据说“武士道就是发现死”这句话是三岛由纪夫的座右铭。三岛心里很清楚，号召自卫队员起义是扯淡，只是在死前表演一番罢了。不过，他的死被日本以及世界当作了武士道的样板。

昭和年代初期，一九三〇年代，又出了几本日本文化论，有名的是九鬼周造的《“粹”的构造》（一九三〇年）、和辻哲郎的《风土》（一九三五年）。“粹”这个字的来源是义气，发音也是义气。京都那一带写作“粹”，东京人写成“义气”。作者没有用汉字，用的是假名，我主张翻译成“粹”，因为“义气”会引起中国人的误解。现在日本有一种“江户热”，似乎江户时代什么都好，人多么粹。所谓粹，比如北京一个看大门的老大爷，满嘴的京腔，那种派头就是老北京的“粹”。日本的“粹”起初是艺伎的作派，若换成现在，就是女孩子起名字流行的“凛”。此书所说的“粹”的意思不是后来引申的，与其说是日本论，不如说是恋爱论。一般认为，此书用西方的哲学手法分析“粹”这种非常日本的感觉、价值，抽出其构造。实际上读过它的人不多，好像题目使它成了经典。

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战后第一本日本文化论，是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在美国是一九四六年出版，日本一九四八年翻译出版。可以说，给日本人的震惊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本日本论，真的是空前绝后，特殊的历史条件也使后来很难有人再超过它对日本的影响。《菊与刀》的菊常被想象为皇家的标志，其实书中说的是人工侍弄菊花，制作菊花盆景，是一种人工美。常说日本人热爱自然，实际上他们不大主张改造自然，但很爱修理自然，日本庭园是一个典型。我国养菊花也同样加工，用铁丝把菊花造型。一方面为培养菊花用尽绝招，另一方面崇拜刀，把最高荣誉归于武士，所以菊与刀是一幅画的两个部分，以养菊的爱美对比以刀为荣的尚武。这就构成两面性，二重性。一方面彬彬有礼，另一方面妄自尊大；一方面因循守旧，另一方面顺应新事物。

《菊与刀》把日本文化加以类型化，所谓耻文化，而且跟欧美类型的罪文化相对。战败后日本被美军（盟军）占领，没有一亿玉碎，但人人都灰头土脸，度日维艰，此书把日本文化在类型上与西方文化对等，使日本人为之一振。对于日本历史来说，这才是此书的最大贡献，远远胜过了圣德太子要跟隋炀帝平起平坐的“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

作者对日本人的性格有很多发现，例如日本人避免竞争，害怕竞争失败所带来的耻辱，这样的现象在现在可以看到。又认为日本真正强在失败之后换一个方向倾注努力。日本人确实有个特点，也就是转向。比如战败投降了，麦克阿瑟走下飞机，他很担心日本人打游击，到处抗议，结果日本人几乎一点儿没反抗。当然也有人说崇拜天皇，天皇投降，大家就投降。当时企图顽抗到底的，就是那些自以为最忠于天皇的军人。实际上，日本人并不那么听天皇的话。例如当今的总理大臣安倍晋三，带头喊天皇万岁，但天皇不参拜靖国神社，他却去参拜。我认为，日本与中国有三大差别，一是地理的岛国与大陆，二是历史的万世一系与改朝换代，三是单一民族与多民族。当然，日本其实并不是单一民族，但形成了这种文化意识与心理定式。中国经常被入主中原，抵抗就会出民族英雄，很讲究气节，所以电视剧也特别爱抓叛徒，除之而后快。日本人不大有气节的观念，不大把转向当回事。我们的影视剧演日本鬼子，动不动切腹自杀，这是夸张了日本人的坚强。他们害怕当俘虏，是被军队洗了脑。如果都那么坚强，八路军中的那些日本兵都哪儿来的。前些日子看过一个NHK播映的那种档案片，美军（盟军）分析日本兵俘虏的特性，例如他们被教育，活捉之前自杀，但没有教育他们万一被活捉了之后的做法，结果一旦当俘虏就不知怎么办了。再是优待他们，他们被“义理”感动就痛痛快快地转向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有一个出版社的社长，在车上听了天皇的投降诏书（其实叫投降诏书不准确，那是天皇对国民发出的诏书，并没有说我们“败北”了，而是说“收拾时局”，发动战争、结束战争由天皇操纵自如），一边痛哭流涕，一边想应该出一本“学英语手册”。匆匆忙忙找了两个人编写，只有几十页，美国占领日本不到三个月就上市，立刻畅销，印了三百多万册。当时日本物资匮乏，纸张限量供应，如果有纸的话，可能日本人手一册。

所谓耻，就是说，对于日本人来说，可怕的不是上帝，不是宗教的戒律，而是世人的眼光，是人言可畏。所以，尽可能抑制自发的行动，自我防御，以免蒙羞，丢面子。不是以正确与否决定自己的行动，而是取决于别人怎么看。罪在自己心中，是绝对的，而耻则要以与他人的关系性为前提。

认识日本及其人以及文化，好些中国人至今犹看重美国人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著作《菊与刀》。它确是经典，但毕竟过去五六十年，出版时当今首相安倍晋三还没出生呢。从《菊与刀》这个书名，没读过的人也可以从中文汉字的相对，想当然地大谈日本人的二重性，或者两面性。关于日本人的两面性，唐人早已指出过，例如包佶写诗送阿倍仲麻吕（晁衡）回国，说“野情偏得礼，木性本含真”。还很“野”的时候就跨越地学会了中国的“礼”，而那种“木性”现今也常被在日本给他们打工的中国人笑话。

《菊与刀》问世十年前，周作人写道：“近几年来我心中老是怀着一个大的疑情，即是关于日本民族的矛盾现象的，至今还不能得到解答。日本人最爱美，这在文学艺术以及衣食住行的形式上都可看出，不知道为什么在对中国的行动显得那么不怕丑。日本人又是很巧的，工艺美术都可作证，行动上却又那么拙，日本人喜洁净，到处澡堂为别国所无，但行动上又是那么脏，有时候卑劣得叫人恶心，这真是天下的大奇事，差不多可以说是奇迹。”

本尼迪克特用文化人类学解开周作人的疑情：这奇事的根由在于欧美文化是良心大大地好的“罪文化”，而日本人总得有人盯着指着才知“耻”。但是，一九二八年戴季陶出版《日本论》，分析得更为透彻。他写道：“日本封建时代所谓‘町人根性’，一方面是阴柔，而一方面是残酷，以政治上的弱者而争生活上的优胜，当然会产生这样的性格。现在日本的实业家里面除了明治时代受过新教育的人而外，那些八十岁级的老人里面，我们试把一个武士出身的涩泽，和町人出身的大仓，比较研究起来，一个是诚信的君子，一个是狡猾的市侩，一个高尚，一个卑陋，一个讲修养，一个讲势利，这种极不同的性格，就可以明明白白地看出武士、町人的差别了。”从社会阶级看透日本人的两面性。近代以来大和民族的两面性是武士与町人（商人工匠等市井之人，所以我译作“市人”）的合体，“现代日本上流阶级、中流阶级的气质，完全是在‘町人根性’的骨子上面，穿了一件‘武士道’的外套”。诚信、高尚的品格是德川幕府用儒家思想对武士进行改造的结果。清除武士的“武”，那种从激情燃烧的岁月带过来的野蛮的杀伐之气，修养成“士”，以充当领导阶级。明治天皇复辟后接连兴战，鼓吹武士道，我们知道的武士形象就一副野相了。

《菊与刀》作者没到过日本，著作中令人目不暇接的事例好些是得自俘虏或文学作品。戴季陶在日本前后生活过八年，更作为孙中山的翻译、秘书接触过很多日本要人。有日本学者认为戴季陶《日本论》具有体系性，足以比肩《菊与刀》，某些地方更凌驾其上。

《菊与刀》给我们的知识是一些碎片，相当于现在的段子，恐怕这也是它的吸引人之处。以前，诸位还没有出生呢，中国有个大庆石油，他们的精神当中有“领导在和领导不在一个样”，领导看着他，他就好好干，领导的眼光不在了，他就不好好干，这不就是耻感文化吗？典型的两面派。但好像日本的两面派是文化的，而中国的两面派更在于道德。西方人研究日本时，往往看不清哪儿是日本的，哪儿是中国的，他们说的日本文化常常是东方文化，汉字文化圈文化，所谓日本的独特性是对于西方文化而言，在我们看来就未必独特。把《菊与刀》那本书里的“日本”二字全改成“中国”，现在有电脑，这事很容易办到，说不定读起来更为通畅。最应该对此书做一番研究、批评，并借以比较日本、中国、西方的，恰恰应该是中国学者。周作人说过：“西洋人看东洋总是有点浪漫的，他们的诋毁与赞叹都不甚可靠，这仿佛是对于一种热带植物的失望与满意，没有什么清白的理解，有名如小泉八云也还不免有点如此。”又说：“中国与日本并不是什么同种同文，但是因为文化交通的缘故，思想到底容易了解些，文字也容易学些，（虽然我又觉得日本文中夹着汉字是使中国人不能深彻地了解日本的一个障害，）所以我们要研究日本便比西洋人便利得多。”

这话说得非常对。譬如鲁迅说：“优良而非国货的时候，中国禁用，日本仿造，这是两国截然不同的地方。”又说：“我怀念日本。那些日本人有种打破砂锅问（璺）到底的气质。我是羡慕日本人这一点的。中国人没有这种气质。不管什么，总是用怎么都可以来对付过去。不改掉这‘怎么都可以’，是无论如何不能革新中国的。”这种东方之内的民族性差异不是西方人看得出来的。从清末黄遵宪到民国戴季陶、周作人，他们对日本的看法是非常高明的，遗憾的是我们自己不当回事。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在这一点上，我们跟日本人一样。

周作人说到小泉八云，他是一百多前的人物，生于希腊，作为美国出版社的通讯员来日本，毁约当了英语教师。娶日本女人为妻，叫小泉八云。在东京大学教过书，后来接替他的是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夏目漱石。他认为神道是日本早已有之的，神道是日本文化的根底。但实际上，神道是明治政府炮制的东西，拿它来立国。明治维新前开始设计建构神道，明治维新时那些志士尊王攘夷，神道被当作理论基础，精神支柱。明治维新后，新政府把神道立为国教，尊崇天皇，这时候神道才在日本文化里基本站住脚。政府反复下令，毁寺灭佛，让和尚还俗，尼姑嫁人，树立神道的权威。但年头也不是很多，终于战败了，战败之后寺庙开始恢复，佛教也恢复。所以，说神道是日本文化的根底，没什么道理。以往在日本占统治地位的是佛教、儒教。日本人有神道之心，不过是一百来年的事，根底非常浅。所以，元旦参拜，家附近有神社就拜神，有寺庙就礼佛，圣诞节也过得热热闹闹。小泉八云的日本论很大程度上是他的文学创作，他的日本梦，对于认识真实的日本是一个障碍。他在晚年也有所反省，认为自己对日本把好话说过头。

《菊与刀》写的是战前及战争期间的日本人。五十年后，一九九九年又有美国人写了一本日本论，道尔的《拥抱失败》，副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二〇〇一年岩波书店翻译出版，二〇〇四年又出版增补版。时当泡沫经济崩溃后，经济长期不景气，虽然是一本学术书，却大畅其销。此书主要写日本战败之初的苦难历程，从上到下如何接受民主主义。民主不是日本人自己争取的，而是在美国占领下被民主，美国大兵硬把民主塞给他。如今日本人民主了，但实质是民主主义下的臣民。当我们看日本人觉得莫名其妙的时候，就可以试用这个判断来解析。也可以说，这种臣民是麦克阿瑟的占领政策造成的。读书也要与时俱进，对于我们来说，《拥抱失败》更具有现实意义，比《菊与刀》更值得一读。

中根千枝的《纵社会的人际关系》出版于一九六七年，印数多达百万册。我们中国人读来，立刻就会想到，中国社会不也自古就是纵的社会吗？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恐怕哪个社会都具有纵结构，非日本特殊。这本书在日本基本没有什么人读了，只当作日本文化论的文献束之高阁。

前几年日本又出版一本《日本边境论》，卖得不错。此书是一本普及读物。中国如今也有了这种现象，有些人专门卖嘴皮子，卖通俗，把别人的学问拿来通俗化，讲给大众听。当然有普及的意义在里面，功不可没。边境之类的说法并不是作者的发明，是从丸山真男、梅棹忠夫那里贩来的，活学活用，举一些生动活泼的事例加以阐释，使这个观点普及化，乃至常识化。

这本书用“边境”两个字作为关键词，讲说日本人常抱有某种文化劣等感。中国文化是中心，是一种文明的中心，日本远离中国，处于中华文明的边缘，觉得自己离得远，不免有一种文化的劣等感。有这种劣等感，一开始就比文明的中心，以及和文明的中心比较近的民族晚起步。起步晚了，参加游戏晚了，游戏规则都已经定好了，自己不得不遵守、依从游戏规则。其实，这个逻辑就是日本搞侵略的一个借口。

日本人过去处于中华文明的边缘，可以说，现在处于美国文化的边缘。边境这个说法能表现日本文化的特征，但不具有独特性，别的地方也存在带有这种特征的文化。处于某一文明边境的文化，“既有自尊心，但其反面，也带有某种文化劣等感”，在世界上到处可见，甚而是一些地方纠纷的根源，算不上日本文化独具的特征。

一个民族的文化论，首先要找出本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点、特色，但人性是普遍的，所以找出衣帽的不同很容易，辨认国民性的不同就不容易了。日本人最爱说日本独特，因为独特，所以外国人无法理解。与人不同，他们为此而沾沾自喜。若是理解了，就好像不独特了，很叫他们有失落感。日本人强调独特性，而这种独特性，往往是东方的独特性，汉字文化圈的独特性，是跟西方文化对比而显现的，所以当他强调自己独特性的时候，中国人或者朝鲜人往往不以为然。有一个欧美人写了一本《日本独特性的神话》，说日本人自以为独特的，外国也有。独特论也就是特殊论，失败时是一种辩解，胜利时是一种得意与傲视。

二〇一五年联合国的人权问题专家调查了日本，公开说日本中学、高中的女生百分之十三搞援助交际。所谓援助交际，是卖淫的隐晦而时髦的说法。日本政府抗议。专家以及媒体往往为了赚眼球而夸大其词，好像我国关于大学生的这类负面报道也比较多。

对于日本人，尤其是日本女性，我们中国人有一个莫须有的印象，那就是色，几乎没有贞操观念。戴季陶在他的《日本论》就谈到过这个问题，积生活日本三十年之经验，深知他的看法极为高明。他说：

许多中国人以为日本女子的贞操观念淡薄得很，以为日本社会中的男女关系差不多是乱交一样。这一个观察完全错误，大约这是中国留学生的环境和他们的行为很足以令他们生出这样的错觉来。日本人的贞操观念的确和中国人有很大的不同的地方，然而决不像中国留学生所说的。第一日本人对于处女的贞操观念绝不如中国那样残酷。第二日本孀妇的贞操，固然也主张的，然而社会的习惯绝不如中国那样残酷，至于有逼死女儿去请旌表的荒谬事件。第三日本人对于妓女，同情的心理多过轻蔑的心理。讨妓女作正妻的事是很普通的，尤其是维新志士的夫人几于无人不是来自青楼，这也可以证明日本社会对于妓女并不比中国社会的残酷。第四日本的妇人的贞操，在我所晓得的，的确是非常严重，而且一般妇人的贞操观念非常深刻，并不是中国留学生所想象的那样荒淫的社会。一般来说，我觉得日本的社会风纪，比之中国的苏州、上海，只有良好决没有腐败。而他们的贞操观念，不是建筑在古代礼教上，而是建筑在现代人情上，也较中国自由妥当得多。

我刚才说我在日本生活三十年，这里就有一个陷阱，好像去一趟日本就了解日本，住得越久越了解，那倒也未必。中国人其实很封闭，封闭在所谓中华文化中，中国人到了哪里，哪里就会出现中华街、中国城，他们在其中继续过中国日子。他们看当地的外国未必真切，想法未必正确，而且中国人向来好议论，顺口胡说，说来说去，说得他自己都信了。如今有网络之便，谁都可以上来说，对日本的误解更是满天飞。

不过，我觉得这种印象很大程度上也是日本人自己造成的。漫画，影视剧，把日本画成那样，演成那样。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在我国也非常有人气，媒体年年炒作他能不能得诺贝尔文学奖，已经十连败。日本有评论家认为，诺奖不奖励村上，是因为他写的小说是通俗的色情小说。他的色情有特色，那就是作品里净是美人，或者净是适合主人公口味的女人，立马就上床。女人完全彻底为男人进行性服务，而男主人公们从来不考虑女方拒绝上床的可能性。大概“文革”之后在中国上映的日本电影《追捕》让中国人第一次领教了日本女人的这种“献身精神”。从日本小说来看，似乎近世（也就是江户时代）描写恋爱，一般是女人迷恋男人而痛苦，到了近代学习俄国小说，才一变为男人痛苦地迷恋女人。村上以谈性为能事，他的畅销表明日本人不以谈性为耻。好些中国人走出国门，这下子自由了，变得很放肆，做梦当一把村上小说的主人公。

关于色情，日本有法律规制。我们在国内看见的觉得很色情的东西，可能在日本未超出法律许可的范围。法律之下人人平等，看色情并不是一种特权。除了法律，还有道德约束。能够把一个在日本是不登大雅之堂的AV女优苍井空捧为苍老师的中国人远远比日本人色得多，色得没有底线。一些人偷看的AV网站，可能是日本人办的，但不是在日本办的，而是在北美。AV女优纷纷来中国发展，堂而皇之地登台，可以说中国早已超过日本，“脱亚入欧”了。日本的漫画有18禁，就是不能给未满十八岁的人看。不过，法律也有趣，日本女性十六岁就可以结婚，可不可以看黄色漫画呢？有一个电视剧叫《深夜食堂》，听说中国年轻人爱看。本来是漫画，中国有出版社引进，给脱衣舞女郎穿上了比基尼。那么，日本漫画家为什么会同意？这不是人权问题吗？我猜想，这是因为他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及法规。我没看过漫画，只看过电视剧，是深夜节目。之所以深夜播放，就有点少年不宜的意思。而且，漫画本来是刊登在读者是那些上岁数男人的漫画杂志上。那个店叫“深夜食堂”，开在红灯区一带，从深夜营业到早晨，是为在红灯区做事的人开的。不消说，故事那么多的店不可能存在，那不是日本的日常。小说也好，漫画也好，日本人的绝活就是色情加人情。

有个漫画家叫丸尾末广，在日本没什么名气，好像被我国很当回事地介绍过，但日本一般的书店买不到他的漫画，因为太色情，太血腥。他的动画片拿到欧洲参加电影节，回到日本海关就被没收了。

中国人看得津津有味，却感叹日本人色情，或许是羡慕吧。好像戴季陶的说法不过时，日本的社会风纪，比之现在的中国，也只有良好。而且有的人感叹世风日下，拿出的挽救办法竟然是封建礼教，恐怕终究不会奏效的。

关于日本民族性，或者国民性，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观察、分析与判断，虽然大多数不过是随便说说罢了。例如有人说，“因为出海时间漫长，日本男性文化常显露出压抑的欲望；由于船体的狭小，又表现出无可回避的暴力性”。这就牵扯到日本是农耕民族还是海洋民族的问题。日本人的祖先是大陆渡来人和弥生人的后裔，大陆人基本是农耕民族，而弥生人也延续了绳纹时代的稻作文化。虽然日本史学者网野善彦主张日本的“百姓”不只是农民，还有海民。就好比我国说重农轻商，这个农不只是种地的农民，还含有沿海以打鱼为生的渔民，也就是海民。更有人把冲绳加进日本古代历史中说事，以增重海民之说。但是从思想、制度以及经济来说，日本是农耕社会，海民及其经济不占主导地位。到了遣唐使时代，日本的航海技术也不算发达，海民只能在近海活动。所以，江户时代他们也不是到远海捕鲸。而且，像美国小说《白鲸》（赫尔曼·麦尔维尔著）所描写的（这本小说写出了美国人的国民性，足以借鉴今天的美国人），鲸鱼把欧美人引到了日本近海（沿岸与远海之间），以至于美国开来炮舰，敲开了日本国门。所以，说出海时间长，船舱小，养成了日本民族性格，不过是一个想当然。

文化论的倾向与时代有关。日本战败后，丸山真男的《日本的思想》、川岛武宜的《日本人的法意识》，这些日本论是否定性的，对日本文化不好的一面加以批判、反省。但到了一九七〇年代，日本跃进为经济大国，不可一世，要拂去对欧美的劣等意识、战败国意识，出现一大批自卖自夸的日本论，民族主义大行其道。自我赞美的日本文化论有一个代表，那就是梅原猛。他参与创办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并担任第一任所长。他的学说被称作“梅原日本学”。

日本文化论，我觉得有两个问题：一是总把自己跟西方文化比较，只拿西方文化作为参照系数。这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骨子里对中国文化的刻意脱离，无形中也形成一种蔑视。把盆景、算盘都算作它的，拿去跟西方比较。比如土居健郎的《“甘”的构造》，这个“甘”是撒娇、依赖人、讨人喜欢，作者认为这是日本人独有的心理和思维。韩国人立刻驳斥，说朝鲜也有这种说法，并非只日语里有。作者谦虚地接受，立脚点就崩溃了，虽然如今也算是名著。

再是论的往往是东京文化。日本文化也不是铁板一块，也是五里不同风。常有人说日本买东西不能砍价，旅行团去日本，事先告诉你不准砍价，其实日本商店是很会顺应的，为中国人，也会让你砍价，当然他都算计好了。一般来说，关东不砍价，关西是可以砍价的，比如被我们称作色情大师的小说家渡边淳一，他带着女秘书在大阪的商店买衣服，觉得有点贵，女秘书是当地人，说我替你砍价。店家不同意，她就转了一圈又去砍，就砍下来了。

西方人对日本不大瞧得起。说日本的经济发展是一个神话，这说法本身就含有本来没把它看在眼里的意思。麦克阿瑟说过：“德国人如果有四十多岁的话，日本人才十二岁。”不管他怎么辩解，说自己说的是民主成熟度云云，却惹恼了日本人。本来想给他颁奖，立碑，一怒之下什么都不给了。日本能创造奇迹，靠的是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和地利都是美国给它的，美国人打仗，用得着它，把它扶植起来。甚至可以说，是美国人制造了一个神话。和“四小龙”相比，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相比，日本算不上神话。泡沫经济崩溃以来，虽然人和的条件依然有，但天时与地利相对不具备了，它就一直萧条着。

我们中国人观察、议论日本大致有三个阶段：清末黄遵宪及其以前的，民国年间的，大陆一九八〇年代以来的。实际上，在大陆与日本关系正常化以前，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还有台湾人一直在写日本。例如，李嘉，他读过东京帝国大学，抗战时期活跃重庆文艺圈，自一九四七年任驻日记者，知识渊博，阅历丰富，一九七〇年给报纸写日本专栏，涉笔方方面面。一九八〇年代去日本的大陆人写日本几乎没超出他写过的范围，学识与见识似乎大不如，更不要说笔力了。又如钱歌川，他是五四运动第二年去日本求学，丰子恺比他晚一年，抗战胜利后出任驻日代表团（也就是驻日大使馆）主任秘书，我们从他的笔下能看见战败之初的日本。还有司马桑敦，东京大学硕士，驻日特派员，从一九五四年到一九六四年给报纸写通讯，差不多两百万字，结集为《扶桑漫步》。我们还能从他的笔下看见一九六六年“问题的东京，东京的问题”。一九六六年东京有二百四十万吨垃圾，其中只有百分之二十用现代化焚烧炉处理，其余都运去填海。东京湾上的“梦岛”就是垃圾填出来的，住在东京湾边上的人家盛夏不敢开窗户。一九六五、一九六六两年苍蝇成灾，当局出动飞机进行火攻，才把蝇群镇压了下去。卓别林到日本拍片，会见记者第一句便说，东京太臭了，是他所到大城市中最臭的。一九六六年我们开始搞“文化大革命”，日本开始解决东京问题。现在中国人蜂拥去日本购物游玩，对日本的干净赞不绝口，这也是发展的结果，日本人并非天生就干净。看日本也必须历史地看。很多人惊异东京街头找不到垃圾箱，其实，我一九八〇年代末到日本，感觉是日本垃圾箱真多，最有意思的就是看人从垃圾箱里捡报纸、漫画，拿车上看，然后再丢进垃圾箱，循环利用。一九九六年发生了奥姆真理教放毒事件以后，尤其车站内，把垃圾箱都撤掉了，后来恢复了一些。不久前在东京站的厕所里还看见站长启事，说大家抱怨垃圾箱太少，正在研究增设云云。可见，垃圾箱少并不是常态。日本人看球赛后捡垃圾，感动了世界，但前些日子万圣节过后，涩谷那里满街垃圾，好在又有人捡。看事情要历史地看，全面地看，写好的方面以自勉，但不要拿来恶心自家。跟江青同乡，毕业于广岛文理科大学，当过驻日外交官的作家、翻译家崔万秋一九六〇年代也写过《东京见闻记》。

一直有一个说法，说中国人不了解日本，对日本的研究远远不如日本对中国的研究。这个说法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伪命题。

其实，这种说法也是古已有之。清末黄遵宪写道：“中国士夫闻见狭陋，于外事向不措意。今既闻之矣，既见之矣，犹复缘饰古义，足己自封，且疑且信，逮穷年累月，深稽博考，然后乃晓然于是非得失之宜，长短取舍之要。余滋愧矣。”就是说，古代中国人不屑于认知日本。胡汉民为戴季陶的《日本论》作序，写道：“地理是接近的，文字是一半相同的，风俗习惯是相去不远的，留日学生较之留欧学生数量要多十几倍，而对于日本也一样的没有什么人能做有价值的批评的书。”戴季陶作《日本论》，说到“中国人研究日本问题的必要”，也指出“这十万留学生，他们对于‘日本’这个题目有怎么样的研究，除了三十年前黄公度先生著了一部日本国志而外，我没有看见有什么专论日本的书籍”。但是，我认为，陈寿的《三国志》给日本人记录了历史开篇，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日本论、日本人论、日本文化论。从黄遵宪以降，尤其是戴季陶、周作人，对日本加以考察、研究，逐渐有了深刻的认识，形成了中国的日本论。他们的日本论卖不过《菊与刀》，中国人不“细细读过”，甚至“爱不释手”（胡汉民语），就不会真正认识日本。戴季陶也提示了研究方法。他本来几年前写过一篇《日本论》，但“觉得主观过重，好像有心说人家的坏话，人家有些好处也说成坏处了”，而改作这部十多万字的《日本论》，则是“平心静气的研究，决没有从前偏执成见的毛病”。

古代中国人不关心日本，只觉得那是个很远的地方，在大海之中，但颇有好感，想象成仙境，所以，当今中国游客对日本的赞不绝口也是古人之心。至少两千多年中华文明一直比日本发达，日本人渡海到中国取经，学习中国文化，而中国不需要学习日本文化，这是正常的历史现象。鸦片战争后，特别是甲午战争，中国人也睁开眼睛看日本了，例如黄遵宪。清末以后中国人清醒地认识到日本学习西方才强大了，所以去日本留学，大都想通过它学习西方，这正是舍末求本，直奔主题，没什么不对的。至于不如人家日本学得好，那是另一个问题。

日本人研究中国多如牛毛，这正是它甩不掉中国文化阴影或包袱的一个证明。而且，他们主要是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化，因为它自己的文化源头在那里，若不研究，日本文化就无从谈起。从日本政府跟中国打交道来看，日本对中国的研究也并不高明。

有人说日本研究中国非常透，连哪里有个小煤矿都知道得一清二楚。说这话的人大概忘记了，日本这么研究中国是为了侵略，占有、搜刮中国的物质，而中国从来没打算侵略日本，当然没想到那么深入地研究人家的家底。

我们中国人自有中国人做事做学问的弱点、短处。

譬如，中国论日本缺少西方似的长篇大论，往往是随笔，甚至一两句诗。而且偏重文化，文化渊源，而不大关注政治经济。近代以来亚洲学西方的论述方式，虽然彻底被洗脑，但论述政治或经济至今仍然是西方人的强项。例如，有些人对自己民族的手艺知之不多，或许从来不关注，却一知半解地大赞日本的匠人精神。大概世界上第一个为日本工匠点赞的是我们北宋的欧阳修，他有诗：其先徐福诈秦民，采药淹留丱童老，百工五种与之居，至今器玩皆精巧。

又比如，全世界都认为日本人善于模仿，这是我国清末黄遵宪早就指出的，说“日本最善仿造，形似而用便，艺精而价廉。西人论商务者，咸妒其能，畏其攘夺云”。写诗说他们“不过依样画葫芦”，但“镂金刻木总能工”，关键则在于“颇费三年刻楮功”。这几句诗，在西方人的笔下就可以洋洋洒洒写出一大本书。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和表达方式是诗歌的，随笔的，只有论点，没有论据。

日本的一些优点，譬如拿来主义，善于学习，也是中国帮它养成的。处于原始时代，旁边就有了一个那么发达的文化，自然会不由自主地伸手拿来。养成了习惯，后来看见西方有更好的东西，也什么都拿来。社会一旦形成了某种体制，就未必还那么宽容，因为拿来主义对于社会的稳定也可能是一个破坏。日本战国时代织田信长组建洋枪队，长筱战役用三千杆洋枪击溃武田胜赖的强悍骑兵，德川家康也率军参战，但江户时代二百余年基本未发展洋枪洋炮。

中国落后了，那么，甚至是出于动物的本能，也会去模仿，如今中国人把世界“山寨”得叫苦不迭，丝毫不亚于日本当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