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古代小说史的演进动力，概而言之，主要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变迁，二是文学观念和文体的破立消长，三是物质技术的更新换代。三股动力，相辅相成，综合运作，但在不同的时间节点或者不同的文体发展史中，其作用的方式和力度，又有所侧重。此处，我想专就第三个方面略加展述。所谓“物质技术”，具体是指文学作品的物质载体（即书写材料）以及书籍的生产方式（即印刷技术）。众所周知，中国的书写材料依次经历了从甲骨、金石到缣帛、简牍、纸张的变化；而书籍的生产方式，则主要有传抄和印刷两种。那么，在这个漫长的物质技术变迁过程之中，作为叙事文学的小说又是如何随之发展演进呢？

与世界各民族的情况类似，中国叙事文学起源于远古时期的神话和历史传说，其源头甚至早于文字的发明。在甲骨金石时代（约战国之前），文字镂刻不易，能够进入书写领域的内容，皆为战争、祭祀、政权更替等经国大事，迄未发现称得上叙事文学的作品（即具有一定叙事长度和若干人物的文学作品），难以想象，有人会在青铜器上艰难地镂刻一个故事。这个时期的叙事文学，大概只能存在于人们的口耳相传之中。进入简帛时代（约战国至三国前期），书写相对便利，于是，人们开始把存留在头脑中的各类知识，记录整理，阐述发明，并且书写下来，形成物质形态的书籍，中国的知识谱系遂完成了从口说到笔写的系统转换。目前所知最早的书目，是汉代刘向、刘歆父子等人校理宫廷藏书而成的《别录》《七略》。据研究^[1]，刘向主持校书活动，约始于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止于绥和元年（前8），前后有18年，刘向去世后，其子刘歆奉诏继续校理，大概在绥和二年（前7）或建平元年（前6），刘歆上奏《七略》，因此，《七略》大体上反映了西汉成帝时期宫廷藏书的情况。可惜《七略》未得完整传世，幸好东汉史学家班固（32—92）编纂《汉书》时，将此目略加增删调整，编为《汉书·艺文志》，为后世保留下这份弥足珍贵的古书目录。从《汉书·艺文志》来看，西汉时期宫廷藏书十分丰富，内容广博，涵盖“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等领域。其中《诸子略·小说家》著录有《伊尹说》《黄帝说》《虞初周说》《待诏臣饶心术》《待诏臣安成未央术》等15部作品。尽管《汉书·艺文志》所称“小说”与后世文体学层面的“小说”并非同一概念，但这15部小说中存在一定数量的叙事作品，应该没有疑问。而最为重要的是，它们都实有其书。按照汉人应劭《风俗通》的记载，刘向父子的校书流程为：“皆先竹书，改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换言之，这些小说在校勘完成之后，曾被誊写于缣帛之上，成为豪华贵重的帛书本。《虞初周说》有943篇，篇幅可谓庞大，费去的缣帛想来也不在少数，当时之所以不计成本地誊抄下来，可能是因为此书记录了诸多前代的野史轶闻。

缣帛成本昂贵，无法推广普及，因此，汉代通行的书写材料是简牍。目前出土的简牍文献非常丰富，其内容则以经史、方技及行政文书为主，但也有令人惊喜的叙事作品。1993年，江苏连云港东海县尹湾村西汉晚期6号墓出土了一篇《神乌赋》^[2]，它书写于20枚宽简之上，以四言韵文叙写了一个黄雀占据乌巢的故事。无独有偶，近闻北京大学所藏汉简中，也有一篇叫作《妄稽》的作品，残存约2700字，根据其编连形制以及每简抄写字数推测，其总字数可能多达3400余，作品也是四言韵文，叙述了发生在西汉士人周春家中的“丑妻虐妾”故事。学术界将《神乌赋》这样的四言韵文叙事作品称为俗赋，认为它们与《汉书·艺文志》所载“杂赋”以及敦煌所存《燕子赋》《韩鹏赋》等俗文学作品共同构成了汉唐四言俗赋的发展脉络^[3]。实际上，汉代简牍中还有以散体文字撰写的叙事作品，据裘锡圭考辨^[4]，敦煌西北马遂湾出土的编号为496的汉简，所书就是关于韩朋故事的一句残文，文字采用散体，可惜由于仅存一简，无从知道该故事文本在汉代的完整面貌。但此枚残简的存在，表明韩朋故事起源很早，大概在西汉时期就有流传，裘锡圭因之推想：

从《神乌赋》和韩朋故事残简来看，汉代俗文学的发达程度恐怕是超出我们的预料的。敦煌俗文学作品中有不少是讲汉代故事的，如《季布骂阵词文》（即《捉季布传文》）、《王陵变》以及讲王昭君的和讲董永的变文等。我怀疑它们大都是有从汉代传下来的民间传说作为底子的。说不定将来还会发现记叙这些民间传说的汉简呢！

此一推想颇合情理，值得关注。《汉书·枚皋传》载：“皋不通经术，诙笑类俳倡，为赋颂好嫚戏”, “又言为赋乃俳，见视如倡”,“凡可读者百二十篇，其尤嫚戏不可读者，尚数十篇”。《汉书·东方朔传》说：“朔口谐倡辞，不能持论，喜为庸人诵说。”《三国志·魏书》卷二十一裴注引《典略》云，曹植曾在暑日为来宾“诵俳优小说数千言”。上述文献也从一个侧面透露出汉魏时期叙事文艺活跃的信息。只不过，限于物质技术因素，它们大多仍留存于口头诵说之中，像《神乌赋》那样书之于简牍的，稀若星凤。

如前所述，甲骨金石镂刻不易，缣帛成本高昂，简牍则较为笨重，不便展阅和存藏。因此，古人开始探索制造一种更为简便的书写材料，这就是纸张。纸张发明的时间，尚难确考，根据考古发掘所获古纸，其出现时间至少可以上溯到西汉。纸张发明之后，并未直接替代缣帛简牍，而是经过了一个较长的并用时期，大概在汉末三国时期，纸张才正式成为通行的书写材料，中国书籍史从此迈入辉煌的纸本时代。纸张制作成本低廉，易于书写和修改，纸书也极便于流播和存藏，因此，极大地刺激了知识传播和著述编撰，尤其是文学作品的创作^[5]。比较《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集部书籍增长迅速，还出现了《文选》《玉台新咏》等文学总集。以小说为代表的叙事文学，也得益于这一物质技术因素的变革，兼之佛道思想的广泛流传以及社会生活的日渐丰富，其编创空间大为拓展，篇幅也较前有了显著增长，具体表现为：一方面，涌现出诸如《搜神记》《世说新语》《幽明录》《启颜录》《冥报记》等一批小说集。干宝《搜神记》多达343篇^[6]，内容驳杂，涵盖古今，他在《搜神记序》中说：“群言百家，不可胜览；耳目所受，不可胜载。”可知其资料来源主要依靠书籍阅读和口头采访，干宝时任著作郎，正有机会遍览内府藏书，换言之，没有纸书的丰富与流通，大概也不可能产生《搜神记》这样的小说专集。另一方面，单篇小说的篇幅越来越长。《搜神记》中绝大部分作品均在数十字至数百字之间，罕有超过千字者，而唐人传奇小说则动辄数千字，其中《游仙窟》更多至近9000字。导致小说篇幅大幅增长的诸多因素，固然有来自文学内部的，但物质载体的支持也极为重要。同是纸本时代，干宝生活的晋代，纸张生产能力有限，供应仍不富余，身为史官的他在编撰《搜神记》的过程中，竟遭遇纸张短缺的困扰，不得不向皇帝上奏请纸，虽然后来朝廷赐纸二百枚^[7]，帮助他完成了全书编创，但这一困扰，无疑会对干宝的小说编撰产生一定的限制；而至隋唐时期，造纸技术有了改进和提高，纸张供应较为充裕，因此，即便是普通的文人小说家也可以放开手脚，纵笔骋才，自由编创。不仅如此，唐人对于口头说唱表演内容的记录和整理，也因纸张的普及和充裕变得更为容易，敦煌遗书中所存数量可观的俗文学作品，大多是民间纸质抄本，若干作品还有多种不同的抄本，譬如《韩朋赋》有6个抄卷，《孔子项托相问书》竟有11个抄卷，这些恐怕都是干宝那个年代难以发生的事情。

这里，不妨再来看看纸本时代小说文本的流播问题。在印刷术发明普及之前，书籍流播主要依靠传抄方式，编撰者借助传抄复制文本，扩大流传；读书者通过传抄，阅读文本，获取知识；而公私藏书者也借助传抄，丰富收藏。早在汉魏六朝时期，社会上就已出现了商业性质的“佣书”活动和职业的“抄书人”^[8]，隋唐时期，抄书活动更趋繁盛，文献中多有名篇佳作问世之后，即有好事者加以传抄的记载，可惜这些记载没有明确交代一部书籍被传抄的次数和份数，而且，它们记录的基本上都是经史、诗文以及宗教类书籍的传抄情况。至于唐代小说文本的传抄情况，则罕有载及，我们只能通过一些旁证材料来窥其大略。譬如《新唐书·艺文志》及《崇文总目》，反映了北宋时宫廷图书馆的藏书情况，其中就有包括唐传奇在内的诸多小说作品，它们很有可能是从前代流传下来的古抄本；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载及《幽明录》《传奇》等小说集，曾用于士人温卷，这也是小说抄本流播的例证；此外，编撰于日本宽平年间（889—897）的《日本国见在书目》，著录有十卷本《世说》、三十卷本《搜神记》、十卷本《冥报记》、一卷本《游仙窟》等古抄本小说，日本至今仍保存有唐抄本《世说新书》残卷、古抄本《冥报记》《游仙窟》等书籍：凡此，皆表明唐代小说曾以抄本形式有过一定范围的流播，若干作品甚至远传海外。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宜过高估计小说抄本流播的广度，以唐传奇为例，传世的唐人笔记野史以及诗文典籍，罕有提及《莺莺传》《霍小玉传》《李娃传》等传奇小说的，而敦煌遗书中也没有发现此类作品的存在，这似乎说明它们在唐代社会中的影响是相当有限的。作为唐代小说之杰出代表的唐传奇，其文本真正得以广泛传播和接受，大概要迟至印刷业发达的明代中后期。总之，纸张的普及曾经作为一个外因，推动了唐传奇文学空间和文字篇幅的扩增，但抄本流传的方式又对其文本流播构成了限制，这一现象，恰好从正反两个方向显示了物质技术因素对于叙事文学演进的多重意义。

中国书籍以抄本方式流通的历史，从汉魏之际一直延续到北宋时期，前后长达八九百年。实际上，雕版印刷技术至晚在唐代中期已经发明，存世较早的唐代印刷品为8世纪初（约704—751）印本《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韩国藏）、敦煌所见唐咸通九年（868）刊本《金刚经》等。早期的雕版印刷术主要运用于印制佛教经文图像、历书、字书等，之后逐渐扩展到传统经史书籍。与纸张替代简牍成为主要书写材料一样，印本书籍完全替代抄本书籍也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一革命性的变化，大概完成于两宋之交。早在印本书籍兴起之初，习惯了抄本的宋代文人，便对印本心怀忧虑，颇多批评，认为印本书籍文字舛误较多，不如抄本精善，又担心士子在印本时代得书容易，“读书苟简”^[9]，而不像抄本时代，“以传录之艰，故其诵读亦精详”^[10]。然而，历史的潮流终究不可阻挡，印本书籍以其强大的“定本”效应以及化身千万的复制能力，最终结束了抄本时代，开启了印本新时代，这一转换，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11]。其一，它极大地扩增了整个社会的书籍生产能量，引发了旧知识的大整理和新知识的大爆发，诸如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史记》《汉书》《诗经》《文选》、唐人别集，林林总总，皆在宋代得到整理和刊刻，而所谓宋代四大类书——《册府元龟》1000卷、《太平御览》1000卷、《文苑英华》1000卷及《太平广记》500卷的编撰出版，更成为印本时代的标志性产物。其二，印本书籍的发售流通，改变了抄本时代书籍主要由宫廷官府或贵族世家所垄断的基本格局，普通士子也可较为容易地购置图书，真正实现了知识的下移和普及化。这些出版文化的新特点，也对宋代小说的发展产生了潜在的影响。譬如《太平广记》500卷收录了大量志怪和传奇小说，它的编刊行世，不仅是对宋前文言小说的一次大集结，也是后来者采摘汇辑的小说渊薮，并直接推动了宋代洪迈《夷坚志》等汇编型小说专集的编撰。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太平广记》《类说》《夷坚志》《绿窗新话》《青琐高议》诸书，又成为宋代民间说唱技艺的必备参考书，宋末元初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云：

夫小说者，虽为末学，尤务多闻。非庸常浅识之流，有博览该通之理。幼习《太平广记》，长攻历代史书。烟粉奇传，素蕴胸次之间；风月须知，只在唇吻之上。《夷坚志》无有不览，《琇莹集》所载皆通。动哨中哨，莫非《东山笑林》；引倬底倬，须还《绿窗新话》。论才词，有欧、苏、黄、陈佳句；说古诗，是李、杜、韩、柳篇章。

宋代（尤其是南宋）是中国说唱技艺兴盛的时期，研究者多从城市发展、市民阶层壮大等角度探讨其兴盛原因，但是，如果没有建立在雕版印刷技术基础之上的各类书籍，尤其是小说资料汇编的编撰刊行和流通普及，恐怕也很难形成这样的局面。这里，还要提及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宋代说唱故事是否被刊刻出版？《醉翁谈录·小说开辟》著录了百余种小说名目，它们究竟是演出的节目，还是印刷出版的文本，目前学术界尚有争议。南宋说唱技艺的中心在都城临安，《武林旧事》和《西湖老人繁胜录》对此有十分详尽的记载，而临安城内官私出版机构众多，特别是民间书坊，据《中国印刷史》辑录，就有“陈宅书籍铺”“尹家书籍铺”“中瓦子张家”“橘园亭文籍书房”“钱塘俞宅书塾”等20家^[12]，这些以刻印书籍谋利的商业性书坊，既然三教九流书籍无所不刻，似乎没有理由眼睁睁看着说唱故事大受欢迎而不去整编出版。况且，明代嘉靖时期杭州书坊洪楩的清平山堂搜罗宋元明初旧本小说，汇刻为《六十家小说》，我们也很难相信洪氏所依据的底本中没有若干宋代刊本。或许只是由于这类俗文学的刊本不为后世所重，大部分都遗失不传了，故目前所存只有宋刻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和《大宋宣和遗事》等数种而已。

《中国印刷史》将元代定为“刻书衰落”期，这是相对于宋代和明代而言的。从现存元刊本书籍的数量和种类来看，元代书籍出版仍然维持在一个比较繁盛的状态，尤其是以建阳为中心的坊刻，较之宋代不仅没有衰落，反而还有增长的态势，而且与俗文学的结合更为紧密。元代刊印的小说文本，既有《世说新语》、《江湖纪闻》前后集、《湖海新闻夷坚续志》等新旧文言小说专集，也有新产生的“平话”。据学者研究^[13]，平话是在元代文人以通俗白话为皇室贵族讲解汉族传统经史典籍（如《直说通略》《孝敬直解》等）的启发影响下，融合宋代以来的讲唱技艺因素而形成的一种小说新文体，在其形成和流播过程中，福建书坊发挥了颇为重要的作用。建安虞氏书坊刊刻的“全相平话”系列，目前所知存世有5种，即《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新刊全相平话武王伐纣书》《新刊全相平话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新刊全相秦并六国平话》《新刊全相平话前汉书续集》。就书名而言，既然有“七国春秋后集”，则应有“七国春秋前集”；既然有“前汉书续集”，则应有“前汉书正集”；既然有“前汉书”，也当有“后汉书”，才能相接于三国。因此，虞氏书坊当年刊印的讲史平话，应该不止现存的5种。检阅现存的这5种作品，均未题署编撰者姓名，版式均为上图下文，字体也是元代闽版书籍典型的变形颜体，我们不免怀疑，这实际上是虞氏书坊精心筹划的一套讲史系列平话，其编撰者也很可能就是虞氏书坊主或者他聘请的文人编辑。除了上述讲史平话之外，元代福建书坊还刊刻了烟粉灵怪题材的《新编红白蜘蛛传小说》，此书残存一叶，字体也是闽刻本的典型字体；而编撰于高丽末期（相当于中国元末）的汉语教材《朴通事》，另曾提及两部元代平话《唐僧西游记》和《赵太祖飞龙记》。元代出版的白话小说数量和覆盖的题材类型，可能远超过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规模。不仅如此，建安虞氏编刊全相平话的方式也表明，元代书坊已为白话小说的编撰和出版探索、建立了一个行之有效的操作模式。

令人遗憾的是，元代书坊对于白话小说的关注和出版，因为元末的战乱动荡而被迫中断。明初社会经济凋敝，文教颓废，出版业也随之萧条，导致书籍匮乏，连儒家经典也不易获取，遑论其他。明人陆容（1436—1494）《菽园杂记》卷十载：“国初书版，惟国子监有之，外郡县疑未有”, “宣德、正统间，书籍印版尚未广”。当时有限的出版资源，大多被运用于《性理大全》之类书籍的刊刻，自然无暇顾及小说，虽也曾有过零星的出版，譬如正统时刊印了瞿佑的《剪灯新话》，成化时刊印了《新刊全相唐薛仁贵跨海征辽故事》《新刊说唱包龙图断曹国舅公案传》等说唱词话系列，弘治时刊印了中篇文言传奇小说《钟情丽集》，但小说出版的春天，却要等到明代嘉靖时期才姗姗到来。嘉靖元年（1522）, 《三国志通俗演义》24卷240则刊印问世，这部皇皇巨著版式疏朗，字体精美，与明代内府抄本的馆阁字体十分接近，有可能就是嘉靖间藏书家周弘祖《古今书刻》中所著录的都察院刻本，此书存世颇多，想来当年印刷的数量也不在少数。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首有一篇庸愚子撰写于弘治七年（1494）的序文，考虑到小说的编撰者是生活于元末明初的罗贯中，可知小说文本大概经历过一段以抄本流播并逐步丰满的历史。刊刻这部庞大篇幅的小说，需要投入可观的经济成本和出版资源，这在明代前期的出版资源匮乏的环境中，显然是无法实现的。

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华美亮相，拉开了明代中晚期小说编撰出版的序幕。明代的出版业主要集中在两大中心，一个是福建的建阳地区，另一个是以南京、苏州、杭州为代表的江南地区。较早跟进的是建阳书坊，他们敏锐地捕捉到了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所引发的市场效应，推出了历史演义小说系列，嘉靖二十七年（1548）叶逢春刊刻了有插图的《新刊通俗演义三国志史传》，该书采用上图下文版式，这意味着中断了二百余年的元代建安虞氏书堂所建立的小说出版模式又得以重启；嘉靖三十一年（1552）、三十二年（1553），杨氏清江堂分别出版了熊大木所编《大宋中兴通俗演义》8卷74则和《唐书志传通俗演义》8卷89节。而处于另一个中心的江南书坊，则利用该地区丰富的藏书资源，热衷于前代小说文献的整理汇刻，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苏州刻印的唐人传奇集《三十家小说》（后冠名《虞初志》）、笔记志怪集《四十家小说》以及杭州洪楩清平山堂刻印的宋元话本集《六十家小说》，时间均在嘉靖晚期。

迨万历以降，白话小说编撰出版渐趋于高潮，建阳和江南两大中心相互竞争，也相互影响，共同推动着小说出版业向前狂飙突进。这里，我想强调的是，明代书坊对于白话小说来说，并非只是一个外在的出版者，而是渗透甚至直接参与小说文本的编撰环节。以熊大木、余邵鱼、余象斗、杨尔曾、陆云龙、陆人龙为代表的书坊主，以及以邓志谟、吴还初、朱鼎臣等为代表的书坊编辑，皆曾亲自操觚，编撰出版了数量可观的白话小说。由于他们身处书林，熟悉市场动向和读者口味，又掌握着文人所缺乏的出版资源，因此，他们的作品往往能够在短时间内，现编现刊现售，风行一时。但商业化的创作动机，浅薄的文学素养以及仓促的编创过程，又严重制约了此类作品的艺术质量。这些作品的编创方式一般包括以下三种：或者依据普及类史籍（即所谓“按鉴”），半文半白，演绎成篇；或者杂采戏曲、词话、宝卷、道情等民间文艺文本，稍加敷衍，拼凑新书；或者直接将他人之书改头换面，增补删削，窃为己作。显然，此类创作本质上是一种商业化写作，其追求的首要目标是经济利益而非文学品质。事实上，商业化写作的色彩，即便在冯梦龙、凌濛初这样的著名小说家身上，也隐约存在，他们在自序中都曾明确提及自己应贾人之请而编撰“三言二拍”的事实。

自明代万历中后期至天启、崇祯朝，小说出版业的商业竞争达到白热化程度，这种竞争既发生在两大出版中心（即建阳地区和江南地区）之间，也发生在同一地区的不同书坊之间。其竞争的焦点，一方面落在小说文本的形式变化上，南北书坊竞相推出了图像本、注音释义本、评点本、删减本、合刊本、汇选本等多种样式，炫人耳目，以利销售；另一方面，则落在小说稿源的组织开发上，这是最令书坊感到焦虑的问题，为此费尽心机。譬如为了能够在已经饱和的历史演义小说出版市场中分得一杯羹，明末建阳书坊主余季岳筹划了一套十分庞大的《帝王御世志传》，从盘古开天一直演绎到“当代”（即明朝），一代编为一传，合而观之，不啻一部中国通史，可惜这套小说丛书大概只出版了一两种，就无疾而终了。譬如为了能够在《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这样的小说名著出版中凸显自己与众不同的“亮点”，书坊编辑们甚至不惜拿原著文字开刀，在《三国志演义》中塞入“关索”或“花关索”情节，在《水浒传》中插增宋江征讨田虎、王庆情节，以号称“全本”“足本”“古本”，吸引读者眼球，他们的草率行为，严重扰乱了小说文本的原始文貌，给后世小说研究者平添了诸多麻烦。

上述种种情形，令人清晰地感受到明代书坊对于小说编刊的深度介入和强烈干预，也促使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即如何评估物质技术因素与明代小说之间的学术关系。我认为，可从如下三个方面进行解读：

其一，与诗文辞赋等文体相比，白话小说的流播对于物质技术因素存在更为显著的依赖性。明代中晚期既是中国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同时也是长篇章回小说的编刊高潮期，这绝非偶然。正是雕版印刷技术的发达、书坊的繁盛以及商业竞争的剧烈，共同催生了白话小说编刊的繁荣局面，客观上壮大了白话小说的社会声势和流播空间，使其成为有明一代最具生命力的文学品种。

其二，掌握物质技术资源的书坊，本应只是书籍的生产者和流通者，但白话小说的俗文学特性，却给明代书坊提供了“越界”的机会，书坊主和书坊编辑的谋划、组织、干预乃至亲自操觚，使得明代白话小说的编撰呈现出浓厚的商业化色彩，这不可避免地限制和削弱了小说的艺术成就，在繁荣背后预先埋下了衰微的种子。目前存世的大部分明代白话小说，假如剔除了附载其中的文化史和文学史意义，其作品本身具有的文学艺术价值往往颇为有限。这也直接影响到明代小说的学术研究格局，明代小说除了数量有限的优秀作品之外，单篇作品的学术容量大多不够宽厚，因此，类型化或者集群化成为明代小说研究的主要方式。

其三，明代小说史上存在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某种类型小说总是首先出现一个优秀的作品，随后产生一批同类作品，作品数量呈递增之态，而艺术质量却呈递减之势，首先出现的那个作品，如同一座孤峰，耸立在前，我称之为“先峰现象”，譬如历史演义小说中的《三国志演义》、英雄传奇小说中的《水浒传》、神魔小说中的《西游记》、世情家庭小说中的《金瓶梅》、短篇白话小说集中的“三言二拍”等等，莫不如此。导致这一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明代书坊跟风仿作、趁势牟利的小说商业化运作模式。而这一事实恰好证明：叙事文学尤其是长篇小说的发展演进，虽然对于物质技术有较大依赖性，但决定其艺术价值的最重要因素，却并非物质技术，而是创作者本身。

需要指出的是，明代小说编刊过程中所形成的运作模式以及存在的种种现象，很好地诠释了雕版印刷时代物质技术与小说演进之间的复杂关系，因此，其作为学术个案的启示意义，并不局限于明代，也适用于同处雕版印刷时代的清代小说出版。考察清代中前期的小说出版情形，与明代大致相同。然自嘉庆、道光以降，小说创作和出版开始陷入一个发展的瓶颈。在创作层面，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世情、公案等各种类型小说的编撰似乎均已饱和，情节设置也多落入俗套，难以走出模式化的窠臼；在出版层面，随着国力衰微，民间书坊出版物品质持续下降，历来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刊本，更是等而下之，它们往往采用巾箱小本，字体也是呆板的“匠体字”，刊刻粗率，特别是明清小说引以为傲的图像，也因版画技术的衰落，不仅无力绘刻图景繁复的情节插图，大多改为简单的人物绣像，而且人物肖像服饰的绘刻千人一面，线条僵硬，其末流更是令人“惨不忍睹”。小说编创和小说出版，似乎都在等待和呼唤一场变革的到来。

恰在此时，中国社会进入由古代向近现代转型的历史时期。推动小说演进的三大动因，都因出现了新的变化而焕发出新的力量。首先，道光以后的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四朝，中国社会内忧外患，东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一系列战争的失败和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使得各种矛盾空前激化，天下动荡，变故丛生，新旧交替，光怪陆离，凡此，皆为小说创作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叙写素材。其次，随着国门打开，包括小说在内的东西方文化蜂拥而入，意识到积贫积弱现状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思考如何救国强国，他们受到西方文艺观的启发，将小说等俗文学作为开启民智的工具，梁启超倡导的“小说界革命”，虽然其最初的动机仍在于文学之外的政治，但客观上却极大地提高了小说的社会地位，并进而抬升了小说的文学地位。于是，小说创作的动机、主旨和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呈现出新的面貌。再次，以机器生产为核心的铅石印刷术，此时也陆续传入中国，并逐渐普及，打破了已经延续了七八百年雕版印刷一统天下的格局。在得风气之先的上海地区，书局报馆林立，小说流播的形式除了传统的书籍样式之外，还可以在报刊等公共传媒上加以连载，新技术所蕴含的巨大的出版能量，已为小说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不难想象，上述三大动因联袂启动，层叠累加，将会迸发出何等巨大的文学推动力！

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小说将如何随之翩翩起舞，又会呈现出怎样的新面貌和新现象呢？这正是本书想要考察和探讨的中心问题。收入书稿的15篇文章，大概主要围绕如下六个方面展开论述：其一，西方先进的印刷文化如何进入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又是如何从上海输出，辐射到周边的江南地区乃至整个中国？其二，近代书局如何利用新的出版技术以及新的经营模式，推动乃至调控晚清新小说的发生与发展？其三，传统的明清章回小说如何实现其文本传播技术的近代升级？其四，作为中国古代小说文本特色的图像，如何借助新技术完成它的近代复兴之路？其五，近现代书局如何在出版新理念的指引下，开展小说征文、小说版权转让以及善本小说整理等活动，这些创新之举又具有什么样的小说史及出版史意义？其六，面对编刊两盛、区域分布不均衡、成就与弊端并存的近代小说，清末民初的文人如何进行小说的阅读与研究？今天我们又该如何调整和深化这一研究课题？由于受到文献资料及本人学识的限制，书稿对于上述学术问题的考述，可能还有许多未惬人意甚至错漏讹误之处，恳请读者给予批评赐正。假如因此而引发诸君对于本课题的兴趣和关注，则吾愿足也。

最后，我还想说的是，在中国书籍史上曾经发生过两次重大的物质技术变革，一次是书写材料由纸张取代简帛，一次是雕版印本取代抄本，这两次变革都对中国的学术文化和文学创作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而近代以来，物质技术变革的步伐大大加速了，晚清时期从海外传入的石印技术实际仅仅使用了数十年便退出了历史舞台，另外一种铅印技术，也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被更为先进的激光照排技术所淘汰。时至今日，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日新月异，我们正在经历着一次更具革命性的物质技术变革，即由有形的纸质书籍向网络化、数字化的电子书籍转变，此次汇聚了书写材料和书籍生产方式双重蜕变的技术革命，又将对包括小说在内的文学带来怎样的新变？尽管人们目前对于网络化和数字化仍存在种种疑虑和批评，这一态度和宋代文人对于印本取代抄本的感受何其相似！但历史已经昭示我们，如同印本最终取代抄本一样，纸质书籍被电子书籍所取代，恐怕也是一个无法更改、迟早要到来的事实。想象在那个虚拟世界中，小说将会如何存在？如何流播？而未来的研究者，又如何来考察和评估物质技术与小说演进的学术关系？这真是一个充满了诱惑的问题。我期待着有生之年能够看到这一变革的彻底实现，并且可以再写若干篇论文来作为这部小书的补编。

[1] 参阅邓骏捷《刘向校书考论》第三、四章“刘向领校群书综论”，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8—228页。

[2] 参阅《尹湾汉墓简牍概述》《尹湾汉墓简牍释文选》, 《文物》1996年第8期；裘锡圭《〈神乌赋〉初探》, 《文物》1997年第1期。

[3] 参阅扬之水《〈神乌赋〉谫论》, 《中国文化》1996年第14期；伏俊连《从新出土的〈神乌赋〉看民间故事赋的产生、特征及在文学史上的意义》, 《西北师大学报》1997年第6期；宗明华《论“赋”之俗与“俗赋”——兼论尹湾汉简〈神乌赋〉文体上的承传及性质》, 《烟台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踪凡《两汉故事赋探论：以〈神乌赋〉为中心》, 《中国俗文化研究》2004年总第2辑。

[4] 裘锡圭《汉简中所见韩朋故事的新资料》, 《复旦学报》1999年第3期。

[5] 参阅查屏球《纸简替代与汉魏晋初文学新变》, 《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6] 这一数字采自李剑国《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

[7] 干宝《撰搜神记请纸表》云：“臣前聊欲撰记古今怪异非常之事，会聚散逸，使自一贯，博访知古者。片纸残行，事事各异。又乏纸笔，或书故纸。”（诏答云：“今赐纸二百枚。”）见《新辑搜神记》，上册第17页。

[8] 徐栩《论中国古代“抄书人”的演变及其历史地位》, 《郑州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9] 宋黎靖德辑《朱子语类》卷十《读书法上》载：“今缘文字印本多，人不着心读”, “今人所以读书苟简者，缘书皆有印本多了”, “古人无本，除非首尾熟背得，方得”, “今人连写也自厌烦了，所以读书苟简”。清康熙吕氏天盖楼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10] 宋叶梦得（1077—1148）《石林燕语》卷八载：“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人不多有，而藏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学者以传录之艰，故其诵读亦精详。五代时，冯道始奏请官镂《六经》板印行。国朝淳化中，复以《史记》、《前后汉》付有司摹印，自是书籍刊镂者益多，士大夫不复以藏书为意。学者易于得书，其诵读亦因灭裂，然板本初不是正，不无讹误。世既一以板本为正，而藏本日亡，其讹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16页。

[11] 参阅拙文《〈世说新语〉在宋代的流播及其书籍史意义》, 《文学评论》2015年第4期。

[12] 参阅张秀民著，韩琦增订《插图珍藏增订版中国印刷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上册第53—56页。

[13] 参阅徐大军《元代平话文本的生成》, 《文学遗产》201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