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已在台北住了60多个年头。走在台北街头，倘若遇见第一次到台北谋生的山里人，我可以用闽南语和客家话帮他们找到要去的街道、巷子及门牌号。
倘若是大陆客，我可以告诉他们士林市场哪家的面馆最地道，还可以卖弄一番西门红楼的今夕韵事。
我曾是一名资深保险人。年轻时为了公司业绩，我的足迹遍及台北的所有街巷。也见证了台湾的经济腾飞。凡台湾、台北的一些大呼小应的事件我都能如数家珍。
也许是受了从大陆来台父亲的影响，加之受眷村生活的熏染，我的国文、国语仍带有明显的大陆腔调。在同闽南人、客家人交谈的时候，常看见他们的眼睛里流露出异样的神情。对此，我很坦然，不会感到丝毫的别扭。
本来吗，我就是一个大陆人。准确地说，我是一个上海人。我无法选择，也不能回避。倘若有必要，我甚至愿意在101大厦的顶层用高音喇叭向全台北人宣布这个事实。
我是上海人，这已是很久的事了。
那是我发出第一声啼哭的地方。我在那里有过快乐，有过悲怆。
我是上海人，首先要因了我的父亲——一个安徽乡下士绅的儿子。
他早年留学英国。先是学医，后据说是不习惯医院里的药水味，便改修了财务。
祖父的一次病重，让他中断学业回国。
祖父痊愈后，他并没有再出国，也不愿安身于乡下的寂寥，而只身到了上海，在一家银行谋得一份职员的差事。
其时上海的金融业已渐成规模，他留学时主修的财务让他在银行如鱼得水。他很快成为业务骨干，两年后又成为财务部经理。他买了汽车，购了别墅，还把祖父、祖母从乡下接来上海小住。
祖父是前清举人。他那不大的脑袋像个磨盘，从早到晚转动不停。有时他会突然一拍大腿从椅子上站起，在房间里来回踱步。这时他多半已悟出一个新道理，或者酿出一个新决定。他买地建房，修缮宗祠，送两个儿子出洋留学无不如此。
此来上海也一样。他白天出门遛弯，回到家则坐在太师椅上闭目不语。他不是休息养神，还是在琢磨事情。
这日他到了外滩，看着街边林立的银行招牌，受到的震撼不亚于清廷退位。想到自己的儿子仅是沧海中的一粟，心里便隐隐作痛。
他受不了儿子带给他的这种感觉。他要有所动作，在这个异乡刻下他的烙印。他认为这是一个父亲对小辈当仁不让的责任。
回到家，他在躺椅上闭目，心中却汹涌跌宕。墙上的钟敲了又敲，他眼睛不眨一下；窗外的风把窗扇吹得开了关，关了开，他仍一动不动。
突然他一拍大腿从椅子上站起，把开门喊他吃饭的祖母吓了一跳。
只见他旁若无人在房间里踱来踱去。那把太师椅也配合地摇晃不已。
末了，他才看了一眼正在发呆的祖母：
你把他叫过来，我有事要说。
爷俩便把吃饭的事推到一边，进行了一番长谈。
祖父觉得自己一辈子不甘于人下。自己的儿子也应在此坐拥一方才对。
他让他辞职，创办一家属于自己的银行。
父亲虽频频点头，认为这是他今后要走的路。可眼下他的业务蒸蒸日上，银行上下对他也很仰仗，这样走了未免可惜。他小心翼翼问：
是不是应该过一段时间再做决定？
祖父的手一挥：
不用，认准的事就要当机立断。这虽是我的决断，为什么不能是你的决断。这是一条正路，不会有错的。
父亲拗不过祖父的专断忍痛辞掉了差事。
回到乡下，祖父变卖了20亩好地，将筹来的款子作父亲开办银行的资本金之用。
作为尊长他仍忘不了嘱托：
你听好了，这笔钱不是白送你，你赚了钱是要还我的。那20亩地以后我还要赎回来。毕竟土地是咱们家的根基。
父亲觉得祖父只说了一半的话，另一半话也同样重要。
要是赔了钱，怎么还您？
父亲考虑到还有一个弟弟也被送往日本留学，在财产上他不想看到兄弟间有芥蒂。
什么混账话。还没开始就想着亏本，你就这个志气？不会的，既然这是条正道就不会有错的。
祖父还是说一不二的脾气。
银行开张后一直平稳经营。经营状况好的时候职员达30多人。
到第三年，父亲尝还了祖父的钱。而祖父却没有赎回那20亩地。他从父亲这里尝到了放贷的甜头，在家乡也做起了钱庄生意。
父亲的银行离外滩不远，在一座哥特式的楼宇内。楼宇周围还有很多欧式建筑，商号林立。
这是上海最有钱的地方，也是全中国有钱人聚集的地方。从他办公室向外望去，可以看见黄浦江像一条绵长的手帕温柔地环绕着这片错落起伏的万国建筑；江面上的驳船像一字排开的蝼蚁一眼望不到尽头。如果再稍微远望，会看见江对岸的厂房、烟囱，还有更远处的田地、原野。
屋内明窗几净，窗外阳光充沛。窗前的几盆花卉翠绿欲滴，同窗外的黄浦江风景浑然一体。屋里有沙发，茶几上摆放着水果香烟。
办公桌前，一个穿西装打领带，眉宇间透着英气的年轻人正伏案用毛笔写着什么。有时电话铃声响起，他便放下笔，拿起电话。顷刻间这个屋子便在他的话语间活跃起来。他或悄声的叮嘱，或正经的忠告，或逢场的笑骂。
他就是我的父亲，这家银行的老板。
在商号众多的十里洋场，父亲的银行实在小得可以忽略不计。甚至不能称为银行，顶多是个沾了乡土味的钱庄而已。刚起步的他很勤勉，上了班便在办公室埋头于各种事务。
他时而起身踱步至窗前，手插进西裤兜，望着远处的黄浦江久久不语；时而放下笔，把身子靠在椅子上闭目沉思。
有时办公室来了人，他会在办公桌前给他们开小会；有时在沙发上跟客户一边抽着雪茄，一边谈着业务。
同祖父的专断不同。父亲性格温和，很善于听取他人的意见。
他还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对一件小事也再三斟酌。他经常的口头禅是，再讨论一下，看有没有更好的意见。
他常告诫职员，我们还是婴儿期，会常生病。可生了病并不可怕，找准病根才是关键。员工要像医生对待病人一样观察客户，方能知己知彼。有些客户看起来很盛，可是不是外强中干呢？有些客户看起来不堪，可是不是就要立刻判他死刑呢？医生要看检查数据才能准确诊疗，银行也要对财务报表把脉才能发现症结所在。
每当不顺心的时候，他常有一种惆怅：
当初他要是继续学医，成为一名好医生也许更符合他的期望。
由于他做事过于缜密，处理事情讲究平衡圆滑，有时就给人优柔寡断的印象。
祖父了解自己的儿子。远在乡下的他仍不时来上海小住。他不是来吃饭睡觉的，而是要看看自己用土地变来的这家银行是否辜负了他的期望。
他每次来都要发一顿脾气。
这么多人都在办公室坐着，这不像是做买卖，像是过日子。
钱是从外面揽进来的，不是母鸡坐在窝里孵出来的。
父亲只得把他的职员驱赶到工厂、商号、居民区去揽储。还按照祖父的旨意在他办公室门外挂出一张小黑板。小黑板上的内容每星期更换一次，记录着职员们外出揽储的成绩。
可他见父亲常忙于在外同客户交际，他的脾气又来了。
作为一家之长怎么能像他们一样东一榔头西一榔头的。你得有定力，在外面时间长了，那把椅子会不认识你的。
祖父的意思是银行就是个家庭，必须有人来主内，以掌控各种人心与局面。
父亲也就小心平衡着里外。他感到了疲乏，才过30岁的他鬓角已有了白发。
祖父的做事风格虽然粗暴，但比起父亲的柔性却立竿见影。银行的业务蒸蒸日上。父亲也将原先那套小别墅换了一套带花园的大别墅。
父亲下了班，常出入各种社交场合。他身边还常有一位个子高挑，手拿坤包的女士挽着他的胳膊。
那是我的母亲。她大学毕业后没有专事家务，而是在银行主管财务，成为当仁不让的业务骨干。同丈夫如影相随，相得益彰。
母亲来自浙江的官宦家庭，她很早就离家在外求学。跟父亲结婚时，她刚大学毕业。可她不愿在家当太太，而执意到银行上班。他俩为此还狠吵了一架。两人的官司最后打到祖父那里。
祖父当即训斥他：
女人不能出来做事，真岂有此理！乡下人言可畏，不得不有所顾忌。可上海是引领新生活的地方，万万不可守旧。
祖父对蒋介石有不少微词，却对他的新生活运动很以为然。
母亲从此进银行上班。没多久，她就让父亲的眼神有了光亮。她把账目打理得井井有条，纹丝不乱。她不愿墨守成规，在财务操作上有很多新主意、新办法。还帮父亲修订整理了许多规程，弥补了财务上的不少纰漏。
母亲的勤慧让她那个部主任在父亲面前常竖起大拇指：
不是恭维您，内人真比她的前任得力。她一个人顶两个人还绰绰有余呢。
父亲由此对她刮目相看。
母亲的聪明勤奋得益于我的外祖父。
外祖父是前清县令。可他思想开明，同情革命。他相信女人的天赋绝不仅限于针头线脑，同样能进入男人的事情里。他对国内的秋瑾、国外的居里夫人都能如数家珍。当年几个同盟会成员被捕房捉拿，外祖父却将这个案子压下，没有向朝廷禀报。等风声过后，他又将这几个人悄然释放。因此，辛亥革命功成后，外祖父并未受到连累。革命党领袖黄兴有一年来到此地，听说了这段义事后，还特地到外祖父家拜访。临走他还聊表谢意，送上一条日本围巾留作纪念。这条灰色的带白色条纹的围巾，后来让父亲戴着出国留学。学成后，父亲又戴着它返回国内。可惜后来在仓促逃离上海时遗失。
清朝谢幕后，外祖父不顾国民政府的一再挽留，辞官回乡办起了学堂，以践行他教育救国的理念。母亲就在这种理念下进学堂读书认字。
学堂敞开大门，免费教穷苦百姓子弟读四书五经，览人文自然。教书先生的薪金，学堂的开支，则全靠他一人在乡野四处募集。
外祖父在当地有着良好的威望和人缘，一些实业家和慈善组织纷纷解囊捐资助学。动荡岁月，学堂也未陷入财务之困。
母亲读完学堂后，外祖父没有像寻常人家那样让她嫁为人妇，而是送她在外求学。母亲由此进入上海一所女校继续深造。
父母的双亲都如此开明，不落俗套，这对于他们二人的结合更显得别有天地。
母亲写得一手好毛笔字。进入银行后，许多账簿都留下了她俊秀的字体墨迹。她身材修长，常留一头飘逸的长发，穿一身旗袍，走起路来充满灵动。
每次她迈进家门看见我，便蹲下身来，伸出两条纤长的胳臂，温柔地喊一声：
来呀，快过来。
说话间她便一脸灿烂地将我揽入怀中。
在我大一点的时候，父母有一次带我到银行的办公室玩耍。我就趁母亲忙于案头的间隙，偷偷溜出她的办公室，走进有隔间的职员办公室，在那些埋于案头的先生、太太们的办公桌前走来窜去。
我给他们背古诗，讲故事，学百乐门歌星的姿势演唱，跳踢踏舞。办公室让我带来一片春意，笑声、掌声一个接一个。大家都很喜欢我这个多话的小男孩，这个先生给我塞一个苹果，那个太太给我装一把糖果。
可父亲进门后，这欢快便戛然而止。大家纷纷归位，一脸严肃地工作起来。我就知道，他是这里的主人，他们在这里的一举一动都要看他的脸色。自那以后，父母再也没有带我进入银行。
我出生后，我们一家住在一座三层小楼中。楼前有花草树木，小亭石桌。我和妹妹曾在此捉迷藏，追蝴蝶，捕蜻蜓，荡秋千。每天清晨，推开卧室的窗子，院子里便是一片清新，不是梅花飘香，就是小鸟欢唱
父母进出都有小车伺候。每天早上7点，司机会准时驾车在门口候着接他们到银行上班。
司机是一个二十岁刚出头的大哥哥，是父亲安徽老家远房亲戚的孩子。因他后脑勺扁平，我们都叫他扁头张。他个子不高，人却很机灵。他车开得既稳又快，还时常做鬼脸逗我们开心。只可惜在大通胀来临前，他回乡凭吊，再也没有回来。
在我两三岁时，印象中，父亲在不同场合，有时穿长衫戴礼帽，有时着西装系领带，母亲则一贯穿旗袍戴项链参加一些私人聚会。也时常有考究男人和红粉女人到我家聚餐打牌。
父亲的结交圈子大部分是安徽同乡。在上海的几家安徽人开办的纱厂、印染厂都是他的固定客户。
他也很会利用在英国留学的经历，回国不长时间他就在英国商社和买办中建立起了人脉。
我盼望着周末的到来。因为我们尽情撒欢的时光往往在周末。如果我放学回家推开家门，看见已换上西装领带的父亲提前下班在客厅的沙发上候着，我就知道今天晚上又要有一场聚会。
他会翘腿坐在沙发上，戴金戒指的手指中夹一根粗壮的雪茄。雪茄长时间停在他指间不曾动过。冒出的烟柱直抵屋顶。他眼睛眯缝着，像是睡着了。
其实他没睡着，是在想事情。银行里外的大小事情都要经过这个大脑。他不能浪费任何一点时光，不允许有丝毫懈怠。
等收拾完毕，我们一个个来到客厅，他会马上睁开眼睛，脸上即刻褪去了凝重的思虑，恢复了轻松的荣光。
打扮，打扮，你们呀，我都替你们累。
逢场作戏罢了，差不多就好。打扮得太刻意，人家会不舒服的。
母亲就不服气父亲，忍不住呛他一句：
人就是要靠收拾的。人要看得起自己，也要对得起别人。
母亲参加聚会的装束永远是旗袍。她脸上略施粉黛，双唇涂一层淡淡的唇膏，脚常穿一双白高跟鞋。走起路来咄咄有声，常引来不少侧目的眼神。
每次她在帮父亲穿戴整齐后，会和保姆一起忙我们这些孩子的穿戴。事先，她会把要换的衣服鞋袜从衣柜里找出，再由保姆为我们一一试穿。她则站在一旁侧目审视。
忙完这些，她会在沙发上小憩，还不时从坤包里掏出小镜子规整一下头发。往往一个不经意的疏漏会让她惊叫一声，随即起身回屋重新坐到梳妆台前。
男孩子只求玩得高兴，在穿戴方面不是很讲究。我甚至将穿戴打扮视为累赘。可拗不过母亲的严厉，即便会跺脚抗议，最后也能扭捏顺从。
我像一台机器被保姆摆布着——我的书包被拎下，头被打上头膏，脸被涂上洗液，身上穿小西服，胸前系小领带，脚登小皮鞋。等再回到客厅，我就完全被打造成一位精致的小先生了。
妹妹家洁只比我小一岁。每到这时会更兴奋，走路都是蹦着走。对衣着更是挑剔。她总是对母亲事先选中的服饰抱怨不断——不是这件颜色太暗，就是那件裙摆太窄。她往往试遍衣柜中的所有衣服。待换上中意的一件，她嘴上仍喋喋不休抱怨。仿佛那些衣服件件跟她作对。
母亲说：
别看男孩子淘气，可女孩子的矫情上来，十个男孩子也抵不过一个女孩子的。
弟弟家辉在两岁的时候，也随我们参加聚会。他多半是在母亲双手触及的范围内活动。他对大人的聚会懵懵懂懂，一些让我们癫狂的场景在他眼里却是惊骇；往往在高潮的时候他开始烦躁哭闹；等聚会散场，他已在母亲怀里酣睡多时。
真难为了母亲，她宁愿遭受比在家成倍的拖累，也不轻易错过每一次聚会的精彩。她对这种生活的迷恋可见一斑。
等我们收拾妥当，父亲会问，都准备好了？
我会走到他眼前，双手掐腰：
爸爸，你看我像不像白兰度先生？
父亲也豪不客气：
不像，你就是胡家范先生。
妹妹也会顺势用手扯起裙角：
那我就是胡家洁公主。
母亲在一旁说：
是的呀，你是最累人的公主。
父亲会看一下表，皱一下眉：
你们还走不走？不走，我要上楼睡觉了。
大家就忙不迭地喊道：
走，这就走。
他其实是喜欢静的，聚会在他眼里是纯粹的应酬。
我们就这样穿着考究的礼服，坐着厚重的福特汽车，一家人就在聚会的路上了。
街上有小汽车、黄包车、有轨电车，街边有卖狗皮膏药的小贩，有脏兮兮的报童，有被警察用绳子捆着的小偷.....
世上千奇百态，人间阴晴冷暖。可我只轻飘飘朝窗外扫了一眼便不再多想。
我们和他们，截然两个世界。他们就该那样，我们就该这样。
我们家也不时举办私人聚会，每每也有二三十人济济一堂。大人们扎堆侃侃而谈，不时爆出夸张的笑声；小孩子则成了游击队员，一遍遍玩着捉迷藏的游戏。
杯盏叮当，笑声朗朗；美食美酒，气氛盎然。
我豪不怀疑，我们会一天天，一年年这样过下去。
可破败发生在一夜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