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8月28日在《儒藏》“精华编”主编工作会议（香山会议）上的讲话

在座的各位主编很多都是我们长期工作的老朋友，而且不仅仅是在《儒藏》这一阶段的老朋友，有很多都是在《儒藏》工作以前就是老朋友。刚才教育部的代表把教育部的意见讲了。杨光司长在前天跟我们开了一个会，原来我是说我去教育部做个汇报，杨光说还是他来吧，我本来也是说少数几个人谈谈，后来去的人多一点，就说算一个预备会吧，所以那天就等于一个预备会。杨光司长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意见，刚才刘伟校长已经讲了，徐处长也作了些补充。所以教育部的意见已经都比较明确了，刘伟校长代表学校讲了学校的意见与学校对《儒藏》的支持。

我们今天为什么再开一次主编会，虽然去年开过一次会议，那次会议是把各个学校的社科部的部长，还有一些主编都请来了，那次会议主要是关于讨论怎么样把协调搞好，各个处长他们有些什么意见，也讨论一些其他问题，但是经过这一段，发现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地解决。从主编会来讲，去年那次不能算是正式的主编会，有些具体事务不好在那次会上商量。所以《儒藏》中心觉得需要开次会，而且有些主编也要求再开次会，来解决一些目前的问题。

开会的议程已经发给大家，议程是根据《儒藏》中心这几年工作中间所遇到的一些问题、也是根据各位主编所提到的工作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提出来的一些想法。当然，这些想法、我们所起草的一些文件是不是非常适合，今天下午和明天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

在讲这些具体问题之前，我想说一下，教育部最近要求《儒藏》中心写一材料——《儒藏》从文化建设方面有什么重大的突破，要我们写这样一个东西。清华已经写了，主要是关于他们的清华竹简可以取得的重大突破。那么《儒藏》到底可以取得什么重大的突破呢？实际上《儒藏》对国内和国外都有着重大的影响。《儒藏》中心经过一段时间研究和多次修改，写成了一个报告，提交了教育部。教育部当然会再作通盘考虑，作一些修改、补充再发。发下来之后我们会以简报的形式送给各位主编。

我们想到的《儒藏》总体上可以取得的重大突破有四点。《儒藏》不仅仅是“精华编”的问题，还包括“大全本”在内，才是一个完整的《儒藏》的工程。所以我们认为，第一，《儒藏》具有传承文明，添三藏新典的意义。这就是说，在将近五百年里，中国学人想做的事情没有做，在我们这一代，应该完成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任务。大家知道，明清两代都提出过要做《儒藏》，但都没有做，明朝的曹学佺提出：“二氏有典，吾儒何独无？”《佛藏》和《道藏》都有典，为什么《儒藏》没有？因此想做《儒藏》，使得儒家的文化、三家都有典，那不是很好吗？可是没有做，因为很快明朝就亡国了，结束了，没有做成。清朝周永年也作了《儒藏说》，而且也作了些规划，最后也没有做成。当代也有学者提过要做《儒藏》的设想，这位学者就是饶宗颐先生。饶宗颐先生跟我谈过一次，那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比较早。他就说到我国有《佛藏》，有《道藏》，为什么没有《儒藏》，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做。他当然也还没有希望二十一世纪开始我们就做，他也没有想过能那么快，所以当代实际上也有人提到要做《儒藏》。

新中国成立已经六十年了，回顾这六十年的过程中间，应该有一些大的文化工程来说明这个时代是在不断地为中国文化作出贡献。我们知道在八十年代立项的国家项目是《中华佛藏》，花了七年时间，集中了七八十位学者来完成。这部《佛藏》应该说做得不错，它以《赵城藏》为底本，把其他的藏经尽可能地用来补缺，大概有十来部其他藏经，比方说《碛砂藏》等都利用了，而且印得也比较不错，但是使用起来不方便，因为它是一个影印本，而且价钱也很昂贵。这件事情是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任先生在他的最后一两年要做续藏，当时找我谈了两次。他就说，做续藏就不再做影印本，要做标点排印本，这也是吸取了《佛藏》的经验，因为影印本少数人可以利用，大多数人都没法儿用上，因此要做标点排印本。这个工程非常巨大，正藏大概一百二十本，续藏最后应该超不过一百二十本。

还有一个大的工程就是《中华大典》。在座的有些学者也参加了这个工程。最早我就是参加《中华大典》的编委之一，但是后来没有继续。《中华大典》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想做，由于经费的问题一直拖到现在，但全部还不知道会拖到哪一年才能完成。所以一个大的工程，如果没有国家的支持，很难比较顺利地完成。《中华大典》现在国家给了它投入，但是有二十年没有任何投入，所以进展非常慢。

还有一个就是《道藏》。新中国建立以后出版过三部《道藏》。一个就是把《正统道藏》再加上《万历续藏》，把它印出来，叫作《中华道藏》，这个是由道协来作经济上的支持，由社科院宗教所来承担，当然也不只是宗教所一个地方，还有一些单位共同承担这一任务。但是《道藏》毕竟不大，共出了四十六册。还有一部书可能大家不太知道，叫《道学全书》，我挂名作主编，实际上主要是由我的学生张广保在做，这个有六十册，比较大。这是因为在编了《道藏》之后，又编了一部《藏外道书》，有三十六本。影印本的正编《道藏》有三十六本，这个《藏外道书》也有三十六本。这些都是重大的学术工程。

但相比之下，《儒藏》的工程要比它们大得多得多。不要说“大全本”，“精华编”编出来一共是三百三十册，数量超过《佛藏》和《道藏》。如果再做“大全本”的话，恐怕要一千五六百册才够。所以如果《儒藏》能在我们这一代真正完成，那么对中国对世界都是重大的贡献。而且我们的做法是采取标点排印本来做，再加上校勘记，这就便于大家使用。在做《中华佛藏》以前，大概1982、1983年，李一氓找我谈话，问我《佛藏》该怎么做，当时我的意见就是做标点排印本。我跟他说，因为从《开宝藏》开始，中国一共出了二十五种《佛藏》，虽然散失颇多，但也保存不少，朝鲜出了两种，日本出了六种。若我们再出影印本，当然从文物价值上来说非常大，因为《赵城藏》仅有一部，把它影印出来意义非常重大。而且现在《中华大藏》是超过了《赵城藏》，因为它把《赵城藏》所缺的别的藏经补进去，所以它是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但它使用起来还是不太方便，所以我们做佛教研究的学者，大部分还是使用日本《大正大藏》，因为日本《大正大藏》有句读，有校勘记，使用起来比较方便。当时我就跟李一氓同志讲，是不是可以做标点排印本。他就问我一句，人在哪？你有没有人来做？确实是没有多少人来做，这样的经费要比影印本多得多，那是刚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不像现在的国力这么强，就没有用这个建议。现在《续藏经》就准备用标点排印本。其他影印的还有很多，如《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书丛刊》都已影印，最近我也看到了山东大学《两汉全书》已经出版的消息。所以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对古书的整理确实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但无论多大，恐怕没有比《儒藏》再大了，我是说包括“大全本”在内，没有比《儒藏》再大的了。《四库全书》本身收了3500多种书，我们“精华编”只收了六百多种，可是《儒藏》的重要典籍大概都已收在“精华编”中，如果做“大全本”，当时我们的计划是收六千部书，超过《四库全书》的数量。

而且从中国历史传统讲，儒学一直是居于主流地位，它对历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的影响远远超过其他学术流派。在五百年的时间里一直没有做，到现在我们似乎是应该做。做《儒藏》，一个是我们国家需要，我们国家要建设和谐社会，必须从历史文化中取得资源，才可以建设和谐社会；也是世界的需要，是世界对中国文化的期待。现在有一批学者逐渐认识到中国文化可以对世界作出巨大的贡献。因为前一段时间中国国家图书馆要成立一个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请我去作一次演讲。我就花了一两个月时间了解了一下国外当时有什么新的东西。我就讲了一下海外中国学的三个新视角。一个新视角就是海外中国学研究的一些专家，他们逐渐认识到在中国文化中间存在着一些带有普遍价值意义的思想资源。而这最早是在1993年在美国芝加哥开的一次宗教大会，各种宗教领袖都参加了，还有一些学者参与。在这个会上发表一个全球伦理宣言。伦理宣言讲了很多，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讲到底线伦理，就是最起码的伦理的要求到底是什么，就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定为底线伦理的第一条，而且叫做道德金律。这是在芝加哥大会上讨论的，当然还有其他一些东西。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各国研究中国学的学者，在欧洲叫汉学，其实在美国往往叫中国学（Chinese studies），现在在西方逐渐地也叫中国学。研究中国学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要解决中国的现实，了解、研究中国的现实的一些问题；还有一个是研究中国的一些带有理论意义的问题。现在已经有一些学者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在有些问题上带有它的普遍价值的意义。比方说法国的大儒汪德迈，他就写了一篇文章，说了三个基本命题。一个讲，“天人合一”思想可以为解决当今人类生态危机提供有意义的思想资源。他提出的第二个命题，就是孔子的“远神近人”思想可以对解决宗教的“完整主义”起到一定的作用。关于完整主义的问题是基于基督教，上帝创造世界已经完美，这很可能缺乏一个发展的观念在里面，其实世界是在不断发展的，除非上帝不是一次创造，而是多次创造才可以，所以它有一个完整主义的问题在里面。所以他说“远神近人”思想可以补充西方宗教的不足。完整主义的问题徐友渔有一篇专门的文章来研究它。还有一个观点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的问题，“四海之内皆兄弟”的问题牵涉到中国对于世界的看法。中国是主张“天下”，世界整个是一个天下，西方则是讲国家，我们是讲天下。这是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不同。这是一个例子。

还有安乐哲、郝大维写的一本书叫《通过孔子而思》。《通过孔子而思》有一个基本命题，主要是针对西方人权问题提出问题，西方人权问题已经是相当完美的观念了，因为西方提出了“天赋人权”，最根本的意思就是天给了人一个基本的权利，每个人都应该有充分发挥他自己的个性的自由权利，而且应该保护他能够自己发挥他的个性。每个人自由的个性发展非常重要，如果不能有自由的发展的话，就没有办法创新。所以我写过两篇文章，就是讲自由是一种创造力，只有自由才有创造，没有自由是没有创造的。但是他认为这个人权的问题也有一个问题，他只讲到了权利的方面，而没有讲到责任的方面。有权利还有责任。所以他认为中国的“礼”，“仁义礼智信”的“礼”可以补足西方的人权观念。中国的礼主要是说先秦原始儒家讲的“礼”。但“礼”实际上包括一个对等的关系，父慈才能子孝，君义才能臣忠，兄友才能弟恭。它是有一个双向的权利和责任关系。所以他认为“礼”可以解决西方的人权问题的不足。

我想这些例子很多，特别有一个例子是把中国的儒家思想跟基督教套在一起。有一位法国学者叫爱德华，是索邦大学的教授。他认为孔子的思想是有他的信仰、希望和爱。实际上这是西方基督教的信、望、爱。基督教讲信、望、爱，信仰、希望（hope）和仁爱。他认为孔子也有信、望、爱这三点，跟西方是对应的。而且最后加上一句，他说孔子这个思想有普遍性。

所以西方学者已经在看到中国哲学中间确实含有一些对解决当前人类遇到的（问题）具有普遍价值意义的思想资源。而刚刚举出的那些东西都是来源于儒家的思想。还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西方现在逐渐发展起来的后现代主义。其实后现代主义原来的目的是要消解现代性，把它解构掉，这是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九十年代很多重要的西方学者都在做这个问题。从九十年代末、特别是二十一世纪开始，出现一个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建构性的后现代对解构性的后现代有个批评，认为他们确实提出了现代性、现代社会中间发生的一些问题，但他们并没有提出解决的办法，到底我们将来怎么发展。那么他们提出了两个基本的观念，这两个基本观念实际上是从过程哲学（Whitehead，Process Philosophy）当中发展出来的。一个观念就是把宇宙看成一个整体的、不断发展的、有机的世界。另外一个基本观念是人和自然界是一个生命共同体。那么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是基于这两个前提发展起来的。我看到他们的一些文章，直接就讲到他们是和中国道家的崇尚自然的思想和儒家的注重道德修养的思想是有关的。他们说，第一次启蒙是解放个人，现在应该进行第二次启蒙，就是关心他者，关心差异。所以所有这些都说明一个问题，中国文化应该在21世纪发挥它重大的作用。当然，我们必须关注其他民族、其他文化的发展，而且我们必须认真地吸收、学习和融合其他的文化，这是决不能忽视的。如果我们只是认为我们的文化已经非常完美，那我们只有死路一条。必须继续不断吸收其他文化来丰富我们自己才可以。那些说法我都是不同意的，“中国文化拯救世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是在不同文化的碰撞中、对话中共同发展。但是无论如何，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有着那么长的历史，那么大的影响，必须在其中扮演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这是我们编纂《儒藏》这部大文库的重大意义。我们担负着这个重任，因为新中国成立六十年了，我们必须来做，必须在我们这一代人来完成它，这要靠大家。我已经八十三岁了，至于我能不能完成，这是个小事情；靠大家完成，这是个大事情，重任都在大家身上，完成这样一个跨时代的任务。这是我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完成这样一个使命，这样才对得起我们的祖先，对得起我们的后代，对得起现在的中国人民和世界。所以饶宗颐先生为我们这个工程写了一副对联，叫做“三藏添新典，时中协太和”。“时中”，《孟子》讲时中，《中庸》也讲时中，我们这个时候要干什么？“协太和”，要帮助中国建设和谐社会，帮助世界建设和谐世界。这是饶宗颐先生对我们的希望，我们也不应该辜负老一代的学者对我们大家的希望。饶宗颐先生现在已经九十五岁了。

第二个我想到的我们的工程不同于我刚才提到的其他工程的意义，我们这个工程是一个国际性的文化合作工程。我们没有叫“中华儒藏”，我们就叫“儒藏”，是因为儒家思想不仅仅是在中国发生重大影响，而且是在韩、日、越三国发生重大影响，1979年或1980年初日本学者岛田虔次到中国，我们和他举行了一次座谈会，在那个座谈会中间有重要的学者，如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后来我们还跟他照了相。他是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所长。他现在已经去世了。他说孔子和儒家思想不仅仅是你们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我们东亚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后来我在北京大学论坛的研讨会上问户川芳郎，就是现在日本参与我们《儒藏》编纂工作的组织者，他也同意（孔子和儒家思想）不仅仅是中国的宝贵精神财富，而且是东亚的宝贵精神财富。所以我们与日本、韩国、越南学者进行了合作，可以说是不仅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恐怕可以说是从历史上来说是很少有的那么大规模地和其他学者共同来完成一项大项目，这恐怕是没有的。当然在佛经的翻译中间有过一些先例，比如说玄奘所组织的道场，翻译了一千多卷佛经，是有外国人参与，但是没有我们规模大。因为我们现在日本、韩国与越南参加我们这个工作的一共有几十个学校，一百多人，所以这样一个大的国际合作项目应该讲是前所未有的。如果要编《儒藏》“大全本”，他们不会是几十家、一百多人，会有更多的人来参加。我们的经验是，如果要做好，是必须联合日本、韩国、越南的学者一起。我想举个例子，比如说皇侃的《论语义疏》，应该讲我们做得比较好，但不能说是百分之百的好。原因就是日本藏有《论语义疏》的手抄本就有三十六种，我们并没有一一见到。如果我们能见到手抄本的三十六种，我们的质量会更高。为什么呢，这个限于我们的人力和财力，如果我们有人力和财力的话，这三十六种我们都可以去看，现在是没有办法做到。因为他有些是藏在他们图书馆里头，或者寺庙里头，或者藏在个人手里，需要一个一个去看。所以它是需要人力和财力，才能完成这个项目，这个事情我们刚才已经讲到，如果是要做得更好的话，那需要更大人力和财力的投入。也可以顺便说一句，比如说《中华大藏》，《赵城藏》里缺了很多种，有的在台湾，有的在其他国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法显传》，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有一次慕尼黑大学请我去访问三个礼拜，我就利用这三个礼拜跑了一些图书馆，偶尔在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发现恰恰有一部《赵城藏》的《法显传》。那么你必须广泛地去了解海外到底有哪些东西，我们现在并不知道。巴伐利亚图书馆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图书馆，我们去的常常都是些大的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哥伦比亚图书馆。你真正想把《儒藏》这部书做得非常非常完整的话，需要花很大的人力和资源才能做到。我们现在是尽量努力做，所以把日本的部分包给日本学者，他就比较方便了，他可以去跑。那么韩国包给韩国，越南包给越南，再到我们这里来统稿。所以这个工程的意义可以说是来尝试做成一个大型的国际合作，从这里总结一些经验。

另外我们还讲到一点，收书的范围突破传统，出版形式适应现代，这个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去多说。第四点就是版本的选择和标点。但是我觉得，有上面两点，如果我们做好了，第一，是给人类、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而这个贡献是在我们这一代完成的。如果我们能够完成，对得起前人，对得起后代。第二，为大型国际合作项目创造有意义的经验。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我想讲讲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我们的会议日程已经发给大家，主要讨论三个大的问题，实际上也可以说是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了适应我们国家形势的发展，我们准备酌量地提高一点校点费，并且加上一些奖励的制度。这个也得到了杨光司长的认可。在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成立的时候，他来了，我们跟他讲要提高校点费。我们的每一个校点者应该是很辛苦地在做，但是做得并不一定没有问题。我们国家现在经济发展比较好，教育部的经费可以给我们更多的支持，校点费应该可以相应地提高一点，我们想把最高的校点费提高到八十块钱，其他的相应都是提高二十块钱。同时还做一点奖励的办法。比方说按时、按质量要求交稿，再奖励二十块钱。我想这些问题是我们要进行讨论的一个方面。我们不是为了金钱，但是我们需要考虑到每一个校点者应该得到的报酬，不应该不考虑到校点者辛苦劳动应该得到的报酬。我们过去的经费也不太充足，无法给校点费有大的提高。实际上现在的经费与我们的预算还有差距，预算是四千多万，现在我们拿到的跟预算还是有些差距。

第二个是要签订三方合同。过去我们和各位部类主编签过《儒藏》中心与主编的（合同），但是我们没有和每一个校点者签订合同。当时我们的想法是所有的校点者都是由部类主编选定的，不是我们选定的，应该是校点者向主编负责，主编向我们负责，是这样一种关系。现在看起来这是我们的疏忽，应该是三方来签订合同。校点者、部类主编和《儒藏》中心，各有要求，要求明确了，就像刚才所说的杨光司长的意见，可以有一种制度性的要求，这样就比较好操作。签订三方合同，便于《儒藏》中心进行工作，便于各位主编进行工作，便于校点者进行工作。所以我们需要通过签订三方合同来解决它，这是等会儿我们要讨论的一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也是特别重要的方面，就是校点的质量和进度的问题。现在我们的总体进度情况，我想稍微简单地说一下。《儒藏》“精华编”所收的书一共是四百六十一种，不包含第二百八十二册，即现在正在编的出土文献这一册。这一册所包含的内容是非常多的，从汉简到新出土的竹简，很多东西。四百六十一种中已经交稿的有二百八十八种，占62％。已经正式出版的七十三种，占16％。目前已经进入流程中间的稿件一共有二百七十三种，占总量的46％。已经发排的稿件有七十九种，占流程中间稿件的37％。在退改过程中的稿件有44种，占流程中间稿件的21％。其余九十种稿件占流程中间稿件的42％，它是处于正在审稿或者复审的过程中。由于每类交稿的进度不一样，参差不齐，有些是全部交稿，例如“诗类”，这要感谢山东大学，他们是全部交稿，而且质量很好，相当不错。也是由山东大学承担的“谶纬类”也交稿了，但是还多少有些问题，需要我们来商讨一下。“小学类”交得也不错，属于中等，但不像“诗类”是全部交稿。有几种是交得比较少，像“子部杂学类”，交了一些，但是质量都有些问题。有些是交得非常少，像史部只交了两种，占四十八种的4％，是比较少的。所以希望各位主编抓紧交稿的进度。原来定的希望是2012年全部完成，出版会晚一些。但现在看起来，如果这样一个交稿进度的话，是无法完成的，希望各位主编加快一些速度。如果我们签订了三方合同，一定会更好一些。

关于稿件的质量和进度问题，我们是一再明确过，无论是质量还是进度，校点者是第一责任人。至于主编，和我们中心，当然要尽力把它做好，这是没有问题的，可是无论如何校点者是第一责任人。关于校点的很多问题，过去我们发过一些材料给大家。现在也发现一些问题，比如我们现在正在反对所谓学术的不正之风，有一项就是抄袭的问题。我们也发现个别稿件抄袭的问题，这就很不好。当然不一定是全部抄袭，但相当一部分是抄袭。将来哪怕只有一部分是抄袭的，人家只要指出来，我们就很被动。关于质量和进度的问题，待会会有专门的讨论，希望大家注意。

我想我讲的时间也比较多了，我就讲这些。首先是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这次会议。我希望我们能通过这次会议来充分地交换意见，让下一阶段的工作能够更顺利。希望大家能够保重身体，实际的担子都在你们身上，这个工程能不能完成要靠各位在座的专家们。因为我看大家都是四五十岁的年纪，中国文化的复兴和民族的复兴，像我这个年龄的应该是退伍的老兵，希望在你们身上。希望大家注意保重身体。

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