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中华文化　推进人类文明——就《儒藏》编纂答《河北学刊》主编提问

一、汤先生，您好。经过几年的工作，您主持的《儒藏》编纂工程已经取得了显著成就，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我们知道，您出身于哲学世家，从小受到渊源深厚的家学熏陶。您是什么时候开始研究儒学的？

虽然从小因为受到家族的影响，我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定兴趣，但由于一直在新式学校接受教育，“国学”的根底实际上是很缺欠的。特别是由于我的父亲主要是研究佛教和道家思想的，因此，我在青年时代也对道家和佛教思想较感兴趣。只是在1983年的一个偶然机会，我到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才较多地接触了儒学思想。那时，杜维明教授正在哈佛，于是，我在那里接触到了现代新儒学。我了解到牟宗三等人的现代新儒家，他们希望把中国儒家思想同西方哲学思想结合起来。当然这也不是不可以，问题是究竟应当怎么做？他们认为，中国的内圣之学可以开发出适合中国现代政治的外王之道，我觉得，中国的内圣之学和西方的民主政治是两个不同的系统，儒学具有自己独特的思想。也是在1983年，世界第17届哲学大会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召开。过去，这个哲学大会只有东方哲学讨论组，不设中国哲学讨论组。这一届特别设立了讨论中国哲学的圆桌会议。我也被邀请参加，在会上，我作了题为《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可能性》的发言。我认为，儒学发展的第一期是孔孟，第二是宋明理学，现在则是第三期。我在发言中提出，可以从真、善、美这三个角度来考虑儒家思想的特点。我设定了这样三个命题，一个是表现“真”的，那就是中国的“天人合一”，讨论宇宙人生的真实意义；一个是表现“善”的，那就是中国的“知行合一”，中国传统强调“知”必须“行”，否则即为“不知”；一个是表现“美”的，那就是中国的“情景合一”，中国传统美学一直到王国维都是讲情景的关系的。所以，我在会上提出这三个命题，讨论能不能从真、善、美这三方面来考虑中国儒学的第三期发展。那是中国大陆学者在20世纪50年代后首次参加世界哲学大会。我讲的那几点，在会上还是非常轰动的。自那儿以后，我开始关注儒学问题的讨论，并且特别注意了儒家哲学中“和谐”思想的意义。1993年，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大概我是中国大陆用孔子“和而不同”思想批评亨廷顿的最早的一个。到20世纪末，我考虑到，中国有非常长的注释经典的传统。西方有诠释学，那么，可不可以有中国的诠释学呢？比如说，《左传》诠释《春秋》，那是公元前三四百年的事情了；《韩非子》诠释老子，那是公元前两百年前的事情；还有《易传》诠释《周易》，等等。那么长的诠释经典的传统，而且产生了那么多的诠释著作，光《论语》的诠释著作就有三千多种，《老子》的诠释著作也有三千多种，但是，我们没有一个成体系的诠释学，没有把中国诠释实践的多种经验总结出来，提升到哲学的高度来讨论。而西方的经典诠释主要是诠释《圣经》，他们的传统要晚得多了，也就是一千多年吧。可是，在19世纪末，由狄尔泰等学者带头，把诠释学提升到哲学高度来讨论了。今天，西方哲学的每个学科几乎都受到诠释学的影响。我们有没有可能把我们的经验很好地总结总结，借鉴一下西方的诠释学理论，提出中国的诠释学理论呢？你看，中国有那么多诠释经典的古籍文献摆在那里，无非是需要一批大思想家把它提升为哲学的理论罢了。

二、汤先生，看来您较早地关注了儒学研究，其后又从事诠释学研究，将这二者结合起来，大概就是为您现在所从事的《儒藏》编纂工作所做的准备吧！听说您很早之前就考虑过编纂一部规模庞大的《儒藏》，您有着怎样的思路和想法？

我对编纂一套“儒藏”书籍的想法由来已久，大概在1990年，我就想着手这项工作。我想，中国始终没有把从上古起就相当完备的儒家思想文化的典籍文献汇编为一个体系，这是一件十分令人遗憾的事，这不仅与儒家在中国文化中的主流地位极不相称，而且也不能适应中国及世界对于儒家文化研究的迫切需要。但由于种种原因，我的这些想法一直未能付诸实施。2002年，我感觉这一工作不能再拖延下去了，于是，就有了一个编纂《儒藏》的提议。2003年，教育部确定了一个编纂“儒藏”的项目：《〈儒藏〉编纂与研究》，北京大学争取到了这个项目。但是，这项工作到2004年才正式提上日程。北京大学要我负责主持这一项目，当时我已经七十六岁了。为什么我到了晚年还要接受这么大的一项工作呢？我想，七十六岁这样年龄的人，再想去创造哲学体系是很难的。思想受到年龄的限制，思维不会那么活跃了。所以，我想把儒家的资料整理出来，供大家在以后的研究中使用。

其实，在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一些有识之士从事儒家经典的整理工作，出现了如唐代的《五经正义》、宋代的《十三经》、明朝的《四书大全》、清代的《皇清经解》及《十三经注疏》等各种形式的儒家经典汇编。这些汇编，实际上都体现了我们今天所称之“儒藏”的精华部分，只是还不够全面和系统。在明、清两代，曹学佺、周永年、刘音等人曾提出编纂《儒藏》的设想，并提出“儒藏说”和“广儒藏说”，但均未能实现。清代编纂的《四库全书》，包含了三千多种儒学典籍文献，20世纪80年代，我国影印了《四库全书》，并整理编纂了《四库全书存目》、《续四库全书》，等等，这部分资料实际上汇集了相当丰富的儒学典籍。但它们都不是经过系统整理的儒家典籍的大文库，因此很不便于阅读。更何况都是影印本，难以利用电脑来进行检索。所以，我们要在系统整理儒家典籍的基础上，用标点式的排印本，加上校勘记来编纂《儒藏》。有了校勘记，别人就可以判断文章中的对或错。以前，我们写书要一条一条地去查，需要耗费大量精力。如果把《儒藏》作出来，大家读起来就很方便了，检索起来也很方便，最重要的是可以上电脑和互联网，节约大量的时间。

三、季羡林先生对《儒藏》的编纂工作极为关心，听说季先生给您写过三封信，而且经常询问编纂的情况，季老在信中都表达了一些怎样的思想？

季先生是《儒藏》精华编的首席总编纂，这几年他虽然一直住在医院里，但对《儒藏》的编纂十分关心。在《儒藏》工程的筹备期间，2002年11月23日，季先生在给我的信中说：“（1）从人力上来讲，北大有能力完成这一艰巨任务，但我认为，倘能与有关真正对国学有研究的机关、大学，甚至个人合作，这样编出来的更带有普遍意义，能成为中国学术界甚至世界学术界公认的有价值著作。（2）书目编成后，尽量用不同的形式征求各方面意见。（3）书成后出版形式有两途：一是影印，一是标点重排。前者可见原书形象，有利收藏；后者便于利用。”其后，在2007年5月，季先生又向我们提出：“《儒藏》的好坏，全在质量，要尽量减少错误，宁可慢一点，也要保证质量。在《儒藏》编纂过程中，要树立良好学风，必须扎实地工作，细致地工作，负责任地工作。”季羡林先生认为，儒藏工程决不能赶时间，作出一本是一本。质量才是这套《儒藏》传世的根本。

四、汤先生，从《儒藏》编纂的实际情况来看，您和您的团队很好地落实了季羡林先生的意见。通过各种报道我们了解到，目前，《儒藏》的编纂工作进展顺利，取得了较好的成果，请您详细介绍一下这些成果都有哪些特点。

按照编纂计划，编纂工程先要编出一套《儒藏》精华编，大概560部书，约2亿字，编成350册。然后，我们要作《儒藏》大全本，大概收5000种书，10亿字。在合作单位及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在广泛吸收对《儒藏》样书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儒藏》精华编去年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四册，一共包括18种著作。其中，第104和109册收入经部四书类“中庸”之属和“论语”之属著作6种（其中1种存目）；第220册收入文集2种；第281册收入出土文献类著作10种，所收文献均为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儒学著作，并分别代表《儒藏》工程对“传世文献类”古籍和“出土文献类”古籍的整理状况，出版发行后反映不错。2008年，我们将分两批出版《儒藏》精华編20册。如果能加大经费和人力的投入，以后每年可出版50册或更多一些。

五、汤先生，北京大学作为中国的最高学府之一，拥有众多各方面的高层次专家学者，具有非常丰富的治学经验，在《儒藏》的编纂过程中，你们采取了怎样的工作方式，积累了怎样的实践经验？

我们主持的这部《儒藏》，基本上沿袭了中国的传统分类法，即四部分类的传统，也就是按照经、史、子、集的框架进行架构。根据目前的情况看，《儒藏》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首先，北京大学图书馆儒学部分的藏书相当丰富，版本质量也相当不错，可以给“精华编”部分的编纂提供60％～70％的版本。同时，我们也同国内外其他机构的图书、藏书机构如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等保持着相当好的关系，为版本和目录的选定提供了相当大的便利。其次，我们的编纂坚持一种开放的姿态，也就是说，在依托北京大学现有学术资源的基础上，更多地跟各大学和研究机构，包括韩国、日本、越南的学术机构合作，形成一种强强联合的模式。就合作单位而言，我们合作的对象都是国内该领域研究的代表性机构，比如，山东大学的文史哲研究院、周易研究中心，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吉林大学，等等。这样的一种协作，有利于在较短时间内汇集各单位的学术中坚力量，有效地保障编纂的质量，保证编纂的权威性。在“精华编”编纂之后，《儒藏》“大全本”的编纂将邀请更多的单位参与，以便实现学术资源的高效整合。再者，我们有着相当严谨、审慎的工作态度，从体系的设计、版本的选定，再到校勘、审定，都要反复讨论、数次修订。以这次出版的样书为例，仅皇侃的《论语义疏》，《儒藏》编纂中心至少校订了四次，出版社校订了三次，又专门请专家校订了一次，到出版时至少要经过八次校订。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编纂的质量。

六、汤先生，您和您的团队所编纂的这部《儒藏》，就其所收文献的广泛性、成书形式的现代性等方面，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一项工作。其中，在所收文献的范围及版本的多样性来说，更是这部新编儒学经典亮点。汤先生，请您具体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由于各种原因，国内相当部分的儒学珍本、孤本或是遗失或是毁坏，对此，我们做了积极的应对工作，其中一个措施就是寻求海外的存本。像此次《论语》样书的编纂，就用了日本保存而国内流失的资料，一本正平版《论语集解》，一本皇侃的《论语义疏》。其他相关方面工作我们还会继续推进，但由于一些具体的问题，如版权等方面的问题，暂时还有一些难题需要进一步解决。另外，随着重大考古发现，新发掘出土的典籍，对于丰富这部《儒藏》的全面性和系统性，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比如，长沙马王堆出土和郭店、上博竹简等一系列古籍，尤其是在《周易》的版本方面，极大地丰富了研究和考证对象。所以，我们定会对马王堆、郭店、上博等新的考古发现所出土的儒家典籍资料特别关注。

七、汤先生，我们知道，编纂如此规模的大型丛书，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您感觉在《儒藏》的编纂过程中所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您领导的团队又是怎样克服的？

搞这样一个大工程，财力支持是关键。教育部允诺提供500万元资金，自2004年起每年拨100万元。北京大学依据教育部资金投入情况等额配备，也就是说，教育部对此项工作投入多少，北京大学就会投入多少。同时，北京大学出版社每年也提供100万元，总共500万元。除此之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在2004年也给了80万元的课题专项投入，这是当年全国最大的一笔社会科学研究资助经费。《儒藏》精华编的经费预算为3936.7万元，所以，目前我们还有两千多万元的缺口。对此，我们除继续向教育部和北京大学申请追加经费外，还将努力通过各种渠道筹措资金。

再一个困难就是人力问题。投入编纂的人数的多寡和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编纂的进度和质量。由于这个项目涉及文史哲、图书馆、考古等多方面的专业知识，能干这个活的人并不多。现在做《儒藏》已经有些晚了，中华书局在新中国成立后整理出版了《二十四史》，那批老先生许多已经故去，剩下的没有多少了，再过十年八年，几乎就全没有了。而一些中青年学者的古文功底，现在还难以完全承担起这样的工作，可以说，现在中国学术界中的古籍整理领域面临着人才断层的问题。本来，我们在古籍整理方面的专业人才就比较缺，现在比起以前顾颉刚等老一辈学者作《二十四史》标点本的时候条件要差得多。我想，要是我们作出来的《儒藏》错漏很多，那就没有作的意义了。所以说，需要有更多的责任心强、工作扎实的人投入到这项工作中来，通过多番校对的方法减少错漏。应当说，现在作《儒藏》带有抢救性质，一方面要抢救这些老专家的学识；另一方面也要抢救书，还要培养新的人才。为了保证《儒藏》编纂工作的顺利完成和后继有人，在大专院校招收相关专业的研究生非常必要。目前，从全国范围内说，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较深入的研究，并能用于儒家经典校点工作的专家学者，数量并不很多，估计大约只有几百人，而且相当多的人年事已高，不可能长期从事《儒藏》的编纂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培养一批能够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和整理的力量。为此，我们曾建议，由有条件的高等学校招收一批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其中的硕士研究生可实行硕博连读。他们可以一边参与《儒藏》的编纂工作，一边系统学习儒家思想和儒家典籍。博士生可选择一儒学研究题目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同一地区的高等学校还可以实行联合培养。花十年八年的时间培养出一批青年学者，这样一来，不仅可以充实编纂《儒藏》的力量，而且可以为国家培养一批能推动中国文化研究，并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新生力量。目前，“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已招收了四届博士生共二十人，今年开始有博士生毕业了。当然，由于我们指导博士生的力量不足，在如何培养的问题上还有许多有待改善的地方。

八、汤先生，我们知道，您的梦想就希望让《儒藏》成为全世界最权威的范本。这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请您具体谈谈《儒藏》编纂的意义。

儒家思想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体，从经典体系来看，儒家以传承“六经”为己任，以“六经”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化正是通过和依赖儒家的世代努力而传承至今，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哲学、政治、法律、经济、宗教、伦理、文学、艺术、医药等方面，并对东亚文明也有着广泛的影响。编纂《儒藏》有两大重要意义：一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历史上有《佛藏》、《道藏》，但是没有《儒藏》，中国文化的主要构成号称“儒释道”三家，佛家的典籍通过《佛藏》保存下来了，道家的典籍通过《道藏》保存下来了，而儒家却没有一个完整的大文库，这未免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二是从现实的角度看，编纂《儒藏》，一个方面是可以很好地保存历史文献，古代曾有大型的丛书编纂如《四库全书》、《永乐大典》，虽然有一些已经散佚了，但是，三代典籍通过它们更多地保存了下来，我们今天进行整理，还要很大程度上借助于它们；另一个方面是在保存历史文献的同时，进而把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思想保存下来，这是更重要的方面；再一方面是希望做成儒学经典的范本。我们知道，日本出版的佛藏《大正藏》是印有校勘记的断句本，现在世界上研究佛教的学者大多用《大正藏》，因此，我们编的《儒藏》以校点排印本的形式出版，就是希望以后人们从事研究都使用这个版本。

此外，《儒藏》还将搜集未收入上述各书的儒家著述文献，使我们拥有一部比较完备的儒家思想文化著述的总汇。这不仅可以使我们可以更系统、更全面地了解儒家文化对于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重要意义，也是使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使全世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得以利用中国文化资料检证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基础建设。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让现代学术界使用起来更为方便，排印校点本显然要优于影印本，而且排印本还很容易发展为电子版，这也是现代学人所需要的。

中国古代文明是“轴心时代”的几大文明之一，而儒家是轴心期中华思想文化的重要部分，历史学家早已指出，“轴心时代”的思想文化传统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已成为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人类社会一直靠“轴心时代”所创造的一切来生存，而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新的飞跃，无一不是通过对轴心时期思想的传承和发扬来实现的。在踏入21世纪之后，世界思想界开始了对“新的轴心时代”的呼唤，这就要求我们更加重视对先秦以来中华思想智慧的温习与发掘，以形成影响世界文化发展的新局面。我想，我们编纂《儒藏》的目的，同编纂《佛藏》、《道藏》一样，都是旨在把中国思想文化的典籍经过系统整理，以便收藏、保存和利用，以达到弘扬和发展中华思想文化的目的。有了这样一套经过精心整理的儒家思想文化大文库，将为人们提供研究儒家思想的可信的资料。但是，我们并不认为儒家思想文化都能够适应现代人类社会的现实，更不认为它能够解决当今人类社会存在的种种复杂问题。当然，面对当前人类社会存在着的各种极为复杂的矛盾，儒家思想文化能够为解决或部分解决其中的某些问题提供一些有意义的思想资源。因为，中华民族有着长达五六千年不间断的历史文化传统，作为我们这个民族主流的儒家思想文化，蕴涵着丰富的有利于解决当前人类社会各种问题的思想文化资源。而拥有一部儒家思想文化的典籍大文库，对研究和了解它的价值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当然，对于任何古代伟大思想家的思想，我们都必须予以分析和鉴别，并给予现代的诠释，以适应现代人类社会合理、健康发展的要求。我们还要再重复地说明，编纂《儒藏》是为了给人们研究儒家思想文化提供比较完整、系统和可靠的资料，以便更好地利用人类文明的这一份宝贵的遗产，为人类社会得以“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相互尊重”、“相互理解”以及人类的和谐安宁作出应有的贡献。司马迁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者，未必尽同。”借鉴古之圣贤的智慧以利于今日人类社会的合理、健康发展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中华民族正处于伟大的民族复兴的前夜，重新回顾我们这个民族文化的源头及不断发展的历史，必将对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发挥重要的作用，为了系统地、全面地、深入地研究儒家思想的方方面面，把儒家经典及其在各时代的注疏，以及历代儒家学者的著述和体现儒家思想文化的各种文献，编辑成《儒藏》这样一部儒家思想文化大文库，供世人阅读和研究，对当今和后世无疑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河北学刊》2008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