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汗漫录》与诗界革命运动之发端

1898年底，亡命日本的梁启超发愿“牺牲一身觉天下”^[1]，筹办《清议报》旬刊，继续践履书生救国、文以觉世的初衷与理想。1898年12月23日《清议报》创刊号刊出的《横滨清议报叙例》，将该报定位在“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将其首要宗旨标榜为“维持支那之清议，激发国民之正气”。其后刊出的改定章程，也强调“本报宗旨专以主持清议、开发民智为主义”^[2]；而事实上，《清议报》创刊伊始，梁氏即明确将“倡民权”列为该报“始终抱定”的“独一无二之宗旨”，誓言“海可枯，石可烂，此义不普及于我国，吾党弗措也”；他其后所归纳的“倡民权”“衍哲理”“明朝局”“厉国耻”《清议报》四大特色，要皆不离“广民智，振民气”的办刊宗旨。^[3]任公后来回忆这段峥嵘岁月时，有着一番自我总结：“戊戌八月出亡，十月复在横滨开一《清议报》，明目张胆，以攻政府，彼时最烈矣。”^[4]世纪之交，梁氏大力鼓吹“破坏主义”，一度“日倡革命排满共和之论”^[5]，使得政治革命、民族革命、思想革命的理念深入人心。随着梁任公报章之文的不断鼓吹，“破坏亦破坏，不破坏亦破坏”^[6]，成为一句时代流行语。正是在这一时期，梁氏依托《清议报》发起了“文界革命”和“诗界革命”。

一、揭橥“诗界革命”旗帜

1900年2月，任公《汗漫录》见诸《清议报》第35册，正式揭橥“诗界革命”^[7]旗帜，提出“三长”纲领。其后，“诗界革命”迅即成为一句时代流行语，诗歌被视为一种重铸国民灵魂的启蒙“利器”，借助政治宣传和近代报刊的巨大威力，迅速在诗坛上掀起一阵热潮，奏响了“过渡时代”的大“潮音”，汇入启蒙救亡的时代潮流，同时也推进了中国诗歌的近代化进程。

在所有一百册《清议报》刊发的重要文献中，《汗漫录》可能是最不受近代史家重视的一篇。这与该文采用的“其词芜，其事杂”的日记体例有关，也与后来流传甚广的《饮冰室合集》编者对它的轻视和不恰当处理关系甚大。《汗漫录》又名《半九十录》，取“行百里者半九十”“任重而道远”之意。其内容是19与20世纪之交（1899年12月18日至1900年1月10日）梁氏自日本东京到横滨、再乘“香港丸”号至檀香山、前后二十余日时断时续记录下来的16则日记，较之论题集中、论点醒目、有的放矢的政论文章，的确有些不起眼。然而，这却是一篇注定要载入史册、意义不同凡响的重要文献，因为梁氏揭橥“诗界革命”和“文界革命”旗帜的文字均出自这篇记游之文。

或许正是出于对这篇杂凑成篇却并非等闲之笔的日记体记游文价值意义的自觉体认，任公破天荒地在《清议报》第35册特辟“汗漫录”专栏，其重要性仅次于作为报刊灵魂的“本馆论说”栏。而同期“本馆论说”栏刊出的就是那篇激情飞扬、脍炙人口、蜚声文坛的“新文体”典范之作《少年中国说》。此次远游的目的地是“全地球创行共和政体之第一先进国”——美国，“天地悠矣，前途辽矣”，自感“任重而道远”的“少年中国之少年”，本以为“每日所见所闻所行所感，夕则记之”的《汗漫录》写作^[8]，将会随着他的万里漫游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不料却因途经檀香山时为防疫所阻，滞留该岛达半年之久，美洲之行被搁置，“汗漫录”栏目只坚持了三期即告终结。

《清议报》第35号刊载的《汗漫录》，记录的是1899年12月18日至25日的6则断想。18日尚在东京，作者回忆其“为19世纪世界大风潮之势力所簸荡、所冲激、所驱遣”而由“了了然无大志，梦梦然不知有天下事”的“乡人”一变而为“国人”、再变而为“世界人”的不平凡的经历，交代即将远游时的复杂心情及写作动机。19日从东京至横滨，回忆自中日甲午战事以来的“浪游”经历，东渡日本以来的家国之感。20日友人送其至“香港丸”号；21日航行在太平洋上，风恶浪大，晕船苦吐；22日，一船员被风浪卷入海里遇难；23日，风益恶，然已能饮食行坐而“无大苦”。25日，风稍定，作诗自遣，并写下关于“诗界革命”的断想，其重要论断如下：

余虽不能诗，然尝好论诗，以为诗之境界，被千余年来鹦鹉名士（余尝戏名词章家为鹦鹉名士，自觉过于尖刻）占尽矣。虽有佳章佳句，一读之似在某集中曾相见者，是最可恨也。故今日不作诗则已，若作诗，必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然后可。犹欧洲之地力已尽，生产过度，不能不求新地于阿米利加及太平洋沿岸也。欲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不然，如移木星、金星之动物以实美洲，瑰伟则瑰伟矣，其如不类何！若三者具备，则可以为二十世纪支那之诗王矣！……欧洲之意境语句，甚繁富而玮异，得之可以陵轹千古，涵盖一切，今尚未有其人也。时彦中能为诗人之诗，而锐意欲造新国者，莫如黄公度。其集中有《今别离》四首，及《吴太夫人寿诗》等，皆纯以欧洲意境行之，然新语句尚少。盖由新语句与古风格，常相背驰。公度重风格者，故勉避之也。夏穗卿、谭复生，皆善选新语句。其语句则经子生涩语、佛典语、欧洲语杂用，颇错落可喜，然已不备诗家之资格……吾虽不能诗，惟将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可乎？要之，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虽然，诗运无绝之时也。今日者，革命之机渐熟，而哥仑布、玛赛郎之出世必不远矣。

上述文字清晰地表达了几层意思：第一，开展“诗界革命”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中国诗歌过于成熟，千年诗坛陈陈相因，犹如欧洲地力已尽，必须开辟新大陆才能求得新的发展契机。第二，以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今译麦哲伦）瞩望于20世纪中国新诗人。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玛赛郎开辟了世界新航线，梁氏热切呼唤具有开疆辟域精神、立志开创新诗国的新诗人。第三，提出“新意境”“新语句”“古风格”三长纲领，为“诗界革命”的开展奠定了理论基石。第四，指出黄遵宪的“新派诗”兼备“欧洲意境”和“古风格”，然“新语句”尚少；夏、谭“新学诗”以“新语句”见长，但未能做到与古风格的和谐交融，“已不备诗家之资格”；“诗界革命”之开展注意汲取这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第五，表达“将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的意愿，为“诗界革命”的开展提供必不可少的泰西精神思想营养。

二、“三长”纲领的理论内涵与实践意义

任公《汗漫录》正式揭橥了“诗界革命”旗帜，提出了一系列极具开创意识的诗学主张，为诗界革命运动的开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创作指针，既具重大的理论价值，更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其中，“新意境”“新语句”“古风格”三长兼备的新诗创作纲领，是“诗界革命”理论主张之核心，迅即成为新派诗人竞相追捧的创作指南，对当时的新诗坛产生了巨大影响。时风所及，诗界革命的理论主张不仅成为持不同政治观点和诗学宗趣的诗人们的时代追求，而且对20世纪初年的新小说和改良戏曲创作产生了辐射性影响。

梁启超所标举的“新意境”，主要指“欧洲意境”“欧洲之精神思想”；其所谓“意境”，基本不指涉审美范畴，并非今人通常所理解的诗学层面的审美境界或诗意空间，而是指向诗材和题旨，明确地为诗界革命的开展指示了取法欧西的方向与途径。梁氏所标榜的“欧洲之精神思想”，既包含西学东渐大潮下输入中国的新事物、新知识等未有之物，更指向繁富玮异的西方新精神、新思想、新理想、新情感等未有之境。他清醒地意识到：“欧洲之意境语句，甚繁富而玮异，得之可以陵轹千古，涵盖一切，今尚未有其人也”；指出当时诗坛上诸如夏穗卿、谭复生、文芸阁、邱星洲、郑西乡、丘仓海等新派诗人之作，“其所谓欧洲意境、语句，多物质上琐碎粗疏者，于精神、思想上未有之也”；与此同时，他也指出了造成这一窘况的客观原因：不是这些尚能与时俱进的新派诗人不肯往这方面努力，而是当时“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尚且未输入中国”，因此梁氏发愿“惟将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9]这位“过渡时代”之英雄充当历史“中间物”的担当精神和牺牲品格，在其诗学主张中表露无遗。

《汗漫录》中所谓“新语句”，主要是指与源自欧洲的新事物、新知识、新精神、新思想、新理想、新情感、新意境相辅相成的话语载体，既包含大量借道日本的新名词、新语汇，亦包含不同于古代汉语的新句式、新语法。其核心内容是来自日本的“新名词”，主要包括翻译西方的政治、经济、法律、宗教、哲学等领域的学术语，历史、地理、国别、种族、人物等方面的故实名目，以及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领域诸如声光化电、动物植物、天体星球、轮船飞艇等方面的用语与名称。在梁氏看来，这些源于异质的西方学术思想背景的新语句，尽管与中国古典诗歌语言存在一定差异，乃至反差甚大，但如果运用得当，亦能达到“宋明人善以印度之意境、语句入诗”的效果，在“被千余年来鹦鹉名士占尽”的旧诗界之外，开辟出一个面向20世纪的中国新诗界。^[10]

《清议报》时期，梁启超正热衷于引“日本语句”“欧洲之意境语句”入文入诗。他引“新名词”“新语句”入文的试验已是成绩斐然；风靡一时的“新文体”的一大特征，就是大量运用源自日本的“新语句”，读者莫不感觉其新异，读后且诧且赞。在《汗漫录》中，梁氏委婉批评人境庐诗“然新语句尚少”之后，对“全首皆用日本译西书之语句”的郑西乡诗大加赞赏，并全文征引之：

太息神州不陆浮，浪从星海狎盟鸥。共和风月推君主，代表琴樽唱自由。物我平权皆偶国，天人团体一孤舟。此身归纳知何处，出世无机兴化游。

梁氏自言“读之不觉拍案叫绝”，称其“共和、代表、自由、平权、团体、归纳、无机”诸语皆为“日本语句”，“而西乡乃更以入诗，如天衣无缝”，且“天人团体一孤舟”之语，“亦几于诗人之诗矣”，对“自言生平未尝作一诗”的郑西乡的诗才颇为惊诧。^[11]梁启超对“日本语句”“欧洲之意境语句”的倡导，无疑对晚清诗坛起到了引领作用，竞相引“新语句”入诗迅疾在20世纪初年的新诗坛成为一种时尚和风气。

梁启超所谓“古风格”，主要指中国古典诗歌中诸如格律、节奏、气韵、意象、风格等特有的表现形式和审美特征。“新意境、新语句、旧风格三大要素中，新意境是诗界革命之诗的内容方面的支配性要素，旧风格是形式方面的支配性要素，前者决定了诗能否推陈出新，后者决定了诗如何不失为诗。”^[12]梁氏已经认识到“盖由新语句与古风格常相背驰”的境况，言“公度重风格者”，故而对“新名词”持保留态度，作诗“勉避之”，这是当时人境庐诗“新语句尚少”的原因；夏曾佑、谭嗣同的“新学之诗”则走向另一极端，任公一方面言其“经子生涩语、佛典语、欧洲语杂用，颇错落可喜”，另一方面言其所试验的“新诗”晦涩难懂，甚至“注至二百余字乃能解”，因而不得不断言他们“已不备诗家之资格”，其新学诗“已渐成七字句之语录，不甚肖诗矣”。^[13]诗界革命的开展，就是要汲取黄氏“新派诗”和夏、谭“新学诗”的经验教训，既不能像人境庐主人那样对“新语句”采取“勉避之”的态度，也不能像夏穗卿、谭复生那样将诗写成像天书一样难懂的“七字句之语录”。

三、《汗漫录》与任公新诗之集中展示

1900年2月，《汗漫录》所录《壮别二十六首》《奉酬星洲寓公见怀一首次原韵》《书感四首寄星洲寓公仍用前韵》诸诗，不仅是梁启超新诗最为集中的展示，而且是其倡导的“诗界革命”的具体尝试和躬身实践。其文其诗，一唱一和。前者正式揭橥“诗界革命”旗帜，提出诗歌改革总纲，意欲发起一场一扫千年诗坛陈陈相因弊病的诗歌革新运动；后者是“素不能诗”的任公受其近日来关于“诗界革命”设想的激发，“数日来忽醉梦于其中，废百事以为之”的情动于衷、不能自已之作。^[14]其理论主张与新诗实践，珠联璧合，缺一不可。

1899年12月25日，乘香港丸号从横滨驶往檀香山途中的梁任公，“忽发异兴，两日内成十余首”；“诗兴既发，每日辄思为之”，至27日“共成三十余首”；与此前“生平所为诗，不及五十首”的状况形成极大反差。^[15]那原因，在于梁氏其时正在酝酿“诗界革命”。梁氏“数日来忽醉梦于其中，废百事以为之”而创作的31首诗作，不是分期在“诗文辞随录”栏刊出，而是在揭橥“诗界革命”旗帜的《汗漫录》中集中展示，将自己意欲改造旧诗界的诗界革命理论主张和实践这一革新精神的诗歌作品同台亮相，不能不说是一次有意的策划。

梁氏《壮别二十六首》，诗题有“别送别者一首”“别日本东京一首”“别西乡隆盛铜像一首”“别环翠楼一首”“呈别家大人一首”“寄别南海先生一首”“别大畏伯一首”“别犬养木堂二首”“别柏远东亩一首”“别伊藤侯一首”“别横滨诸同志一首”“别东京留学诸友及门人三首”“再示诸门人一首”“别内一首”“别同别者二首”等。诗人发抒英雄豪情道：“丈夫有壮别，不作儿女颜”“极目览八荒，淋漓几战场”“世纪开新幕，风潮集远洋”；其表达报国壮志道：“机会满天下，责任在群公”“吾侪不努力，负此国民多”“每惊国耻何时雪，要识民权不自尊”；其抒发抑郁牢愁道：“诗思惟忧国，乡心不到家”“瀛台一掬维新泪，愁向斜阳望国门”“万千心事凭谁诉，诉向同胞未死魂”^[16]……风格豪放，壮怀激烈，充满风云之气，时代气息浓厚。

《奉酬星洲寓公见怀一首次原韵》《书感四首寄星洲寓公仍用前韵》是与邱炜萲的酬答诗。前者云：

莽莽欧风卷亚雨，梭梭侠魄裹儒魂。田横迹遁心逾壮，温雪神交道已存（吾与寓公交一年尚未识面）。诗界有权行棒喝，中原无地著琴尊（寓公有风月琴尊图，图为一孤舟，盖先圣浮海之志也）。横流沧海非难渡，欲向文殊叩法门。^[17]

这位由乡人、国人一变而为世界人的“少年中国之少年”，不仅显示出“欧风卷亚雨”的世界眼光，而且再次表达了意欲革新旧诗界的志向。

19、20世纪之交，是梁启超求知欲最旺盛、读书最广博、思想最激进、情感最激昂、著述最丰硕的峥嵘岁月，也是他以实际行动践履诗界革命理想、诗歌创作最为活跃的时期。从《汗漫录》所录31首诗歌中，可见其有意运用新名词来开拓新意境，同时又注意保留古风格的显著用心。新名词如“共和”“文明”“思潮”“欧风”“欧米”“亚雨”“自由”“平等”“女权”“民权”“以太”“团体”“机会”“责任”“世纪”“阁龙”“玛志”“华拿”“卢孟”等纷至沓来，旧典故如“虫鱼注古文”“胥江号怒潮”“一卮酹易水”“齐州烟九点”“大陆成争鹿”“鸿爪已东西”“田横五百强”“劳劳精卫志”等运用自如。《壮别二十六首》第十八首云：

孕育今世纪，论功谁萧何？华（华盛顿）拿（拿坡仑）总余子，卢（卢拨）孟（孟的斯鸠）实先河。赤手铸新脑，雷音殄古魔。吾侪不努力，负此国民多。^[18]

诗人热烈称赞发明了民权理论和民主政体学说的法国思想家卢梭、孟德斯鸠，赞誉其新思想孕育了一个新世纪；与通过发明新学说对人类社会产生革命性影响的思想家之历史功绩相较，建立了不朽事功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华盛顿、拿破仑等大英雄亦相形见绌。而梁氏正是以先觉觉人、新民救国的“新民师”相期许；为此，他大声疾呼用狮子吼般的“雷音”廓清中世纪的思想桎梏，殄灭旧思想之“古魔”，用卢、孟先进学说为国民铸造“新脑”。综观该诗，西洋典故与中国故实冶为一炉，新语句与古风格和谐融合，体现出思想和诗体的双重解放。

名满天下的梁任公借助近代传媒登高一呼，于20世纪初年发出“诗界革命”的号召后，很快就依托《清议报》《知新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报刊掀起了一场颇有声势的新诗潮。《清议报》“诗文辞随录”栏目诗人率先响应。1900年6月，蒋同超赞佩饮冰子“革命先诗界，维新后国民”^[19]。同年7月，秦力山称誉“骚坛近出哥仑坡，创为新诗觅新地”^[20]。1901年9月，聘庵称颂梁氏“诗从革新命，书号自由篇”^[21]……《清议报》诗人普遍将饮冰主人视为诗界革命运动首倡者而加以颂扬。1901年，丘逢甲《论诗次铁庐韵》所言“迩来诗界唱革命”^[22]，说的就是20世纪初年由梁氏发起的声势和影响越来越大的“诗界革命”。同年夏，任公在澳洲所作赠别友人郑秋蕃的诗篇中，留下“我昔倡议诗界当革命，狂论颇颔作者颐”的诗句，坦言自己是“倡议诗界当革命”之“狂论”的肇端者，而郑氏则是“诗界革命”最早的知音和同道之一，且将这一革命精神扩展到画界。^[23]至1902年，“若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已经发展成为一股浩荡的时代潮流，而为“时流所日日昌言者也”。^[24]

[1] 任公：《举国皆我敌》，《清议报》第100册，1901年12月21日。

[2] 《本报改定章程告白》，《清议报》第11册，1899年4月10日。

[3] 任公：《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清议报》第100册，1901年12月21日。

[4] 梁启超：《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九》，中华书局，1936年，第2页。

[5]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86页。

[6] 中国之新民：《新民说十一·续论进步》，《新民丛报》第11号，1902年7月5日。

[7] 据陈建华的“中国革命话语考论”研究成果：王韬1890年问世的《重订法国志略》首次转译了“法国革命”“革命”概念，是为传统革命话语与世界革命话语的首度“接轨”，预示了“革命”话语的现代动向；“诗界革命”是梁启超自铸的新词，将“革命”与“诗界”相搭配，“革命”（revolution）被限定在诗歌领域，意谓一种变革或一种含有历史性的质变，从而在中国传统“革命”的语境之外另辟新大陆，与改朝换代、政治暴力、天意民心等因素和观念无关；“诗界革命”含有思想革命的性质，与政治“革命”的边界很难划清，“诗界革命”的推展有赖于政治革命的热情，反过来也刺激了政治革命的高涨；20世纪初年革命意识形态的形成，是维新派和革命派共同推波助澜的结果。参见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8] 任公：《汗漫录》，《清议报》第35册，1900年2月10日。

[9] 任公：《汗漫录》，《清议报》第35册，1900年2月10日。

[10] 同上。

[11] 任公：《汗漫录》，《清议报》第35册，1900年2月10日。

[12] 关爱和：《梁启超与文学界革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13] 任公：《汗漫录》，《清议报》第35册，1900年2月10日。

[14] 任公：《汗漫录》（接前册），《清议报》第36册，1900年2月20日。

[15] 任公：《汗漫录》，《清议报》第35册，1900年2月10日。

[16] 任公：《汗漫录》（接前册），《清议报》第36册，1900年2月20日。

[17] 任公：《汗漫录》（接前册），《清议报》第36册，1900年2月20日。

[18] 任公：《汗漫录》（接前册），《清议报》第36册，1900年2月20日。

[19] 振素庵主：《感怀十首即示饮冰子》，《清议报》第47册，1900年6月7日。

[20] 力山遯广：《宿园先生属题选诗图》，《清议报》第51册，1900年7月17日。

[21] 聘庵：《赠別复广》，《清议报》第90册，1901年9月3日。

[22] 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04页。

[23] 任公：《赠别郑秋蕃兼谢惠画》，中有“君今革命先画界，术无与并功不訾”之句，载《清议报》第84册，1901年7月6日。

[24] 扪虱谈虎客：《新中国来来记》第4回总批，《新小说》第3号，1903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