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食谱与一个大时代——《崔浩食经》漫笔

◎ 周朝晖

食谱是一种有趣的读本

食谱，古称食经或食单，也就是今天的菜谱或烹饪指南，指的是用图文记录的食品菜肴制作方法。或许是因为曾从事过饮食业，我对庖厨之道颇为留意，尤其执迷于各种食谱，披览研读之外，还孜孜不倦于搜寻、抄录，其中乐趣真是妙不可言。

在我看来，食谱是一种非常有趣的读本。从当下的食谱，可以了解到最新饮馔时尚和制作方法，在吃喝上与时俱进，不亦乐乎；研读旧食谱，可以穿越时空走回到古人的厨室里师法借鉴，学艺成本很低；从研究饮食发展史出发，各个时期的食谱就是烹饪艺术的编年史，食谱缺位，好像一个族群少了历史记录，历代庖厨大神炮制出来的旷世美味就会失传、走样。在食谱趣味上，我更倾向“厚古薄今”，因为不同于信息化时代的读图和屏读，古早食谱全靠文字书写流传，具备纸质阅读所特有的情趣与乐趣，又留有悬想空间，阅读时常有意外的发现。

食谱还可以为一些饮食现象提供寻根依据，纠正某些被误读或歪曲的事实。比如，提起日本料理，人们都会联想起寿司、刺身这一代表性“和食”，寿司的读音“sushi”甚至进入英文字典，成为国际性餐饮名词。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和食”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寿司成为国际饮食潮流。后来更因安倍晋三首相别出心裁，在银座某旧写字楼地下室的寿司店招待奥巴马，全球吃货为之风靡，连中国媒体也跟着起哄聒噪，颇令我愤愤不平。因为我熟读过古代食谱，了解寿司的真正源头在古代中原，而不在日本。其原型就是《尔雅》里的“鲊”，是秦汉之际在黄河流域盛行的一种鱼肉发酵食品。鱼鲊制法在北朝豪门食谱《崔浩食经》中：用盐、酒、蒸熟的米饭为菹，将处理好的鲫鱼、鲤鱼层层掩埋，置于木桶中，桶顶覆以蒲叶，扣以重石，像腌制腊味一样酵熟成，可以佐酒下饭，云云。魏晋南北朝时期，鱼鲊已经在北方普及，永嘉之乱后，鱼鲊随流徙士民流往周边的国家和地区。流向东北的中原士民，将鱼鲊经朝鲜半岛传入西日本，成为渡来人（大陆移民）向朝廷缴交贡赋的替代品，名称与制法流传至今。鱼鲊食俗在中国已经消失，但在京都周边地区依旧保存如故。关西滋贺县琵琶湖地区盛产一种“鲋（鲫）鲊”，我曾实地考察过，其制法与吃法就是《崔浩食经》所载食谱的翻版。

食谱还能为研究古代生活图景提供某种参照系。年代久远的食谱，由于包含了很多饮食信息，可以了解某一时代的饮食风尚。喜欢古典诗文的人，在绘声绘色谈论魏晋风度、唐宋风流时，必然会对那些人文景观背后的物质生活，特别是日常饮食产生兴趣，因为这些绚丽的风景乃是矗立在非常生动的日常饮食基础之上的。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写了很多在乱世中“漂亮地活着”的人，令人神往，毕竟隔了一千多年的时空，悬想起来往往不得要领。不过，借助当时的食谱文字就不难接近、感受那些高蹈飘举的“风度”。比如那个有名的“莼鲈之思”段子：

（张翰）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

魏晋多怪杰，张季鹰为故土美味可以弃仕途如敝屣，真是一路洒脱到家。但只要读过《崔浩食经》或《齐民要术》这两部食谱，就能领会这种洒脱背后的东西。就拿令张翰命驾而归的鲈鱼来说吧。张翰祖籍苏州，松江之鲈乃江南名产，以鱼肉肌理紧凑、口感嫩脆鲜美而闻名，在魏晋时期乃至到了唐宋，都是顶级切脍食材，也就是日本料理刺身的吃法。精于日本饮食的就知道，吃生鱼片，优质是生命，而酱油、柚子醋、芥末之类的调味料，才是灵魂。同样的食材生吃味道口感一样，而调味料的优劣判若云泥。松江鲈脍的灵魂在于一种特制调味酱“八和齑”，《齐民要术》记载甚详：将野蒜、姜、橘皮、青梅切碎，粳米饭、板栗煮熟碾碎成泥后，加入盐、米醋搅拌成蘸料；然后将冰镇过的鲈鱼用薄刃切得“薄如蝉翼，轻可吹起”，夹起蘸八和齑下酒，冰爽清鲜，令人舌根津涌，味蕾盛放。这种绝世美味的诱惑，不要说区区年俸四百石的张季鹰，连穷极豪奢的帝王也抵抗不住。史载，隋炀帝南巡，一度尝过松江“金鲈脍”，食髓知味，不惜役使官民日日以冰船运送到帝都，弄得怨声载道，埋下亡国的种子。有扎实鲜活的生活细节，对所谓的气品风度的想象才不会失之空泛。

……

在我收藏的上百部古代食谱中，《崔浩食经》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文本。它是现今可见的最早的一部食谱，在源远流长的中华饮食文化史上，占有非同一般的地位；这部食谱的身世：它诞生于一个在“大动荡大分裂大融合的大时代”的夹缝中生活的豪门之家，作者又是一个阅历思想复杂、命运扑朔迷离的历史人物……这样一部内涵与外延都不同寻常的食谱，已经远超一般料理指南，既是史料文献，又自带故事与传奇，也是探索个体命运与大时代关系的解密之书。

食谱，一种解谜的尝试？

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岁在庚寅。这年六月，年届古稀之年的崔浩被北魏皇帝拓跋焘诛杀。消息一出，天下震惊，因为崔浩是历经道武、明元、太武三朝的政治元老，大半生鞠躬尽瘁，建功立业不知凡几，极受拓跋氏几代皇帝的信赖倚重。

据《魏书》载，崔浩被诛的直接原因是：“修书国事，备而不典”，也就是他在领衔主编国史中触犯大忌，把讳莫如深的王朝秘史写进史书，因而引来杀身之祸。这一政治事件波及面极广，修史班子“秘书郎吏以下尽死”，而“崔氏无远近，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甚至与当事人生前过从甚密的旧雨新知、从客门生也不能幸免。北魏建国史上骇人听闻的“国史之案”惨烈的程度，或许只有康熙朝的文字狱可比。

北魏（386—534年）是鲜卑族拓跋氏建立的政权。有别于五胡十六国时期那些旋起旋灭的其他少数民族政权，北魏在建国路径、统一构想乃至为此而制定的一系列制度政策上，都有很多开创性的发明，对后世历史影响极为深远。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北魏开创了一个伟大的时代，留下很多辉煌的遗产，但也充斥了诸多不解之谜，崔浩之死是其中最大的谜中谜。

解开历史谜局，最佳途径莫过于研究相关历史记录或当事人著述。但造化弄人，这样一个历史大案，偏偏留下来可供探究的文献相当有限，北魏官修正史对这个事件记载语焉不详，又语意混淆，令人不得要领，令后世争论不休而又莫衷一是；崔浩不但是北魏高层政要，还是当时北方的学术巨擘，生前治学勤奋、著作等身，涉及儒家典籍的研究、语言学和史学著作，照理会有所遗留。但是因为各种因素，这类正经八百的著述也大都亡佚了。因此探讨“国史之案”真相的关键，只能求助其他线索。

幸好，在诸多崔浩著作中竟然留有一部食谱《崔浩食经》。这部书本身也有故事：曾被著录进《隋书》《旧唐书》的《经籍志》中，但宋初之后就影迹消失。值得庆幸的是，因《齐民要术》《北堂书钞》《太平御览》等典籍的引用，《崔浩食经》中的部分菜单存留了下来。尤其是慧眼独具的贾思勰，在《齐民要术》第八卷、第九卷的主食、副食烹饪部分中，几乎照单全收了崔家食谱的同类内容，近四十条，如果再加上其他食品互文关联记录，则不下百道食谱，可以说保留了原著中的很多重要内容。这些虽不能体现原著全貌，但管中窥豹，透过食谱来窥探崔家的厨室风景，再借助《魏书》记载的零星文字，会发现很多原本被忽略的细节和真相浮出历史表面，就像无意中从老宅的犄角旮旯翻出的陈年老茶，几片茶叶冲泡开来，满满一盏，细细品味，色香俱全，似乎可以闻见当年的风声日色，一种无声的撞击与融合，在舌尖上缓缓扩散……

于是，在多重视镜观照下，一部食谱折射出斑驳的光晕：一个人的命运，一个百年豪门世家的兴衰，与一个前所未有的大时代建立起关联了。

“天下第一盛门”的厨室宝典

食谱之书，几乎在各种文明形态中都存在过。《崔浩食经》是我国最早的食谱专著，约成书于5世纪30年代前后，距今已有一千六百年了。

中国饮食文化源远流长，很早就有记载饮馔之道的文献。先秦两汉的典籍《吕氏春秋》《淮南子》《释名》《四民月令》等，就有许多反映饮食生活的精彩论述，甚至在屈原的《离骚》中也有很多活色生香的餐饮描绘，但专业意义上的烹饪料理著作尚未出现。这一现象，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才大为改观，出现了大量专门的烹饪著作。日常食事成为一项专业学问，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饮食文化发展的重要特征，也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值得一书。

魏晋南北朝的食谱，是士族庄园经济的衍生品。陆游有云：“三代做官，才懂得穿衣吃饭。”豪门士族是形成于东汉的特权阶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更是得到充分的发展。士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教育上处于垄断、优越的地位，自然会在生活中全方位体现出来，包括日常食事。有雄厚的庄园经济做支撑，才有条件和余裕在饮食上精益求精，极尽此道三昧；有学术文化教养，才能具备研究饮馔经验馔写烹饪著作的能力。这是南北朝时期私家菜谱大量出现的一大时代背景。元末学者韩公望《易牙遗意》中就说过，这一时期问世的食谱多达上百卷，几乎都出自豪门之家。其中以《崔浩食经》和虞悰的《食珍录》最为著名，分别代表着北朝南朝高门士族的饮食高度。

崔浩（380—450年），字伯渊，清河郡东武城（今山东武城西北）人，是北魏前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谋略家和儒学领袖。清河崔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北方高门士族，与陇西李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并列北朝五大名门。裴注《三国志》和《魏书》为这个豪门望族勾勒出一条清晰的世系图：其先祖可以追溯到三国时代曹魏政权的司空崔林，到崔浩已经延绵七代近两个半世纪，贯穿魏晋南北朝。这样的显赫而持久的豪门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其家系的稳固性或许只有江户幕府时代的藩主大名可以比拟。更为罕见的是，这支望族，在后来汉族王朝土崩瓦解，中原陷入前所未有的“历史大漩涡”的乱世中，却依旧根基稳固基业长青，乃至有“天下一等盛门”的美誉。

往事如烟，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盛门”的认知，今人或许不甚了了。不过，展读《崔浩食经》，就不难感受到那些烹饪文字所传达出来的豪门气息。比如一道“蒸熊法”，就让人震撼得瞠目结舌：取大狗熊一头，宰杀除毛洗净后煮至半熟，先以豉清（淡酱油）浸泡一宿，再用七八斤干燥的糯米一遍遍搓干；用浓酱油加米煮熟饭后，混入葱白、细姜、橘皮搅拌成涂料，抹在熊身上，再放到陶锅蒸熟，割而食之，味甚美！这哪里是在蒸熊，分明是在煎熬读者的滔滔食欲啊！让人震撼的还有食单用料的数量，动辄以石（一石约120市斤）为单位，比如每年秋冬酿制豆酱，需要用三间大屋百石大豆来制作，一次酿制豆豉上万斤；又如制盐，所用的容器需要容纳上千斤的大陶瓮；做一种白饼点心，面粉上千斤等，诸如此类巨量饮馔规模，并非市场交易而是日用，从一方面反映了豪门大族钟鸣鼎食的饮食风景。

作为《崔浩食经》一个有机部分，还有一篇崔浩为食谱写的序言，也是侥幸因为被收入崔浩传的附录部分而保存下来。序言交代撰写食谱的缘起、内容和旨趣。这是一条红线，可以将食谱中零散的片段串起来，拼凑出一幅比较清晰的构图：

首先，《崔浩食经》的内容构成。最主要部分是清河崔氏历代家传烹饪经验。由崔浩母亲卢氏口授，崔浩执笔整理而成，为的是避免老一辈的饮食传统经验后继乏人。这些饮食内容都是母亲卢氏和族中的“诸母诸姑”一起操办的，崔浩自幼耳闻目睹非常熟悉。鉴于清河崔氏背后的庞大社会联系，食谱实际上还包含了与崔氏有联姻关系的卢、郭、柳等几大北方汉人士族的饮食经验，可以说是一部豪门饮食精华。

其次，《崔浩食经》中的饮食制作，包括了从一般日常饮食到宴会、祭祀的菜肴和食品的制作烹饪。可见《崔浩食经》里既有平日的饮食，也有宴会和祭祀酒食。其中更有不少豪门世家独有的饮馔规，比如在动乱饥馑时期无法制作佳肴精馔，也要趁太平盛世赶紧写出来以便流传后人参考。可惜，后来贾思勰写作《齐民要术》，虽然参考收录崔家食谱，但因这些高级菜肴不符合他“亲民”的标准，与华而不实的名花嘉卉一样，被排除在《齐民要术》之外。

从序言可知，这部食经大约写于父亲崔宏去世（418年）到拓跋氏北魏统一华北的439年之间，这是崔浩接过父亲的班，开始独当一面参与拓跋氏北魏统一北方的大业并屡建功勋，个人运势如日中天，崔氏一族处于“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鼎盛期。那么，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出现了：位高权重日理万机兼一族至尊的崔浩，哪来的闲情和工夫，对族里中馈这类日常饮馔琐事亲力亲为呢？正如今天我们怎能想象一个副国级领导人会对家族中开门七事指手画脚？而一千六百年前，一个国中重臣、儒学领袖兼百年豪门族长，罔顾“君子远庖厨”这一古老训条，苦心孤诣亲自为家族制作食谱，本身难道不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吗？他的忧心忡忡难道只是担心后世子孙忘了崔家味道吗？他念念不忘要“垂示来世”的，又是什么呢？……

崔浩食谱，一定有更深沉的动机！

一部有态度的食谱

饮食虽小道，却联系着一个广阔的世界。它不仅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基本需求相关联，而且饮食的内容、规模、取舍又反映了某种社会经济形态特点，人们对饮食的态度也折射出某种文化习俗与价值观念，具有思想文化的意义。

因此，《崔浩食经》并不是单纯的庖厨料理之书，而是关于如何在传统社会政治秩序与价值观分崩离析之后，在胡汉杂糅的世道中，从日常饮食方面实践传统士族豪门礼仪做法行为规范的指南书。我想说的是，在饮食层面，《崔浩食经》是专业食谱；在文化价值观上，这是一部打上阶级烙印的、有态度有思想的阶级宣言书。

对崔浩来说，写食谱的目的，首先是基于传承家族饮食传统，使得源远流长的崔氏一门饮食经验和智慧得以代代相传的考虑。序言说：“诸母诸姑所修妇功，无不蕴习酒食。朝夕养舅姑，四时祭祀，虽有功力，不任僮使，常手自亲焉。”所谓“妇功”，就是旧时女性必修课，《礼记》中妇功与妇德、妇言、妇容并称为“女子四德”。刘晔《后汉书・列女传》对所谓妇功做了具体规范，即“专心纺绩，不好戏笑，絜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可知，妇功是东汉以来高门士族族中女性的基本修养，主持家族中的衣食事务是士族女性的基本职能。而衣食之中，日常饮食最为重要。崔浩写作食经，就是为了家族中的妇女即便经历动乱，也不荒废“主持中馈，蕴习酒食”之功，以便“朝夕养舅姑”，这是士族阶层家族文化在饮食中的呈现。

《崔浩食经》也是一部典型的儒家思想著作，是以他为代表的北方汉人士族政治伦理思想的体现。饮食只是表象，内核是文化，所以《礼记》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核心。对传统中国人来说，饮食不仅是生存的基础，也是接受人生教育的第一课。所以《礼记》又说：“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异同，明是非也。”因此一个家庭，以最基本的饮食活动为核心，依据一整套礼仪、伦理、道德、规范，建立起一个远近亲疏有别、等级森严有序的和谐世界。这个内核不断扩大，就延伸到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伦关系中来了，于是形成一整套人生价值观和政治伦理思想。

陈寅恪有云：魏晋北方士族，都是信仰儒学。崔浩是北魏前期的政治人物，又是一代儒学家，除了儒家经典研究著述，还写有《女仪》《婚仪》《祭仪》等体现儒家礼仪规范的通俗读物，虽然没有流传下来，但在内容、思想和用意上与《食经》并行不悖，是为了传家之用。儒家倡导以孝治天下，崔浩终生身体力行毫不怠倦。父亲崔宏一度病危，崔浩剪去指甲、头发，每夜跪在中庭向天祈愿以身代父，前后一年多，没人察觉。“慎终追远”是儒家一大价值观，这在食经中也有体现，食谱有很多与日常烹饪无关的“奠时”“半奠”的菜肴制作，其实就是家族丧葬或祭扫时供奉的斋素菜肴。说起佛门素菜，颇值一提，因为渊源与崔浩所处时代密切相关。

虽然佛教自东汉开始传入中国，但真正得到发展和普及的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而北魏政权所在地的山西，佛教信仰空前繁盛。在饮食上，不杀生的戒律与我国自古有之的斋戒素食习俗合流，形成了佛门素食料理，这些菜肴被上层社会用在丧葬祭祀等活动中。而在《崔浩食经》之前，这类素食菜肴并没有任何记载。到北魏末年贾思勰写作《齐民要术》时在《作菹藏生菜法》中专立《素食》一章，详列十多种素食做法，其中大部分来自《崔浩食经》中“四时祭祀”食单。

《崔浩食经》不仅体现阶级序列的森严井然，还隐隐透出胡汉饮食泾渭分明的思想。崔浩是北方汉人，清河崔氏是中原盛门，口味当然以北方为主。不过，在各种文化形态中，饮食是相对容易流播的文化样式，考虑到当时华北长期胡汉杂居交错，在北方士族之家餐桌上出现“羊肉酪浆”之类的“胡餐”元素并非罕见，甚至是时尚。但不知为何，崔家食谱几乎无一例外都是“汉食”，起码从残存菜单来看是这样。这是否意味着：在口味上，崔浩刻意在坚持某种汉族的饮馔传统呢？崔浩是世代生活在北方中原的汉人，但食经居然记载着一些北方根本无法获得食材的菜肴，如莼羹与鲈脍。

莼与鲈都是典型的江南食材，产于江浙一带的河湖中。莼羹与鲈脍，作为南方最具特色的江南美味，因为西晋张翰的故事而广为人知，是洋溢着一种诗情画意与高蹈飘举人格象征的名菜，成为思乡代名词进入诗文歌咏之中。与莼菜有关的还有一个著名典故：魏晋时期，南方士族文学家陆机从江南来到洛阳，备受青睐，权贵王济设宴款待，席间尽是胡汉珍味，王济指着羊酪问：江南还有什么比这更值得称道吗？陆机淡淡答道：“就说千里湖产莼羹和未下产地的豆豉……”崔浩居然记录了三种莼羹的烹饪法，这些莼菜鲈鱼食谱，是否也寄托他的某种故国乡愁的“莼鲈之思”呢？

这本食谱，因为各种用途，我断断续续接触了很多年，总没读够读懂，有一些心得感想，当然都是些杂乱无章的碎片或不着边际的臆测。直到多年后，我到山西差旅途经大同，稍作短暂停留寻访之际，突然感到一种渐渐聚拢成形的思绪，也埋下了写作此文的前因。

崔浩和他的时代

常言说：“百闻不如一见。”与山西有关的种种，书刊影视寻常闻见，没有特别感觉。但大同市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名城的深厚底蕴，让我身临其境，在落地的一刹那就感觉和莽莽苍苍的历史接上了频道。

国庆长假前，我从差旅目的地太原匆匆前往大同，就是为了能寻访慕名已久的晋北古城，并参观即将落幕的御东区博物馆主题展——“融合之路：拓跋鲜卑的迁徙与发展”。走出车站，迎着空气中扑面而来的烟尘气息一路向西，眼前突兀一座气势恢宏的古城墙，这是北魏王朝故都平城遗址。虽然只是部分修复，但规模宏大，以远山、长城为背景，城郭延绵十几公里，矗立在宫城内外的几十座宫殿楼台，在初秋明艳的夕阳斜照中愈显古朴；博物馆的展示也是精彩纷呈，由历史上与鲜卑族渊源甚深的呼伦贝尔、大同和洛阳三城博物馆联袂举办，通过大量珍贵文物和资料，展示拓跋鲜卑族如何从一支东胡游牧部落华丽转身为中原霸主的辉煌史诗；而在市中心住宿的酒店外，我在东城墙带状公园看菊展时，无意间在城墙下与手持书卷的崔浩坐像不期而遇！是冥冥中的安排，抑或是潜意识中受到某种暗示的指引不得而知，但这种预料之外的邂逅，着实让我莫名欣喜与感动，思绪悠悠，几乎夜不能寐。

史不远人，原来，历史往事并非皆成云烟，有时也可以感知，甚至就在旅途的周边！

在这里，我的诸多凭空无依的历史想象，多少落到实地，我又想到了脚下这块古老土地，正是崔浩一生中最重要的舞台，他和他的家族的光荣与梦想，成功与败北，上升意志与下降感觉，都凝固在这块土地上空的尘埃里。

三国后期，司马家族在篡夺了曹魏政权后，很快征服了东吴，结束了自东汉末年以来的动荡和割据，天下一统。但仅仅过了三十七年，西晋帝国很快走到尽头。由于持续不断的战争、饥荒和民变事件，引发大规模流民潮。流民潮也裹挟着西部北部边陲少数民族的内迁潮。永嘉三年（309年）起，内迁的匈奴人乘机举兵，大规模南下洗劫中原，317年，西晋王朝灭亡。这场被史书称为“永嘉风暴”的大动乱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司马皇室南迁建康（今南京）新建朝廷，是为东晋；北方中原则陷入长久的动乱与灾祸中，以匈奴为先驱，原来居住在塞外的少数民族纷纷南下进入中原与汉民族比邻并陆续建立了十六个北方政权与南方东晋对峙。当时胡汉各族交错杂居互动，在汉人先进的生产方式和士族提供的政治统治方略、思想文化理念的影响下，汉化成为北方南迁胡族的潮流。在这个过程中以拓跋鲜卑族的表现最为耀眼绚丽，她以一往无前扬鞭催马的进取精神和一系列改革创建，为中华民族输入新鲜血液，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拓跋鲜卑族世居辽东半岛，在中华民族系谱中原属古代东胡系列。有史家认为“鲜卑”一名就是“西伯利亚”的转译，鲜卑起源于北亚的古西伯利亚地区，而他们活动频繁的通古斯河（Tongues），就是汉语“东胡”一词的译音，这些见解给予人无限遐想。1980年考古学者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自治旗大兴安岭北段发现一个天然大洞窟，这个名为“嘎仙洞”的大洞窟就是《魏书》所载的拓跋氏鲜卑族的发祥地。东汉初期，匈奴西迁，拓跋氏乘隙南下填充了原匈奴故地，在今天的河北、内蒙古一带活动，是一支过着“逐水草而据，畜牧迁徙，射猎为业”生活的游牧民族。此后不断与原匈奴人、汉人融合，杂居共处，互相通婚。据载，鲜卑族人皮肤白皙，须发赤黄，长得高大健壮漂亮，隋唐的开国领袖们身上都有鲜卑血统。鲜卑族有东、西、中三支分布于中国北方，拓跋氏是西部鲜卑中最重要的一支。东汉时，拓跋氏以今之内蒙古和林格尔为中心积极向西南发展，审时度势利用中原内乱，不断发展壮大，拓跋珪于389年在山西大同创建北魏王朝。

作为我国历史上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第一个重要王朝，拓跋氏鲜卑族之所以能在十六国中胜出并建立统一华北等一系列伟业，主要依靠以崔浩家族为代表的北方汉人士族的政治指导。贯穿这一过程并对历史走向产生深刻影响的重要因素，就是汉人士族与北魏朝廷之关系及其交互作用机制，这是理解北魏王朝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理解崔浩命运的关键所在。

北魏开国皇帝进入中原后，实施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意义的举措。394年，北魏以武力在山西大同建立屯田据点，将包括山东六州的居民和辽东高句丽人计三十六万迁来定居，又从各地招募胁迫来百工巧匠十万名，营建作为创业根基的平城。这一举动非同凡响，不仅奠定了平城后来成为国都的基础，而且筑城而居表明他们开始由居无定所的游牧民变成从事农业的定居之民。三年后拓跋北魏灭了慕容鲜卑族统治的后燕，这场胜利的最大成果，是将原属后燕的两万多“尚书、公卿将吏士卒”收编进政权里，这批人不少是北方汉人豪族世家。初入中原的拓跋氏一下子获得了一整套由北方士族建构统领的汉族官僚体系，进入了快速提高实力的发展通道。由此拓跋氏认识到获得汉人尤其是北方士族合作的重要性，千方百计将当时残留北方的士族精英纳入政权体系中，北方大族清河崔氏即是一大典型。

崔宏的祖辈都曾在后赵、前燕做官，他后来则参加慕容鲜卑统治的后燕政权。据《魏书・崔玄伯传》记载，拓跋珪挥师攻打后燕慕容宝，部队开到常山郡（今河北省阜平县东北）时，崔宏自知作为豪族大姓，拓跋氏一定不会放过他，于是弃城往东向海滨逃跑，被拓跋珪追回来。面对聘书与鸩酒的选择，崔宏只得就范与拓跋氏政权合作。崔宏作为北方士族精英，在北魏鲜卑发展历程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最主要的是他为鲜卑人提供汉人统治的经验，教给他们中原帝王之道，以及在历史中所积累的传统智慧，这些对于文化相对落后的游牧民族拓跋氏来说是当务之急的大本领，因此特别礼遇崔宏这样的北方士族，加以信任重用。

梦起梦破

崔宏的风格以及他与鲜卑族合作的立场和方式，由儿子崔浩继承了。崔浩是崔宏的长子，而且生长于冠缨士族之家，受过严格的儒家言行规范和学问训练，《魏书・崔浩传》有云：“少好文学，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关综，研精义理，时人莫及。”崔浩又写得一笔好字，再加上相貌俊朗，“玉面长身，望之如美妇”，年轻时就大受拓跋珪欣赏，经常带在身边。拓跋珪晚年脾气很坏，大臣动辄得咎，对皇帝敬而远之，能躲就躲。只有崔浩和他朝夕相处，兢兢业业勤勉不怠，有时忙得连家都不回，这让拓跋珪非常感动，命进御粥慰劳。

在太子拓跋焘（408—452年）继承皇位后，他作为政治元老继续为皇帝运筹帷幄，算无遗策，真的是做到了尽心竭智。另一方面，拓跋焘对他的倚重和信赖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魏书・崔浩传》对此有很多生动的记述，比如，“世祖每幸浩第，多问以异事。或仓卒不及束带，奉进疏食，不暇精美，世祖为举匕箸，或立尝而旋”，寥寥三十几字，皇帝对心腹老臣的宠信，君臣间的亲密无间跃然纸上。《崔浩传》中还记载着这么一件事：在降服了勇猛善战的高车后，拓跋焘赐宴招待高车将官，酒过半酣，拓跋焘指着一旁的崔浩对他们说：“好好看看这个人，虽然文雅柔弱，手无弯弓持矛之力，但胸中自有甲兵百万。这次征伐得胜，完全是他引导协力的结果。”拓跋焘还刻意给在场的朝廷尚书下达旨意：今后遇到疑难大事，先去问问崔浩的意见。在拓跋焘执政期间，崔浩竭诚尽智，辅助拓跋焘统一华北，他在北魏朝廷的荣耀和地位，也都达到了当时汉人士族阶层所无法企及的顶点，这也正是崔浩为家族撰写食谱期间。

不过，作为一个从小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士族子弟，又是成长于传统社会秩序土崩瓦解的乱世之中，他不仅对中国文化有着宗教般的热忱，而且对动乱中没落的门第等级社会，怀有浓厚的感情，更对门第形成的士族政治充满了怀念与憧憬。他最想做的并不是帮助皇帝统一天下，而是在获得高度信任和倚重后，进一步借助从道武帝那里获得的权威，在北魏王朝推行汉化，实现心中的宏伟蓝图：恢复自东汉到魏晋以来建立的士族社会等级秩序。这需要一大批和他一样具备出身与才学双重优势的汉人士族进入国家管理层，形成对鲜卑上层社会的压倒性优势。这一梦想随着他在辅佐拓跋焘统一北方后，就呼之欲出了。只是，顾忌到眼下的现实，他的梦被隐藏起来，一般人很难触及，只有很私密的场合才能听到他的心声。《魏书・卢玄传》里记载着一次他和表弟卢玄秉烛密谈的情形：

深夜，两位气味相投的表兄弟聊起了家族辉煌往事，触动了崔浩的心事，感慨“怀古之情更深”，于是他对卢玄透露了心中的梦想：准备在国中推行“分别姓族，齐整人伦”政策。

所谓“分别姓族，齐整人伦”，就是分清门第与非门第，甚至同等门第也要分出清晰界限，概括言之，也就是以家世门庭和学术这两个标准来选拔人才，进入国家管理系统。这种理念，在汉魏晋三朝是常识，而在彼时胡族统治中原的社会中无疑痴人说梦。因此听到表兄这番惊世骇俗之论，卢玄当即表示：

“夫创制立事，各有其时，乐为此者，讵有几人，宜其三思。”

卢玄是个明白人，预感到崔浩思想潜在的危险性。因为按照崔浩的构想，岂非要把那些出生入死追随拓跋氏进入中原，虽有显赫地位而无学术文化的鲜卑贵族排除在政权之外？当时北魏政坛上，存在着以崔浩为领袖的汉人士族势力集团，此外更有势力比汉人士族更占优势的原鲜卑部落酋长贵族，其首面代表人物是长孙嵩，其背后却是当时担任“监国”之职，代表整个鲜卑贵族势力的太子拓跋晃。

崔浩后来晚年位极人臣，拜太常卿迁司徒，封东郡公，在国家人事选拔上拥有很大权力。他与司徒长孙嵩分别负责着近畿地区的人才选拔，其中崔浩主管冀州，长孙嵩负责司州。只是，两个代表不同族裔、不同阶级利益的政治元老，在人事选拔上标准当然不一样。所以，最旗帜鲜明反对崔浩“分别姓族，齐整人伦”政策的就是代表鲜卑贵族利益的长孙嵩。崔浩与鲜卑贵族集团的矛盾，贯穿了整个从政生涯，并从各个方面表现出来。

有一次，崔浩之弟崔恬将爱女许配给北魏大将王慧龙。王氏一族原是中原名门望族，后来衰弱。婚礼上，崔浩见到王慧龙脸上的大酒糟鼻子，非常高兴，赞道：“不愧是王家贵种啊！”据说大酒糟鼻是王家世代遗传标志。崔浩喜滋滋向宾客介绍，却引起了长孙嵩的反感，就到皇帝那里告状，说崔浩看中汉人士族如此，明显看不起鲜卑人。拓跋焘大怒，把崔浩叫来狠狠呵斥，直到崔浩脱帽检讨不迭，才放过他。

在传统价值观上，崔浩爱屋及乌可以说到了极端。长孙嵩在拓跋焘面前恶意攻击崔浩，反映了鲜卑贵族的仇恨。而随着后来崔浩的理想从观念到实际操作的进一步实施，双方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就在439年，北魏在基本荡平华北胡族势力之后，崔浩并没有鼓励拓跋焘乘势扩大领土，南进统一中国，而是积极建议出兵攻打凉州。因为凉州是自“永嘉风暴”之后，大量中原豪门士族的避难之所，崔浩想的是在攻下凉州后，将这些根红苗正的门第士族编入北魏政权体系中，作为“分别姓族，齐整人伦”政策中的一环。果然他的如意算盘得以顺利打响了。攻下凉州的战争结束，那些中原士族后被崔浩选拔进入朝廷，如此以崔浩为核心的汉人士族势力陡然大增，而他与鲜卑贵族权力集团的对立也达到顶点。

尾声：崔浩的遗产

崔浩之所以能成为历史文化人物，是因为他的一生与北魏息息相关，甚至成了理解北魏的关键。他生逢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分裂大碰撞也是大融合的时代，身处历史大漩涡中，必然要面对无法预知的命运。在太武帝拓跋焘依照崔宏的构想实施统一中国的发展路径时，以太子拓跋晃为代表的则构想另一套方针来塑造帝国的未来。经常性多层面发生冲突，其间有汉族与“外族”之间的问题、军事策略问题、政治问题、人事权问题、宗教问题等，但归根结底是社会阶级关系的问题——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中反复强调了这个观点。他还说，崔浩问题是理解北魏的关键，他的问题最能代表北魏初期汉人士族与鲜卑族政权的互动情况。

围绕着北魏国中的汉化和反汉化，以及权力的再分配，以崔浩为代表的汉人士族与鲜卑族贵族的政治阶级斗争贯穿了北魏前期的发展历程；并因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国史之狱”这根导火线而爆发出来。以太子拓跋晃为代表的鲜卑贵族集团，以崔浩主编修史过程中的失误为借口，并利用太武帝拓跋焘晚年性格癫狂的缺陷，一鼓作气发动大案，置之于死地而后快。

国史之案导致崔浩被杀，崔氏及与之有关联的北方几大豪族受到牵连，对北魏的汉人士族势力而言，这是一大沉重打击。然而，历史并没有因此停住脚步。这时候，已经没有任何势力能破坏崔浩父子们在北魏努力建立起来的汉化基础和改变历史前进的方向了。

这是崔浩留给北魏的遗产，也是留给历史的遗产。而这些，都透过它留下的另外一部美食文化遗产《崔浩食经》曲折而生动地呈现出来。

周朝晖 厦门人。现于鹭岛民间教育机构执教。一度游学日本，发愿做中日之间相互交流、理解之浮桥，致力研发不为国人所知的另一个日本。业余喜欢读写，多围绕中日比较文化及中琉历史文化等相关专题，习作常在《读书》《书屋》《澎湃・私家历史》《寻根》等主流期刊和新媒体发表，曾获第三届“书城杯”全国散文大赛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