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日本文学史，大多依据奈良时代、平安时代、镰仓时代、吉野时代、室町时代、桃山时代、江户时代之类的时代区分，进行叙述。为什么有这样的区分法，仔细一想，却不甚了然。归根结底，恐怕是“为了方便”。说是为了方便，要言之，如果设有时代区划，在叙述或记忆时，的确比较容易进行，但不一定具有学术上的意义。至于像上古、中古、中世、近古、近世的区分，与依附政府所在地的分法，实质上并无大异，也只是为了方便而已。
然而，这类方便的区分法，在文学史上，却成为极为棘手的问题。有人说，对文学史而言，时代区分是“最初的问题也是最后的问题”。其所以成为最初的问题，是因为“关系到文学史家的世界观、意识形态，以及把握历史的客观表现形式”，所以若不加考虑，“便无法从文学史首要而正确的认识出发”。其所以成为最后的问题，是“为了达到绝对的正确，非有绝对完美的文学史研究法不可”[1]。这是很负责任的见解。但如一开始就设定磐石般固定的时代区分，既无必要，也不可能。重要的是应该持有近似时代区分的看法，因为一个人的看法势将决定其文学史研究的特质。不过随着研究的进展，最初的看法可能会屡遭修正，毋宁是理所当然之事。然而，假如只因为觉得反正以后会有改动，就暂且设定方便的时代区分，则其文学史将成为方便之计的产物，难免招致永远受制而无法解脱的结果。我们对于这种结果必须戒慎恐惧，深加检讨。
依政权所在地来区分时代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文艺的开展往往受到政治动向的强烈影响，所以在一定程度上理应与政治史的区分相符。只是文艺之为文艺，本身也具有独自发展的必然性。为了方便，可把其间的“分歧”暂时放在括弧之内。对此，另有就文艺本身之发展试行时代区分的立场，即根据所谓叙事诗、抒情诗、物语、戏剧等文类的时代区分之说[2]。这一立场虽然较比政治史的区分法大有进步，但仔细一查，就会发现在许多关节上，文类的兴替并不能正确指明文艺的开展情形。如果采用此说而遽下论断，非得无视不少事实不可。
我想站在一种表现理念的立场，根据内在于文艺本身而能制约文艺发展的本质，尝试不同的区分方式。即以“雅”与“俗”为文艺史的基本表现理念，考察二者因交错互动而形成的世代区分。为了让人理解这种立场，我必须说明一下我所设想的“雅”与“俗”的含义。
我们都憧憬着永恒的事物。虽然这种事物在我们的日常心中并不常有，但在日常心的深处，却有非日常的某些事物，像深渊一般萦怀其中；而当日常心与之碰撞时，日常性会在某处绽开，闪出永恒的亮光。在此意义上，我们的确与永恒有所联系，但我们自身却绝非永恒。当我们自觉到我们并非永恒时，对于永恒的憧憬也许更会加深。然而，憧憬终归是憧憬；对永恒的憧憬毕竟只是永恒的憧憬而已。那样的憧憬，具体言之，都以宗教、艺术或科学的形式表现出来。或许可以说，我们以宗教、艺术或科学为媒介，有可能与永恒连在一起。
不过，对于永恒的憧憬却含有两极，恰如北极与南极。其一是“完美”，另一是“无限”[3]。就艺术世界而言，倾向“完美之极”所追求的是千锤百炼、无法再高的境界；反之，趋于“无限之极”所面对的则含有动向难测的问题。我决定称前者为“雅”，后者为“俗”。
雅的表现是追摹全然完成的形态所形成，所以总是希望永远依傍典范形态而存在。不喜欢为别的形式所替代。譬如说，所品赏的是摹本或翻译，则只能享受到劣于原著的价值。又从创作方面而言，雅代表向往既成形式的态度，认为只有追随且调和“既存的表现”，才有美感的意识。就歌的咏法而言，必须使用已有先例可征的语词，才能创出具有美感的表现。这样的表现对享受者一方而言，就非有相当的预备知识不可；因为如果不知某一表现所师法的是什么先例，就不会觉得有什么美感可言。因此，雅的表现通常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拥有熟悉先例的享受阶层，进而创作者与享受者联成共同族群。从事创作的人自己一方面累积足供享受的作品，同时形成了只有此类作品才算真正艺术的意识[4]。其表现的质地当然是端正、精巧、微妙，正是雅的构成基础。这对于初出茅庐或粗枝大叶的人，无论在创作或享受上，都是难于掌握的表现技术。
对比之下，俗的表现指尚未开拓的世界。其中没有所谓完美。因而没有固定的存在形态。有的看来异样而粗暴，有的显得质朴而可亲。或黯淡恐怖，或轻薄惊奇，或血雨腥风；无所谓定型，不知伊于胡底。这就是俗的形态。其中杂有美玉，同时也有许多不值一哂的庸俗。尽管如此，通常都以后者来解释俗的意义。要是有人评论说：你的衣服很俗，必定会被理解为否定的批判。但这并不是俗的全部属性。俗含有泼辣健康、新鲜纯粹、无限自由等丰富的意义。其实，这个俗字在其故乡中华的用法里，本来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含义[5]。俗虽然带有易于沦落粗俗颓废的倾向，却不可认为只有颓废之俗才是俗。雅也常会颓废。不过，不能不承认的是俗比雅不稳定得多。
若把这种雅俗的性格套用于日本文学的表现世代，我想可以大致分为三世，各有其中心理念：古代是俗，中世是雅，近代是别种的俗。若以年代言之，则古代相当于五世纪到八世纪，中世是自九世纪到十九世纪中叶，近代指十九世纪后半叶以后。从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前半叶，实质上是朝向近代的过渡期，但其基调却仍属中世。这个过渡期以俗雅混合为中心理念。我把这种俗雅混合的状态叫作“俳谐”[6]，是以这一时期或可称为俳谐世代，另外当然也可称之为近世。不过俳谐性终究含有可能还原成雅与俗的两种契机，总觉得难以主张其自身的独立存在，而且因为有过渡的意味，所以姑且以中世第三期称之。在这个意义上，这一期其实也包括在中世之中。
然而这样的区分，并不意味着各世代之间截然而断。毋宁说，中世之中仍然暂时拖着古代的尾巴，近代的端倪已经见于广义的中世末叶。代代都有深邃的交叉互动，才是世代的真正形态。自纪元某年至某年为中世——这样的切割法是根本行不通的。那种时代的区分方式，在本质上，与明治或昭和的年号并无多大的差别。我之所以特别使用“世代”一词，就是有意表示不同于那种区分态度。一般所谓世代常与生物学有关，用于标示较短的期间。请暂时原谅我对这个词的不同用法。
我以为古代的俗的表现是纯粹日本固有的表现。不管文艺潮流经过多少次变化，俗总是潜伏在潮流底下，繁生如海藻；遇到上层的文艺罹患动脉硬化的症状时，就会从深处涌上表面，成为文艺新生的契机。然而到了中世，雅牢牢控制了文艺的中枢，使俗无法浮上表面来。那种雅的表现是我们祖先接受了大陆的——主要是中华的——表现意识的结果，所以应该与日本式的表现有所区别。有些初看好像只有日本才有的表现，其表现意识的核心却非日本原先所有[7]。这是因为不但在文艺方面，甚至在社会制度上，无不追求典范于中华的结果。到了近代，西洋取代了中华。换句话说，依傍西洋而产生了近代。简言之，就是：
古代——日本式
中世——中华式
近代——西洋式
当然，这只指出各世代的中心原型，而实际上在其深层里，各个世代都在不断进行着交错或互动。譬如中华式雅的表现，在古代已经存在，而且相当浓厚，但那毕竟还属于周边的存在，尚未渗入表现意识的核心，因此才界定古代性格为日本式。每一世代各具独立的核心，而又与周边互动交错。这种情况可说是日本文学史有趣的特色。在中华并无如此意义的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