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生平简介

邓小平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

在一生70多年的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中，邓小平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是在20世纪深刻影响中国和世界历史进程的一代伟人。对于他的巨大历史贡献，南非前总统曼德拉曾这样评价：“20世纪出现的一代中国领导人不仅影响了中国，而且也影响了世界。邓小平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经历过革命的洗礼和长征的磨炼；他通过对外开放和经济改革，使中国在面临21世纪到来之际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他为下一代领导人充满信心地建设国家奠定了基础。”

邓小平，原名邓先圣。1904年8月22日，他出生于四川省广安州望溪乡姚坪里（今广安市广安区协兴镇牌坊村）。他五岁进私塾发蒙，学名邓希贤；六岁进入望溪乡初级小学堂读书，接受新式教育。1915年，年方十一岁的邓小平考入了广安县立高等小学堂。1918年夏天，考入广安县立中学。邓小平的青少年时期，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痛苦深渊，遭受着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和封建统治的压迫，社会动荡不已，人民饥寒交迫，民族危在旦夕。中华民族所遭受的深重苦难，激发了少年邓小平救国救民的理想和追求。

1919年秋，邓小平考入重庆勤工俭学留法预备学校。此时，他头脑里已经产生了朴素的“工业救国”的爱国思想。在重庆期间，受五四运动的影响，他同全校同学一道参加抵制日货、声讨卖国贼的活动。

1920年夏，十六岁的邓小平远涉重洋，赴法国勤工俭学。到达法国后，因生计所迫，他只在中学学习过几个月，就先后到几个工厂做工。这一段经历，让他既体验到生活的艰辛所迫，又体验到资本家对于普通工人的残酷剥削。对此，他后来回忆说：“用勤工方法来俭学，已不可能。做工所得，糊口都困难，哪还能读书进学堂呢。于是，那些‘工业救国’‘学点本事’等等幻想，变成了泡影。”在此背景下，他和一批先进的中国留学生，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先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1923年6月，他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4年7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其间，他还担任了旅欧青年团执委会的领导成员和中共党组织里昂区的特派员，并且做过旅欧共青团机关刊物《赤光》杂志的编辑。

1926年初，邓小平离法赴苏，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在当时的自传中写道：“我能留俄一天，我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的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的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争斗！”此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近一年的学习中，邓小平不仅认真钻研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还比较系统地掌握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历史和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历史，理论水平和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等的认识，都得到了大大提高。在苏联期间，他还通过积极参加和组织党的活动，经受了党内生活和党内思想斗争的锻炼，思想修养和从事政治工作、组织工作的能力得到了很大提高。这些，都奠定了他以后回国从事革命工作所必需的理论和思想功底。

1927年初，受党组织的派遣，邓小平回国到西安冯玉祥国民军联军担任中山军事学校政治处处长兼政治教官，并任该校中共组织的书记。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迫于形势变化，邓小平于同年六七月间辗转赶赴武汉，到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孰料，不久，汪精卫又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中央会议，做出“分共”决定，宣布同共产党决裂，并开始大规模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严酷的白色恐怖迫使中国共产党转入地下。为了适应秘密工作环境，他从此更名为“邓小平”。

1927年8月7日，邓小平在武汉参加了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此次会议纠正和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对此，邓小平后来回忆说：“那个时候我是中央的秘书，是政治秘书。八七会议的时候，我们住在武昌”，“我在这里呆了六天，会议开了一天一夜，极为紧张。我是最后走的，走的最晚。八七会议时是武汉最热的时候，开会的当时连门也不能开，进去了就不能出来”。

1927年10月，随着形势的变化，邓小平又随中共中央机关秘密迁往上海。年底，他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党的六大期间，他又协助留在国内的中央领导人，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当时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的黄玠然这样回忆其时的邓小平：“邓小平是秘书长，负责记录，有时也请别人记录。但他也发言，秘书长有权发言，也有权提出问题，因为秘书长要负责处理政治局会议决定的工作，起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责任很大。秘书长知道的事情多，处理的事情多，所以他的工作直接牵涉到中央的安危。邓小平的特点是发言不多，但发言和提问都很有分量，他虽然沉默寡言，但说的话深入浅出，容易懂。”“可以说，不但管的事多，而且责任很大。”

大革命失败以后，为了挽救革命，中国共产党相继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1929年夏，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前往广西领导起义。同年12月，他同张云逸等发动百色起义，创建了红军第七军和右江根据地；次年2月，又发动龙州起义，建立了红军第八军和左江根据地。他出任红七军、红八军政治委员和前敌委员会书记。在他的领导下，在四个多月的时间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红军便迅速发展到7000人，红色区域扩展到20多个县，并拥有100多万人口，成为当时较大的革命根据地之一。但是，由于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影响，部队作战连连受挫，不得不转战7000余里，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同中央红军会合。邓小平虽然对“左”的错误指挥提出过不同意见，但未被采纳。1931年初，他受前委的委派，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在这期间他撰写了《七军工作报告》，详细叙述了红七军的情况，总结了此次起义前后的经验教训。

1931年夏，邓小平到达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瑞金县委书记、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由于拥护并且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反对“城市中心论”，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展；反对军事冒险主义，主张诱敌深入；反对用削弱地方武装的办法来扩大主力红军，主张两种武装力量都要发展；反对“左”的土地分配政策等，他被当时党内“左”倾领导者撤职。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挫折。在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等人的支持下，他被调到总政治部担任秘书长。不久，开始具体负责主编中革军委的机关报《红星》报。

1934年10月，邓小平随中央红军长征。同年12月黎平会议以后，他再次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次年1月，他参加了标志着党的历史伟大转折的遵义会议。此次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邓小平又先后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政治部副主任、主任。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略战争。大敌当前，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中国工农红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937年8月，邓小平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奔赴华北抗日前线。1938年1月，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师长是刘伯承。从这时起，邓小平便开始了与刘伯承之间长达13年的合作。在他们的亲密合作下，“刘邓大军”声名远播。邓小平后来这样回忆：“人们习惯地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同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

奔赴华北抗日前线后，刘邓率部深入日本侵略军占领区的后方，以太行山为中心，依托山区，并向平原发展。在进行了一系列战斗，在太行山站稳了脚跟后，他们又分兵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创建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紧接着，又率部越过平汉铁路，东进冀南平原，开辟了冀南抗日根据地；还先后建立了太岳、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在1940年8月八路军发起的“百团大战”中，刘邓率领所部参战，其间共进行大小战斗500余次，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

1942年9月，邓小平兼任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彭德怀、刘伯承回延安参加整风后，他又于1943年10月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并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邓小平勇敢地担负起了领导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党政军的全面工作。他本着面向敌占区、面向交通线、敌进我进的方针，不仅积极主动地开展游击战争，指挥部队粉碎日、伪军一次又一次的残酷“扫荡”，还领导全区进行建党、建军、建政活动，进行整风、精兵简政、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各方面工作都取得有目共睹的显著成效。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他和刘伯承率部所开创的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块根据地已基本上连成一片，成为拥有2400万人口、30万军队的全国最大的解放区。

1945年6月，邓小平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同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冀鲁豫军区，邓小平任中央局书记和军区政治委员，刘伯承任军区司令员。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在与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不断地挑起局部战争。刘邓领导的晋冀鲁豫解放区，横亘中原，便成为国民党军队首当其冲的进攻矛头所在。为此，1945年9月，刘邓大军发起了著名的上党战役，歼敌十一个师及一个挺进纵队，巩固了晋冀鲁豫解放区。接着，刘邓大军又移师东进，阻击沿平汉铁路北犯的国民党军队，取得了邯郸战役的胜利。这两次战役的胜利，不仅有力地遏制了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进攻，还大大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谈判中的地位。

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刘邓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陇海铁路南北开展运动战，大踏步进退，连续进行了陇海、定陶、巨野等较大规模的战役，大量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1947年5月，邓小平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同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的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战略部署，刘邓大军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长驱直入，从几十万敌军前堵后追中杀开一条血路，千里跃进到大别山地区，由此揭开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为了取得大别山斗争的胜利，邓小平反复激励部队说：我们在大别山背重些，其他部队和地区就能大量歼灭敌人和深入开展工作，这对全局极为有利，我们再削弱再吃苦也要坚持住。

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地区后，对国民党在长江以南的广大统治区形成了直接威胁，不仅迫使国民党军队调动主力回援，还迫使其将战线由黄河南北回移至长江北岸，从而一举使中原地区由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为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线阵地。在极端艰苦的斗争中，邓小平坚决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决策，军政兼任，勇挑重担，一直处在战略全局的关键位置，处在对敌斗争的最前线。

1948年5月，邓小平任辖区扩大了的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书记及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政治委员。在开辟中原新解放区的过程中，他根据中共中央的方针，从中原新解放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对整党、土改和工商业政策等问题，提出许多重要意见，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肯定和称赞。从1948年春起，中原野战军与华东野战军协同作战，相继发起洛阳、宛西、宛东、豫东、襄樊等战役，粉碎了中原国民党军队的防御体系。1948年11月淮海战役开始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又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邓小平任书记，统一指挥中原野战军（后改称第二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后改称第三野战军）。在淮海战役中，由他任书记的总前委，执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指挥两大野战军经过66天的作战，共歼敌55万余人，取得了该战役的完全胜利。

1949年3月，邓小平出席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并受命兼任华东局第一书记。4月21日，遵照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又统率第二、第三野战军发起渡江战役，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长江防线，解放南京、上海及东南诸省，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同年9月，邓小平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并参加了开国大典。随后，他和刘伯承又率部进军大西南，迅速消灭了盘踞在那里的国民党反动武装，把国民党反动统治势力最后逐出中国大陆。与此同时，他还参加领导了进军西藏和西藏和平解放的工作，实现祖国大陆的完全解放。后来，在回顾这一经历时他曾说道：“在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是解放战争的三年。那时我们的装备很差，却都在打胜仗，这些胜利是在以弱对强、以少对多的情况下取得的。”

总之，从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邓小平始终坚持正确路线，始终充满革命热情，先后担任党和军队的许多重要领导职务，以超人的胆识和卓著的战功，为党中央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的实施，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他坚决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决策，军政兼任、勇挑重担，不畏艰险、出奇制胜，一直处在战略全局的关键位置，处在对敌斗争的最前线，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邓小平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领导了西南全区的政权建设、社会改造和经济恢复。他和刘伯承、贺龙在指挥部队清剿土匪顽敌的同时，注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分化争取敌人营垒中一切可能争取的人，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谨慎稳妥地消除历史遗留的民族隔阂，促成各民族的团结；发动和依靠群众，顺利完成土地改革和其他社会改革，加强各级政权建设；迅速恢复工农业生产，兴修成渝铁路等等，很快便改变了那里混乱的面貌，开创了西南地区稳定、发展的新局面。

1952年7月，邓小平从西南调到北京参加中央领导工作，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后又兼任政务院交通办公室主任和财政部部长。在任财政部长期间，他提出要把国家财政放在经常的、稳固的、可靠的基础上，财政工作要有全面观念。1954年，他又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组织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在党的七届五中全会上他又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年9月，在党的八大上，邓小平做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提出和深刻论述了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任务，指出党面临新的考验，必须经常警惕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要求全党坚持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健全各级党组织的集体领导，避免个人专断和个人决定重大问题。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推荐邓小平担任总书记时，毛泽东给予了他高度评价。毛泽东说：“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干才，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是比较起来，他比较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1959年，他又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

在担任总书记的十年间，邓小平负责党中央大量日常工作，为探索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为克服经济困难担负起繁重的任务，提出许多正确主张，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其间，他主持制定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这个条例对恢复和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及正常的生产秩序，改进和加强企业管理，起了重大作用。他还主持制定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1962年年初，在有7000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发表讲话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健全党的民主生活，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同年7月，针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农村集体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他提出：哪种生产关系的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此外，在担任总书记期间，他还同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广泛接触，并多次率代表团去莫斯科和苏联共产党进行谈判，坚决维护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反对党与党之间的不平等关系。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邓小平受到错误批判和斗争，并被剥夺一切职务，经历了他政治生涯中最艰难、最曲折的时期。1969年10月，他被疏散到江西省新建县劳动。在这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等古今中外书籍，并对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有意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在周恩来的支持下，邓小平于1973年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73年12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74年4月，他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言，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随后，他又主持起草了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在筹备四届人大和酝酿国务院领导人选时，毛泽东评价他“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1975年1月，他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开始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在这期间，他力挽狂澜，同“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强调要敢字当头，要横下一条心，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所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他强调全国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他以铁路交通作为经济整顿的突破口。这次整顿实质上是后来改革的实验，反映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愿望，代表了党的正确领导，在短时间内包括军队、工业、农业、交通、科教、文艺等，都收到显著的成效，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由于整顿的深入势必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他被指责为搞“右倾翻案风”，再度被错误地撤销一切职务，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三次严重挫折。但是，整顿的业绩和他在整顿中所表现出来的风骨，赢得了党心、军心、民心，从而为粉碎“四人帮”准备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后，在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下，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在十届三中全会上，他表示：“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在1977年8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大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1978年3月，他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1981年6月起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1982年9月至1987年11月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

当时，“中国向何处去”成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头等重要的问题。一方面，面对十分严峻的局势，中国不仅需要迅速从“文化大革命”中摆脱出来，而且需要科学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另一方面，面对世界形势的发展，需要重新思考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为中国在未来岁月中如何前进规划出新的蓝图。邓小平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他以自己的远见卓识、丰富政治经验和高超领导艺术，从千头万绪中首先抓住决定性的环节，从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入手，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支持和领导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成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先导。在邓小平的指导下，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提法，确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做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历史的伟大转折，开辟了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经过这次全会，邓小平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始终站在时代要求、国家发展、人民期待的高度，同中央领导集体一起，领导我们党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从而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步一步推向前进。

一方面，他领导全党正确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坚持科学地认识和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在他的领导下，我们党不仅系统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解决了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根据新的实践和发展要求确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样两个相互联系的重大历史课题，还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和理论，坚决顶住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为党和国家发展确定了正确方向。随着国内局势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越来越显示出这个重大决策的魄力和远见。

另一方面，他创立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确立了党在经济、政治、外交、教育、科技、文化、军事、祖国统一、党的建设等方面的一整套方针政策，成功地开辟了在改革开放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他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响亮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号召，领导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基础上，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他强调，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领导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他指导我们党正确认识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根本任务，制定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有步骤地展开各方面体制改革，勇敢地打开对外开放的大门，推动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推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他突出强调，“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此外，他还反复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必须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实现社会全面进步。他创造性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指导我们实现香港、澳门平稳过渡和顺利回归，推动海峡两岸关系打开新局面。

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需要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也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邓小平审时度势，提出了一整套外交战略。他提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他主张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准则。他强调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称霸。在他的主持下，实现了中美建交，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恢复了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发展了同周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关系，从而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条件，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社会主义事业出现严重曲折的局势。邓小平提出：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要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始终放在第一位。在他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坚决有力的支持下，党和政府牢牢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维护国家的独立、尊严、安全和稳定，同时毫不动摇地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由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就深入人心，中国不仅经受住了严峻考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显示出了更加蓬勃的生机和活力。

邓小平一贯重视党的建设。他紧密联系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联系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必须聚精会神抓党的建设。他提出，“四个坚持”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改善党的工作状况、组织状况和领导制度；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把党建设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要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习，加强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要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维护中央的权威。他强调，端正党风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要发扬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等。

为了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邓小平坚决主张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并为此身体力行地做出表率。他曾多次提出辞去领导职务。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上，他不再参加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在1989年11月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上，他又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实现了从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的夙愿。在以他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利过渡、保持党和国家稳定的过程中，他起到了关键作用。

从领导岗位退下来的邓小平，仍然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关注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1992年初，他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重要谈话。这一重要谈话，不仅总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还明确回答了经常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还提出，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他语重心长地嘱托全党：“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

历史证明，邓小平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思想和政治遗产，就是他带领党和人民所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他所创立的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个理论，科学地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是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对此，2014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指出：“邓小平同志的贡献，不仅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历史命运，而且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进程。”“正是由于有邓小平同志的卓越领导，正是由于有邓小平同志大力倡导和全力推进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欣欣向荣，中国人民才能过上小康生活，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能以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

习近平同志指出：邓小平同志一生，最鲜明的政治品格是信念坚定，最深厚的情感寄托是热爱人民，最重要的思想特点是实事求是，最鲜明的领导风范是开拓创新，最恢宏的革命气度是战略思维，最光辉的人格魅力是坦荡无私。他号召全党，学习邓小平同志矢志不渝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执着精神，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坚忍不拔、风雨无阻朝着我们的目标奋勇前进；学习邓小平同志对祖国、对人民的深情大爱，始终为人民利益而奋斗，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忠于祖国、忠于人民，脚踏实地践行党的宗旨，把自己的一生交给党和人民，为党和人民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学习邓小平同志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察世界、处理问题的思想方法和领导艺术，掌握真实情况，把握客观规律，发扬务实高效、不尚空谈的工作作风，踏踏实实把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贯彻落实好；学习邓小平同志敢于开拓创新的政治勇气，细心观察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尊重地方、基层、群众首创精神，果断做出决策，把开拓创新作为一种常态，不断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又从实践中做出新的理论概括，敢破敢立、敢闯敢试，义无反顾把改革开放不断向前推进；学习邓小平同志“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的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学习他善于抓住关键、纲举目张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站在时代前沿观察思考问题，把党和人民事业放到历史长河和全球视野中来谋划，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在解决突出问题中实现战略突破，在把握战略全局中推进各项工作；学习邓小平同志公而忘私、无私无畏的博大胸怀，加强党性修养，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正确对待组织，正确对待同志，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权力，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党和人民事业赤诚奉献，以身作则推动营造风清气正的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让我们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把邓小平同志的崇高风范作为精神动力，沿着他所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为实现我们既定的“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