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比较诗学的理论基础
迈纳的这部《比较诗学》虽然以“比较诗学”命名，但并没有泛泛到论述比较诗学的定义、原理和方法，而是从“实用”的角度探讨了比较诗学何以可能的问题。
什么是“诗学”？这是一个内涵庞杂而又不断发展变化的概念，诗学这个名称“早已不再意味着一种应使不熟练者学会写符合规则的诗歌、长篇叙事诗和戏剧的实用教程”[1]。迈纳在“绪论”中有一个简短的定义：“‘诗学’可以定义为关于文学的概念、原理或系统。”[2]那么，什么是“比较诗学”呢？迈纳认为，“恰当而严格的定义是不存在的，也许是不可行的”。不过，迈纳又认为，“比较诗学的种种独立含义确实更多地来源于……比较学者以及文论家们的实践活动。”[3]因此，可以说迈纳的这部《比较诗学》其实就是作者自己实践活动的结果，而正是这一结果使我们明白了迈纳心目中的“比较诗学”是什么。
那么，迈纳从什么地方开始他的比较学者的实践活动的呢？首先，迈纳将普遍性的诗学体系分为两种：“其中之一在实践上是隐含不露的，这种诗学属于所有视文学为一种独特的人类活动、一种独特的知识和社会实践的文化。另一种是明晰的‘原创’（originative）或‘基础’（foundational）诗学，这种诗学只见于某些文化，而在另一些文化中则找不到。”接着，迈纳提出了自己的主要论点：“当一个或几个有洞察力的批评家根据当时最崇高的文类来定义文学的本质和地位时，一种原创诗学就发展起来了。”显然，迈纳所关注的是原创诗学，而原创诗学来源于对文类理论的研究。“文学理论需要一种文学概念——一种假定的诗歌总体，但事实上，这种所谓的总体只是一批已知的单个范例性作品，即经典而已。可是，这些极端的东西不能满足所有的需要，因而明显需要第三个概念：即有关同类诗归集或归类的概念。”迈纳认为，文类一般是指戏剧、抒情诗和叙事文学，这些属于基础文类（foundation genres）。“文类三分的概念对一种诗学体系的起源来说是必要的，无论这种源头是含蓄的（如抒情诗之于近东文化）还是明晰的（如戏剧之于西欧）。”一种文化中的诗学体系，必须建立在此文化中占优势地位的“文类”基础之上。“当某个天才的批评家从被认为是最有影响的文类出发去解释文学概念时，这个文化体系中系统、明确而具有创造性的诗学就应运而生了。”[4]
在西方，亚里士多德正是在戏剧这一基础文类上创造了摹仿诗学，“这不足为奇，因为它建立在戏剧的基础上，而戏剧是一种再现的文类”。在东方，中国的诗学是在《诗大序》的基础上产生的，日本诗学则是在纪贯之的《古今集》日文序的基础上产生的。也就是说，以中国和日本为代表的东方诗学产生于其古老的抒情诗。迈纳将这种“基于抒情作品的不同种类的诗学统称为‘情感—表现的’（affective-expressive）诗学，因为这种诗学认为，诗人受到经验或外物的触发，用语言把自己的情感表达出来就是诗，而正是这种表现感染着读者和听众”[5]。至于叙事文学，则似乎没有哪个原创性诗学是基于这种文类产生的。接着，迈纳重点对这三种基础文类——戏剧、抒情诗和叙事文学的特征进行了分析和清理。
戏剧“似乎是要再现生活中激动人心的场景，如：对白（台词）、角色扮演、反面角色的运用、起承转合、高潮，甚至我们在世界这个舞台上死去时被抬走的最后一幕”。戏剧的主要特征是“疏离”（estrangement）和“内引”（engagement）。“由于我们被置身于作为真实而再现的东西和我们所想象的真实之间，我们便被分成了两半，即被‘疏离’了。”“这便是我们在还笑得出声来的时候却能体会出难受和已经感到难受时却还能笑出来的东西。”“内引”则仅随疏离，并攻其要害。“当我们震惊于戏剧虚构而跳将起来的时候，内引却让我们泰然落座。”[6]亚里士多德正是在戏剧的这种“疏离”和“内引”特征上创造了摹仿诗学。日后西方诗学无论如何发展变化，甚至叛逆，终究摆脱不了摹仿诗学的影响与制约。
“抒情诗似乎是最原始、最基本的艺术……抒情诗所以伟大，主要在于其强大的动人的力量……”抒情诗是“具有极端共时呈现性的文学”，它的根本特征就是“强化”这种共时呈现。对仗、重复、象征、比喻、隐喻和意象以及在叙述中增加一个抒情的瞬间都是人们熟悉的抒情诗所使用的强化方式。另外，“抒情诗中不存在‘元抒情诗’（metalyric）的问题。抒情诗的某个部分也许比其他部分更集中、更强烈，但它不像元戏剧和元叙事那样会打断自己”。[7]
与抒情诗比，叙事文学是“具有极端历时延续性的文学”。“对叙述文学来说，运动的连续性是如此重要以致成了与其他文类相区别的标志。”叙事的连续性通过“序列与情节”这两种因素得以实现。由于叙述文学不属于原创性诗学的基础文类，因此，西方的叙述文学更接近于模仿诗学，而东方的叙述文学则更接近于“情感-表现”诗学。“在必然与摹仿说对立的反摹仿叙事文和按情感-表现传统写成的叙述文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鸿沟。”在叙事文学中，叙事视点和叙事注意点非常重要。迈纳在比较分析了日本作家紫式部的《源氏物语》、英国诗人弥尔顿的《失乐园》和女作家简·奥斯汀的《劝导》等作品后肯定地说：“在情感-表现叙事中注意点趋向于占据视点在摹仿叙事中一般所占据的中心地位。”迈纳认为，“这是一个只能通过跨文化比较研究才能获得的结论。”[8]
通过对以上三种基础文类的研究，迈纳便考察和分析了“不同文化体系中系统性诗学的起源和发展”，这便给迈纳的《比较诗学》“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9]在迈纳的《比较诗学》中，“诗学体系自身乃从迈纳所谓的‘基础的’文类派生而来，这些文类因而决定着所有表述的性质，并因而决定着那些在文化上可能的基本期待”[10]。
[1] 爱米尔·施塔格尔：《诗学的基本概念》，胡其鼎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页。
[2] Earl Miner，Comparative Poetics：An Intercultural Essay on Theories of Literatur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p.4.
[3] Ibid.，p.12.
[4] Ibid.，pp.7，217，8，23-24.
[5] Earl Miner，Comparative Poetics：An Intercultural Essay on Theories of Literatur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pp.24-25.
[6] Ibid.，pp.34，39，38，50.
[7] Ibid.，pp.83，103.
[8] Earl Miner，Comparative Poetics：An Intercultural Essay on Theories of Literatur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pp.87，143，194，202.
[9] Ibid.，p.23.
[10] 安东尼·泰特罗：《本文人类学》，王宇根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