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后期上海地区印刷文化的输入与输出

一、清代后期上海地区印刷文化的输入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经籍会通四》载：“今海内书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阊阖也，临安也”，这说的虽然是明代的事情，但亦大致概括出了明清以降我国出版业分布的主要情形^[1]。书业坊肆，乃古今典籍的聚散地，雅俗文化的传播体，以此为桥梁，它联系着难以计数的文人学者、藏书家、书生及书贾等形形色色的人物，承载着文明资源与学术薪火的积聚与传送。坊肆的繁荣或凋零，折射出社会经济与时代文化的盛衰变幻，而其分布迁移，则又与该地区的经济条件、文化水准及印刷技术等诸多因素息息相关。

晚清以降，一个新兴的城市——上海，逐渐取代北京、南京、苏州、福建等地区，成为中国的印刷中心和出版重镇：朱联保《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所记大大小小的出版机构，竟多达500余家；近代中国著名的大型出版机构，如商务、中华、世界、开明等，其总部均设在上海。而上述出版机构出版的各类书刊报章，其数量更是惊人：据统计，1900年前出版西书567种，其中434种由上海出版，约占总数的77%;1902—1904年出版西书529种，其中360种由上海出版，约占总数的68%;1899—1911年国内出版中文期刊165种，其中69种由上海出版，约占总数的42%弱；1815—1911年，海内外出版中文报刊1753种，其中460种由上海出版，约占总数的26%^[2]; 《民国时期总书目》“语言文字”分册共收书3861种，其中2500余种由上海出版，约占总数的65%^[3]，由此可见一斑。

作为一个19世纪后期才刚崛起的城市，上海印刷文化的形成是快速的、非常态的，其依靠的主要是外来输入，而非传统积累。

（一）从欧美、日本等国输入印刷技术、机器设备及相关材料

1．通过西人开设出版机构，被动输入印刷文化

近代上海印刷文化的核心，是对以铅、石印刷为代表的近代印刷技术的吸收与实践。最早将近代印刷术带入中国的，是西方的传教士，为传道及牟利之需，他们在上海设立了设备先进的印刷机构，其中最为重要者，当数墨海书馆、美华书馆与徐家汇土山湾印刷所三家。

墨海书馆^[4]，由伦敦会教士麦都思（W. H. Medhurst）1844年设立于上海，初租房于县城东门外，后迁英租界山东路，史称“麦家圈”。这是一家“由伦敦会传教士主办、以出版宗教读物为主、兼出一些科学知识书刊的出版机构”^[5]，从1844年至1860年，墨海书馆共出版各类书刊171种，其中《圣经》《福音书》《使徒行传》等有关基督教义、教史、教诗、教礼的书籍138种，约占总数的81%弱；《数学启蒙》《几何原本》《重学》《谈天》等科学知识书籍33种，约占总数的19%强。墨海书馆的印刷机器与铅字，一部分由麦都思从南洋带来，一部分在上海刻制，一部分则向伦敦教会申请运抵，如1845年12月17日，麦都思致函教会，申请新式印刷机器^[6]：

我们现在迫切需要一台新的印刷机。因此我们请求理事们，用利物浦到上海的第一班直达轮船，送来一台构造最好的滚筒印刷机，也就是考铂（Cowper）氏或者纳皮（Napier）氏的双滚筒印刷机。

1846年4月，麦都思再次致函教会，申请一副新的金属活字：

我们需要一副小的中文活字，也就是你在1844年4月4日信中提及的瓦茨先生正在制作的那副。我们认为那副活字除了个别字以外，笔画清楚，结构合理，比例协调，其尺寸正好是印刷《圣经》所需要，跟我们在上海已经刻好的那副活字也正好配备。上海刻好的那副活字是伦敦教会的财产，目前正用于印刷《英华字典》以及《古代中国的历史典籍》。它有30000个活字，3000千个不同汉字，除了常用字之外，几乎包括所有罕见以及废弃的字。

滚筒印刷机于1847年秋天运抵上海，年底投入运行，它一天可以印刷50000张相当于中国传统线装书的双面页，其动力则使用牛力，这一切都令申城的中国文人大感惊奇，叹为观止，墨海书馆因此成为上海的一道人文景观。王韬《瀛壖杂志》卷六载：

（墨海书馆）以铁制印书车床，长一丈数尺，广三尺许，旁置有齿重轮二，一旁以二人司理印事，用牛旋转，推送出入。悬大空轴二，以皮条为之经，用以递纸。每转一过，则两面皆印，甚简而速。一日可印四万余纸。字用活板，以铅浇制。墨用明胶、煤油合搅煎成。印床两头有墨槽，以铁轴转之，运墨于平板，旁则联以数墨轴，相间排列，又揩平板之墨，于运于字板，自无浓淡之异。墨匀则字迹清楚，乃非麻沙之本。印书车床，重约一牛之力。其所以用牛者，乃以代水火二气之用耳。

时上海文人吟咏之诗词甚多，兹不赘引。1860年之后，墨海书馆迅速衰落，但它对于上海出版业的影响，却并没有随之消失，详见下文。

美华书馆^[7]，其前身为美国长老会开设于宁波的华花圣经书房，1860年迁至上海，负责人为传教士姜别利。在美国即从事印刷出版工作的姜别利，对中文印刷的贡献主要有两个：其一，发明了中文字模的电镀法，即以黄杨木镌刻阳文汉字，镀制紫铜阴文，再镶入黄铜壳子，制成从一号至七号大小不等的铅字七套，其字形体优美，笔锋清晰，畅销于上海、北京的报馆及日本、英美等国，俗称“美华字”，印刷史专家张秀民称：“过去雕刻字模均需手工，既麻烦，又费钱费时，姜氏电镀法的成功，在造华文铅活字上可说是一次革命。”^[8]其二，改进了中文铅字的排字工具，建造出元宝式字架，将中文铅字按使用频率，分为常用、备用、罕用三类，字架正面设24盘，中8盘为常用字，上下各8盘为备用字，两边设64盘，皆为罕用字，每类铅字则以《康熙字典》部首检字法排列，排字工只需站立中间，就架取字，殊为便利，工作效率大大提高。美华书馆的印刷机器，在当时的上海亦首屈一指。开设之初，书馆就拥有5台印刷机，1862年又安装了一台滚筒印刷机，至1903年扩增至5架大型滚筒印刷机、2架小型滚筒印刷机、3架平台印刷机和6架手动印刷机，共16架；整个书馆的中国雇员多达206人。1890—1895年，美华书馆每年的印刷量为40316350页，圣经会、圣教书会、广学会等教会机构出版的报刊书籍，大多由其印刷，成为墨海书馆后最具规模的教会出版机构。

土山湾印刷所^[9]，原为天主教会设立的孤儿院实习工场， 1864年前后迁址徐家汇耶稣会会院土山湾。初为雕版印刷， 1870年左右盘进一家西人印刷所，始成立铅印部。1874—1875年间，增置石印设备，聘请法国修士翁寿祺担任技师，乃上海最早的石印机构^[10]。土山湾印刷所还是上海最早使用照相制版技术的机构，由该所夏修士、蔡修士、范神父、安修士等人，在1900—1901间经反复试验而成。土山湾印刷所，是天主教会在上海设立的最大印刷所，出版书刊甚多，如1875年出书180种， 1889年出书221种，1890年出书293种，其内容绝大部分为教会读物，亦有《西学关键》《透物电光机图说》《轮舶溯源》等少量介绍西方科学文化的书籍。

除墨海书馆、美华书馆、土山湾印刷所之外，晚清时期，由英、美、日等国开设在上海的印刷机构十分繁多，其中属于教会机构者有清心书馆、格致书室、同文书会（广学会）印刷所、青年会书局等；属于报馆者有北华捷报馆、字林西报馆、上海新报馆、晋源报馆、文汇报馆、捷报馆、申报馆、字林沪报馆等；属于普通书局者有同治印书馆、别发印书馆、点石斋石印局、图书集成局、申昌书局、鸿文五彩书局、修文书馆、乐善堂书药局、青云堂、五岳堂等。这些由西人（或日人）直接开设的印刷出版机构，对于上海近代印刷文化的形成，意义非凡。

首先，它们是近代东西洋先进印刷文化，在上海的登陆地与示范场。

从手摇印刷机到滚筒印刷机，从中文铅字到元宝式字架，从石印术到照相制版术，这一切都曾极大地开拓了上海乃至中国文人及出版界人士的眼界，当王韬、郭嵩焘等人不厌其烦地记录下墨海书馆的书籍生产情形时，当孙次公、黄韵珊、宋书卿以诸如“车翻墨海转轮圈，百种其编宇内传”^[11]“多恐秘书人未见，文章光焰借牵牛”^[12]“铅字编成殊不紊，铜文铸就洵堪传”^[13]等诗句，写下自己对先进印刷术的惊叹与羡慕时，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印刷距离一下子拉近了许多。

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是，上述出版机构，还为近代上海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出版印刷从业人员。

譬如，被研究者称为“新出版第一人”^[14]的王韬创设香港“中华印务总局”（1873）、上海韬园书局（1885），主办《循环日报》，印行《英粤字典》《日本杂事诗》等书籍60余种，这些出版事业的开展与成功，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他在墨海书馆的13年工作经验。土山湾印刷所则培养出了邱子昂、顾掌全、许康德三位早期华人印刷技师，后邱子昂担任著名的石印书局点石斋的石印技师；光绪二十三年（1897），顾掌全受聘进入上海中国图书公司，负责摄制铜锌版；光绪三十四年（1908），许康德受聘进入商务印书馆，负责摄制教科书照相锌版。近代中国最负盛名的商务印书馆，其创始人大多曾在教会机构从事过印刷工作，如夏瑞芳、高凤池、鲍咸恩、鲍咸昌四人，均曾就读于美国北美长老会所办清心堂，其学业之一便是印刷，毕业后，夏瑞芳和鲍咸恩入捷报馆做排字工，高凤池入美华书馆，后升任经理之职，鲍咸昌亦入美华书馆，先学雕刻铜版，后当西文排字工。而就职于申报馆的买办席裕福（子佩），于1909年5月斥巨资从西人手中购下报馆股权，更是书写了上海近代出版史上的一段佳话。

2．国人主动引入先进印刷文化

通过西人开设出版机构，引入先进印刷技术与设备，乃是近代上海印刷文化输入的途径之一，即被动输入。在我看来，另一种途径，即国人的主动引入，也许更为可贵，也更值得关注与研究。具体而言，它又可分为如下三个块面：

（1）国人自办书局，以购买方式输入外国的印刷设备与原料。

自1843年上海开埠至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上海地区由国人自己开办的各类书局不下数百家，这构成了上海印刷文化的主流。其通常的开办方式为：筹集资金，购买一定数量的印刷机器与原料，再招募若干技术工人，便可开机印书，列于申城出版业之林了。《申报》曾刊载过许多书局的开业广告，其最常见的广告用语是“本局不惜巨资，自购外洋印书机器”云云，《申报》又曾刊载过许多洋行的货物告白，其中印刷设备与原料，则是非常显眼的名目，诸如福利洋行、新泰兴行、丰裕洋行、升泰洋行、隆茂洋行、天祥洋行、茂盛洋行、厚隆洋行、信发洋行等均曾销售过印刷机器及纸墨原料，甚至连大成烟店、乐善堂老药房、中法大药房等，也兼营此类业务。兹略举数则：

光绪十二年（1886）七月十二日，《申报》载上海外洋泾桥北堍大英医院内麦利洋行广告：

英国名厂许士耿博，专制各种石印书画机器，工精料坚，灵巧无匹，向托小行在中国经理专办，历承同文等各书局定购，俱各合式无误。现在该厂制造益精，新出汽机印架，可装置煤气火力，一日能印七千余张，较之旧式，不啻事半工倍。所有印书油墨、照相药水，一切应需之物，均可随时定寄，限期到货。

光绪二十二年（1896）五月二十八日，《申报》载中法大药房“石印墨、铅印墨”广告：

本药房自向英国运到石印粉墨、铅印油墨料，品高价廉，趸买格外克己。计开石印每听二磅，洋二元；铅印每听廿五磅，洋五元。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1900年1月19日）, 《申报》载“中井洋行专运日本各式纸料”广告：

本行向设日本西京、东京、名古屋、大阪等处，已历多年，曾与日本各造纸厂，订有专承销售之约，凡机器连史、新闻纸、料张及刷印书籍各件，并糊盒包物，所有各色纸张，统由本行运销。其机器连史，自出售以来，楼修五凤，名重三都，已早蒙贵客欣赏。今特在上洋英大马路同乐里开设分行，专运一切纸张，非但花色齐全，抑且价廉物美。

洋行之外，部分西人出版机构，往往也兼营销售印刷设备的业务，特别是印刷机器与铅字，如同治印书馆、乐善堂、修文书馆等，尤以英国人美查所设申报馆为最：同治十三年（1874）三月初四日，《申报》载美查启事《发卖印书各器》云：

夫西法印书，最为时尚，省料惜工，灵敏捷速，价廉物美，奚啻倍蓰？今新法渐次通行，不数十年而刻板之旧制将无所用矣。兹本馆与英国制造印字器具者，恒有交接，凡欲取用新法，皆可代为购办其机器、铅字、大锤等物，并为代购油墨、铅胚、小种铅字并铅笾胚子等物，皆至本馆，随要随卖可也。

部分较有实力且与外洋联系紧密的中国书局，也拓展起经营印刷设备的业务，如善善堂、精一阁、珍艺书局、著易堂书局、文明书局等，其中以商务印书馆最为突出：光绪二十五年（1899）九月十七日，《申报》载商务印书馆“专售各种印书机器、活字铜模、洋纸”告白：

本馆专售印书机器、大小活字、铜模，并代印中西书籍、报章，价廉物美，早经海内驰名。今有唐林老牌四十镑、四十五磅及五、六、七、八十磅新文纸并各种夫士纸出售，赐顾者请至上海北京路。

光绪三十一年（1905）九月九日，《申报》载“上海商务印书馆专售铅字、铜模、印书机、洋纸广告”：

本馆开设上海棋盘街中市，专售各种印书机器及头、二、三、四、五、六、七号全副活字，并精制铜模、铅板，印书器件一应俱全，发兑各色洋纸，译行华英读本字典、学校课本、各料实学新书，精印中西书报、各项文件。又延请日本东京名手，专制电气照相铜版、五彩石印。工料精美，中外驰名。如欲办机器、铜模、铅字及托印书报，批购书记、洋纸等，价目克己，以广招徕。

而那些因经营不善倒闭的中西出版机构，其原有设备也构成申城印刷生产资料市场的一部分，譬如英国人所办《晋源报》之晋源印书馆，倒闭后即在《申报》（1875）登载“印字家伙出售”广告；修文书馆倒闭后，其设备悉数转售给商务印书馆；在石印业兴盛的1888年前后，《申报》上登载的“拍卖石印书局”广告，更是不绝于版。总之，由于购售渠道的畅通，晚清上海地区新开书局的硬件设备，基本上已接近于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它奠定了上海作为近代中国出版重镇的物质基础。

（2）国人赴海外考察、学习先进的印刷技术。

晚清中国赴东西洋考察、留学者甚众，其中即有不少人专学印刷技术。从我们掌握的资料来看，时间最早者似为岭南人卢海灵，曾至英国学习五彩石印法，学成后归国开设上海第一家五彩石印书局——富文阁，光绪十四年（1888）五月二十八日，《申报》载“上海富文阁专印中西颜色仿单、图画、新样铅板、石印书籍画谱法帖”广告，全文如下：

启者，英国伦敦拔兰公司所印各种书画、仿单、舆图，色分五彩，光艳如生，精妙无伦。余曾游泰西，从学有年，经大书院啊山打先生考验，奖给头等凭据纸，又从卡嗲儿先生传授用药水刻成铅板之法，此板质地与铜相类，厚可刻出招牌、像印、图章，薄可刻书画、法帖，无论粗细，计一尺方大小，约四点时候可成，其字迹显分阴阳，文毫发无差，即古今墨宝，一经印就，可与原本无毫厘之失。如印时文时赋，可加朱评，红黑分明，较套板更觉精生。代印各种石印书籍、画谱、法帖，敦请时彦名宿，校对精详，装潢印订诸工，务求尽善尽美。并售自运英国各厂各种纸料，零趸俱可出售，定价格外从廉。倘蒙绅商赐顾，请到六马路格致书院西首本阁面订可也。

富文阁开业之后，生意颇佳，从1889年5月至1890年4月，一年之内，营业额就高达银四千四百二十九两三钱五分，除去成本银三千另八十九两四钱五分，利润为银一千三百三十九两九钱^[15]。虽然富文阁仅经营了两年多，即悉数盘与他人，但由其开启的上海五彩石印之风，却方兴未艾^[16]。

其后，元和王肇鋐于光绪十四（1888）年赴日本研习铜板刻印之法，贺圣鼐《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印刷术·雕刻铜版》称：“华人首先习得此术者，当推元和王肇鋐。王君游学日本，专习地舆之学，光绪十四年，因将其所绘之地图，付镌于日本某印刷局，知日本有雕刻铜版之法，当即考求而精习之，尽得其法。翌年著《铜刻小记》，详说雕刻铜版之方法，惟是时注意此道者极少。”王氏《铜刻小记》，张静庐辑入《中国近代出版史资料初编》，前有“总论”，概述铜刻之法，次为雕刻铜版各器具的图案，次分“磨版”“上蜡”“钩图”“上版”“刻蜡”“烂铜”“修版”“烂铜药水”“融蜡”“留药”“藏版”“薄纸上版”“缩刻”“刷印”等工序，逐一详细介绍铜版雕刻的全过程，图文并茂，洵为初学者之指南。

此外，尚知有黄子秀于光绪年间赴日本学习珂罗版技术，上海人张廷桂亦曾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赴日本各地考察印刷情况，《申报》1908年11月9日载“大日本国各地印刷、造纸、制墨同印刷附属诸大会社、局、厂公鉴”，称：“仆游贵邦，考察印刷事情，承诸贵社厂优为招待，陪往各处，详示一切，受惠良多。今已考察事毕，业经归国，前因行期匆促，未及走辞，特此道歉，并申谢悃。大清国上海小东门外张廷桂启。”张廷桂或为最早对日本印刷业予以全面考察的中国人。

（3）聘请外国技师来沪指导，借此汲取东西洋最为先进之印刷技术。

与出洋求学相比较，聘请外国技师来沪传授印刷技术，自是既经济又简便，故颇为国人自办书局所采用。光绪十二年（1886）二月十九日，王冶梅东璧山房^[17]在《申报》登载“东洋刻铜板书局”广告，声称：“本号雇日本上等精刻紫铜板工人来上海，专刻缩本书籍画谱及银钱票等板，字画端正，愈小愈精，并包印刷。”光绪时，有正书局聘请日本人龙田来华教授珂罗版技术，局主狄楚卿亲自参与学习，珂罗版书画遂成为该局的拳头产品。光绪三十年（1904），文明书局亦聘请日人来沪传授五彩石印术，使申城五彩石印产品的质量大为提高。

这里，最值得关注的是商务印书馆。1903年，无论是资金还是技术均处于幼年时期的商务印书馆，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毅然决定与日人合资经营，双方各出资10万元，各占一半股份。十年之后，成效卓著，不仅在利润方面获得高额回报，中方共得利润金428923.1元，年平均利润率为41.85%^[18]；而且，商务印书馆中方人员的编辑、印刷水平，均有了较大的飞跃。高凤池在《本馆创业史》中写道：“自从与日人合股后，于印刷技术方面，确得到不少的帮助。关于照相落石、图版雕刻（铜版雕刻、黄杨木雕等）、五色石印，日本都有技师派来传授”（参见表1）, “几年之中，果然印刷技术进步得很快，事业发展极速”^[19]，商务印书馆从此奠定了其在出版界的龙头地位，这无疑远比经济方面的收益更为宝贵。

本表资料来源：贺圣鼐《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印刷术》《夏粹芳请外国技师革新商务印刷技术》, 《出版史料》1986年总第6辑。

聘请外国技师的费用，今颇难详考。光绪十六年（1890）六月，五彩画印有限公司在上海成立，这是一家较具规模的股份制公司，共筹集资本银五万两，其中“聘请英国头等绘师雕匠”一项，即费银五千两，包括船费银五百两、一年薪金四千五百两，占去总数的10%，而整个公司租地造屋也不过费银六千两，当时外国技师身价之不菲，可见一斑。不过，来华的外国技师，他们不仅亲自动手制版，而且往往还能教出一批中国徒弟，上海彩印业资深职员徐志放，曾在《近代彩色平印制版的发展历程》中回忆道：“我师傅一辈，很多人都是日本人，如津金、渊上等的徒弟。”^[20]两相权衡，自是物超所值，得多于失的。

（二）从江浙等地区输入出版从业人员与资金

与上海毗邻的江浙地区，明清以来一直是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蕴涵着极其丰厚的资源。然咸、同以降，该地区战乱频繁，特别是太平天国与清军的多次大战，给经济文化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各种资源（包括人口、资金、文化等）急速外流；而开埠以后的上海，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态势，租界的设立形形色色，西方先进物质与精神文化产品的大量涌入，使她充满着某种神秘的魅力，太平军攻占上海的失败，更使其成为江南唯一的安全避难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历史将上海安置在一个千载难逢的绝佳位置上，使她可以轻易地吸纳江浙及其他地区积累了数百年的各种资源，于是，江南文化的格局发生了颇具戏剧性的变化。于醒民《上海，1862年》^[21]从人口流动的角度，描述了上海成为江南经济文化中心的神奇过程：

1853年春，太平军攻克安庆、芜湖、南京，来自长江两岸的难民流开始进入上海，从此，难民流持续不断地注入……1860年3月发起的太平军东征战役，骤然又使上海的难民人数激增。1861年间其注入量仍直线上升。1962年初，在“长毛来啦”的喊声中，旬日之间，一百万左右的难民如激潮般涌进上海市区……除近距离的郊县、苏南、杭嘉湖等地来的难民，宁波及浙江其他各县来的难民，路途遥远的安徽、江西、福建、山东等地的难民也转辗来沪。其高峰之际，市区人口保持在三百万左右的峰尖上……要晓得，十年前上海县的全部人口为五十四万四千余名……也有另一类型的难民——不那么很苦的难民，他们在上海全部难民中所占的比例不大，然而绝对数量亦颇可观，他们中间甚至有可以称得上富翁大亨的难民。其时中国烽火遍地，上海、上海的租界几乎被视为唯一的确保安全的避难所，被视为“长毛”不会闯入的化外之地……从小有家私的中等殷实之户到财溢万贯的大商大绅，各地害怕“长毛”的财主向上海这块宝地集中。据说，苏州大部分有钱人逃到上海，宁波的有钱人情况也差不多，来自湖南、贵州的巨富也不罕见……这些高等难民对上海的社会生活、经济生活产生了不可轻估的影响。他们大量消费，大批购置，大笔投资，仅各种货币带到上海的就以百万计……是难民，是穷的、富的难民使租界改观，使上海改观。上海就这样莫名其妙地登上了四海都市之冠的宝座，上海蓦地超过了千百年来她一直在羡慕、模仿的苏州。难民为城市建设提供了庞大的超廉价劳动大军，提供了庞大的资金。你要知道超廉价劳动力与资本两者在一起会产生多大的作用，只要考察一下1862年的上海就可明白。人类历史上数以万计的城市都撞不上的好运气被上海碰到了……从此上海还一跃为全国最发达、最有生气的城市。

当然，我们关注的是江浙地区书坊、藏书及文人的流动情况。资料表明：庚申（1860）之乱，曾使江南藏书蒙受了严重损失，“在太平军与清军的拉锯战中，江南不少市镇屡经焚烧”,“文人避走他乡不跌，书籍藏板流失，学校书院纷纷关闭。太平天国对古籍多取烧毁政策，不少江南士族需要几个世纪才能积累起来的文化资本一晌之间付诸一炬”^[22]。今将毁于庚申之乱的江南藏书情况列表如下：

素受尊崇的藏书楼尚且如此，普通的民间书业坊肆，更是难逃一劫，譬如苏州著名的老牌书坊扫叶山房，在太平军攻占苏城后，损毁惨重，光绪八年（1882）七月二十一日，《申报》载“席氏扫叶山房善本印行”广告，称：“余家先世藏版甚富，除校刊外，复不惜重赀购求，最古者为汲古阁《十七史》原版，续成《二十四史》。惜庚申之乱，未克迁移被毁，存者惟横云山人《明史稿》”，另外《唐诗百名家》《元诗选癸集》诸版，亦皆“残毁过半”，书坊因此元气大伤。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将书坊迁入相对安定的上海，无疑是最佳的选择。大约在1862年左右，扫叶山房迁入上海城内彩衣街，后又在城外抛球场南首（后迁至棋盘街513号）、松江西门外里仁街设立分店，“于上海重整规模”, “烬余板片修补重刊，不遗余力，虽未遽复旧规，而精华略备”^[23]。虽然苏州城里仍然保留字号，但其主要精力、资金均已移入申城，成为上海出版界的常青树，直至民国时期，依然出书不断。

当时和扫叶山房命运相似且作出同样选择的书坊，实不为少数：开设在无锡的文瑞楼，于光绪六年（1880）迁入上海；开设在宁波又新街的文玉山房，于光绪七年（1881）迁入上海的五马路，两年后又在老北门外法大马路开设分店^[24]；开设苏州已历二百余年的绿荫堂，于光绪八年（1882）迁入上海北市宝善街东口^[25]；开设在常熟的抱芳阁书庄，于光绪八年十二月（1883）迁入上海棋盘街^[26]；开设在宁波又新街的䌹瑛阁书坊，于光绪十年（1884）迁入上海棋盘街中市^[27]；开设在湖南省城的瑑文书局，于光绪十一年（1885）迁入上海棋盘街北首^[28]……兹不赘举。书坊的迁移，自然也引发了书业人员的流动，若再加上江浙地区因书坊倒闭而失业的人员，涌入上海的出版从业人员，实难以确计，上海的出版界，到处充斥着洋人和外地人的身影。这里，我们可以举出两组较有说服力的数据：

1906年，新成立的上海书业公所对属下119家书局^[29]，进行了调查登记，在标明籍贯的店东或经理中，浙江人38名，江苏人46名，合计84名，约占总数的68.9%，而上海本地人仅8名，只占6.6%；

1907年，上海书业商会选出正董、副董等职员15人，其中江、浙两省之人9名，占总数的60%，而上海仅5名，占33.3%，乃是少数派。

由此不难看出，外来人员，尤其是江浙地区的书业人员，是晚清上海印刷业的主体。欧美及日本的印刷技术与设备、江浙地区的出版从业人员、上海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与社会环境，这三者的完美结合，孕育出辉煌灿烂的近代上海印刷文化。有的研究者认为：“上海印刷文化的兴起与其说是西式文化中心取代了苏州杭州等旧的文化中心，不如说是刻书要地和文化重镇由江南城市向上海发生迁移的结果。”^[30]此言虽不无道理，却有以偏概全之嫌。

[1] 关于明清时期南北书肆的变迁、功能及其与通俗小说的关系，请参拙文《南北书肆与古代通俗小说》，载北京大学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国学研究》第7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 统计数字转引自邹振环《上海出版业百年历程》, 《档案与史学》2001年第2期。

[3] 邱崇丙《民国时期图书出版调查》, 《出版史研究》第2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4年版。

[4] 关于墨海书馆的研究，请参胡道静《印刷术“反馈”与西方科学第二期东传的头一个据点：上海墨海书馆》, 《出版史料》1987年第4期、1988年第1期；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第三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叶斌《上海墨海书馆的运作及其衰落》, 《学术月刊》1999年第11期。

[5]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第188页。

[6] 以下两函，均为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藏麦都思档案（简称C. W. M．档案），转引自叶斌《上海墨海书馆的运作及其衰落》。

[7] 参《上海美华书馆七十年简史》, 《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14年），中国基督教三自爱运动委员会图书馆藏书。

[8] 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85页。

[9] 参范慕韩主编《中国印刷近代史》，印刷工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97—98页；《土山湾》, 《申江服务导报》1999年12月29日。

[10] 贺圣鼐《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印刷术》称：“吾国之有石印术，发轫于上海徐家汇土山湾印刷所”, “然其所印者，仅限于天主教之宣教印刷品”。张静庐辑《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上杂出版社1953年版，第269页。

[11] 孙次公《洋泾浜杂诗》，引自王韬《瀛壖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19页。

[12] 黄韵珊《海上蜃楼词》，引自王韬《瀛壖杂志》，第119页。

[13] 宋书卿《送美国姜先生回国诗并序》, 《教会新报》第2卷第55册，1869年10月2日出版。

[14] 参汪家榕《新出版第一人——王韬》, 《汪家榕出版史研究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

[15] 光绪十六年（1890）六月十八日《申报》广告“五彩画印有限公司”。

[16] 参拙文《晚清上海五彩石印考》,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17] 参拙文《晚清上海书坊东璧山房与〈今古奇闻〉小说》, 《中国典籍与文化》1999年第3期。

[18] 参汪家榕《1903—1913年商务印书馆的中日合资》《商务印书馆日人投资时的日本股东》, 《汪家榕出版史研究文集》。

[19] 《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8—9页。

[20] 《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文集》，印刷工业出版社1996年版，第435页。

[21] 于醒民《上海，186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22页。

[22] 孟悦《商务印书馆创办人与上海近代印刷文化的社会构成》, 《学人》总第9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23] 光绪八年二月初八日《申报》所载“扫叶山房告白”。

[24] 光绪九年（1883）二月十五日《申报》所载“新开书坊”广告。

[25] 光绪八年三月初二日《申报》所载“新开书坊”广告。

[26] 光绪八年十二月十二日《申报》所载“新开抱芳阁书庄”广告。

[27] 光绪十年二月十一日《申报》所载“新开䌹瑛阁书坊”广告。

[28] 光绪十一年十一月七日《申报》所载“新开瑑文书局告白”广告。

[29] 参拙文《档案所见1906年上海地区的书局》, 《档案与史学》2001年第6期。

[30] 孟悦《商务印书馆创办人与上海近代印刷文化的社会构成》, 《学人》第9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