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明照先生遺留手稿整理雜記

二〇〇三年十二月六日，四川大學終身教授、被學界公推為“龍學泰斗”的楊明照先生駕鶴西行，屈指算來，已經過去十六個年頭了。

今年，四川大學擬搜集整理先生各類學術著作，以《楊明照文集》形式，紀念先生誕辰一百一十週年。我們受命整理他的各類遺留手稿及未發表的著作，以盡力增補《文集》的少許空白。

時日不再，我們也年近耄耋，面對多個紙箱的各類手跡，很難有個明確的思路，衹能盡微薄之力，全力配合學院，完成這一工作。

下面，是我們在整理中的許多雜亂思緒，簡要地給大家彙報。

一、整理手稿的指導思想

楊明照先生一生教書育人，著作等身，尤其以在古典文獻學方面的貢獻，被人尊稱為“蜀學”的最後一位大家，給學界留下了一大批極具學術價值的文獻資料。

他留下的大量著作與文稿，急需搶救性發掘、整理、歸類、保存。

這些資料包括以下幾個部分。

第一，公開發表的著作：

《文心雕龍校注》、《文心雕龍校注拾遺》、《增訂文心雕龍校注》、《文心雕龍校注拾遺補正》。

《抱朴子外篇校箋》上、下冊。

《學不已齋雜著》一冊。

《劉子校注》及《增訂劉子校注未完成手稿》二冊。

第二，公開發表的講話、單篇論文、序言、評論、回憶、自傳、履歷等部分文字。

第三，留底的大量課堂講義。

第四，公開發表的隨筆、題詞（也有未發表的，如《辭源舉正》）。

第五，各類書信及信件底稿（主要是與出版社的聯繫、給家人的信稿）。

第六，科研申請書底稿，博士、碩士考研命題及博士、碩士論文評語。

第七，其他雜件，如“楊明照獎學金”設立函、給黨委的辭職信、評審教授著作評語，等等。

以上各類合在一起，便是先生的學術人生、基本學術思想。可是這幾百萬字的文獻，讀來十分費勁，有時也難於抓住要點。因此我們特寫出此“整理雜記”，以幫助大家較快地、較深入地去理解認識這位學界前輩。

楊先生的學術思想，總起來可以用兩句話來概括：咬文嚼字、尋根究底；涉獵廣博、博古通今。學術人生則可濃縮為：嚴於律己、寬以待人。

大量的古籍，因傳承千年以上時間，多經轉抄及刻印，可能出現的殘、缺、漏、錯，讓當代讀者讀起來不明就裏。如《文心雕龍》中許多錯字與漏字，就是先生用畢生精力去解決的。正因如此，學者們把他的《文心雕龍校注》視為“研究《文心》的百科全書”，具有極大的學術價值，對於後學們進一步研究這部“體大慮周”的巨著，從中去理解中華歷史上的文學評論水準，是有一定幫助的。

又如，他所涉獵的古籍範圍，從《漢魏六朝文學》、《呂氏春秋校證》、《莊子校證》、《劉子校注》、《九鼎考略》、《五霸考》、《漢書顏注發覆》、《太史公書稱史記考》、《史通通譯釋補》等著作可見一斑。研究得最深入，成果也最大的，公推為《文心雕龍》、《抱朴子外篇》和《劉子》。其中，留下的最大遺憾是《文選》的研究尚未來得及成文發表（僅存一部早期的研究文稿）。

從這些已經發表的文章來看，他不僅對相關的古典文獻極為熟悉，並且能在研讀過程中去發現問題，找出不合理的部分並盡力進行校勘，這是一種什麼思維狀態？用當代最流行的話說，就是“以己之長，糾人之短，以利後人”。而這種學術思維都是建立在其博大精深的古典文獻學、校勘學基礎之上的。

讀書人讀書，是天經地義的正事，幾乎所有人讀書都是抱著到書中去尋求知識充實自己的目的。特別是專業書籍，學問的發展史，書中的公式、推論、分析、原理和結論，都是手捧書籍所希望得到的知識。這應該就是“開卷有益”的共識。

《南史·劉穆之傳》：“邕性嗜食瘡痂，以為味似鰒魚。”其後“嗜痂之癖”成為成語，專指人的特殊嗜好。老人之校理典籍，便如他自己所言，“具嗜痂之癖”。他在讀書中除對內容要做深刻的理解外，對許多古籍都有背誦的癖好（如《文心雕龍》原文），並常常“移花接木”，將甲書中的論述用於乙書中的注解，這就一定要具有特別的記憶能力。哪本書，哪個版本，作者是誰，哪個朝代，等等，常人極感頭痛的書外知識，都必須一一牢記，否則再去找就很困難了。（正因為如此，老人才留下了大量的讀書筆記和許多的典籍摘抄手跡。）另一個特點是背誦，如老人的發蒙讀物《龍文鞭影》，本是明代神童蕭良有所撰，書內的兩千多個典故都用四字一句寫成，讀起來朗朗上口，容易背誦。什麼“重華大孝、武穆精忠、堯眉八彩、舜目重瞳”；什麼“太宗懷鷂、桓典乘驄、嘉賓賦雪、聖祖吟虹”；什麼“王倫使虜、魏絳和戎、恂留河內、何守關中”……它以一東、二冬、三江、四支、五微、六魚、七虞、八齊、九佳、十灰等等按韻分類，確實是孩童的啟蒙讀物。

老人幾歲讀過、背過這部書，竟然在他七十至八十歲寫自傳時尚能隨口背來（他在以後的學業中對這兩千多個典故大多是知道詳情的，可見兒時讀書多麼重要）。近來，電視上出了個小神童王恒屹，四歲多竟能認得三千多漢字和背得三百多首古詩詞，而且能知道詩詞中的部分含義。如李白《月下獨酌》中的“對影成三人”，他知道第三人是月亮。可見兒童的啟蒙教育是多麼重要。老人真的要感恩出生於這個儒醫世家，有如此嚴格的父親，指引他走上了熟悉古籍並為之校勘之路。

說到此我們十分感慨：這麼好的中國文化讀物，當今的學生、學者、文化界名人、市民們，有幾個讀過、記過？還可以隨口背出的，可能更是要用顯微鏡去發現了！為什麼？為什麼？筆者真的好想知道答案！可能只用“時代發展，信息量爆炸”去解釋，是不能說服人的！

老人點校古籍的“嗜痂之癖”一直沿襲到晚年，而且，學風端正嚴格。直至二〇〇一年，他在《增訂劉子校注》中，仍將多條須補充的內容增加到新書之中。遺憾的是“時不假我”，先生因病而未完成全書！

二、為什麼遺留物整理工作一推再推？

二〇〇三年十二月老爸走後我們忙於辦喪事，直到十二月十日在成都北郊火葬場火化。其間關於墓地的選擇、安葬的儀式等等十分繁亂的事一直壓在心頭。最不幸的是老媽在老爸走後的第六天在家摔斷了右股骨頸。當時她已九十三歲，全身狀況較差，治療方案的選擇就是頭等大事。於是跑醫院、找專家、朋友會診、照X片等等工作持續到二〇〇四年春節，這才決定用“保守療法”讓其能緩慢地自主恢復。老媽的傷後照料主要由我倆負責。生活照料、心理護理、醫療護理等等一系列的雜事，讓我們沒有時間和精力去想如何整理老爸的遺留物。

二〇〇七年十月老媽過世，我倆在護理的近四年中所透支的健康問題一併地爆發出來，二〇〇八年—二〇〇九年一年之間，我們就在多家醫院住院治療。好不容易剛剛略為平靜，又正遇華西口腔醫院新大樓落成，有意特召極少有成就的學生回校工作。於是二〇〇九年四月，恩平在經過華西的嚴格甄別後，回到口腔醫院“名老專家門診”工作（當時，這個政策衹有兩名學生“達標”。因此不願放棄！需要說明的是：華西口腔醫學院特聘客座教授回校工作是十分嚴格謹慎的。就我所知，當年返聘兩名“老學生”回校工作一事，是空前絕後的），直到二〇一三年因衛生部下文，不能成立“名老專家門診”而被終止。

直到二〇一三年，我們才重提整理遺物之事，遇到的困難不勝枚舉。突出的是：資料太多、太亂、太雜，且學術性太強，加之我們對古典文獻學的陌生，很長一段時間，完全不知從何下手。

二〇一四年發生了一個突發事件：楊珣因腰傷住華西四院治療，歷經一月。同時學校住建科通知，要我們清退老人的舊居，我們才意識到在有生之年必須將老人的遺留物歸類、清理，否則既對不起老人一生的默默耕耘，也對不起老人保存下來的各類資料，對學界將是無可挽回的損失。於是我們才進入“搶救性”的整理工作。

可是這些資料作何處置？怎麼取捨？出於能力和學識的有限，實在讓人無所適從。

這段時間，整理工作因楊珣的腰傷和恩平的“慢阻肺”和髖關節病變，進展很慢，常常是有心而無力，直到二〇一六年方才理出個頭緒：給老人寫個“人物介紹”式的冊子，從學術以外的“人品”、“性格”、“求精”、“事業心”等方面以及介紹過世後的各種際遇，這樣來推出“先生其人”這個主題。

二〇一六年四月，我們在寫作中遇到許多問題都難於解決，決定給四川大學文新學院彙報。誰知竟然一拍即合：當年，是四川大學建校一百二十週年，學院正有出專集，以推出老專家、學者治學特色之意。於是寫回憶録的工作從“私下”變為“公辦”，不僅學院答應此書在川大出版社出版，還由曹順慶院長特派一名在讀博士生協助工作，曹院長親自為此書寫序。

正是由於學院的大力支持，這本六十萬字的《弢翁外傳》終於在一百二十週年校慶的前一天問世。先生的為人、求學、治學與嚴謹的科研精神等等終見天日、廣示天下了。

可是因為老人留下的東西太多、太雜、太無頭緒，有許多都無法載入此書，如何保存更是個難題。於是我們做了下面三件事：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將整理中找到的先生的本科畢業論文《補編》手稿捐贈給鎮江市圖書館“中國文心雕龍資料中心”，此事得到學院的大力支持，舉辦了小型的捐贈儀式。本科畢業論文原件，老人已於一九九七年捐給了鎮江，故方有我們的續捐之事。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一日，經與大足中學聯繫後，我們已將“學不已齋”的陳設、書籍等一併捐給了大足中學。

二〇一八年八月，接學院通知，要我們和學校博物館（校史館）聯繫。我們已多次找到這裏的負責老師，提出了捐贈珍貴資料並設立“楊明照專室”的方案。

另外兩件“意外”事，也應該說明。二〇一八年五月初，突然接到老人家鄉——重慶市大足區拾萬鎮何書記等基層幹部的來訪，內容為家鄉要為老人搞一個主題宣傳，以突出家鄉的人文底蘊。我們立即表態：盡力給予支持！

二〇一九年元月十七日，拾萬鎮幹部拜訪曹院長後來家說了下面三件事：

一是為老人一百一十週年誕辰舉行國際學術研討會；

二是學院將為老人出《全集》；

三是將在老人的出生地大足拾萬鎮建“龍學書院”以勵後人。

從以上的拉雜敘述中可以看出：老人遺留資料的整理已刻不容緩。這才有了《文集》中的若干“秘密”曝光之事。

三、整理中的若干感悟

（一）多與少，大與小

不管是誰，找東西可能都是先注視最顯眼的，我們也一樣。楊明照先生的大部頭手稿從上世紀三十年代到本世紀初，持續了七十年。其中最有價值的《文心雕龍校注》的手稿已自行捐予鎮江，留下的便是總計二十冊的《抱朴子外篇校箋》定稿手稿，和在寫作過程中的九冊補充手稿（一九四〇、一九四一年），三大厚本《抱朴子內篇校釋補正》。前者是鋼筆謄清稿，後者是毛筆書寫，均十分工整。《劉子校注》的手稿也是從上世紀三十年代至二〇〇一年。還有一本厚厚的《詹鍈<文心雕龍義證>發覆》（一百零九頁）是一九九七年完成的。另外，大量的“講義”散佈在小冊子、筆記本和裝訂本中，我們均一一收集、歸類。它們的進一步整理與取捨要請古典文獻學的專家們去處理了。再說“小”吧。寫字檯的抽屜裏分別裝有各種各樣的“紙飛飛”，而且這些單頁的小紙片還夾在一些書稿、雜誌、信封中。許多寶貝，如他在紙煙盒上寫的《辭源舉正》的隨筆，如他給第九次古代文論年會寫的賀信稿，如他向學校黨委提出的辭去系主任職務的報告，如他棄之不用的幾首詩……全是單張的紙片，稍一大意便可能遺失。於是我們對這些散亂的紙片作了數次反覆的清理與閱讀，稍有價值的都保存了下來。

（二）工整與潦草

老人留下的資料中，最有價值的“潦草”字出現在他於一九五八年出版的第一部《文心雕龍校注》中。（因為這本書的主體是他一九三九年燕大的碩士畢業論文，一九五八年出版後他花大精力繼續校注，一有發現便在相應部分批注，故成了現在的“亂”象！）書中幾乎每一頁都用紅筆寫下大量批注而且十分潦草，可見他自己對資料之熟悉和對增加內容的自信。第二部《校注拾遺》出版於一九八二年，中間經歷了“文革”的變故，他卻從未停手，他自己說“第二部校注拾遺與第一部相比內容增加了五分之二，都是那段時期搞出來的”。也可見，這些字跡潦草是有特殊原因的。其他不是很有價值的東西（如資料摘抄、講義草稿等）也可以見到他的潦草字跡，可這些少少的“罪證”實在無法掩飾其字跡的工整。《抱朴子外篇校箋》上、下冊共八十一萬字，抄寫得工工整整，裝訂得規規範範（綫裝），全書竟沒有一個塗改的痕跡！八十多歲的老人，一筆一畫如此認真，實在讓人感嘆！聯想到我們自己，有一篇用毛筆抄寫的歐陽修的《醉翁亭記》，連標題也才四百零四個字，可中間出現的塗改竟有三處之多。和他相比真謂天壤之別，令人羞愧難言！我們一直奇怪，老人為何留下這麼清爽的底稿？原來他的習慣是“推倒重來”，寫錯字的頁面是一定要清除的。可是如果一頁中僅在後半部分寫錯字怎麼辦呢？原來他抽屜裏的刀、剪、膠水、尺子、三角板各種文具都是有用的——他會將錯了的部分裁去，在宮格處重新貼上乾淨的稿箋紙，再從頭來寫。在他晚年（二〇〇一年十一月）的文稿《詹鍈<文心雕龍義證>發覆》（二萬九千字，一百零九頁）中，我們便仔細地找到了好幾處這種修改痕跡。他的修復技巧可以騙過許多人的眼睛，稍不留意你便看不見何處是拼接的。一個學術大家，除了對教學、對科研絕對認真外，對自己的文案工作也絲毫不馬虎！也許這就是在嚴格訓練之下，養成的一絲不苟的行為準則吧！這也是成就他的秘訣之一！

（三）底稿

這次為了《文集》的編輯工作，我們儘可能地清理了他的遺留物。一九三四年寫出的第一部《文心雕龍拾遺》，一九三六年的本科論文、一九三九年的碩士論文、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在北京發表的許多校勘、考證論文的底稿，都幾乎完整地保留了下來。同時他嚴謹治學、規範的學術思維也在他留下的許多雜件中流露無遺！不知不覺，我們竟能常常推測出他當時的心理狀態和學術目標，似乎建立起了一個“時空隧道”，讓我們和當時的他有了交流的空間。於是我們反覆地去推敲：他為何要保留這些東西？人生不過百年，他曾在九十大壽的祝壽會上自信地說希望能活到一百二十歲（可惜因疾病他只活了九十五歲），是否他的內心對這些留存的文稿和資料還有進一步的安排？他曾在晚年說過，待《增訂劉子校注》完成，要做《文選》的校注工作，可是在他留下的資料中恰好《文選》資料是最少的一類。他的學生盧仁龍先生曾提醒，先生有一本綫裝的《文選李注義疏》已經做了許多工作（盧先生曾親眼見過，於八十年代末），可在翻完他的遺留物後仍未找到這個集子，不知是哪個環節出了差錯。

老人似乎有一些“預知未來”的能力。雖然他從未提及過，但從這次資料的查找來看，他留下的這些底稿對研究他的學術思想和嚴格的科研風格、教師風格，都是有幫助的，不得不讓我們一邊整理一邊讚美，敬佩之心充滿在我們的行為之中！能夠為這麼一個學術大家做點滴零星的工作，真是滿心的自豪。我們盡力仔細，不出差錯與遺漏，以便能較為準確地給學界留下一個完整的“龍學老翁”和“古籍教授”的人生閱歷。

（四）尋常中的不尋常——關於講義

在先生遺留的手稿中，除了大部頭的著作和大量底稿、文獻摘抄以外，隨筆和單篇論文也不少。同時，還給我們留下了很多的“口義”（先生對講課稿的稱呼）。不完全統計，有如下內容：（1）《中國文學史講稿》，（2）《文獻學導讀資料》，（3）《文獻知識專題講座》，（4）《中國歷代文論選讀口義》，（5）《文選與總集》，（6）《諸子散文》，（7）《魏晉樂府歌謠所反映的社會現象》，（8）《淮南鴻烈概說口義》，（9）《法家詩歌選》，（10）《先秦的文學觀》，（11）《校勘實習漫錄》，（12）《文心雕龍研究口義》，（13）《四川古代典故及名人簡介》，（14）《校勘學專題講授口義》，（15）《校讎學口義》，（16）《校勘方法資料》，（17）《校勘實習口義》，（18）《中國文學史（先秦兩漢文學史）教學大綱》。

我們不懂古典文學，更不懂校勘學，對這些講義的進一步剖析無力而為，可是在徵求該學科的老專家和許多學子的意見後，他們給出的答案驚人地一致：對學生的求知具有重要意義，對較為深入地研究先生的學術思想，有實在的價值。正因為如此，本書方有了該部分。

瀏覽關於先生的三本專著《文心同雕集》、《歲久彌光》、《文心永寄》（均為曹順慶教授主編）中關於先生的各種說法，關於他的講課稿，都是空白。這，也給我們提醒：是該說說他的這一部分工作了。

講課稿，是教師課堂上用於給學生傳授知識內容的底稿，不同的專業、學科內容是完全不同的，教學方法也大有不同。我們不是文科生，更不是“古代文論”的學子，讀他的講稿，完全是“雲裏霧裏”一般，許多時候根本理不出頭緒，不知他所言為何。幸好有了“文字”這個東西，雖然對文言與古語不甚明瞭，但常規的白話敘述，也尚可略知一二的。

帶著問題，查查資料，對“校讎學”這個古語，有了一點點“表皮”的理解：

西漢時，劉向、劉歆父子曾是這方面的先賢。劉向在《別錄》中對“校讎”有明確的說明：“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繆誤，為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曰讎也。”（《文選》卷六《魏都賦》李善注引《風俗通》及《太平御覽》卷六一八引）。

宋代學者鄭樵在他的著作《通志》中，專列一篇《校讎略》，成為總結劉學、發展劉學，指導古籍整理工作的第一部專著。由此，確立了古籍整理的專門學科為“校讎學”。宋代的歐陽修、蘇軾等人均將“校讎”改稱為“校勘”。從此，關於古籍的校訂整理，既可稱前者，也可稱後者了。

用現代思維來理解，“校讎”也好，“校勘”也好，實際就是古籍整理的一種方法，就是搜集不同版本，訂正古籍流傳中產生的文字的訛、脫、衍、倒，儘量恢復古籍原貌的一種工作。

從先生留下的這一批講義目錄看，有以下幾篇是這一方面的內容：《校讎學口義》、《校勘方法資料》、《校勘學專題講授口義》、《校勘實習漫錄》、《校勘實習口義》、《文獻知識專題講授》、《文獻學導讀資料》等，佔了他的講義的五分之二。可見先生對這一方面知識的重視了。

先生的學生，南京大學教授武秀成曾有文專論先生的校讎學成就（《文心永寄·楊明照先生校讎學研究》），言：“先生在學術上的貢獻是多方面的，其最大成就，我以為還是在校讎學上，楊先生是當代當之無愧的最出色的校讎學家。”“科學的校勘模式”、“當行的校勘體式”、“校勘範圍與原則的啟示”三個方面，是先生對“最難校注”的《抱朴子外篇校箋》的功績之一。

以上幾冊講義對校勘原理、方法、注意事項等各方面，都有詳細的敘述與指導。比如，他在“校讎學口義”中，對“校讎之重要”、“校讎之難”兩大部分講述得非常細緻。對校讎之難，說了四個方面：“博”、“勤”、“慎”、“識”，即知識面的廣博、工作中的勤奮與慎重、學識上的敏銳。他在“校讎之難”中又說了“釋文第一”、“緣起第二”、“工具第三”、“條例第四”、“學識第五”。並在“第五”中分出了九個方面來說明“之難”：“熟版本”、“精字體”、“通訓古”、“明聲韻”、“諳詞性”、“辨句讀”、“究師承”、“審故實”、“詳制度”。

僅僅這些摘抄，我們已經“頭都大了”！真不知這一學科會怎麼樣折騰學者們了！而這“折騰”的目的，卻是為了還原一部古籍的原貌，能夠將中華文化的真實傳承，展現在學者的眼前，以利於他們進一步研究古籍中的奧妙！

另一篇不屬於“校勘”的口義《文心雕龍研究口義》，用於一九六三年上下學期，有四萬字。寫作時間可能要早點。大家都知道，新中國成立後《文心》的研究曾出現熱潮。先生早在三十年代就已經對它有過校注，他的第一部《文心》校注已經於一九五八年問世。因此，他的這篇“口義”，特別不同的是：全文中除介紹《文心雕龍》本書外，加入了極多的“個人觀點”。如在講授劉勰的“出家與不婚娶”時，有這樣一小段：“我的看法是這樣，由於年歲的不同，生活遭遇的不同，學習的不同，一個人的思想不會是一成不變的，劉勰的思想，就應當作如是觀。”同時，他對劉勰寫作此文的動機和目的還作了幾個方面的探討。其中在“目的”中，他指出了當時的文壇狀況是“文體解散、將遂訛濫、去聖久遠、離本彌甚”，故劉勰“搦筆和墨，乃始論文”。“可見劉勰完全是站在儒家的立場，反對形式主義的文風，不是無的放矢，而是針對著當時整個文壇，目的是非常鮮明的，戰鬥性也很強”。

先生對《文心雕龍》的研究，一生曾有九部專著，它們是：讀本科期間的《文心雕龍拾遺》（一九三四）、《文心雕龍校注拾遺》（一九三五）、《文心雕龍校注拾遺》（一九三六）、《文心雕龍校注拾遺補編》（一九三六）、《文心雕龍校注拾遺續編》（一九三七）。讀碩士期間的《文心雕龍校注》（此文增補後發表於一九五八年）、“文革”後的《文心雕龍校注拾遺》（一九八二年）、《增訂文心雕龍校注》（二〇〇〇年）和《文心雕龍校注拾遺補正》（二〇〇一年）。以上九部有關《文心雕龍》的著作，是老人一生運用校勘學原理和方法，所做出的巨大貢獻。難怪，學界將他的《文心雕龍校注》的學術成果視為“當代研究《文心》的百科全書”。這就是他的“校勘思維”的實在例子之一。

講義的其他部分，也是很精彩的，如他在《淮南鴻烈概論口義》中，就對該書的特點總結闡述為六個方面：“誦讀易”、“編著密”、“行文麗”、“篇章全”、“持論精”、“取材博”。這些特色，即使是對我們非古代文論專業的讀書人，也是具有“相當的誘惑力”的！再如，他在《四川古代典籍及名人簡介》中，提到以下諸多故事與人物：“萇弘血化為碧”、“夏禹廟銘”、“夏禹為汶山郡人”、“李冰”、“望帝使開明治水”、“望帝使開明鑿巫峽”、“龜城”、“竹王”、“金牛”、“五婦候臺”、“五丁力士”、“楊磨”、“嚴君平”、“石豬”、“馬頭娘”、“巴蔓子”、“伏犀灘”、“鐵杵磨針”、“交讓木”、“文翁劍擊江神”、“盤古祠”、“劉易從”、“文翁穿湔江”、“章仇兼瓊”、“張天師”、“文翁石室”、“梁山伯祝英臺”、“石龍”、“石新婦神”、“李嚴”、“趙昱”、“浮山”、“火井”、“孝泉”、“龍骨”、“孝子石”、“廩君土船”、“滴水巖”、“砲石將軍”、“廖仲藥何射虎”、“海眼”、“君井山”、“沙壺觸木生子”、“青石山”、“邛池”、“金雞”、“李二郎”、“李冰治水的演變”、“司馬相如”、“女徒山”、“陰雨有哭聲”、“奇相”、“灈錦江”。

以上五十三個部分，他都有詳細的說明。在出現電子文檔之前的歷史中，要去查閱這麼五花八門的知識，並將它們一一列出，搬上講臺，可見先生在“備課”的工作中花了多少精力，查閱了多少古籍！“臺上一分鐘，臺下十年功”此話用於先生，可能沒有人會出面指摘的吧！

他在一九五四年八月，寫出的《中國古代文學史》，洋洋灑灑地寫了二百三十八頁（估計十五萬字以上），從上古的詩歌起源，一直講到鴉片戰爭為止，對華夏大地的文學發展史作了詳盡的梳理。這些內容，對於剛剛踏進中文系的學生來說，應該能起到一劑“專業思想教育”良藥的作用，對讓他們從一個普通學子，慢慢地邁進古典文學殿堂，會起到極佳的引導作用。

上面，我們用非專業的眼光去看待他的這批講義，似乎已經讓我們開始了“古典文獻學”的征程，而對於該專業的學子來說，這些講稿，不失為在他們求學道路上的一盞盞指路明燈。如是者，乃吾輩拜讀後的零丁感悟罷了。

作為學術大家，先生的研究成果令人讚歎；作為教師，這一批講稿，也將從另一個角度，無聲地給後人留下閃光的職業生涯印跡。

（五）苦出來的大家，“笨”出來的泰斗

“我人笨，反應慢，和別人比沒有啥子長處”，這是老人的“口頭禪”。可能正是這個“笨”字，成就了他的學術人生之路。

常言道：笨鳥先飛，方可不落後於人。

老人這只“笨鳥”先飛的時間可以追溯到五歲的發蒙。在大約十二年的“私塾”學習中，老人接觸與背誦了大量的古典啟蒙讀物。這對他一生在古籍校勘中的敏銳性、警覺性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他在讀書期間、教學期間、“文革”動亂中對古籍“不離不棄”，留下了大量的寶貴著作與文字，已如前述。他進入“老年之列”後，仍筆耕不輟，直至生命的終點。對這一時期的“勞動成果”，我們作了一個“數字化”的分析，進一步看看老人是如何使用這段可貴的時光的。

一九八九年是老人進入八十歲的紀年，他在二〇〇一年底因病不能再提筆寫字，在這十二年間，我們粗略地統計了一下，他留下的文字底稿大約如下表：

以上這一百七十二萬字的文稿全部是老人謄清稿，他用工整的顏體小楷一筆一畫地寫在稿箋紙的小格之中，每天完成三百多字。規範、清秀、整潔、飄逸，讓人讀來感到一股子強大的書法之雅直闖心田！更加令人佩服的是，這些文字與著作均出自八十至九十二歲的老人之手，甚至令人有一種不可思議之感！

現今，高齡老人堅持撰著直到晚年之例逐步增多。馬寅初、馬識途、楊絳等百歲老人，是民眾公認的大學者與“先生”。楊明照老人雖不及百歲壽辰，但到生命的晚年仍盡力躬耕並留下讓人讚歎的手稿，不能不說也是極為鼓勵學者立志著作的實例之一。

人到晚年，精力、體力、記憶力、反應能力、操作能力等等都會發生明顯的退化，和青壯年時期是不可比擬的。可老人卻沒有停步，一筆一畫地為學界留下這麼豐厚的寶貴遺產，這不能不說確實是“苦”出來的成果，是這隻學界的“笨鳥”奮力先飛並永不言止的治學精神的客觀記錄。

那個我們衹能看見他伏案寫作背影的老父親，那個從無節假日、休息日的讀書人；那個九十多歲了還能站在高板櫈上去檢索資料的學者，至今還清晰地留在我們的記憶之中。他那可貴而難能的治學意志力，也將永遠留在學界之中，激勵後學們成長與超越。

（六）超乎尋常的視野與行為

整理老人的遺留物，諸多感慨油然而生。點點滴滴已如前述，可都未能盡興。原因便是：他的一切行為似乎都有一個指導思想，不入俗套、因人而異。既教書又育人，學術著作豐厚，為學界留下了許多寶貴遺產。這些似乎都是外界所能看見的東西。本節想來說說外界“看不見”或容易忽略的思想與行為。就算是整個整理遺物雜記的一個小結吧。

甲、小女楊瑩從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在川大綠楊村的水泥乒乓臺上逐步稱霸，直到六十年代橫掃川大工會乒乓界（《弢翁外傳》有敘述）。按照當時的常理，一個古典文學大教授理應將其女兒的智慧引導到學術界來。可老人一反常態，不僅將她送去成都業餘體校訓練，還不遺餘力地給予力所能及的支持（老爸一九六四年出差瀋陽，專門給小妹買了“紅雙喜”球拍），讓她的球技很快便從川大擴大到成都市進而連獲市少年女乒冠軍。

業餘愛好一般就此而止，也是常態，可老人並未收手。一九六九年，小妹進入市體委“喫專業飯”後，老人又盡全力地給予了她成長所需的各方面“營養”（遺留下來的三十多封書信稿，可以看出老人對小女的關懷、鼓勵、引導與愛護）。直至市而省，省而國，國而世界，最終小妹在一九七七年稱冠世界乒乓球界！

一個“鄰家小女孩”最終成為世界冠軍，艱辛之路不言而喻，離不開外界和家庭的諸多培養。我們暫時拋開外因來看，就老人的“內因”，一定有一股子“不到長城非好漢”的信念，並且一直將這心思灌輸給了小女（信封上的底稿便是鐵證）。反推一下：老人的這個想法與行為為什麼會如此“有悖於學界認識”？上世紀五十、六十年代，運動員給社會的感覺均是“四肢發達，頭腦簡單”，家長們是不願子女從事體育的，可老人卻反其道而行之。“七十二行，行行出狀元”一直是他的口頭禪，可見老人的眼光。除了自己的專業“埋頭於故紙堆”之外，他的思想實在是極為活躍，極為“不受干擾”的。而且從他數十年研究三部極難的古籍《文心雕龍》、《抱朴子》、《劉子》的心思看，“書山畢竟有路”也是他一貫的指導思想。引申開來，“小女在體育界亦可能有前途”可能便是對他這個行為的最佳解釋！

從他對子女的瞭解看，也能證明這一點：一九七八年次子楊瑜參加高考，立志要報考川大中文系。當時老人是川大中文系主任，兒子要報考自己的學科，無論如何都是“近水樓臺”。可老人卻完全相反，直言“你們喫不了這個苦，搞不出名堂”，將兒子拒之門外！寫到這裏真的太讓人思緒萬千了！是何原因讓他拒絕兒子？僅僅是“潔身自好”嗎？不盡然吧！多半是他對這一對兒女的全面瞭解與分析後的慎重決定！

對於這一對兒女的截然相反的態度與決定，我們從中似乎可以看見老人心中的一束光輝！因人而異、因材施教，這不能不說是老人作為學術大家，其眼光獨具的睿智與犀利！

這兩件事換作別人，可能處理上恰好是相反的！我們說老人“超乎常人的眼光”，此其一證也！

乙、一九六四年，項楚先生考入川大中文系，為龐石帚先生碩士，可龐先生很快便因病不能帶教。經研究，系上將項楚轉給老人指導。第一次見面，老人給項楚訂立個規矩：“絕慶吊之禮”。意思是希望他在讀書期間專心致志，不要因外因干擾自己的學業。項先生也不負重望，以優異的成績畢業。可正遇一九六六年“文革”，項先生被分配到軍墾農場勞動兩年後，再分配到四川阿壩州去教中學。十年動亂，項先生沒有沉寂，一邊教書一邊從事自己的研究，一九七八年終於有了一些成果問世。在老人心裏，項先生是個名副其實的學者型人才，衹有在更廣闊的天地裏才可能真正搞出成果。於是，老人向學校、向省委提出：自己需要一名科研助手，希望能將項先生調回川大。經過百般曲折、多次努力後，項先生終於以楊先生科研助手的名義調回川大。

應該說，有了項楚的相助，老人的一系列學術思想將可能得到長足的進展吧？可老人卻一反原意，拒絕了這個助手！他將項先生安排在系上的教師行列中，讓他能有充分的時間在自己的研究領域中去發展與深化。最終人們見到的項楚先生，是以“川大文科傑出教授”的身份出現在學界的敦煌學專家！當時川大授予了兩名“文科傑出教授”，另一位是哲學系的卿希泰教授（二〇〇四年）。

項楚先生具有深厚的國學根柢，熟讀佛經和四部典籍，不僅精於校勘考據，還擅長學術的融會貫通，最終成為國內研究敦煌文化的頂尖學者。

這裏，我們有理由相信：老先生的深遠眼光和對“千里馬”的認識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如果老先生一味地將他置於自己的助手地位，對老先生自己將有莫大的幫助。可是老先生作出的決定和項先生的自由發展，其結果不得不令人讚歎：“學界的伯樂”，真的是當之無愧！此其二證也！

丙、另一個實證，便是他的“開門弟子”曹順慶先生。

一九七八年先生開始招碩士研究生，到一九八〇年教育部批准四川大學設立中文系博士點，先生可以招收古代文論的博士生了。可是他卻一而再地“不予錄取”！現在反推他當時的認識，可能是在報考的學生中還沒有出現自己所能器重的人才吧？先生選人的嚴格和教學中的嚴厲，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一九八〇年，曹順慶先生從復旦大學畢業，考為老人碩士生，一九八五年又報考了老人的博士。也許是老人“久旱逢甘霖”，也許是曹順慶的學術思想打動了老人的愛才之心，這新中國的第一個“古代文論”博士脫穎而出，成了老人一生中最具慧眼的驕傲！

可以追溯的歷史中，有一個實證便是老人並不是用“古籍校勘”的枷鎖去束縛學生，相反卻在與曹順慶的交往中一步步地認識到了曹順慶學術思想——中西比較文學的發展前途與重要性。

一九八六年，老人寫出了對曹順慶研究方向的支持文章：《用比較的方法研究古代文論》。

比較文學，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是我國的一個新興學科，最初由北京大學發起，並於一九八五年成立了“中國比較文學學會”，第一任會長是大名鼎鼎的季羨林先生。學科重點是將中外的文學研究成果作出分析與比較，從中外學者們的研究中去分析世界對於文學的共識與不足，找出發展的方向。

曹順慶先生致力於這一學科，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不僅身為“長江學者”、“四川大學傑出教授”，二〇一四年被選為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會長，還於二〇一八年當選歐洲科學與藝術學院院士，成為國家級、世界級的大專家，“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的頂尖人物。此其三證也！

丁、一九八六年十月先生的另一篇文章《再論劉子的作者》，近來引起了人們的興趣：

在語言風格上的歧異抑或趨同，可能見仁見智，言人人殊。但詞語習慣具有強大的潛在力量，任何作家及作品都不可能違背。因此，透視文本後面的語言習慣，進而判斷作者誰屬，正成為當今大數據時代下頗具雄辯力的考證方法。先生早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計算機技術尚未普及之時，就通過手動檢索的方式，通過對關鍵銜接詞的量化統計，分析《文心雕龍》、《劉子》二書蘊含的語言習慣，對二書為同一作者的觀點予以斷然的否認。關於這一點，包括林其錟、陳金鳳在內及後來持“劉勰說”的所有學者，均未能給與回應。[見《楊明照先生研治<劉子>始末考論》（暨南大學文學院·王京州），個人通訊]

這麼一大段對原文的摘抄，想說明一個問題：老先生的預見性思維，不僅表現在前述的對幾匹“千里馬”的認識上，也表現在他的文章之中——《再論<劉子>的作者》發表於一九八六年十月，文章用十個方面的證據說明《劉子》的作者是北齊的劉晝，絕非劉勰。對這十個方面，上述引語就在“大數據”層面給予了充分的肯定。

大家知道，“大數據”稱謂，是二十一世紀以來的一個科技新名詞、新方法。它的核心就是用數據說話，證明自己的觀點。可是早在二十多年前的一九八六年，老先生便用手動檢索的方法，用上述二書中的“習慣用語”作了統計，指出二書作者絕非同一人（劉勰）！

在文章中，圍繞自己的論點，引用有利的證據去說明，是大家的共識，可老先生卻在當今計算機技術大發展之前二十多年率先運用此法於文章論點的論證過程。二十多年過去了，學界持“劉勰說”的學者仍大有人在，可至今無人能從這十分領先的“作者習慣”的證據中找到突破，去反對學界的“劉晝說”，可見老先生的學術思想也是十分領先的。

以此，作為先生“目光深遠”的又一證據，也許並非無稽之談。

戊、這一小節，我們把結論放在最後。先看看以下的兩個論據：

其一，縱觀老人的人生軌跡：

一九三五年，由重大來成都讀書。

一九三六年，由成都往北京讀書。

一九四三年，由北京回成都教書。

一九四三—一九五三年，回成都先後住家：桂花巷、北巷子、狀元街、新生院、璧還村、綠楊村。

一九五三—一九六六年，住綠楊村。

一九六六年，被趕至校外的破舊平房“竹林村”居住。

一九六九年，由竹林村遷至城裏親戚家。

一九七八年，遷回川大東風樓。

一九八二年，遷居川大東區專家樓，直到過世。

從以上的數據來看，老人成年後最少搬家十二次以上。

人所共知，搬家時許多無用的、過時的、破舊的物品一定是會丟棄的。“搬家如喪產”是民間共有的看法。

其二，我們現在能找到的老人自己精心保存的手稿或已發文章的鉛印稿如下：

一九三四年仲春，《文心雕龍拾遺》手稿，寫於“重慶大學西窗之下”。

一九三六年元旦，《劉子考證》手稿，約二十萬字。

一九三六年初秋，《文心雕龍校注拾遺》手稿複印件，約二十萬字。

同期，《文心雕龍校注補編》手稿複印件，約十萬字。

一九三七年，《文心雕龍校注拾遺續編》手稿，寫於燕京大學。

一九三七—一九三九年，發表的各種校勘文章鉛印件共十一種，約十萬字。

一九四〇—一九四一年，《抱朴子外篇校箋》手稿九冊，約十萬字。

同期，《劉子校注》手稿五冊，約七至八萬字。

各種講義手稿（不同時期）十八冊，共約三十萬字。

從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末，各種散亂的文章手稿或手稿複印件三十多篇，共約八至十萬字。

一九八〇—一九八二年，《抱朴子內篇校釋補正》共四冊，約十萬字。

一九九一—一九九七年，《抱朴子外篇校箋》上下冊手稿（謄清稿）二十冊，約八十一萬字。

二〇〇〇年，《詹鍈<文心雕龍義證>發覆》手稿一百零九頁，約三萬字。此稿寫成於一九九七年，二〇〇〇年清寫畢。

二〇〇一年，《增訂劉子校注》前言及卷一、卷二部分手稿，約七至八萬字。

從七十年代末到去世前的各種散篇（如信件底稿、發言底稿、隨筆底稿等等）近百件。

這些二百多萬字的各類手稿，凡成套的，都是他自己用綫裝的方式裝訂得整整齊齊的。講義部分也是保存在各種大小不一的筆記本中。

這些東西已經保留了數十年，隨著蟲蛀、鼠咬的損耗，它們的自然壽命已經到了極限，眼看便會灰飛煙滅而不復存在了。

可是世間萬物均有說不清的“不確定性”，就在這最為危急的時刻，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作出了出版《楊明照文集》的決定。於是這一切，均重見天日而永久地保存了下來，為後人研究楊先生的學術思想和學術人生，留下了充足的實證。

這裏，我們似乎感覺到了本節的結論：

雖經歷了無數次的搬遷之苦，雖經歷了數十年的人生奮鬥與波折，老人對自己一筆一畫所寫成的文稿極為重視並精心保存下來。它們正是老人人生的軌跡，也是老人一生一絲不苟地“做學問”的有力證據。

似乎，在老人心中一直存在著一種期盼：自己的一生努力可能對後人有一定的價值，一定要儘可能地讓它們充分發揮作用！

《楊明照文集》的搜集、整理、編輯與出版，正好圓滿完成了老人的這一夙願。

難道這個具有傳奇色彩的歷史過程，不正是老人那充滿睿智的眼光與行為所得到的結果嗎？

以上整理的點點滴滴感悟，不知是否能表達出我們身為家人的心境？限於能力與詞句表達的局限，寫出的這一《雜記》，僅僅是平鋪直敘的“滄海一粟”罷了。更重要的“學術傳承”及“楊明照治學理念”，衹有請諸君於《文集》中去找尋與體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