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西周四方模式：青赤黑白褒贬分明

面对着旧王朝的色彩黑白二分与对峙，周代有了新的思维模式。

叶舒宪在《中国神话哲学》中指出，在远古神话时代，空间的东西南北模式与时间春夏秋冬模式相叠，构成时空交错、褒贬分明的四方崇拜神话的内涵：即中国神话宇宙原型模式展示出来的时空坐标与价值体系：

（1）东方模式：日出处，春，青色，晨。

（2）南方模式：日中处，夏，红色，午。

（3）西方模式：日落处，秋，白色，昏。

（4）北方模式：日隐处，冬，黑色，夜。

进一步讨论，南方模式=上=阳=神界=男=天（气）=光明=红色=正=胜利=夏=白昼……北方模式=下=阴=鬼界=女=水=黑暗=黑色=负=失败=冬=夜晚……相应的，东方由于和春天相认同，在空间意义之外又有了生命、诞生、希望等多种原型价值。所以，各种与上述原型价值相联系的神话、传说、仪式和风俗都照例要以东方和春季为其时空背景。以东方春天为时空背景的青色植物崇拜更有着死而复生、掌握生命、降福消灾，给个人和国家带来生机和繁荣的意蕴。而西方是与生命诞生的东方相对立的日落之方，同时，太阳在一年之中生命力衰减的时间（秋季）又可认同于它在一日之中生命力衰退的时间——日落时，所以预示死亡来临的秋天又同太阳死去的时间方位——西方有了象征性的联系。因而，我们的先民在西方模式中演出的饯日仪式和祭月仪式，同太阳神之死的神话观念，以及由此类比出来的植物之死（秋收）、动物之死（狩猎）、人之死（刑杀）的神话观念便统合在这一白色的原型时空背景中了[10]。奇妙的是这一四方模式的种种价值取向与周代有着深刻的吻合（如两季析为四季，如尚赤贬白等），笔者以为它就是周代文化观念的哲学玄思与神话漫想的结晶。

像周人从时间上析出了冬与夏两个新季节，从色彩上也析出了青与赤两种色彩。周人显然是超越黑白境界对偶思维的怪圈，以四方崇拜为模式，但却仿佛坐标系式正负象限那样有褒有贬。他们理直气壮地推崇红色，毫不掩饰地贬黑贬白。当然这褒贬不是世俗叫阵式的针锋相对，而是居高临下、无意识操纵的神话四方模式。很明显，将白色与秋、黄昏融而为一的神话思维，自然将白日之死、植物之死、动物之死和人之死等观念与感受都倾注到这一色彩效应中去了。而赤色属于南方模式，自因辉煌、光明、日行天之极顶受到尊崇。在西方，基督教世界里色彩的意味富于概括性而相对单纯：如绿色象征救世主的出现；红色用于圣灵降临之时；白色象征纯洁，是基督升天的象征色，等等。而在中国神话系统中，色彩则与方位、时间等因素多重融而为一，具有复杂多样而深刻的文化蕴涵。

于是，我们看见了天子之芾，色朱；天子大带即便沿袭传统的素带，也要以朱里为衬；王之吉服有九，舄有三等，赤舄为上；周代的兵士之服，除甲胄外，均为赤色。如《周礼·春官》：“凡兵士韦皮服。”即以赤色的熟皮革为弁，同时又以赤色为衣裳。《礼记·檀弓》：“周人尚赤。”《周礼·春官》：“司服掌王之凶吉衣服，辨其名物，与其用事。”并确指凶服即白色素服，如《礼记·曲礼上》：“大夫、士去国，逾竟，为坛位，乡国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彻缘，是屦，素篾……素服，以送终也。”甚至要求儿女在父母健在时不能穿纯白的衣服以避讳：“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纯素。”明张莹《疑耀》卷三对此明确解释道：“今世冠服，皆以白为忌，亦出于古礼：父母在，衣冠不纯素。素即白也。”《礼记·玉藻》、《礼记·司服》都说不仅丧葬，凡遭大瘟疫、大饥荒、大灾害，天子都要穿素服。素服即白衣。前代用以表示祥瑞、尊崇长老的白衣一变而为令人心碎的凶服了。

不仅如此，就是我们民族名称中的“华”字也来自红色崇拜。周朝尚赤红，不仅大祭祀用赤牛，就是一般人名也直取其字以求祥瑞。例如，晋大夫羊舌赤字伯华，再如孔门弟子公西华名赤，等等。何以如此？因为“华”本身就含有赤红之意。在当时凡遵守周礼崇尚赤红的人和族，都被称为华人或华族，通称为诸华。破译这一文化密码，就不难理解中华民族名称本身就暗示出这是一个崇尚红色（“中”字含黄色之意，详后）的民族。

无疑，周代定位的四方崇拜思维模式（可作为旁证的是，周代开始的诗歌以四言为主，汉字开始由浑圆图案趋向方块形态，建筑也多四方形如四合院，四字格词语成为汉语重要特征，四字句文也成为中国庄重深邃的祭奠文体）突破了夏商以来的非黑即白的对偶思维的怪圈，在拓展思维空间的同时，也毫不犹豫地滋生了贬白抑黑的倾向。白色，殷商所崇拜的圣洁之色，由此而跌落为中华服饰数千年不曾改易的丧葬之服色。而黑色作为北方的象征，是失败、黑暗、死亡与低下的象征符号，自是贬损对象。这一褒红贬白的价值取向对后世有着巨大的影响甚至延伸到今天。

随便举例：

建安时代，曹操因遇荒年，资财匮乏。便以仿古皮弁、白绢创制了一种白恰帽，当时流行不已，可后来，干宝却毫不客气地批评是：“凶丧之象”；[11]

南宋以杭州为都，夏天炎热，士大夫便流行穿白色凉衫，礼部侍郎王俨就奏道：“纯素可憎，有似凶服”，[12]于是皇帝便诏令禁服白衫了。

后来黑白二色不仅暗示了悲哀，似也象征了贫贱，据《宋史·舆服志》：“端拱二年（公元989年），诏县镇场务诸色公人并庶人、商贾、伎術（术）、不系伶人，只许服皂、白衣。”

黑色也遭到贬抑。事实上早在西周，奴隶即被称为黎民，“黎”与“鬲”通，意为黑色。自春秋甚至延续到唐宋，不少地方仍有以黑色为丧服之色的传统。看来，黑白二色在这一新的格局里便失势千丈了，俯仰之间，令人有王谢堂燕百姓家的感喟。在语言方面，与“混淆黑白”相类似，我们还有“不论青红皂白”、“瞅红蔑黑”等口头禅，还有“红到三十绿到老”的着装讲究，它们显然都是别有意味的语言形式，是四方崇拜期远古思维的遗留。由此，白色不仅成为悲哀的象征，为承担凶丧之事的服色，而且还滋生出素色传通人神鬼三界的民俗。而红色（甚至包括审判罪犯用红笔打勾，以表示正义的裁决），红腰带、红盖头、红裹肚……喜庆之事唯红的情感效应，奠定了中国服饰文化特有的色彩感应模式。这些就不是西方文化那样更多从心理测试层面所赋予的色彩内涵，这一民族心态只有在神话模式中才能圆满解释。而在对红色的无限崇拜中，我们不难发现其中有着对于山顶洞人色彩意识的、跨越时空的遥遥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