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清议报》诗歌之主题特征与新变趋向

《清议报》诗歌在主流思想倾向上体现出鲜明的维新改良立场，在题材题旨上体现出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炽烈的救亡启蒙情怀、深挚的忧国忧民情结和夺目的革新图强思想光芒；竞存意识、尚武精神、民族自强与独立思想等，是其最为集中的主题意向；大量诗篇宣扬了平权、共主、独立、自由、民权、女权等近代启蒙思想观念，乃至倡导破坏、暗杀、扑满、反帝等激进思想主张，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维新派的政治立场，表现出重大的时代内容和进步的时代精神，成为晚清思想启蒙运动的重要一环，奏响了时代的大“潮音”。

题咏百日维新与戊戌政变，悼念六君子和唐才常，表达勤王思想和对后党的刻骨仇恨，关注庚子国变，暴露列强侵吞中国的野心等，是《清议报》诗歌较为集中的取材倾向与主题意向。康有为《心不死》云：“败不忧，成不喜，不复维新誓不止。六君子头颅血未干，四万万人心应不死。”^[1]表达了矢志完成维新大业的坚定信念。唐才常《戊戌八月感事》云：“千古非常厅变起，拔刀誓斩侫臣头”；楚雄《壮志》道：“杜鹃夜夜哭东风，宣武门前血尚红。一颗头颅何日断，拔刀投笔问苍穹。”^[2]新党阵营与旧党反动势力可谓深仇似海，不共戴天。照梁启超的说法，“我行为公义，亦复为私仇”^[3]，既有帝党与后党、新党与旧党、维新派与顽固派之间的恩怨情仇，更有仁人志士为拯救国家危亡、实现民族振兴而奋斗的政治理想与抱负。铁血子《六君子纪念会》云：“六士沉冤已一年，谁将大狱讼于天。上方有剑朱云在，誓斩妖头祭墓前。素车白马吊忠魂，千古重怜党籍冤。我有龙泉鸣匣里，要将铁血洒乾坤。”^[4]铁血头陀《喜雷》道：“草泽英雄起项陈，楚虽三户竟亡秦。雷师许我扶乾道，霹雳声中斩逆臣。”^[5]流露出以牙还牙、以暴易暴、血债要用血来偿的暴力倾向。“慷慨悲歌暝目誓，万死成就维新劳。吁嗟震旦士气懦，偷生甘为牝朝奴。”^[6]康有为此诗，既表达了为维新事业万死不辞的坚定意志，更是直接将批判的矛头指向戊戌国变的罪魁祸首慈禧太后。梁启超亦写出“我所思兮在何处，卢（卢梭）孟（孟德斯鸠）高文我本师。铁血买权惭米佛，昆仑传种泣黄羲”^[7]之类的诗句，平权思想和尚武精神背后，隐含着种族之思，愤激的民族主义思想昭然若揭。

激进的民族主义思想在《清议报》诗歌中时有流露，其矛头有时针对清朝统治者（尤其是以后党为代表的顽固派），有时指向侵略（奴役）中国（人）的帝国主义列强。天南侠子写有《吊明朱舜水》《吊明黄宗羲》诸篇，“当日朱明谁失鹿，哭秦同调止梨洲”“一卷明夷论不删，同朝遗老有变山”，显然有民族主义思想的流露。^[8]拏云剑客《大风》云：“拔剑挽天河，披襟吹法螺。断桥窥豫让，易水忆荆轲。壮志锄非种，雄心伏众魔。四方多猛士，齐长大风歌。”^[9]将拯救国家民族危亡的出路寄托在暴力革命乃至暗杀之道，历史上的豫让、荆轲、刘章、刘邦是榜样。杨毓麟《感时》云：“俯首中原一涕零，冥冥酣睡几时醒”“大地已成刀俎肉，伪朝方播虎狼猩”。^[10]既对列强瓜分中国的局面忧心忡忡，又对满清“伪朝”的残酷统治充满愤懑，隐隐流露出排满革命之意。毋暇《华人苦状，读之怆恻，凡我国人当作纪念》其二云：“残叶疏林晚照红，为持种界剑腾空。黄人未必无豪杰，抵拒豺狼蹂远东。”^[11]直接抒发对中国人实施种族歧视政策的帝国主义列强的愤恨之情和不屈的民族反抗意志。高旭《唤国魂》道：“男儿回天机屡失，岌地轰天死亦活。不忍坐视牛马辱，宁碎厥身粉厥骨。”^[12]对大厦将倾的清王朝已不抱希望，号召人们为民族独立自由而奋起斗争。

对篇幅较长、容量更大、诗体更为解放、语言通俗易懂的歌行体诗和歌诗的重视，是《清议报》诗歌的突出特征。从这一点来看，康有为做出了表率。康氏见诸《清议报》的诗歌，有很大一部分属于篇幅较长的歌行体或组诗。南海先生作为维新派领袖人物，内心受到的创痛最为深巨，郁勃之气和愤慨之情不吐不快，发为诗歌，短章篇幅有限，难以容纳深广的时代内容和丰沛的思想情感，无法尽抒胸臆，于是出之以长篇歌行。早期的《日暮登箱根顶浴芦之汤》《湖村先生以宝刀及张非文集见赠赋谢》《读日本松阴先生幽室文稿题其上》《顺德二直歌》诸篇，虽风格偏雅，但已然体现出雅俗共赏的特征。至《闻菽园欲为政变小说诗以速之》，则径直采用从众向俗的语言和诗体，通过“我游上海考书肆，问书何者销流多”的实地考察，得出“经史不如八股盛，八股无如小说何”的结论，以为“衿缨市井皆快睹，上达下达真妙音。方今大地此学盛，欲争六艺为七岑”，煞有其事地编织着小说救国的神话，提醒其门弟子邱菽园汲取“去年卓如欲述作，荏苒不成失灵药”的教训，希望他从速完成拟想中的“政变小说”，以“海潮大声起木铎”相期许，以“岂放霞光照大千”相勉励，以“五日为期连画诺”相督促^[13]；其思想主张，实开“小说界革命”先声。

更能体现走“俗语文体”路线的长篇歌诗，是海外义民《忠爱歌》、董寿《爱国自强歌》、因明子《奴才好》、突飞之少年《励志歌十首》诸篇。《忠爱歌》采用七言歌行体，洋洋千言，维新、图强、保皇、勤王、反帝、反殖是其主旋律，不啻为一篇百日维新史和忠君爱国歌。“我皇在位廿四秋，国政由人不自由”“保皇何得有罪名，但愿官与绅民合”“哀哉我民生此时，愁为奴隶贱如狗”“皇不复位誓不休，那拉若果能归政，敬业旌旗一旦收”^[14]，可谓明白如话。《爱国自强歌》晓告国人“国非朝廷所独有，人人皆有国一分”“爱国无异爱自身”“民不爱国国不强”的道理，而自强之途在开民智，“人人开智近文明，自由权力渐渐生，纵被列强奴隶我，一朝自立何难成”，其题旨在于“愿人爱国辅吾皇，共解倒悬收涂炭”，最终实现“合群兴国震西方”的中国梦。^[15]全诗洋洋一千四百言，语言浅易，妇孺能晓。《奴才好》更是以明白如话之语、流畅锐达之言，对国人的奴隶根性作了惟妙惟肖、揭皮见骨式的描摹：“奴才好，奴才好，勿管内政与外交，大家鼓里且睡觉。古来有句常言道：臣当忠子当孝，大家切勿胡乱闹。满洲入关二百年，我的奴才做惯了。他的江山他的财，他要分人听他好。转瞬洋人来，依旧要奴才。他开矿产我做工，他开洋行我细崽”“大金大元大清朝，主人国号已屡改。何况大英大法大日本，换个国号任便戴”，最后以“奴才好，奴才乐，奴才到处皆为家，何必保种与保国”终篇，充满反讽意味。^[16]《励志歌十首》以中西合璧的学堂乐歌的形式，诠释了世界大同、合群保种、尊王大义、尚武精神、救亡图存、发愤图强、国民意识等新思想，作为塑造具有近代民族国家观念之国民的励志内容。^[17]

既重视从众向俗，又注意保留“古风格”，使其不失为“诗人之诗”的长篇歌行诗，以梁启超《赠别郑秋蕃谢惠画》、高旭《唤国魂》、蒋智由《见恒河》等为代表。《赠别郑秋蕃谢惠画》表达了“天下兴亡各有责，今我不任谁贷之”的历史使命感，流露出“不信如此江山竟断送，四百兆中无一是男儿”的民族自信力，立下“誓拯同胞苦海苦，誓答至尊慈母慈，不愿金高北斗寿东海，但愿得见黄人捧日崛起大地而与彼族齐骋驰”的豪迈誓言，称赞郑氏“君今革命先画界，术无与并功不訾”，由此“乃信支那人士智力不让白皙种，一事如此他可知”，最后以“国民责任在少年，君其勉旃吾行矣”收束，传达出“少年强，则国强”（梁启超语）的时代“潮音”。^[18]七言古风《唤国魂》，主要传达了“要存种类须合群，匹夫之贱与有责”的国民意识，“不忍坐视牛马辱，宁碎厥身粉厥骨”的反抗精神，“进化兴邦筹一策，上下男女平其权”的平权思想等。^[19]《见恒河》副标题为“望吾种之合新群也”，题旨严肃；三言、五言、七言、九言乃至十多言相结合，诗体自由活泼，语言雅俗共赏。上述诗篇，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句式长短参差错落，语言亦中亦西亦文亦白，体现出诗体解放精神；与此同时，又注意保留“古风格”，斟酌于新旧雅俗之间，使其不失为“诗人之诗”。

较之戊戌前的“新诗”试验，梁启超、蒋智由、毋暇、丘逢甲、马君武、高旭等人的新派诗，虽大量使用“新名词”，但已无晦涩难懂之病。世纪之交，中国正处在一个酝酿大变革、掀起大风潮的“过渡时代”。“过渡时代”之中国，“为五大洋惊涛骇浪之所冲激，为十九世纪狂飙飞沙之所驱突”“青年者流，大张旗鼓，为过渡之先锋”。^[20]时代在飞速发展，仅仅过了三四年，近代报章已迅速崛起，大量来自日本的“新名词”已通过报刊媒介广为传播，进入了公众视野，从而具有了共享性，克服了“新学之诗”难以索解的顽症。而且，“新学之诗”中大量出现的宗教性“新名词”，逐渐为反映西洋近代政教文明和科技文明的“新名词”所取代。新派诗人在“新名词”运用上悄然发生的这一变化，更加有利于新派诗的传播与接受，极大地扩大了其社会影响。

1901年12月20日，《清议报》在第100册特大号上发表了梁启超题为《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的长文。翌日，报馆即被大火焚毁，该期也就成了终刊号。1902年新年伊始，梁氏另起炉灶创办《新民丛报》；与此同时，新民社辑印了《清议报全编》，将一百册《清议报》“诗文辞随录”辑为一卷，重新命名曰《诗界潮音集》。其附于卷首的《本编之十大特色》第四条广而告之曰：“本编附录《诗界潮音集》一卷，皆近世文学之菁英，可以发扬神志，涵养性灵，为他书所莫能及者也四。”^[21]“发扬神志，涵养性灵”之类的说辞，尚属泛泛之谈，而“近世文学之菁英”和“他书所莫能及”的定位，则评价甚高。在梁启超和新民报社同人眼中，《清议报》“诗文辞随录”诗歌的创作成就、社会影响和文体地位，仅次于论说、新学著作、政治小说，位列第四，成为该报的一大特色。

“海潮大声起木铎”，尽管《清议报》地处日本海岛一隅，国内又正值“天地晦冥，黑暗无光，举国报馆皆噤若寒蝉”^[22]的肃杀时节，《清议报》被清廷一再查禁，其发售自然不如《时务报》在“大府奖许”下的畅销，但发行量依然相当可观，在知识阶层的影响力和渗透力不容小觑。据史家张朋园考察，《清议报》平均销量在三四千份，读者人数不下四五万人，代售处遍及中国大陆、香港、澳门、日本、俄国、朝鲜、南洋、澳洲、美国、加拿大等地，国内代售处多设在清廷管辖不到的租界和教堂，内地因《清议报》一刊难求而出现了哄抬报价、私下翻刻的现象，“可以推知《清议报》销行之广，在内地几可谓无远勿届”。^[23]

[1] 《清议报》第4册，1899年1月22日。

[2] 《清议报》第3册，1899年1月12日。

[3] 任公：《留别梁任南汉挪路卢》，《清议报》第53册，1900年8月5日。

[4] 《清议报》第31册，1899年10月25日。

[5] 《清议报》第49册，1900年6月27日。

[6] 更生：《湖村先生以宝刀及张非文集见赠赋谢》，《清议报》第6册，1899年2月20日。

[7] 任公：《次韵酬星洲寓公见怀二首并示遯广》，《清议报》第78册，1901年5月9日。

[8] 《清议报》第29册，1899年10月5日。

[9] 《清议报》第46册，1900年5月28日。

[10] 三户：《感时》，《清议报》第60册，1900年10月14日。

[11] 《清议报》第77册，1901年4月29日。

[12] 江南快剑：《唤国魂》，《清议报》第82册，1901年6月16日。

[13] 《清议报》第63册，1900年11月12日。

[14] 《清议报》第41册，1900年4月10日。

[15] 《清议报》第80册，1901年5月28日。

[16] 《清议报》第86册，1901年7月26日。

[17] 《清议报》第89册，1901年8月24日。

[18] 《清议报》第84册，1901年7月6日。

[19] 江南快剑：《唤国魂》，《清议报》第82册，1901年6月16日。

[20] 任公：《过渡时代论》，《清议报》第83册，1901年6月26日。

[21] 《清议报全编》第1集，横滨新民社辑印，1902年，第5页。

[22] 《重印清议报全编广告》，《新民丛报》第46—48号合刊，1904年2月14日。

[23] 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第188—1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