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我出生在上海租界地区一个小市民家庭。祖籍江苏无锡，父姓荣，母姓华，如此大吉大利的姓氏堪称绝配，似乎荣华两族必定大富大贵。但是据我所知，我家及与我家沾点血缘关系的亲戚中间，怎么也找不出任何一位算得上富贵荣华的人物来。不少人问过我，与中国有名的民族资本家族有什么关系，我仅知道我家的故乡离无锡荣巷很远很远，坐船至少大半天，否则到不了。我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大哥长我十五岁，大姐长我十七岁；母亲认得几个字，她生我时已年将四十；父亲长母亲七岁，完全是个文盲，只懂得种田养蚕。我虚岁六龄（实足才四岁半左右）已经在一所既没有卫生设备、也从来不上体育课的弄堂小学读书。我记忆中课间休息时二楼的学生（主要是女生）纷纷踏着木质楼梯一拥而下，争先恐后到放在楼梯下面布帘背后的几只马桶那儿去解溲。男生可以到校门外的弄堂里去小便。整整六年没有见过任何运动器械，自然不遑奢谈球赛和场地了。不过学生也会利用课间空隙跳跳绳，踢踢或拍拍毽子，当然仅限于极小极小的范围之内。

一九三七年夏天，日本军国主义继卢沟桥事变之后又在上海发动更进一步侵略中国的战争——八一三事变。当时我父亲恰在上海。按说农忙时节他多半在乡下，可能也是从乡镇茶馆听说时局紧张，放心不下在上海的妻儿，急来探望。一天，当时年已半百的父亲抱着最小的儿子（我的年龄应该是三十二个月）在弄堂里纳凉，弄外市内枪炮炸弹之声不绝于耳。突然有邻居指着我赤膊的背部高声对我父亲说：“你的小孩背上在淌血。”我父亲这才发现。紧接着，街坊们叫他赶紧送孩子上医院，但更多的建议是愈快愈好，还是去私人诊所更合适。我的文盲父亲直奔最近的开业西医诊所。原来我的左肩胛被来自战场的流弹削去了一片皮和肉。孩子的伤口经清创、包扎，也许还缝了几针。据说，飞来弹片的此一削，如果朝太阳穴方向稍偏一点点，我这条小命早就完了。反正我自己看不见，即便从一面镜子里照另一面镜子也不行，不过我曾多次让别人看直到如今仍清晰可见的那块疤痕。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珍珠港事件爆发，我刚满七足岁前后的一天上午，小学三年级上（按教科书的顺序则称第五册）教英语的级任老师（现在称班主任）要学生们收拾书包回家去，停课何时结束另行通知。彼时小学还有初小与高小之分。我记得，日军占领全上海后，也许已腾不出所需要的人力物力吧，似乎并未禁止学校原先从小学三年级就开设的英语课。至于日语，则要到一九四二年的下半年才由一个日本人来教（我还记得他的姓名是安田芳雄）。我认为有必要交代这些事实，否则现今的读者恐怕很难理解；下文我将述及初中一年级的两位恩师的教诲为何能使我受用终生。

一九四五年暑假我已小学毕业，彼时实足年龄仅十岁半。上海虽然尚处在日军铁蹄之下，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已进入尾声阶段。很可能父母担心上海又会出现像“八一三”那时的战乱，于是由父亲把我带到无锡乡下去度过足足俩月的暑假，直到九月上旬。同村老乡从上海带来的新闻只有一句话：“和平了”。父亲赶紧带我回到上海去，目的是把我送进一所学校成为中学生。那时绝大多数中学已经开学，我只得从报纸广告栏中寻找尚在招生的学校。应该说，我这样一名来自极底层弄堂小学、刚满十足岁的少年，此后受到的教育包含着不少偶然性。首先，我的中学阶段总共涉及四个学校，而且始终没有正式高中毕业。初一读的是一所私立大学的附中，该校原先在虹口拥有的校舍全毁于战火。战后临时租借证券交易所的八层楼作教室开学。初一年级的课程多得要命。什么生物课、常识课、公民课，对我一概引不起丝毫兴趣。说实话，直到今天，如果老师用教鞭指着人体模具问我五脏六腑的位置，仍旧只得交白卷。但是，同样直到今天，我还念念不忘三位恩师对我的深深影响。我在一九四六年以前还从未去过杭州，而一位国文老师顾荩臣先生竟把我按题作文写下的东西列入学校布告栏中的一篇范文。更难得的是，出自昆山望族的徐氏昆仲燕谋先生和承烈先生二位，在我这片小小薄田上也曾撒下几颗种子。他们都是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先生的高足。我自以为英文中的不定冠词有a和an之分，无非取决于紧跟在后的词语是不是a，e，i，o，u五个字母之一开头的，是则就跟an，否则跟在后面的必定属于此外21个字母的范围。是燕谋先生花了整整一节课的时间讲解，才使我认识到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直到七十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仍铭记在心。

燕谋先生的胞弟承烈先生教过我地理、历史。我与承烈先生的儿子徐宪（他属于繁体字的下半“心”字辈）上课时互相挨着坐。知子莫如父，承烈先生下午为初三的学生开补习班讲《古文观止》时，让徐宪和我也去听，才使我记忆中迄今仍多多少少保留着《祭妹文》、《瘗旅文》等名篇的一鳞半爪（如袁枚的“朔风野大，阿兄归矣”）。

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物价一路飞涨，货币恶性贬值，真是民不聊生。我读私立大学附中一年两个学期的学费，对于父母以及收入有限的长兄而言，显然是一项沉甸甸的负担。于是我自作主张报考沪郊一所市立中学的初二插班住读被录取。入公立学校使家中负担减轻不少，但我读初一时受徐氏昆仲两位恩师的熏陶，不知怎的竟会演变成对文科以外的一切毫无兴趣的倾向，直至成绩单上亮起了太多的红灯（分数不及格）。原先还可以通过象征性的补考换取老师的高抬贵手，如今却因此沦为春季班的留级生。体恤父母长兄的是我，极端偏科的也是我。总而言之，留级绝对不能接受。一九四八年春节过后，我提着满满一网袋天天在贬值的纸币，以同等学历之名报请市区一私立中学通过考试接受插入该校初三一个学期，并于当年放暑假前取得初中毕业文凭。不久，我持该校初中毕业证书报考市立格致中学，被录取入高一乙班读了两年零两三个月，又以同等学历之名报考华东人民革命大学附属外语专修学校被录取为二期学员，从而把整个中学阶段足足缩短一学期，捎带着也还清了三年前自己为及时领到初中毕业文凭而额外欠下家人的债。

我绝对不是一个胸怀大志的热血青年。一九五〇年将近年底时，要不是革大外专为国家广招愿学俄语的学生，我完全可以接受当一名普通员工的“前程”。我素来承认自己缺乏政治头脑，而且一天也未曾做过先大学、继而当学者的白日梦。上世纪的下半叶，从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算起，我开始与“翻译”二字脱不了干系。革大外专录取我后的前两年，其实总共没有多少时间确实用在俄语的教和学上面，而是以政治思想教育为第一要务。这情况并不稀奇，也是全国解放初期的常态，完全可以理解。我凭着过去小学、中学都有英语课的因素，开始学另一种欧洲语言并不困难。然而，没过多久，每班仅二十多名同学的成绩已暴露出明显的差异。各班的尖子居然有好些已被调去当小助教，辅导带薪来学速成俄语的青年干部。我在中学时曾经暴露的偏科毛病，使我害怕被派往与国计民生关系重大的部门去为苏联专家当翻译。说实话，我一接触到理工方面的知识就晕。我为带薪速成班的干部当了几个月小辅导员后，已无法回到原先的班上去了，而是与其他班另一同学一起暂往年龄较大的“缓进班”当小助教（名义上我们俩各当一名缓进班长，让大龄学员们在语言上能与洋老师沟通）。三月五日那天，大家都从喇叭筒中获悉斯大林逝世的噩耗。我与另一位小助教被学校人事科长叫去征求意见。人事科长（副校长的夫人）说：“你俩都是由于学外语成绩较好从班里被挑出来，不料任务完成后反倒落得只能安插到缓进班给大龄同学当伴读，这不公平。现在学校打算让你俩提前毕业，留校充实师资力量，为此想听听你们自己的意见。”我当然喜出望外，另一位也同意留校教书。其实学校两个教研组已分别点名将我们二人要了去。他去语法组，我去翻译组（那时还只有俄译汉）。

从那天起，我进入了自己三个月的试用期，并且领到第一个月的试用期工资。在翻译教研组的同事们指引下，我逐渐开始融入整个集体。至于如何面对分派给我的班级，我知道学生中有年长于我的，因为我自己才满十八岁，仅仅是个小助教而已。一九五三年夏天，我第一次享受带薪过暑假的待遇。试用期已经结束，但在一九五四年以前，尚未实行一元新人民币换一万元旧人民币的技术性的币制改革，那时我的月薪有六十多万，开始挑起全家顶梁柱的重担。想当年国民党滥印滥发面额甚至高达数百万元的货币，通货长期恶性膨胀，那种民不聊生的日子终于一去不返了。一九五三年暑假，我在“假”三层（从原来的二层楼上加搭的那层）上面被骄阳烤得够呛，不知如何排遣。于是依中学生时代的老办法之一——跑书店。我从专卖外文书的国际书店买了两本薄薄的俄文书，我翻阅时发现难度有限，因为它们本身分别是从捷克文和白俄罗斯文译成俄文的。接着我又破天荒头一回到文具店去买了不少稿纸（彼时还全是直写有格子的）。整个暑假似乎过得特别快。然而令人觉得更快的却是：我一股脑儿投给少年儿童出版社的两本译稿总共约有十万字，居然当年一齐出书，而且次年不久还重印。一九五四年初冬，父亲在上海病逝。生前他过早在无锡乡下为三房子息张罗住房，到了五十年代已经年久失修。虽然按土改政策划不进地富之流，还是不得不被动让出相当面积原有的宅基地。故乡的房屋缺乏维修已久，尽管我一下子得到的稿费超过了一年工资，然而即便全部投入修葺之需，依旧只能收到杯水车薪的效果。不过我还是同意拿出相当于三个月工资的代价交给镇守家乡老屋的长嫂，趁父亲尚有一口气之际，让他知道至少可以对最急需的局部先行施救，苏南一带称这种做法为“捉漏”（或应写成“筑漏”二字）。总之聊胜于任其坍塌而已。父亲去世那天，我向校方告了丁忧事假，与母亲以及专程来沪帮忙的一位平辈乡亲（却又长我二十多岁）一起去办举丧非办不可的数项要事：购买棺木，此其一；去锡金公所（位于苏州河北端的一所无锡同乡会馆）了解最近何日有船舶开往我们家乡方向，此其二；办妥各项手续后，全仗同村那位中年乡亲全程扶柩到故乡老家，直至与我的大哥大嫂一起将父亲灵柩埋入家坟。我和母亲在上海偶然发觉，我父亲过世那天恰恰与我的实足二十岁生日（按公历）在同一天——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还在父亲病故上海之前，我已租了距离学校较近的一处十六平方米左右的楼房住下。父亲灵柩返乡后我就把母亲接到那里，并且把大哥最长的五六岁男孩的户口从无锡乡下转到上海来，我们祖孙三代住在一起。大概就在那时前后不久，我正好符合义务兵役制登记的适龄标准，母亲为此着实急得寝食不安好些日子。也难怪：刚刚挑起养家糊口重担的我又要去当兵，那可怎么办？我按规定的时日和手续一一办妥之后，就没有我们家的事了，老人这才把心放下来。

我租赁这片地方前后大约有两年半之久。每月的租金不超过我月薪的半数；如果以当时的稿费做比较，那仅仅是四五千字的最低水平。我在翻译教研组工作之余，有一个比较清静的去处，译四五千字最多两个晚上。人民文学出版社曾要我译不少外高加索地区的作家写的小说（如亚美尼亚籍作家揭发历史上土耳其曾对亚美尼亚人民实施种族灭绝性质暴行的作品）。也有把篇幅不大的作品约我译了以后寄回去交给出版社与其他译者交去的合在一起（张晓强先生找到的小开本《母亲》一书即属此类）。出版社的干部登门有过两回：一是少儿出版社的编辑王石安到溧阳路我家约译《绿山谷集体农庄》（作者安东诺夫声誉正隆，该书初版平装即印四万八千册），旋即又有纸面精装问世，四个月后又重印五万册。另一回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主管外国文学的孙绳武随巴人先生等总编级干部南下上海组稿。绳武先生一人到舍间找我。偏偏那天我有课，事先没有约定。绳武先生留了一张便条交给我母亲。我回家后当天按便条上的下榻地址直奔国际饭店与之见面。大概不久以后，人文就寄给我《初恋》的约稿合同并汇来预支稿费。屈指算来，环绕溧阳路出租房发生的那些往事，都已经如烟似云一般飘过去有六十多年了。分别代表两家出版社向我组稿的孙、王二位作古的消息倒是近几年听说的，说明他们都相当长寿。

我始于斯大林逝世那一天的教学生涯，实际上仅仅持续了两年半左右。作为一个教翻译课的青年教师，自己还是应该学习一些翻译实践。可是这两年半的时间当中，我在以下两个方面的表现都有些出格。也是在这段时间内，可能还是学校请求上级派苏联专家来帮助青年教师队伍加速成长，的确来了一位在苏联教俄语和俄罗斯文学的“正宗”女语言学家。学校领导迫切希望青年教师们在苏联专家指导下业务水平突飞猛进。五十年代中期的物质条件还是相当艰苦的，专家指定的教材是用滚动蜡纸一页页印出来的。校方希望大家遵照专家的要求按部就班地听讲课，背教材，通过考试取得“副博士”的资格等等。校方希望青年教师们踊跃报名，然而应者寥寥。我没有报名，也不发表意见，心想面对那么一大堆油印教材，恐怕多数人都会裹足不前，结果多半不了了之。可是我发现舆论却认为我应该报名，甚至出现我热衷于种自留田之说。应该实事求是地说，我并没有感到太大的压力，否则我不会拖到一九五六年底才呈书求辞。事实是：我全部教学生涯的最后一年已被调到刚成立不久的汉译俄教研组。一九五六年暑假校方派我出差到北京俄语学院参加编修全国统一教材（我属于汉译俄一组）。那时学校教职员工的住房比较紧张，等着配到房子就可结婚的大有人在。在我准备北上出差之际，校方还主动问我有什么困难，及至了解我是与一个老母亲、一个小侄子三代人一起租房而居，立刻向我提供了蛮宽绰的两间房。于是我很快向房东退了租，好在随后搬起家来十分简单，不用发愁。那年在北京从夏到冬待了小半年，正赶上国际形势十分紧张，旷日持久的苏伊士危机大有演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势。我只身离开上海，日夜思念远在一千四百公里以外的一老一小，而且我有生以来从未离家如此长久。终于在这样的心理背景下寄出了写给上海俄专人事科长的辞职信。上海校方十分耐心地对我做工作。由于辞职者坚持，最后还是同意离职。从此以后，我终于踏上一条以翻译为唯一谋生手段的独木桥。如今想来，还真有点儿后怕。

离职这个词儿，在非常年轻的新中国人事用语中简直有些匪夷所思，确实如此。离开供职的学校，从此失去了不算太低的稳定收入，反而又得另找房子住下来，不光租金不菲，更厉害的是入住前先得一次性付清将近两年的租金共六百多元。一言以蔽之：我干了一件迹近自杀的超级蠢事。我母亲怕上下楼梯，只得住底层石库门的客堂。这地方我一住竟住了三十五年——直至整个地块的居民全都被动迁到数十里以外的地方。

我离职时手上握有几份与出版社订下的合同。人文社的孙绳武先生在一九五七年初还寄来彼时苏联一位权威文学评论家所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评传，希望我读后能把这部影响很大的理论著作介绍过来。一次偶然的机会使我心仪久矣的满涛先生毫无架子地与我第一次握了手。我离职前曾在汉译俄教研组与朱韵清先生同事，她是上俄学院为数极少的元老级俄语教师之一，对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非常熟悉，过去曾在中东铁路供职。满涛年轻时曾游学日本，受业于《露和辞典》（即《俄日辞典》）的编纂者八杉贞利，也去过欧洲游学，不惟通晓多种外语，更因生于诗礼之家而自幼受到国学经典的长期熏陶。我国不乏精通英语法语的名家高手，相形之下专攻俄苏文学而又成绩斐然的行家便如凤毛麟角了。尤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读者迫切需要满涛所译果戈理著《狄康卡近乡夜话》那样高水平的译本。我在朱韵清老师家幸会满涛先生，获悉他已允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之请开译那本问世不久的陀氏评传，及时避免了不必要的“撞车”。满涛长我十八岁，也算是忘年交了。从那次巧遇开始，主要由于他不耻下问，常与我一起讨论他所译的“别、车、杜”理论著作的原文。他住在南京西路昔日十里洋场时代仙乐斯舞厅的遗址对面。他常常从家里出发，独自一人步行到舍间（大约二十分钟）。在我家讨论完毕后，我送他回去的路上，经常拐进某一家咖啡厅歇歇脚，喝咖啡的次数有限，各要一碟草莓加掼奶油的次数居多。满涛见我收藏了不少西洋古典音乐唱片（主要是现在称为“黑胶”的那类），也有意“下水”一试。我帮他选购的唱片中，他最满意的是一张相当冷门的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的钢琴协奏曲，每天必听。可叹他的晚年十分凄惨。他的外甥（王元化先生之子）大约在二十世纪之末或二十一世纪之初找到我治脚伤的医院中来，与我长谈良久，一言难尽。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素来以从事外国文学作品翻译为业的知识分子简直已面临无书可译的绝境。从有关方面人士那儿听说，当时上海出版界负责人认为，那支历来为一线出版社译书的专业队伍，由于无书可译而任其作鸟兽散，将来再要重新聚拢来恐怕更非易事。于是诞生了上海市出版局属下的一个衍生机构：编译所（筹）。第一批吸收的所员有罗稷南、草婴、满涛等十余名，以后陆续吸收的均不成批。前前后后分别吸收的所员共计为十九名，我是与丰一吟、程萣华一起报到的。所员不入编制，无工资，无所员证，每月发四十、六十、八十、一百二不等的津贴（或称车马费）。每周集中到所里学习一或两次。所员基本上已毫无稿费收入。那时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已改名为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编译所与出版社的领导又本来就合而为一，于是我们几个译俄语的所员有活可干了。赫鲁晓夫上台后，过去以写诗为主的西蒙诺夫从新观点出发，以苏德战争为主题，创作了包含三部曲的史诗性皇皇巨制（全书译成中文超过一百五十万字）。三部曲的前两部已翻译出版，第三部《军人不是天生的》（约六十万字）就交给上海编译所相关的四名所员去分工，然后交人文社上海分社的相关编辑审稿定稿，最后分上下两册成书，在相关部门的范围内发行。参与翻译此书的编译所所员按每千字三或四元作为报酬。三四两字之间那个“或”字并非表示还分不同等级，实在因时隔半世纪以上好多年过去了，记忆已不十分清晰，但绝对不超过四元／千字。撇开完全无报酬的劳动不计，那么四元／千字的报酬也算得上创造了一项纪录。

编译所（筹）自成立之日起，到一九六六年五月爆发大革文化命造成的十年浩劫，这段时间内发生的变化对十几名所员影响最大、冲击最厉害的莫过于草婴、满涛二位。草婴被戴上中国肖洛霍夫、苏修特务之类的恶名，很快就被隔离审查，不准回家。满涛虽然没给关起来，但他是曾经被划为胡风分子的，而他研究、翻译的别林斯基文艺理论著作更是胡风集团攻击周扬的锐利武器（不过文革期间周扬恐已自身难保），满涛本人长期患高血压，说起来“不如意事常八九”已不足以概括他的心境，而简直有点儿像“四面楚歌”了，唉！

过去编译所在出版社中的处境多少有些客卿的味道，因为我们不属编制范围，又不领工资。可是文革不同于过去历次政治运动。文革一开始，编译所所员们就被告知天天必须上班，还把我们分散到各科室与员工们一起开会、听传达、学文件。大字报上更是把编译所称为“裴多菲俱乐部”，把所员们称作“社会渣滓”。如此进而发展到舆论纷纷声称“这次运动不能再让他们逍遥事外”。从一九七〇年开始，编译所所员们与员工们一起去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所员中年龄大的几位如罗稷南、韩侍桁、叶群等都去过五七干校。叶群解放前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海关供职，上世纪五十年代从海关辞职后以译书为生（除英语外还自学俄文，所以除英美文学外还译过不少苏联作品）。他是最迟成为编译所所员的一位。五七干校曾经对他开过一次批斗会（可能对他辞去海关高薪职位有怀疑）。批斗会之前贴出的口号打倒叶××之类的标语我不知指的是何许人。原来叶群与林彪夫人同名同姓，于是不用其名，而是改用他的表字。要不然批斗会上群众大呼打倒叶群，那还得了？

编译所员中有一位老派女士，大家通常叫她“左海”。其实“左海”只是她的笔名。解放初期她自学俄语，译过一本叫作《我的儿子》的小说，写的是苏联卫国战争时期一位爱国少年参与地下抗敌斗争不幸以身殉国，写这本书的作者就是他的母亲。这本书当年曾起过非常广泛而又深远的教育作用。译者左海本名吕翼仁，乃是我国史学界教育界名声赫赫的吕思勉先生的独女。她往往如此幽默地介绍自己的名字：如虎添翼，为富不仁。自从我与左海先生在编译所相识以后，在一次谈论钱钟书时了解到，钱与我初中一年级时的英文老师徐燕谋先生同为吕思勉先生的高足，而且彼此还是刎颈之交。

文革期间，我从没有参加任何造反组织，但我却出头带领一群编译所所员们去找出版局的杨冷局长兴师问罪。所友们长期以来没有任何身份证件。我们到外地去甚至无法住旅馆，所以要局长给我们发所员证。杨冷局长居然立刻OK，还说这个字我敢签，没问题。我和参与这次“造反”的所员大获全胜，大家简直把我当英雄看待，以后新印的所员证派到了用场，便会向我道谢。

时间大概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前几年，也就是十年浩劫的下半期已开始，我们在五七干校也开始被当作机器使用了，冠冕堂皇的说法是“用这些人的一技之长”。派下来的任务是翻译一部苏联长篇小说，被点名召来的人选有任溶溶、李俍民、我、两位原来的俄文编辑，书名是《多雪的冬天》，那位作家以善于歌颂斯大林出名，拿过最高级别的斯大林文学奖金。此后便开始筹组翻译连，任务来自周总理的批示：我国与第三世界高级外交官会面之前需要先了解对方的情况，偏偏这方面的资料很少，所以必须做到凡是与我国有外交关系的每一国家，其存在的本身就促使我们应该了解其基本情况。首先要发动高校外语教师参与这项任务。分配给上海的是搜集、翻译非洲许多新兴国家的历史。我派到的是一本名为《从××年到××年的西苏丹》，一本书一个小组，还有丰一吟、陈慧珍两位女将。虽然名义上我是该书的小组长，可是经常被拉去干别的活。《爱情故事》便是放下本职工作突击出来的货色。

诚然，我懂一点英语，也经常使用英语辞典，甚至译过几本十九世纪的英文名著。但我毕竟不是正宗的科班出身。我译十九世纪的经典著作，译英国的，可以参考该书的俄译本；同样，译陀思妥耶夫斯基可以参考非常熟悉俄国、更加熟悉陀氏的英国老太太康斯坦斯·加内特的英译本。仅此而已。这里头不存在什么秘密。在此我要向读者透露一个小故事。距今二十多年以前，我从一本俄文音乐杂志上看到，早就誉满全球的顶尖级俄国钢琴家斯维亚托斯拉夫·里赫特（这个姓氏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德文Richter的标准俄译拼写法，也就是说此人很可能有德奥血统）应邀即将前往美国作巡回演出。他的首演定在芝加哥，节目竟是勃拉姆斯的两部钢琴协奏曲：上半场演奏d小调第一协奏曲，半场休息后再演奏降B大调第二协奏曲。勃氏这两部钢琴协奏曲每一部需时都不少于四十五到五十分钟。光弹任何一部都足以令独奏大师累得大汗淋漓。我知道波兰钢琴家泽梅尔曼（先于李云迪的一位肖邦钢琴赛状元）灌录此两首作品的碟片是一碟一首，共两碟；而泽大师灌录肖邦的e小调和f小调两首钢琴协奏曲只需一碟（七十多分钟）。而里赫特大师一场音乐会把两首很长很长的协奏曲全拿下来，中场只有短短一会儿休息时间，的的确确有些超自然的色彩。于是我动了模仿的念头。出版社盯着我要《卡拉马佐夫兄弟》的译稿，我实在怕这道辣得要命的“名菜”，因其不合我的口味。我并不打算咬紧牙关死扛硬干，这样很可能落一个壮志未酬身先死的下场。我以较高的速度（三天一万字）打出初稿，因为这是“要我译的”。这个“要”字尚需一分为二，一是头头声声催，二是倪亮、慎微两位俄文老编辑苦口婆心地力劝我勉为其难。我就把这件事当作天天顿顿要服用的药。支撑我的乃是另一本“我要译的”《名利场》——那一盒影影绰绰在前方向我招手的巧克力。

那时我花搭着译这两块砖头，每完成二三十万字就骑自行车送到法华镇路去，《卡拉》交给顾生根，《花花世界》交给张建平（该书初版还是如此译的）。由于伏案疾书的时间太长，体重不断往上蹿。大约到一九九七年吧，我已经开始读校样了。

一九九六年，我们所有尚是个体户的编译所所员只剩下七人：草婴、叶群、郝运、蔡慧、侯浚吉、陈良廷和我。上海文史馆在上半年已与出版局谈妥照单全收。六月份一个大雨倾盆的黄梅天，副市长谢丽娟为我们与同一批另几位新馆员一起颁发由市长徐匡迪签署的聘书。丰一吟已先于我们受聘。我们七人加上曾经同为编译所员的丰一吟在内，好比八仙过海，多次假座洁而精川菜馆叙餐庆祝。

一九九八年盛夏，我骑车摔得厉害，手术后又发生感染，我活到六十五岁原本还未曾住过一天医院。所幸车祸发生前一年我刚领到医疗条件较好的红卡。同样值得庆幸的是两块“砖头”的清样也在受伤前看完了。

“八仙过海”后又过了二十二年，这段时间内驾鹤西行者依次为叶、侯、蔡、草，尚留一半。

我进入八十岁以后记忆力迅速衰退，医生虽不接受我加入老年痴呆俱乐部，但这种趋势是明摆着的。我已经够满意了，因为命运对我够宽容的了——这是真真正正的由衷之言。

荣如德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