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生活

每次想到父亲，鼻端先浮起一阵属于他的气味：常年与木材打交道，他身上有一股强烈的木料气息，夹杂着浓烈的烟草味，还有一股特有的脑油气——可能因为木料与烟草的味道足以中和这种男人味儿，这混合的气息并不难闻，反而带来一种难言的安心。

自我七岁起，父亲就盘下了街上的一处房子，做木材来料加工的生意。这工作依旧是木匠行中的一种，只是常年与电锯打交道，乡下人都说这叫“玩锯”。像把田地叫作“地里”一样，他的工作场地被我们叫作“锯上”。锯上有电锯、推车、各种工具，以及一些客户寄存的木料，晚上需要看铺，于是备了床、柜和一些生活用品。童年的很多时刻，我就枕着父亲的气息，在他的床上滚来滚去看小说。而父亲自顾做他的事：发锯条、看书、下棋，或者在树木和电锯共同产生的巨大嘶鸣声中，将一根根木料分解为大大小小的板材。

那时的父亲，正在走向他一生中的黄金时代。家里的新房刚盖好没几年，妻子生了一女一儿，凑齐了一个“好”字。因为女儿和儿子晚上总跑去邻居家看电视，他索性买了一台日本原装进口彩电——那是村里第二台彩电。另外一台是更有钱的胡姓人家买的。于是，每到下午四五点，邻居们就带着席子、凳子来家里占位，晚饭时院子里塞满了人，宛如一个小型电影院。其时，乡里正轰轰烈烈地鼓励村里上报“万元户”去领奖，村支书找到他，他想了一夜，婉拒了。

婉拒的原因说起来简单，无非是中国人都懂的处世箴言“财不露白”——我们这个家族，扎扎实实为这四个字付出过代价。

几十年前，太爷爷靠卖粉汤、烧饼起家，置买了八十多亩良田。可惜当时正是乱世，华中平原上多股土匪横行。只因为不慎被人知晓了真正的家底，在我父亲满一周岁的晚上，我爷爷被村人勾结土匪绑票而去，家产花光也没赎回人来。四年后，我奶奶病逝，父亲和姑姑只能跟着太爷爷生活。之后，比父亲大七八岁的姑姑嫁了人，太爷爷也去世了，十二岁的父亲便退了学，跟着村里大人一起去西乡拉煤过活。这么算来，传说中太爷爷挎着竹篮进城去看二儿子，在集市上被熟人开玩笑地拉开盖篮子的手巾，发现里面装满了钱的那天，正是父亲一生坎坷的开端。

三十多年过去了，无父无母的父亲并未变成一个野孩子，反而成了十里八乡备受尊敬的手艺人，也是我们整个家族事实上的管事人。他熟稔红白喜事的流程与规矩，亦因行事方正，说话做事都有人愿意听，非但自己家族的婚丧嫁娶要他出面，其他人家也有找他主持大事的。高而瘦削的他，经常出现在各种宴席和酒友们的夜晚聚会上。过了晚上十点还不回家，母亲便出门去找他，这让爱面子的他脸上挂不住，颇闹过一些不愉快。很多年后父亲谈起这件事，脸上挂着一点惊奇和好笑：“真是神了！不管在哪儿喝酒，你妈总是能找到！也不知道她是咋知道的！”

然而母亲对于父亲喝酒的事，没有一点约束力。那是“场面人”的战场，男人们为之所苦却又甘之如饴。于是每年总有那么几次，父亲会喝得大醉，醉后亦无他事，只是指天画地，提着自己的名字剖白：“我这一生，无愧于天地！”犹记得有一次，他醉得走不了路，被母亲用架子车拉回家后，在客厅吐了一地血红色的呕吐物。我一边听他喃喃“我无愧于天，无愧于地”，一边暗暗担心他会不会死。

我十二岁上了初中。开学前父亲就主动跟我说，他每周会给我五块钱的生活费——一笔巨款，毕竟，当时一碗胡辣汤才两三角钱。他其实并未严格照这个标准执行，只是隔一段时间问问我是不是没钱了，如果我回答没有，他就给我十五到二十块钱。可是我宁愿为了一块钱去跟母亲磨一天，也不愿意告诉他我没钱了。如果一定要追究原因，大概是因为我八九岁之后，他越来越严肃，对我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让我觉得紧张吧。

我记忆中父亲的形象至少变化了三次：在我八岁之前，他是会跟母亲、我和弟弟打牌，给我和弟弟讲“神农尝百草”故事的慈父；八岁到二十岁，他是在家中沉默如冰、我考了年级第三却说我“不考年级第一就不要给我看”、母亲絮叨太多时会突然暴怒摔了饭碗的暴君；二十岁之后，他逐渐成为与我互相支撑、互相理解的盟友。

我的初中时代，正是父亲的暴君时代，也是我们家经济的鼎盛时代。他筹划着盖一所新房子，地址选在位置最好的乡道旁。虽然盖的是平房，打的却是足以承载三层楼的地基。这样将来一楼可以做生意，接上二楼三楼来住。房顶选了说是冬暖夏凉的昂贵的珍珠岩，外墙全部贴上了淡黄色的瓷砖。这房子在当时十分惹眼，村里人人都知道，父亲好本事。

可是，房子还没盖好，母亲先疯了。是真正意义上的疯了——她得了精神分裂症。

在父母的婚姻中，我真切地看到了两个不能互相理解的人是如何互相摧毁对方的。婚姻中没有输赢，因为它本就是阳中有阴、阴中有阳的太极鱼，在旋转变化中实现着微妙的平衡与和谐。一旦失去了平衡，阳刚的强者固然可以令弱者活得逼仄，弱者亦可用自毁将强者置于死地。

父亲像是婚姻中的绝对强者，他掌握着家里的经济来源和绝对话语权——母亲确实不具备管理财务的能力，但又多心敏感，常将小事发酵成大事。久而久之，父亲便尽量不再让她参与大事。然而家里的事没有能瞒得住的，母亲最终还是会发现，“原来我是外人，你跟我并不是一条心”的感觉油然而生，伤心欲绝，再找父亲大闹一场，渐渐形成恶性循环。母亲性格敏感倔强，亦是个强硬之人，她的意志与情感反复被压制，最后终于崩盘。

母亲的病症主要表现为幻视幻听，总看见妖魔鬼怪，嚷嚷有人要害她。同时疑心所有女人都对我父亲有意，不停唾骂眼前出现的每一个女性。不时又冲出家门，坐车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两三天后再回家来。

这病说是难以根治，但按期打针，也能控制住。过不了多长时间，却又复发。半年好，半年坏，反反复复，折腾了十六年。

后院失火，起初影响的不过是家务。七八年后，终于一举摧毁了父亲的事业。

当时我已上了高三，在城里寄宿，三周回家一次，意外地发现父亲竟然不再去锯上了。这才知道，母亲去把房东骂了一顿，说她勾引我父亲，房东当时就气晕在地。第二天，父亲就把电锯转给了一直跟着自己干活的弟弟和师弟，不干了。

转手不干，一了百了——这确实是我父亲会干出来的事儿。他决绝，坚定，充满“我对得起任何人”的傲气，还有一种隐隐的自信：我为妻子做的事付出代价，斩草除根永绝后患。同时，我也相信即使不在这里做，我依然能赚到钱。靠着这种傲气和自信，父亲戴着“富农后代”的帽子，以二十五岁的“高龄”开始跟着村里的木匠师傅学艺，一年多后就可以给屋子上大梁，成了“首徒”；也是靠着这种傲气和自信，第一次跟人合伙做生意被拆伙后，他不信邪，偏要自己单干，又是一年多时间，成为方圆一二十里生意最好的“玩锯的”；还是因为这种傲气和自信，他相信自己要做的事必然都能做成，包括这次。

他只是忘记了，这次做出这个决定的自己，已经五十四岁了。五十四岁的他，已经不能独自扛起一根木头。离开他雇佣的伙计，他已经很难单独完成工作。

我是父亲的女儿，从生物学意义到精神意义上，都是。我拥有跟他一样的傲气与自信。在我们成为朋友后，我向他检讨自身的骄傲，他却为之欣慰——说，这才是我的女儿。做人，应该有这种傲气和傲骨。

如今活到了人生的中段，我才渐渐明白，我和父亲的傲气，来自人生的俭薄。人到世间一遭，践行自身的命运，同时与命运交手。而父亲与我拥有的东西太少，不可依恃，于是一味将希望放在自身的力量上，随时准备迎接命运的致命一击。却不知道，命运出招有虚有实，有时不需硬碰硬，只需闪开一下，让它过去。

傲气的人，不是不懂“过刚易折”的道理，只是坚硬的质地注定拗不出柔软的身段。非要是百炼钢，才能做绕指柔。

所以，熬炼来了。即使在看似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阶段，父亲也未能为家庭攒下多少积蓄——盖了两次房子，供两个孩子上学，妻子经年生病吃药……维持一个家庭的体面生活需要很多钱。为了哥们儿义气也为了资金储蓄，他借出了一些钱给朋友，电锯停业后，我家财务状况一落千丈，这些钱花了很长时间也没有完全要回来，只是以各种物品抵扣的方式，一点点地抵消了。

父亲开始过上“一年收入抵不上过去两个月”的生活，慢慢又开始半年半年地失业。他辗转去邻乡一些电锯点打工，每月收入几百一千，也不能保证月月都有活儿干。而我已经上了大学，学费和生活费多半是东拼西凑借来的。这时候的母亲，也还在时而清醒时而疯狂的病中。照顾母亲与外出上班不能兼顾。钱，远远不够用。

贫穷与疾病，单独一样都可以令人发疯。贫穷阻断选择，令你短视；疾病耗空一切，从物质到精神。它们结伴而行，则足以令人绝望。而这一次，命运微笑着伸出了这两只宽大的灰色之翼，罩住父亲很多年。

毕业四年后，我终于鼓足勇气到了北京，进入了心心念念的出版业，在这个自己热爱的行业里，渐渐找到了位置，收入逐渐增加，终于还清了家里的债务。二〇〇九年，徘徊于绝境中多年的父亲，做了最后一次搏击——再一次为母亲注射了针剂。他说，没有效果的话，他就带上母亲一起去寻求最后的解脱。

而这次，母亲霍然而愈。这简直是个奇迹，却又像是命运开的一个恶劣玩笑。它似乎正在撤回那两只翅膀，却还要留下一丝阴影——二〇一一年，父亲因高烧休克，确诊得了肺气肿。重体力劳动，粉尘工作环境，重度烟草爱好者，这些叠加在一起，造就一个肺病患者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村里的同行就没有这个问题。疾病选择一个人，也并没有必然的道理好讲。不过是，摊上了。

二〇一六年秋天，我在旅途中得了支气管炎。从广州到贵阳，再到昆明、大理、丽江、泸沽湖，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只要稍微接触一点凉气，就开始咳嗽不止。自此才体会到肺是一种多么娇嫩的器官，它对气温又是多么敏感——皮肤还并不觉得多凉的时候，它已经咳得声嘶力竭了。就在那段时间，我感受到了父亲的痛苦的百分之一。

年底回家过春节，我睡在跟父母卧室只有一门之隔的小屋里。深夜十一二点，父亲可能睡着了。人入睡了的呼吸和醒着时完全不同。他沉重的、撕扯着的，似乎随时都会窒息的呼吸声，透过门上的小窗，传进我心里来。

父亲确诊得了肺气肿之后，我和弟弟断断续续开始劝他戒烟。他一开始其实是考虑过的，也允许我给他买电子烟，想要试着替代一下。但长久的时间慢慢过去，他逐渐开始转到另外一个立场上：抽烟已是余生唯一的乐趣，如果放弃，不如去死。

此言一出，子女束手。我和弟弟自此不再跟他提起此事，只有见他抽得太多时，偶尔说一句：稍微少抽两根吧。

父亲说，抽烟是习惯。人无事可做，手会不由自主摸到烟上去。父亲又说，抽烟是现在生活中的唯一乐趣，如果连烟都不能再抽，活着也没啥意思。

可我觉得，也许他没意识到，抽烟也是他的武器，是他对命运的又一次反抗。他一生不服气，不信邪，不愿轻易低头。偏偏肺病来了，就要他放弃嗜好，低头顺从？他办不到。余生他可能没有其他的事可以做，不再能有更多成就，那就不要向脆弱的肺投降好了。我猜，是有这样的成分在的。

海明威写《老人与海》，在我看来像是某些人一生的隐喻。他们来了，他们做过一些事了，他们曾将大鱼捆在船头上，却又被鲨鱼一口一口撕下肉去，最后他们抵达海岸，船上只剩大鱼的骨架。

我们能不能说他们双手空空，一无所有？海明威的老人其实还算是幸运的。他到底曾捕上过大鱼。而那些不幸运的人呢？如果他们一网一网落下去，拉上来的都是小鱼甚或海草，当他们回到人生的岸边，是否应该承认自己的失败？

我们很可能不是那位带着大鱼骨架回到岸边的老人，而是那些仅仅捞上了小鱼或海草的人。

我的父亲，在这个世界的极小范围内，卑微过、成功过、失意过。命运一再向他出手，支持他摇摇晃晃永不倒下的，无非是那点傲气和不甘心——我自己的人生，到底还是要有点我自己的自由意志。与命运开战也好，不尽力治病也好，我总要去实现一点属于自己的欲望，哪怕要赔上性命。

在晚年，父亲也过上了普通的老年人生活：不再劳作，靠子女供养，与疾病共存。

他心平气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