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框架

除去一切复杂的因素，完成一个成功的制裁行为是很简单的，即受制裁国因违抗制裁而付出的代价一定要比服从制裁的代价高。也就是说，受制裁国因被制裁而付出的政治、经济代价一定要大于服从制裁发起国要求而付出的政治和安全代价。困难在于能否准确地估计这些代价的重要性，以及受制裁国会怎样理解和衡量它们。

制裁发起国对于受制裁国的潜在影响力很明显是我们考虑的起点。如果制裁发起国和受制裁国之间的贸易和资金流动很少，那么成功制裁的可能性就会很低，除非制裁的目标极其适度。但是，光有潜在影响力还是不够的，这在后面的章节会体现得更明显。如果制裁发起国对得到受制裁国的顺从并不十分感兴趣，又或者如果制裁发起国政府仅满足于平息其国内要求“有所作为”的政治需求，那么不管存在什么样的潜在影响力，它可能都不会被完全调动或被有效地使用。

表2.1根据相对动机和制裁发起国相对于受制裁国的大小和影响力，总结了制裁发起国对于制裁所抱有的可能期望。如果就贸易和资金流通方面来说，受制裁国比制裁发起国更大且拥有更大影响力，那么制裁就不太可能成功，除非制裁发起国对问题症结的关注度远远比受制裁国要强烈。相比之下，如果制裁发起国比受制裁国更大且在受制裁国拥有广泛的影响力，那么获得成功结果的可能性就会更大，但如果受制裁国意识到顺从的成本很高的话，成功仍然不能得到保证。在这种情况下，制裁结果将取决于受制裁国对制裁发起国所要求它放弃的利益的重视程度。

表2.1　取决于相对动机和制裁发起国影响力的预期结果

注释：S=sender（制裁发起国）。

T=target（受制裁国）。

衡量违抗的代价显然应先从评定制裁对贸易和金融方面带来的直接损失开始。如果制裁发起国能够吸引国际合作，这些代价就会提高，如果这项制裁获得了一个国际组织的认可而且这个组织是被视作是正当合法的话，政治代价就会扩大。如果受制裁国内部的经济状况很疲弱，那么制裁的影响就可能会被增强；相反地，如果受制裁国政府有能力规避制裁，又或者制裁引起了来自制裁发起国对手的补偿援助，那么制裁的影响就可能会被减缓。制裁发起国也可以通过威胁或事实上增大武力的使用来提高违抗的代价。最后，制裁造成的损害是否能产生制裁发起国想要的转变，也取决于这种损害产生的是一种“团结在国旗周围”（rally-round-the-flag）以强化政府的效应，还是削弱受制裁国抵抗能力的政治不满。

制裁发起国的目标和受制裁国的政体的性质基本上决定了顺从的代价。制裁发起国作出的、将会威胁到受制裁国国家安全或内部政体稳定性的要求明显是充满野心的；在很多情况下，一般不太可能使制裁的代价高到足以获得受制裁国的顺从。举例来说，独裁者，例如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就没有什么动力去服从有关政治民主化或其他政体改变的要求，因为这意味着牺牲政府的主要财富来源以及领导者的人身安全。在这样的情形下，只有当经济制裁改变了国家内部的诱因或能力从而使得易于接受要求的领导者赢得权力的时候，制裁才能促使产生一个成功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