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莫再说重庆文化就是码头文化了，那是胡扯！

不知道从何时开始，好多重庆人，一开口就是“我们重庆文化就是码头文化”，很多文章也这样胡说，搞得一些外地朋友跑来问我：“到底什么是码头文化？这真的就是重庆文化吗？”

依我看呀，那些说重庆文化就是码头文化的同学，自己压根儿就没有搞明白什么是码头文化，就把码头文化等同于重庆文化了，简直是胡说、胡扯加胡闹。

“水煮重庆”的系列图书与文章，就是要纠正这个大面积出现的歪理邪说，让读者朋友们从此真正清楚，我大重庆博大精深的区域文化到底是啥。

故兹以此文为序，以正视听。

众所周知，重庆有着丰富的巴渝文化、三峡文化、抗战文化、革命文化、统战文化、移民文化。重庆文化是一个复合型多元文化体，鄙人从另外的角度，将重庆文化的主体归纳为四大子文化：开埠文化、移民文化、抗战文化和码头文化。这四大文化，构成重庆城市文化的四个侧面，这四个侧面，相互交织、影响，最后形成了重庆文化和重庆性格。

◎ 开埠文化：国际范儿的塑造

开埠文化是个什么？简单说，就是国际范儿。

1891年3月1日，大清的重庆海关在朝天门糖帮公所挂牌营业。重庆正式成为中国第二十个、西南地区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城市。

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的外交官员纷至沓来，通远门下、金汤街旁，外国领事馆一个接一个开。外国企业也接踵而来，大量资金、人才、技术纷纷云集重庆——重庆成为西南最大的出口通道、最大的商业贸易口岸、最大的近代工业基地（三个最大，何其霸气），其地位，比现在的保税港什么的高太多了——国际范儿，就此亮了出来。

开埠二十年，就完全可以用“肥得流油”这个土豪得不得了的词，来形容二十世纪初叶的重庆。

1911年辛亥革命，重庆和成都两地先后建立了军政府。这两个军政府的钱包，那可大不一样：重庆的钱包沉甸甸，成都的钱包轻飘飘。

重庆的蜀军政府一成立，打开大清银行金库，200多万白花花的大洋，把蜀军政府那几爷子的眼睛晃得银光闪闪。副都督夏之时要辞职出国留学？好说，直接甩两万大洋，拿出去当路费。全靠这笔巨款，夏之时才在大上海抱得美人归。同盟会的鄂军路过重庆回汉口，没有钱吗？不要紧，拿三万大洋当路费，搞得人家鄂军怪不好意思，跟欠了多大人情似的，后来直接用汉口兵工厂的军火还账。

而同期的成都大汉军政府就穷得叮当响。都督蒲殿俊，连事先给巡防军承诺的奖金（二两恩饷）都拿不出来，害得巡防军在操场当即作乱，不但差点把蒲都督打死，成都老百姓也连带遭殃。这帮穷慌了的巡防军，满街持枪抢劫，全靠投机分子尹昌衡去凤凰山急调一营新军入城，才解决问题。

开埠文化的本质，是在相当发达的商业文化和金融文化刺激下，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交融、嬗变。1902—1911年，这10年期间，老外在重庆一共开设了48家（一说51家）公司、洋行和药房。其中英国人最多，达到15家；德国和日本人其次，都是11家，法国和美国各4家，英美合资1家。这些老外的公司，成为重庆人和外部世界的联系管道（当然这些老外也赚得肥头大耳了）。

所以，重庆开埠，给重庆带来的最大变化，不只是肥得流油，还有和国际接轨的国际范儿。

太平洋的海风第一次吹进重庆。重庆软实力得到整体提升：近代法律体系的逐步建立、四川第一份报纸《渝报》在重庆创刊、四川第一家洋务学堂川东洋务学堂在重庆开学、留法学校成立、新型中学堂大量开设（1909年统计，重庆市区就有10所新式中学堂，为全省之冠）……近代化的商业体系、基础工业开始建立，重庆从一个农业社会，向资本主义迈出了一大步，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是重庆历史的一大进步。同时，封闭的长江上游，也终于在重庆开了一个面向太平洋的口子。

开埠文化，对当今重庆的意义在哪里？那就是对外开放、再开放，重建以契约精神为基础的商业文化，重构中西方深度交融的文化整合，重续被几十年单一重工业压断了的商脉，彻底打破冥顽不化的盆地意识，恢复西南第一商业大埠的地位——支撑大上海的文化基础是什么？就是海派文化。海派文化，其实就是上海的开埠文化。没有开埠文化这个软实力的支撑，重庆要再现西南商业第一大埠的国际范儿，近乎痴人说梦。

◎ 移民文化：重庆文化的魂

重庆这个地方，以宋元为界分前后两个时期，可以说住着两个完全不相干的人群。

现在的重庆人极少有明朝以前的宗族血脉遗存。两个铁证：一个是现在重庆话里面，宋朝古音遗存几近于零，而其他很多方言里面，大都有明显的历朝语音遗存，显示出语言的延续性；另一个是现在保留的家谱里面，祖先自宋朝就居住在重庆的，不到1％，绝大多数都是明清两代两次湖广填四川迁移过来的（其中明朝移民大约占比20％多一点，超过70％都是清初移民）。而作为巴人遗存的土家族，长期生存在偏远的山区是另一个特例。

为什么重庆原住民的历史，突然从宋末就断绝了，没有查到宋元之交有灭绝性大屠杀的可靠记载，不敢断言，姑且存疑吧。

但是明末清初的大屠杀确实史有明载。张献忠、摇黄十三家、晚明军队和清军，四支军队反复绞杀，重庆十室九空。

这以后，我们的老祖宗开始移民，从四面八方奔涌而来。

《重庆移民史》一书推算，康熙二十年（1681年），大重庆范围内总人口仅10万人。那么，现在的3200万重庆人是从哪里来的？答：清初的湖广填四川，抗战时期的大移民（近60万）加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三线建设移民（约50万），这三次大移民，就是现在3200万重庆人的血脉来源。

所以，重庆文化里面，有深深的移民烙印。

什么是移民文化？一是敢于冒险。以前的移民，可不像现在，一飞机就到了，那得跋山涉水几千里，路上猛兽强盗饥寒贫病，毙于路旁者不少，很有几分历史上美国西部大冒险的感觉。二是无比勤劳。到了重庆，举目无亲，不拼命“伺候”那一亩三分地，来年就得饿死，所以早期移民都以勤劳著称。三是包容。成都有首竹枝词：

大姨嫁陕二姨苏；
大嫂江西二嫂湖。
戚友初逢问原籍；
现无十世老成都。

重庆作为外来移民的第一站，移民比例更大。一家之中，各地都有，乡音习俗都不一样，必须相互包容。很多外地朋友一致认为，重庆向来没有排外的习惯，不会因为谁谁是外地人就白眼相看。这就是移民文化的包容性，往上十代（很多重庆人至今不过传到三四代），大家都是外地人，装什么土著嘛。

移民传统，让重庆这个城市的性格中，既有敢于冒险、无畏无惧的一面，又有勤劳善良、包容宽厚的一面。

◎ 抗战文化：重庆历史的制高点

毫不客气地说，在中国，最有资格树立抗战胜利纪功碑的城市、最有资格修建抗战胜利纪念堂的城市，就是重庆。

地球人都知道，重庆是二战时期反法西斯战争的远东及太平洋地区指挥中心，是抗战时期中国的首都。

重庆不仅贡献了大量壮丁、资源，还从1938年2月18日起，到1943年8月23日止，承受了侵华日军长达5年半的无差别轰炸。

现在很多文章、书籍，老是高屋建瓴地记录那些一次又一次的战役，场面宏大，情节曲折，而抗战期间普通老百姓的苦难生活，却少有人关注。这5年半的无差别轰炸，俺们重庆人是怎么熬过来的？他们的家被毁了、企业被毁了，缺吃少穿，但是仍咬牙坚持，一直坚持到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

1946年4月24日，在重庆举行的“陪都各界庆祝国府胜利还都大会”上，蒋介石发表公开讲话，称“重庆市民在抗战期间输财输力之多，尤为全国其他各地之冠”。

让人高兴的是，抗战胜利纪功碑的牌子，前些年终于挂在了解放碑的碑座上。但遗憾的是，兴建抗战胜利纪念堂，却一直没有人提起，鄙人在此深表遗憾。

抗战文化，核心就是牺牲二字。重庆人民坚韧不拔的牺牲精神，以及具体的种种奉献（妓女献金、乞丐献金、老人捐出棺材本，重庆各堂袍哥还捐了18架“忠义号”飞机……），难道不该大书特书吗？难道不该镌碑纪念吗？

◎ 码头文化：需要正视的客观存在

必须马上纠正一个错误：码头文化里面的码头，不是停船的码头，而是袍哥码头。

重庆确实曾是万舸云集的水码头。极盛的时候，单单江北刘家台的嘉陵江面，就经常停泊着上万艘大小不同的、各种样式的木船，但是这个水码头，却没有什么自己的专属文化，总不能说船工文化就是重庆文化吧。

川江船工，并不属于重庆，他们属于长江。

这些船工，原籍来自大河（长江）、小河（嘉陵江）沿岸的所有城市、集镇，从四川、重庆、湖北、湖南到贵州（乌江源自贵州，也有不少贵州籍纤夫来到重庆），到处都有，绝大部分不是重庆人。重庆，只是他们船工生涯中漂泊的一站而已。当然他们也给我们留下了宝贝，而且很霸道——这就是举世闻名的川江号子，但是，川江号子撑不起一个文化体系，只能算是和劳动号子之类近似的音乐形式。

船工文化，是另外一个独立体系，和重庆有关联，但二者不能画等号，而且差得很远。

袍哥码头就不一样了，这是一个性质很复杂的民间组织，在特定的历史时代，尤其是从清朝中晚期到民国期间，这个覆盖川渝，并辐射贵州、云南、陕西、湖南、湖北等地的民间组织，扩展迅猛，从地下组织，一跃而成为地下和地上通吃的民间社会自组织。

据大袍哥唐绍武回忆，在抗战前，重庆就有六七万袍哥。1936年，重庆全市人口（主城区）才47.1018万人，超过10％的人口加入了袍哥，如果做个减法，去掉19万多女性，再把小孩、老人去掉，这个比例更加惊人，不会低于一半。

想想看，在一个城市，一半的青壮年男性都加入了同一个民间组织，这该是个多么庞大的组织呀！

在清朝，袍哥本来是个带有浓厚的黑社会色彩的地下组织，一直属于严打对象。孙中山要革命，就要团结一切反清力量，当然也包括袍哥这个似黑非黑、半白不白的组织。袍哥也确实在孙中山的革命大业中起了重要作用，还牺牲了不少大哥小弟。革命成功后，袍哥们意气风发翻身做了主人，从地下走了出来，大肆发展队伍，终成“正果”。

袍哥的地盘，就叫码头。

一个码头，根据大小，可以有一个公口，也可以有好几个公口并存。公口，就是袍哥的基层组织，一个公口小的几十号人，大的几百人。重庆的“仁、义、礼、智、信”五堂袍哥，从高官土豪，到各行大小老板，再到普通公务员，以及船工、叫花子，全部都有。到了一个地方，不拜袍哥的码头，不管你是当官还是做生意，哪怕是讨口要饭，也完全混不动。

这样，重庆这个城市，就被深深地打上了袍哥的烙印。

到现在，袍哥这个组织已经被取缔70多年，但是重庆话里面至今还有很多袍哥黑话遗存，重庆人的性格里面，袍哥痕迹也非常重。组织虽然不在了，但残留的文化痕迹依然明显，如“不能拉稀摆带”“兄弟之间要相互扎起”等等。

这个文化的核心，就是兄弟义气，至少是以义气相标榜。天大地大，不如袍哥规矩大，这个规矩，就是兄弟至上、义气至上。

在袍哥的“核心价值观”里面，“义”字高于一切，为了兄弟之义，可以不讲法律，可以不要正义，可以烧杀抢掠杀人放火，在袍哥组织里面，帮规高于一切，当然也高于法律，这方面的例子举不胜举。

重庆当年是袍哥重镇，这种袍哥文化，固然塑造了重庆人性格中耿直、豪爽的一面，但是副作用也相当大。比如说，重庆人以脾气火爆著称，有过于好勇斗狠的毛病。

所以，码头文化，准确地说，应该正名为袍哥文化。这个文化，并不是重庆文化的主流，甚至不是重庆文化的基本色调，它只是重庆历史文化中的一个客观存在。

作为客观存在的袍哥，在新中国成立后就已经消失了。现在残留的，多是民间文本中的一些传说。这些传说，夸大了袍哥价值观里面的“忠义”部分，忽略了袍哥文化中反社会、反法律的因子。这需要我们在历史的传播文本中进行澄清，还原真实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