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对于儿童的教育
日本的育儿方式出乎西方人意料。美国父母教育孩子时，总会训练子女对生活的适应能力。但日本父母却在教育子女时，要求孩子养成谨慎和自我克制的习惯。父母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会对他们进行这方面的“训练”。培养婴儿，教育孩子时，西方人对哺乳和睡眠时间都有严格规定。如果没到规定时间，不管孩子如何哭闹，家长也不理睬，任由孩子哭闹，直到规定时间为止。如果孩子喜欢吮吸手指头或者触摸身体其他部位，母亲就会敲打孩子的手指，对他们的行为加以制止。母亲经常不在孩子身边，母亲外出也会把孩子留在家里。该断奶时，就算孩子不愿断奶，也不想吃别的东西，母亲也会强迫孩子断奶。如果婴儿一出生就吃奶粉，为了能断奶，就不会再给孩子奶瓶。父母还要求孩子必须吃对身体有益的食物。如果孩子不遵守这些规定，就会受惩罚。美国人通常认为日本小孩从小就受到了严格训练，因为这些孩子长大后总是习惯克制自己的欲望，谨慎遵守道德准则。
事实上，日本人教育子女并非如此。他们的人生观和人生发展曲线与美国人完全不一样。他们的人生发展曲线犹如一条浅U字形。他们的幼儿时和老年期都有很大的自由度。幼儿期结束后，他们的自我约束力就慢慢增强，直到结婚前后，其个人自由度最小，也就是U字的最低点。他们整个壮年期的自由度都会在这个最低点上，并持续好几十年，然后自由度再慢慢增加，在U字形上所占的空间慢慢上升。六十岁后，他们再次可以像在幼儿期那样，不再为羞耻心和名誉烦恼。可是对美国人来说，这种“自由度”的发展曲线则是倒立的U字形。即美国人在幼儿期受到的教育异常严格，自由度最小，随着年龄增加，自由度越来越大，到了成年后开始工作、自立，并有了家庭后，自由度达到最高点，可能不再受任何人约束。在他们的一生中，壮年期的自由度和主动性最大，然后随着年龄增长，精力慢慢衰退，日益成为他人累赘，要逐渐受到约束，自由度又慢慢降低。所以，美国人从来没想过要按日本人的生活模式安排人生，因为那似乎和现实背道而驰。
日本儿童
这幅拍摄于1910年的照片显示，只要是家庭生活还算可以的话，日本人的童年时代还是比较轻松与幸福的。当然这也只是相对而言。若是家庭环境不算好的孩子，即使拥有充足的自由，也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其他孩子在品尝美味。
不过，美国人和日本人的人生发展曲线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在壮年期，他们与自己国家的文化习俗及行为习惯紧密联系在一起。在美国，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会在壮年期尽可能多地进行个人选择。而在日本，要达到这个目标，就要在壮年时期对自己尽可能进行限制和约束。虽然壮年期的体力最强，谋生能力也最强，可日本人仍然不能主宰自己的生活。他们坚信，自我约束是最好的精神训练方式，也是自我修养的最佳方式。虽然他们在人生最活跃，最有创造性的壮年期受到最大的约束，但这些约束却并非终生。对他们来说，幼年期和老年期才是自由的领地。
喜欢孩子的人都希望有孩子。日本人也一样。和美国父母一样，他们把喜欢孩子当成快乐。但是，他们要孩子并不仅仅是为了能够在感情上获得满足，也是为了延续家族血统。在他们看来，一旦家族血统在自己这里中断，自己就将是人生的失败者。但是，美国人对家族血统并不这样看重。根据日本社会习俗和传统文化，男人必须有儿子，大概他们希望死后，能够有人在自己的灵位前跪拜，并使家族延续下去，能传宗接代，同时也是为了维护家族的荣誉和财产。由于日本社会传统文化因素，父亲对儿子的需要犹如幼儿对父亲的需要。总有一天儿子会取代父亲，但是，儿子并不是要撇下父亲，而是为了让父亲安心。此后很多年内，父亲仍然会管理家内事务，然后由儿子接班。如果父亲不能把家务让给儿子管理，那么，“父亲”这一角色也不再有什么意义。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因此，对他们来说，成年儿子依靠父亲并不像西方人那样会感到可耻或不体面。
日本女性需要儿子也不仅是为了得到感情满足，而是因为日本女性只有当了母亲后才有地位。在日本家庭里，如果妻子没有子女，她的家庭地位就不稳固，就算不离婚，也不能指望自己有一天能当婆婆，并对儿子的婚姻和儿媳妇行使权力。为了使家庭血统延续，她的丈夫可以收养养子。根据他们的观念，妻子如果不能生孩子就是一个失败者。日本女性总希望自己能够多生子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日本平均出生率有31.7‰，甚至比东欧高出生率的国家还要高。1940年，美国出生率是17.6‰。日本女性生育孩子的年龄都很早，大多数日本女性平均十九岁就生孩子。
乞讨的老兵
在关于子嗣的问题上，日本人与中国人一样，就是“养儿防老”。这不仅是有关家族血脉能否得以延续，而且还有当自己年老时谁来照顾的现实问题。如果没有子嗣，再加上经济不景气，那么结果就很有可能与照片中的这位日本老兵一样——在大街上乞讨度日。
在日本，女性的分娩与性交都是隐秘的。为了避免让人知道，产妇在阵痛中不能大声呻吟。生产前，母亲要提前给孩子准备崭新的被褥和小床。因为在他们的文化中，新生儿如果不睡新床就会不吉利。贫穷的家庭即使买不起新床，也会把被褥和棉花清洗干净，当新的使用。婴儿使用的被褥不像大人的被褥那样沉硬，而是很轻。据说只有这样，孩子在床上才能睡得很香。从内心深处来说，他们更愿意让孩子与自己分床而睡，据说这是根据“感应巫术”新人必须睡“新”床。婴儿的睡床与母亲的睡床靠在一起，直到婴儿长大并要求与母亲一起睡时，才能和母亲睡在一起。日本人认为，婴儿满了一周岁后才会伸出双手向母亲提这种要求。直到这时，母亲才会搂着婴儿睡觉。
婴儿出生后头三天，母亲不会喂奶。母亲要等到流出“真正的”奶汁才会喂养婴儿。三天后，婴儿随时会叼着母亲的乳头，或者吃母亲的奶，或者将乳头叼着玩。母亲也把给孩子喂奶当做乐趣。在日本社会文化习俗中，认为喂奶能让女性获得生理上的最大快乐，此时，婴儿也极易感受到母亲的乐趣。乳房不仅给孩子提供了营养，还给母亲和孩子带来了喜悦与快乐。婴儿出生后头一个月里，或是自己睡在小床上，或是由母亲抱着。三十天后，母亲会抱着孩子去参拜当地神社。他们认为，只有参拜了神社后，婴儿的生命才在体内扎下了根，这时才能带着孩子自由外出。一个月后，母亲会把婴儿背在背上，用一根牢固的带子系住孩子的腋下和臀部，再挂上双肩，最后在腰前打个结。天冷时，母亲会用外衣把孩子牢牢裹上。家里凡是年龄大一点儿的孩子，不论男孩女孩，都会把刚出生不久的弟弟妹妹背在身上，甚于在玩垒球或踢石子时，也会背着婴儿奔跑。尤其在农民家庭和穷困家庭中，主要由年长的孩子看护年幼的孩子。因此，“因为日本婴儿都生活在人群中，所以很快就显得聪明而有趣，看上去，他们似乎也和那些大孩子一样玩着同样的游戏。”在背上时，婴儿四肢会展开。这种背婴儿的方式与太平洋诸岛和其他一些地方流行的用披肩裹婴儿的方式非常相似。这些民族的人都把婴儿视为被动的。他们认为用这种方式哺育婴儿，等孩子长大后，就能随时不拘姿势地睡觉。日本人也一样。不过，日本人用带子背婴儿，并不像用披肩或包袱包裹婴儿，是在培养婴儿的被动性。婴儿在背上会像小猫一样搂着别人，但绑在带子中是安全的。婴儿会自己努力获得舒服的姿势。孩子很快就能掌握趴在背上的技巧，而不是被绑在别人背上的“包袱”。
日本母亲工作时，会把婴儿放在睡床上，上街时也会把孩子背在背上带走。母亲会对孩子说话，哼小曲给他听，让他做各种礼貌动作。母亲向别人还礼时，会晃动孩子的头和肩，教孩子表达鞠躬致意的意思。不管怎样，在日本人眼里，婴儿如同大人。母亲每天下午还会给孩子洗浴，然后让孩子坐在自己膝盖上逗着玩。
婴儿三四个月以前会系上尿布。这种尿布通常很粗厚，日本人常抱怨说自己的罗圈腿是尿布造成的。三四个月后，母亲会教孩子便溺。她们先估计孩子便溺的时间，然后把孩子带到户外，用手托着孩子，一边低声吹口哨，一边等孩子便溺。孩子也能“听懂”母亲的口哨和暗示。人们常认为，日本婴儿和中国婴儿一样，很早就学会了便溺。婴儿尿床时，有的母亲会用手拧孩子的屁股，但很多母亲都会训斥孩子。如果婴儿记性差，始终会尿床，母亲就会不厌其烦地把孩子带到户外教他便溺。如果孩子拉不出大便，母亲就给孩子洗肠，或者让孩子服泻药。据日本母亲说，她们这样可以让孩子更舒服。等孩子学会并养成大小便的习惯后，就不需要再使用不舒服的尿布了。日本婴儿使用的尿布不但又粗又厚，而且尿布被尿湿后，母亲通常也不会更换，所以，这样的尿布对婴儿来说肯定不会感到舒服。当然，婴儿太小，不会明白便溺与取下不舒服的尿布有什么关系。作为婴儿，唯一的体验就是每天都必须这样。日本母亲让孩子便溺时，还会尽量把孩子抱得很紧，并让孩子离自己身体远一点。这样的“训练”能够为婴儿长大成人后，更好地遵从日本文化的道德伦理体系和繁琐的社会礼仪规范做好准备。
母亲与婴儿
日本没有给小孩子穿开裆裤的习惯。因为日本的房屋一般都采用榻榻米作为地面，一旦被婴儿弄脏则几乎无法清理。榻榻米是盛唐时由我国传入日本、韩国等地的一种草席。它一般厚5.5厘米，不仅起到隔凉隔潮的作用，还可吸湿、导热、保持恒温。榻榻米的计量单位是“贴”，一贴相当于1.2平方米。
一般来说，日本婴儿先学讲话，再学走路。母亲们不会鼓励孩子学“爬”。按照传统习惯，婴儿不满周岁时，要学习站立和走路。以前，日本的母亲一般不允许婴儿那样做。但是最近十多年来，在日本政府向全民发行的《母亲杂志》中，总在宣传并鼓励母亲让婴儿学习走路。让婴儿学习走路的教育方式才开始在日本流行起来。教孩子学走路时，母亲会先在婴儿腋下拴一根牢靠的带子，或者用双手扶持婴儿的身体教他走路。一般来说，婴儿学说话的时间仍然比学走路的时间早。婴儿试图开口说话时，家长就从逗弄孩子说话，变成对孩子有目的的教导。日本父母并不是让婴儿通过偶然模仿学习讲话，而是耐心教孩子单词、语法、各种敬语等。不管婴儿还是大人，都喜欢这样。
孩子学会走路后，就开始做各种恶作剧。他们会试图用手指捅破窗户纸，或者掉到地板中间的地灶当中，等等。家长不满意孩子的做法，就向孩子夸大各种危险。母亲为了禁止孩子踩门槛，会对孩子说“踩门槛很‘危险’”。日本人的房子通常是用梁柱架在地面上的，里面没有地下室。如果小孩踩了门槛，家长就认为这会让房屋变形倒塌。除了不能踩门槛，孩子也不能踩或坐在两张榻榻米之间的连接处。日本人家中榻榻米的尺寸大小是固定的。根据房间里榻榻米的数量，有的称“三贴室”，有的称“十二贴室”。日本孩子经常听到这样的故事：在古代社会，武士们在刺杀行动中，常常钻进榻榻米下面，从两张榻榻米的连接处把要杀的人刺死。所以，母亲们总试图告诉孩子，只有厚的、柔软的榻榻米才安全，两张榻榻米的接缝之间却很危险。为了规范孩子的行为，母亲经常使用“危险”、“不行”之类的词语，这些用语中包含了母亲对孩子的感情。母亲还经常对孩子说“脏”。日本人以家庭整洁出名。孩子从小要接受清洁卫生和整洁的教育。
浮世绘《哺乳》
日本儿童通常在很大了才会断奶，而且他们的母亲也乐于给他们喂奶，因为她们能从中体验到一种快感。如果这个孩子确实到了应该断奶的时候了，那么母亲们就会采取种种方法强行断奶。如嘲笑、鼓励等等，甚至是往自己的乳头上抹胡椒面。
从前，日本的传统习惯是，婴儿直到在下个孩子出生前才会断奶。而最近，日本政府却在《母亲杂志》上提议婴儿最好在八个月时就断奶。在日本中等阶级中，很多母亲都已经按照这个方法实行了，但它并没有成为日本人普遍遵守的行为习惯。母亲给孩子哺乳喂奶，符合日本人的感情。日本人认为，这才是母亲最大的快乐。而那些开始采用新的哺乳习惯，在婴儿八个月就强行断奶的母亲，把这看做是为孩子的幸福做出的牺牲。她们对日本政府这一新规定表示同意，并认为“长期喂奶对孩子身体不好”，还批评不让孩子断奶的母亲，认为她们的行为是一种自我放纵，对自己没有约束和管制能力。她们的说法是，“她说没有办法给孩子断奶，完全没那回事”、“因为她下不了决心”、“她就是想让孩子一直吃她的奶”、“为了自己的快乐”，等等。日本人在传统文化习俗中有坚持给孩子哺奶的习惯，所以在日本社会中，婴儿八个月就断奶的行为习惯暂时不可能全部普及。在日本，还有一个原因也导致婴儿断奶时间比较晚。日本人并不会给那些刚刚断奶的婴儿吃别的食物，以代替孩子刚断奶时的不适应。比如，刚断奶的孩子应该喂一些稀粥，可是，日本大多数孩子从断奶就开始吃成人吃的普通食品。日本人似乎也没有喝牛奶的习惯。日本人也不会专门为婴儿准备一些特殊的蔬菜。于是，日本政府提倡的“长期哺乳对孩子身体不好”究竟是否正确，也值得人们怀疑。
婴儿断奶时，通常已经能够听懂别人的话了。断奶前，母亲会在吃饭时抱着孩子坐在饭桌旁边，给孩子喂一点儿食物。断奶后，孩子的食量会增加。此时，有些孩子还在吃母乳，因此，如何喂养这些孩子就成了问题。对日本传统家庭来说，因为有了下一个孩子不得不给较大的孩子断奶，这就很容易理解。断奶时，母亲有时会让孩子吃一些点心，慢慢转移孩子对母乳的依恋。有时为了能顺利断奶，母亲甚至还在自己的乳头上涂胡椒面。母亲会嘲笑不愿断奶的孩子说：如果要吃奶就是个小娃娃。母亲们会说：“看看你表弟，他的年纪和你一样小，但是他已经不吃奶了，他才是个大人啊！。”或者说“看，那个孩子在笑话你呢！他笑你都是哥哥了还要吃奶”。所以，两岁、三岁甚至四岁还在“玩”妈妈奶头的孩子，只要发现稍微大一点儿的孩子朝自己走来，就会马上放开母亲的奶头，并假装自己没有吃奶。
日本人这样做不仅是为了给孩子断奶，也是用这种方法教育子女早日成人。当孩子能够听懂大人的话时，任何时候、任何地点，日本人都爱用这种方法教育孩子。例如：当男孩儿哭时，母亲就会说，“你可不是女孩子”，“你是一个男孩”，等等；或者说“快看，那个小孩都没有哭”。如果有客人带着孩子来串门，母亲会在自己孩子面前，向客人的孩子表示亲昵，还说“这个小宝宝真聪明，我好喜欢，快看，你这么大了，还只知道淘气”。于是，看到母亲的行为，听到妈妈的话后，被母亲“批评”的孩子就会马上跑到母亲面前，一边用小拳头捶打母亲，一边哭着说：“不要，不要，我不喜欢这个小宝宝，我会听妈妈的话。”如果看到一、两岁的孩子吵闹，或者发现他们并不认真听话时，母亲就往往会对客人说：“请把这孩子带走吧，我们家不要他了。”于是，客人也会假装答应，并装作要把孩子带走。孩子就会由于恐惧，大声哭喊着向母亲求救。当母亲见自己对孩子的“嘲弄”达到了目的，就会和蔼地把孩子拉到身边，要求孩子一边哭一边发誓，保证今后再也不调皮了。有时候，对五、六岁左右的孩子，日本父母也一样会这样做。
家长对子女的“嘲弄”还有一些其他方式。有时，母亲会走到父亲面前对孩子说：“我不爱你，我爱你爸爸，因为你爸爸是好人。”此时，孩子往往会非常嫉妒父亲，并试图将父亲和母亲分开。母亲便对孩子说：“爸爸不像你，爸爸不会在家里乱喊乱叫，也不会到处乱跑。”孩子就会跺着脚说：“你撒谎、骗人，我是好孩子。我没有调皮。你难道不喜欢我吗？”等到玩笑开得差不多了，父母会相视而笑。日本父母就用这样的方式“教养”男孩，也用同样的方式“教养”女孩。
正是在这种教养方式下，日本成年人普遍害怕嘲笑和被轻蔑。我们并不知道幼儿在几岁时就能明白大人对他的“嘲弄”，但孩子迟早会懂的。等到孩子懂了后，在他们的意识中，受人“嘲弄”就会和害怕失去安全与亲密的恐惧感联系在一起。等到他们长大成人，并被别人嘲笑时，幼年期遭受的“恐惧”经验仍然会对他们心灵留有阴影。
在二岁到五岁的孩子中，这种嘲弄会引起更大的恐慌，因为对他们来说，家庭就像天堂，象征着安全与自在。在日本人家里，父亲和母亲不管是在体力方面，还是在感情方面，都有明确分工。他们互相很少以竞争者的姿态出现在子女面前。家务和教育孩子的义务通常都由母亲或祖母承担，在父亲面前，母亲和祖母都会毕恭毕敬侍候父亲，崇拜父亲。日本人家庭中的等级制非常明显。孩子从小就知道，年纪大的比年纪小的有特权，男人比女人有特权，兄长比弟弟有特权。不过，每个孩子在幼儿期，都会受到全家人的宠爱，尤其是男孩儿。不管是对男孩儿还是女孩儿，母亲对孩子的任何愿望都会尽量满足。三岁男孩甚至会向母亲宣泄内心的无名怒火。但是，孩子们对父亲却不敢有任何反抗。当听说要把自己“送给别人”，或者听到批评自己的话时，孩子们可以向母亲和祖母发泄，但是，他们不敢向父亲发泄。当然，并非所有男孩都脾气暴躁。但是，不管在农村还是在上流家庭中，几乎所有三到六岁的孩子脾气都比较暴躁。幼儿经常用小拳头捶打母亲，哭闹不休，任性胡闹，甚至用小手抓头发，把母亲的发髻弄乱。在他看来，母亲只是一个女人，他虽然只有三岁却是一个男子，所以“有权利”对母亲粗暴地发泄，并以无端地攻击母亲为乐事。
可是，在日本人的家庭中，孩子只能对父亲表示尊敬。父亲位于家庭等级制的最上层，孩子在家中必须学习向父亲表示尊敬，这也是为了他们的自我修养训练。但是，和西方国家相比，日本父亲很少承担教育孩子的义务。教育孩子主要由女性家长负责。当父亲对孩子有要求时，通常只用眼神向孩子示意，或者只对孩子训诫几句话。由于父亲很少教育子女，所以，看到父亲的眼神，听到父亲的训诫后，孩子一般都会马上服从。闲暇时，父亲也会帮孩子制作玩具，等等。父亲通常要等孩子学会走路后，才会偶尔抱抱孩子，并背着孩子来回走走。在孩子幼儿时期，日本父亲有时会承担一些育儿工作，但是美国父亲通常都会将这阶段教养子女的任务委托给孩子的母亲。
在祖父母面前，孩子可以任意撒娇。虽然孩子要尊敬祖父母，但是祖父母并不承担教育孩子的责任。不过有时候，也会有一些祖父母对孩子的教育不满意，愿意自己亲自教育孩子。不过，如果由祖父母教养孩子的话，家庭中时常会产生许多矛盾。有时，祖母整天守候在孩子身边，使得媳妇与婆婆争夺孩子的现象时有发生。对孩子来说，他似乎既可以获得祖母的疼爱，也能得到母亲的疼爱，祖母却可能会利用孙子“压制”儿媳。年轻的儿媳妇有讨婆婆欢心的义务，这也是媳妇一生中最大的义务。所以，即使媳妇对祖父母娇纵孙子的行为再不满意，也不敢提出异议。在日本家庭里，孩子们通常会面临这样的情况，母亲说不让孩子吃糖果，祖母马上把糖果拿给孩子，并且会含沙射影地对孩子说：“吃吧，奶奶给你的糖果没有毒。”在日本家庭里，祖母往往比母亲更有时间陪伴孩子，而且祖母给予孩子的东西，常常也是母亲不愿意让孩子要的东西。
日本全家福
这是一张日本传统家庭的“全家福”。坐在中间的是母亲，坐在左边的是父亲。我们从母亲的表情和仪态上感受到的是温柔和慈祥；而从父亲身上看到的则是威严。日本人从小便在这种氛围里长大，“男人比女人享有更多权力”的概念是根深蒂固的。
根据日本人的家庭伦理观，哥哥和姐姐都要照顾并宠爱弟弟。当母亲生下另一个孩子时，年纪稍大的孩子总能感到自己得到的“宠爱”被“夺走”了。对“失宠”的孩子来说，母乳和母亲的床榻就要让给新生的弟弟妹妹了。婴儿出生前，母亲往往会对孩子说：“以后你就不跟妈妈睡觉了，要跟爸爸睡觉了。”在日本人看来，幼小的儿子跟父亲睡觉似乎是一种特权。在新宝宝出生前的准备过程中，年长的孩子似乎会产生某种兴趣。当新生婴儿一出现，他们往往高兴而激动。可是，他们的兴奋与激动会很快消失。对他们来说，从母亲那里“失宠”早已是预料中的事，所以，他们不觉得有什么难受。“失宠”的孩子有时会试图把年幼的弟弟妹妹送到其他地方，他们会对母亲说：“把宝宝送给别人吧！”但是，母亲却回答他们说“不行，这是咱们家的宝宝呀！是你的弟弟（妹妹）呀！喜欢他，好吗？小宝宝爱宝宝，你帮助妈妈照顾小宝宝，好吗？”这样的情况有时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母亲似乎也习以为常了。在那些多子女的日本家庭中，有时候会有这样一种调节办法：孩子们按照一定的间隔次序互相照顾，比如老大照顾老三，老二照顾老四，等等。所以，在这样的家庭中，我们时常会发现，弟妹总是与隔了一个次序的兄姐的关系最亲。孩子七八岁前，这种安排对男女差别的影响都不大。
老人与孩子
在日本传统家庭里，一般夫妇都希望自己的第一个孩子是女孩，因为女孩可以更好的照顾好下面出生的弟弟妹妹。
几乎所有日本孩子都有玩具。孩子们的布娃娃或其他玩具通常都是父亲和亲友送的。有些玩具是自己做的，有些是买的。家庭经济困难的一般自己做玩具。幼儿们用布娃娃和其他玩具做游戏，像过家家、做新娘、过节日，等等。游戏前，小孩子们通常会先辩论一番，争论大人是怎么做的。争吵不休时，他们会请母亲裁决。看见孩子吵架，母亲总是会对孩子说“贵人度量大”，劝孩子学会忍让。他们经常说的话是“吃亏的人占便宜”，意思就是“你可以先把玩具拿给其他小孩玩，他们玩腻了就会想玩别的，玩具还是你的”。这样的话，三岁孩子基本上很快都能领会。孩子们玩主仆游戏时，母亲会做主让年纪大的孩子充当游戏中的仆人，母亲解释说“这样大家都高兴，你也能从中得到乐趣”。日本人这种“吃亏占便宜”的生活原则，即使在孩子成人后，也仍然受到重视。
对孩子，日本人除了“训诫”和故意“嘲弄”，还有另外一种教育方法，就是转移孩子的注意力。为了能转移孩子的注意力，有时还给孩子糖果吃。孩子接近上学年龄时，家长们会使用一些“治疗”方法。如果孩子脾气暴躁、不听话、喜欢吵架、难以管束，母亲就会把他们送到神社或者寺院中去。母亲此时的态度是“求神治疗我的孩子吧”！很多时候，对孩子来说，这种“治疗”方式只相当于一次快乐的郊游。在神社或寺院中，对孩子进行“治疗”的神官或僧侣，通常要和孩子进行一次严肃的谈话，询问孩子的生日和坏毛病。然后，神官或僧侣前往后屋祈祷。等神官和僧侣从后屋回来后，就会宣布孩子的病治好了。有时，他们说孩子淘气是因为他肚子里有蛔虫。然后就给孩子作法，帮孩子清除肚中的虫子，再让孩子回家。有时，他们也会对孩子使用“灸”的疗法，把一种装满干艾粉的小圆锥形容器放在小孩的皮肤上，用火点燃干艾粉。通过“灸”产生的斑痕往往会在孩子身上留一辈子。“艾灸”在东亚地区是一种古老的疗法。日本人用这种方法治疗各种疾病。有时候，日本人还用“艾灸”治疗小孩脾气暴躁、固执己见的毛病。那些六七岁的小孩，经常就这样接受母亲或祖母的“治疗”。遇到小孩的难治之症，还会治二次。不过，日本人很少对淘气的孩子三次使用“艾灸”疗法。因为“艾灸”只是一种治疗手段，而非惩罚，并不像美国人说的那样“你这么干，我要揍你”！那才是惩罚。不过，在进行“艾灸”治疗时，孩子们会感到比挨打还要痛苦。所以，使用“艾灸”治疗后，孩子会知道，他们不能淘气，不然就要受惩罚。
除了对付调皮孩子的办法，日本人还有很多习惯用来培养孩子必备的身体技能。日本人对老师要亲手教孩子极为重视，日本孩子通常也会老老实实模仿。两岁前，孩子要在父亲指导下学习盘腿端坐。他们要努力将双腿盘起来，让脚背贴着地板。刚开始，这个动作对于孩子很难，孩子们做这个动作时总会摔倒。这种坐姿还要求身体必须平稳，不能乱晃乱动，也不能改变姿势。在日本人看来，只要全身放松并处于被动状态，就能掌握端坐的窍门。之所以要求孩子处于被动状态，是因为在学习盘腿端坐时，父亲要亲手按着孩子的腿，帮孩子把腿摆正。除了学习坐姿，日本孩子还要学睡姿。日本女性对睡姿的优美非常重视，就如同美国女性对自己的裸体很重视，不愿轻易让人看见一样。日本人喜欢裸浴，但是为了得到外国人认同，日本政府特地废除裸浴，并视之为陋习。日本人并不重视在公众面前裸浴，但他们非常看重女性的睡姿。男性睡觉可以采取任意姿势，但女性睡觉必须双脚并紧，直着身子。这也是日本人幼年时接受自我修养训练的男女差别之一。和日本社会中的其他行为规范一样，这种行为规范也是对上等阶层比对下等阶层更严格。日本杉木夫人（悦子）出生于一个武士家庭，她谈到自己在武士家庭中接受的教养时说：“从我记事开始，每天晚上都要极其小心，而且非常安静地躺在小木枕上……不管在什么场合，武士的女儿即使睡觉也要做到身心不乱。男孩睡觉可以把四肢叉开呈‘大’字形，可以手脚乱放。但是女孩睡觉必须小心谨慎，姿势要端庄，表现出‘自制’的精神。”还有一些日本女性说，晚上睡觉时，母亲或奶妈总要帮她们把手脚摆放规矩。
日本女性的睡姿
日本家庭对男孩行为习惯之放纵犹如娇生惯养，但对女孩却苛刻无比。这不是重男轻女的问题，而是对于女性端庄的要求。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对于女性的这种要求，大有“笑不露齿，行不露足”的古代遗风。
教小孩学习传统书法艺术时，老师会亲自握着孩子的手教。这样能让孩子“体会感受”。孩子不会写字或不会认字时，老师会让孩子先体会那种缓慢而有节奏的运笔方法。在近代社会，这样的授课方式已经不常见了，但仍然还有一些。让孩子行礼、射箭，或者背枕头（代替背婴儿），都是在教孩子如何运笔以及教他们把身体摆正。
除上等阶层，其他阶层的孩子在上学前会和邻居的孩子自由玩乐。农村孩子不满三岁时就会开始聚在一起玩游戏。在乡镇和城市，也能时常看见孩子们在喧哗的街头，或者在车辆出没的场所自由玩耍。日本孩子是属于有“特权”的人，既可以在商店周围转来转去，也可以安静地站在旁边听大人谈话，或者踢石子、玩橡皮球。孩子们也会聚集在村社中玩耍，据说村社中的神祇能保护他们的安全。上学前和上学后的两三年里，男孩可以和女孩一起玩。不过多数情况下，同性之间总比异性之间亲近，同龄孩子更容易成为朋友。这样的伙伴圈通常可以持续一生，尤其是在农村。在须惠村，年迈的人随着性关系逐渐减退，同年集会成为人生的乐趣。须惠村有句俗话：“同伴比老婆还要近。”
日本男孩
日本人从很小的时候就有了“男女有别”的观念，所以与异性相比，他们和同性朋友的关系就更为亲密一起。照片中是几个日本的中学生，他们一边吃着零食，一边分享当天在学校的见闻。
对学龄前儿童来说，伙伴之间无拘无束。在西方人眼中，日本孩子的很多游戏都具有猥亵意义。日本孩子往往很小就有性意识，这一方面是由于大人可以在孩子面前随意聊天，另一方面是因为日本家庭的居室比较狭窄。母亲给孩子洗澡或者逗弄孩子玩时，通常会对孩子的生殖器指指戳戳，尤其男孩的阴茎。通常来说，只要注意场合和对象，日本人对孩子们的性游戏并不责备，也不认为孩子手淫是危险的。男孩之间可以对彼此的生殖器相互揭丑（如果大人揭丑，就是一种侮辱）、相互炫耀（如果大人这样做，会引起耻辱感）。此时，日本人只会平静地笑笑，说，“孩子们不知道什么是羞耻”，还补充说，“所以他们才幸福”。 这就是幼儿和成年人之间的鸿沟。如果我们说哪位成年人“不知羞耻”，就等于是在骂那个人死不要脸。
童年时期的孩子会经常互相议论自己和对方家庭与财产，尤其会炫耀自己的父亲。他们会说，“我爸爸的本事比你爸爸大”，“我的爸爸比你爸爸聪明”，等等。这都是孩子们经常说的话题。孩子们甚至还会为了夸耀父亲而打架。在美国人眼里，这些行为不值一提，但是在日本，孩子们自己的说法往往与他们听到的是两回事。例如，大人会谦称自己的家是“敝宅”，把邻居的家称为“府上”，谦称自己的家为“寒舍”，尊称邻居的家为“贵府”，等等。他们认为，在人的幼年期，从孩子能够互相结伴玩耍开始到小学三年级，也就是大约九岁，都具有强烈的个人本位主义。在游戏中，孩子们有时会说“我当主君，你当家臣”，或者说“不行，我不当家臣，我要当主君”。有时，孩子们会炫耀自己，贬低别人。孩子想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随着年龄增长，他们知道有的话不能说，于是就静静等着，人家不问就不开口，也不会再炫耀。
孩子们在家里学习对待超自然神灵的态度，而不是由神官或僧侣“教”孩子。通常情况下，日本儿童只会在民族节日中才会接触到宗教，此时，神官会把祛灾水洒到孩子和其他参拜者身上。祭拜日中，大人会带孩子参加佛教仪式。孩子们的宗教经验主要来自以家中佛坛和神龛为中心举行的家庭祭祀活动。在祭祀家族祖先的灵位前，供奉着鲜花、香火和神圣的树枝。每天，祖先灵位前还会供奉食物。在家里，年长的人要向祖先汇报一切大事，每天都要跪拜，傍晚还要在灵位上点燃小小的油灯。日本人通常不愿在外过夜，因为离开家中每晚的祷告仪式，他们心里会不踏实。他们家中的“神龛”是一种简单的棚架，专门供奉从伊势神宫取来的神符等，或者摆放各种供品。他们厨房中的灶神被烟熏得很黑。他们的窗户和墙壁上都贴着很多护符，这些护符能保证家中安全。村里的神殿也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因为这里有慈悲的神在镇守、护佑。母亲喜欢让孩子在安全的神殿内玩耍，日本孩子对神似乎没有恐惧心理，也不会刻意让自己的行为符合神意。在日本人看来，众神受人礼拜并赐福于人，众神并不具有权力。
日本小学的仪仗队
在日本的小学校里，孩子们将初次得到“成长”的锻炼。家长和老师会用越来越苛刻的条件约束他们，使他们逐渐走上社会化的道路。照片显示的是在一所日本小学校的体育馆内，小学生们正在进行仪仗队演练。从中也可以看出，日本的小学基础建设很发达。
小学二、三年级的男孩要开始进行真正的“自我修养训练”，并开始学习成年人谨慎的生活模式。此前，孩子们只是学习如何控制身体。如果孩子很淘气，家长会用各种方法“治疗”他，分散他的注意力。大人会和蔼地教导孩子，有时也会“嘲弄”孩子。不过，孩子可以任意行事，甚至可以用粗暴的态度对待母亲。孩子小小的自我中心会得以“成长”。这种情况在孩子刚上学时没什么变化。一般来说，小学前三年男女同校。不管男老师还是女老师都很喜欢孩子，并与孩子平等相处。但是，家庭和学校总在不断告诫孩子说，不要让自己陷入“难堪”。孩子年龄很小，不懂得什么是“羞耻”，但需要教导他们别让自己“难堪”。例如，有个故事说村里本来没有狼，可是有个男孩总是瞎喊“狼来了！狼来了”！开始人们真的以为狼来了，后来发现是男孩搞恶作剧就再也不相信了。结果有天狼真的来了，并把男孩吃了。大人们用这个故事教育孩子说：“如果你也愚弄别人，别人就不会相信你，那是一件难堪的事。”很多日本人说，自己做错事时，最先嘲笑他们的是同学，而不是家长或老师。事实也是这样。在家里，父母不会真的嘲笑孩子。家长们只是循序渐进地把受人嘲笑和必须按照“对社会的情义”生活的道德观结合起来教育孩子。六岁左右，家长就要把为忠义献身的故事（如义犬报答主人的恩情）中提倡的义务，变成一系列对孩子的约束。家长会对孩子说“如果你这样，别人就会耻笑你”。这样的规则很多，因时因事不同，其中大多数规则都与礼仪有关。这些规则要求孩子的个人意志服从于对邻居、家庭、社会、国家的义务。孩子必须自我控制，并要认识自己需要承担的“债务”。在这样的教育中，孩子会逐渐处于一种欠恩负债的地位，如果想还清恩情债，就要小心谨慎地为人处世。
这种变化来自把孩子幼儿期受到的“嘲弄”，以新的严肃认真的态度，灌输给正在成长的男孩。八九岁时，孩子可能就会受到来自家人的排斥与打击。如果老师告诉家长说孩子在学校不听话，有不好的举动，或者操行分数不及格，家里人就不会理睬他。如果有人指责孩子在小店里干了一些淘气的事儿，就意味着孩子侮辱了“家庭的名誉”，会受到全家人的批评。我认识两个日本人，他们十岁前，曾两次被父亲赶出家门。因为羞耻，他们也不敢去亲戚家。在学校里，他们还受到了老师的处罚。他们只好躲在外面的窝棚里，直到被母亲发现，并在母亲的调解下才回家。小学高年级的孩子有时还会被关在家里“悔过”，并专心致志地写日记。日本人很重视写日记。他们总是把男孩看做社会的代表。孩子一旦受到来自社会的责难，全家人都会反对他。因为他违背了“对社会的情义”，自然不能得到家庭的支持，更不指望同龄伙伴支持。犯了错误后，同学会疏远他。要让同学理他，他就必须赔不是，还要发誓不犯同样的错误。
就像杰佛里·格拉说的那样：“值得一提的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种约束达到了不同寻常的程度。对其他民族来说，在有大家族或其他宗派团体的活动中，如果一方集团的成员受到其他集团成员的非难和攻击，这方集团的所有成员就会一致攻击对方。只要受到攻击的这个人继续得到本集团的认同，就能得到充分的支持，并敢于和其他集团的人对抗。但日本人却不这样。在日本，只有得到其他集团的承认，才能得到自己集团的认可与支持。如果其他集团的人不赞成他或者非难他，自己集团的人也会反对他、惩罚他，直到其他集团不再非难他为止。因此，对日本人来说，外界环境的赞同对他们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是其他任何社会不能相比的。”
八九岁前，女孩的教育与男孩的教育几乎一样，只是一些细枝末节有所不同。在家里，女孩受到的约束比兄弟们多，做的事也多，虽然小男孩有时也要照顾婴儿。女孩子总是最后得到礼物和关怀。女孩子的脾气也不像男孩子那样暴躁。不过，在亚洲少女中，日本女孩拥有的自由度让人惊异。日本女孩可以穿鲜红的衣裳，可以和男孩一起玩耍、吵闹，也经常不会服输。在幼儿期，女孩“不知耻”，但是从六岁到九岁，她们会慢慢懂得对社会的责任。她们遇到的情况和体验也基本上和男孩一样。九岁后，学校就会分男生班和女生班，男孩们会团结在一起，并对这种新建立起来的团结很重视。男孩排斥女孩，害怕别人看见自己和女孩子说话。母亲也告诫女孩不要和男孩交往。日本人认为这个年龄阶段的少女通常忧郁寡欢，不喜欢外出，难于教育。日本女性解释说这是“童欢”的终结。女孩子的幼年期因为受到男孩子的排挤而结束。随后很多年里，对女孩子的教导都是“自重再自重”，这样的教导会持续终生，不管是订婚还是结婚后。男孩懂得“自重”和“对社会的情义”时，并不一定已经懂得日本男人应该肩负的义务。日本人说，“男孩从十岁开始就要学习‘对名誉的情义’”，意思就是“在受辱时要感到憎恶”。日本男孩还必须学习在哪种情况下可以直接攻击对方，在什么情况下要使用间接手段洗刷自己的污名。日本人并不是要孩子在受到侮辱时反击。男孩很小时就学会了以粗暴的态度对待母亲，还会和其他同龄孩子互相诽谤、争辩，所以，他们没有必要在十岁以后学习如何进攻对手。但是，在“对名誉的情义”中，要求十几岁的少年也必须服从这一规范，并把自己对他人的攻击方式纳入社会公认的模式，还提出了一些在特定情况下的处理办法。就如我们在前面叙述的，日本人经常把攻击性的暴力行为指向自己而不是别人。孩子也一样。
奇装异服的女孩
对女性进行的有关“自重”的教育在今天的日本也依然盛行。只不过听者不再那么虔诚了，自然“自重”的效果也就没那么明显。当代日本社会的青年人，不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都有那么一点叛逆和特立独行。有些人甚至整日穿着奇装异服、嘴里叼着烟卷闲荡于大街小巷之中。
读完小学六年级继续升学的孩子，会马上面对中学入学考试的激烈竞争。每个考生之间，每门学科之间都有竞争。这些孩子马上就要承担“对名誉的情义”的责任。他们对这种竞争没有什么经验，因为在小学和家庭中几乎就不存在什么竞争。这种突如其来的新经验使竞争演变得更激烈，也非常让人担忧。孩子们相互竞争名次，甚至怀疑别人是否有私情，等等。但是，日本人在回忆往事时，谈论得最多的并非这种激烈的竞争，而是中学高年级学生总有欺负低年级学生的习惯。高年级学生想方设法欺负低年级学生，对他们颐指气使。他们想办法捉弄低年级学生，并让低年级学生为此感到憎恨。因为日本男孩一般不会把侮辱当做开玩笑。如果低年级男孩被迫在高年级男孩面前表演奴颜屈膝、四肢爬行，就会在事后咬牙切齿，并伺机报复。如果不能马上报复，心里就会更加怀恨。因为他认为这样的事关系到“对名誉的情义”，是道德问题。或者等过几年，他还会利用自己家族的势力，把对方从工作职位上拉下来，或者不断苦练剑术或柔道，毕业后在大街上让对方出丑，当众复仇。总之，如果不能报仇，就会始终觉得自己“心事未了”。这也是日本人总是互相复仇的主要原因。
小学毕业后，没有升入中学的少年会应征入伍，在军队训练中，他们通常也有同样的体验。平时，每四名日本青年中就有一人会应征入伍。军队里的二年兵对一年兵的侮辱，远远比中学里高年级学生对低年级学生的侮辱厉害。军官们也不会过问，甚至士官也只在特殊情况下才过问。在日本军队的行为规范中，第一条就是受侮辱后向军官申诉是丢脸的。士兵之间的争执通常都由士兵自己解决。在军官看来，这是锻炼部队的好方法，所以不会参与其中。于是，二年兵就会把自己在前一年中受到的侮辱，全部发泄到新兵身上，并想方设法侮辱一年兵，显示自己“锻炼”的水平。据说日本人一旦接受了军队教育，往往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成为“真正黩武的国家主义者”。不过，这并非因为军人接受了极权主义国家的理论教育，也不是为了忠于天皇，而是经历了各种屈辱后做出的转变。那些来自日本家庭，从小接受地道的日本式教育，对“自尊”非常敏感的青年，一旦陷入这种境遇，就会变得非常野蛮。因为他们不能忍受屈辱，并把这种折磨解释为排斥，他们自己也会变成捉弄别人的高手。
正在训练的日本新兵
日本军队中的一年兵也被称为“初年兵”。日本军队的传统认为，对新兵的侮辱可以促使士兵忘记自己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权力和尊严，尽快适应战争的需要。据日军自己的资料记载，经常会有一些新兵因为受不了虐待而自杀。照片显示的是现在日本陆上自卫队新兵正在日本最新式的90式坦克上训练的场景。
在近代日本社会，中学和军队里发生的这些事，都与日本古老文化传统中对孩子的“嘲笑”和“侮辱”有关。日本人对这类习俗的反应也不是中学或者军队创造出来的。日本因为具有“对名誉的情义”的传统规范，所以嘲弄行为对人的折磨，就比在美国更让人难以忍受。受到嘲弄的人或集团到了一定时候，也会虐待另外一个受难的人或集团，被侮辱的又千方百计报复。这种行为方式与日本人古老的行为模式是一致的。很多西方国家都有找替罪羊发泄积愤的民俗，但日本不是这样。在波兰，如果一名新学徒或年轻的收割手被嘲弄，他不会向嘲弄自己的人泄恨，而是对下一代徒弟或收割手发泄。虽然日本少年也用类似的方法消除怨恨，但他们更看重直接复仇。受虐待的人必须直接报复虐待者，才会“感到痛快”。
在日本战后重建的过程中，关心日本前途的人，应该对战前日本成年学校和军队里这种侮辱青少年、戏弄青少年的习俗，给予高度注意。学校里应该提倡“爱校精神”和“老同学关系”，防止以大欺小，以高压低的事情发生。在军队里，必须禁止虐待新兵。虽然无论是各级军官还是老兵都应该对新兵进行严格训练，但这种训练不能变成侮辱，而嘲弄和虐待就是侮辱。在学校和军队里，如果有高年级学生或者老兵，要低年级学生或新兵摇尾装狗，或者在别人吃饭的时候让他们“立大顶”，都应该受到惩罚。如果能在这方面发生变化，那么这种再教育显然比否定天皇的神格，以及从教科书中删除国家主义等内容更有效。
日本少女不需要学习“对名誉的情义”的准则和规范，也不会有男孩子在中学和军队训练中的体验。日本少女的生活比男孩子平稳。从懂事时起，她们接受的教育就是：不管什么事情都是男孩优先。礼物、关怀都由男孩优先享有，女孩子没有份。日本女性必须遵守这样的处事规则：她们没有公开表白自我主张的权力。不过，在婴幼时期，女孩儿的待遇也和男孩儿一样，能充分享受幼儿的特权生活。她们在幼女时期可以穿鲜红的衣裳，长大成人后就不能再穿鲜艳的衣裳了，只有在人生第二个特权时期，即六十岁以后再穿。在家里，她们和男孩一样，可以受到彼此关系并不是很好的祖母和母亲的疼爱。此外，弟妹们也总是会要姐姐，也要家中其他人与他“最亲”。为了表示最亲，孩子会要求和她一起睡觉。她还经常把祖母给自己的恩惠分给两岁的幼儿。日本人不喜欢单独睡觉。夜里，年幼的孩子可以紧裹被子挨着他喜欢的年长者。对日本孩子来说，两个人的睡床紧挨在一起就表示“你对我最亲”。九岁或十岁后，女孩子就逐渐受到男孩子的排斥，不过，她们可以在其他方面得到补偿。女孩子可以炫耀自己的新发型。在日本，十四岁到十八岁的小姑娘的发型是最讲究的。此时，女孩子还可以穿丝绸衣裳，而此前，她们只能穿棉布衣裳。在这个时候，家里人也会千方百计打扮她们，让她们更漂亮。于是，女孩子也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满足。
女孩子必须遵守各种约束。她们会自己直接承担这些义务，并不需要父母强制。对女儿行使家长权时，父母选择的手段通常不是体罚，而是平静而坚定地期待女儿按要求生活。下面，我们讲述一个关于这种教养方式的极端例子，它说明日本女孩在一种没有权威的压力下接受的教育。稻垣钺子（即前面提到的衫本悦子）六岁时，就跟一位博学的儒学教授学习汉文经典：
在两个小时的授课中，老师一直端坐着，只有双手和嘴唇在动。我也端坐在老师面前的榻榻米上纹丝不动。有一回上课，我感觉有点不舒服，身子就动了一下，双膝屈起的角度稍微有些偏移，老师的脸上立刻露出不满意的神色。老师轻轻合上书，既严肃又慢条斯理地对我说：“姑娘，你今天的心情不适合学习，回房间去好好想想吧。”我被羞得无地自容，但是没有办法。我先向孔子像行礼，然后再向老师行礼道歉，最后毕恭毕敬退出书房。我小心翼翼走到父亲跟前，像平常课上完了一样向父亲汇报。父亲很吃惊，因为时间还没有到。父亲似乎毫不在意地说：“你的功课学得这样快啊？”父亲的这句话就像丧钟一样。今天，我一想起这事心里就感到一阵隐痛。
杉本夫人还曾经描写过她的祖母，并描述了日本父母对待子女时态度的显著特点：
祖母的态度很安详，她希望每个人都能按她的想法做。虽然祖母既不会斥责，也不会争辩，但是她的希望犹如真丝，柔软而坚韧，这使得她的小家族按照她认为正确的方向前进。
这种“犹如真丝，柔软而坚韧”的“希望”之所以能收到良好效果，在于每种行为规范的训练都非常明确。日本女孩要学到的不仅是规则，也有习惯。幼儿期，她们要学习正确使用筷子，练习进入房间的正确姿态，成年后，要学习茶道和按摩。这一切都由长辈手把手地教，并反复练习，直到娴熟成为习惯。长辈们并不认为孩子到了一定时候“会自然而然地学到”正确的习惯。杉本夫人十四岁订婚，她曾经描述自己如何学习伺候未来的丈夫用餐。订婚前她从没见过未来的丈夫。当时丈夫在美国，她在日本越后。可是，她在母亲和祖母亲自监厨下，反复“亲自下厨做几样据哥哥说松雄（她未来的丈夫）特别爱吃的食品。我假想他在我的身边，我要为他夹菜，总是劝他先吃。我学习如何关心丈夫，并使他感到愉快。祖母和母亲也总是假装他就在眼前一样，问这问那。我也很注意自己的服饰与动作，犹如丈夫真的在房间里。我就这样学会了尊重丈夫，尊重我作为他妻子的地位”。
小男子汉
与女孩交往相比起来，日本的少年更喜欢接受严酷的训练，以尽早地使自己成为“男子汉”。照片中的这名男孩刚刚参加完学校举行的比赛，虽然浑身是泥，但眼神中露出的神色却坚毅且骄傲。
虽然男孩受到的训练不像女孩那样严格，但也要通过实例和模仿接受细致的训练。学习了习惯后，就不能再违反习惯。然而，青春期过后，有一个重要的生活领域要依靠自己主动去学习。长辈们不会教他求爱的习惯，家里也禁止公开表示性爱行为。从孩子九岁或者十岁开始，没有亲属关系的男孩和女孩就不能同席而坐。日本父母会在男孩对性感兴趣前就为他订下婚约。所以，在日本人的文化中，男孩接触女孩最好的态度是“害羞”。在农村，男孩常因这个话题被取笑，而这总令他们“害羞”。不过，男孩子仍然要学习。不管过去还是现在，在偏僻的农村，很多姑娘出嫁前就怀孕了。婚前性行为是不属于人生大事的“自由领域”，父母亲议婚时也并不在乎这些事。不过今天，如同须惠村的一位日本人对恩布里博士说的，在日本，甚至连女佣人都知道必须保持贞洁。进了中学的男孩也被禁止和女孩交往。
日本的教育和舆论体系都竭力宣传并防止男女婚前有亲密交往。在日本影片中，随便对年轻女性表示亲昵的男性被看做“坏”青年，日本人认为那些对可爱少女采取美国人眼中冷酷、甚至粗野态度的才是“好”青年。对女人表示亲切意味着男人“放荡”，或者是追逐艺伎、娼妇、咖啡女郎的人。他们认为，到艺伎馆中学习色情艳事是“最好”的办法，因为“艺伎会教你，男人只需旁观”。他不用担心自己笨手笨脚，也不希望与艺伎发生性关系。但是，能够去艺伎馆的日本青年并不多。大多数青年男性都是到咖啡馆里去看男人怎样亲昵女人。不过，这种观察与他们在其他领域中受到的训练并非同一类型。男孩子会在很长时间里担心自己行为笨拙。在他们的生活中，只有极少数行为不需要年长的人手把手地教，性行为就是其中之一。在那些有地位的家庭中，年轻夫妇结婚时，会得到一本《枕草子》之类的书，以及描画了各种性交姿势的画卷。有一位日本人说：“这些看书就能学会，就犹如布置庭园一样，父亲并不会教孩子如何布置庭园。但是到了一定年纪后，自然而然就能学会这些嗜好。”日本人认为，性行为和园艺只要看书就能学会。虽然很多日本青年都靠别的方法学习性行为，不过，这仍然非常有意思。不管怎么说，年轻人学习性行为不需要成年人细心教导。这也使得日本青年相信，性属于另外一个领域，与人生大事无关，不需要由长辈亲自教，也不需要严格训练或者培养习惯。在这方面，他们可以自行掌握，尽管他可能为此不安而迷惑。这个领域内的行为规则也是不一样的。男人结婚后，可以毫无顾忌地在外面享受性快乐，这样并不会侵犯妻子的权利，也不会威胁到家庭关系。
但是，妻子却不具有同样的特权。妻子有义务对丈夫忠贞。如果被勾引只能在暗中进行，这是见不得人的。对日本女性来说，很少有隐秘的“私恋”而不被发现的。女性如果神经过敏或者心绪不安，就会被说成“歇斯底里”。“女性经常遇到的困难并不是社会生活，而是性生活，很多精神不正常的女性以及歇斯底里的患者，基本上都是缺乏性和谐。女人在性欲上的满足完全取决于丈夫。”须惠村的村民们说，很多女性疾病都“始于子宫”，然后蔓延到头部。丈夫如果迷恋别的女人，妻子就只能靠手淫解决性欲。不管农妇还是上流社会的贵妇，私下都藏着各种性工具。农妇如果生了孩子，就可以随便谈论性。但是做母亲前，有关性的玩笑一句也不能说。做了母亲后，随着年龄增长，她们可以随意在男女混杂的场合开性玩笑。有时，她们会配合猥亵的乐曲扭动腰肢，摆动臀部，当着座客无所顾忌地跳色情舞。“这种行为一定会引起哄堂大笑”。须惠村的士兵服役完后回家乡，村人们都要去村外迎接，此时，妇女们女扮男装，互相开下流的玩笑，有时还假装要强奸年轻姑娘。
因此，日本女性在性问题上也有一些自由，身份越低微越自由。在日本女人的一生中，大部分时光都要遵守各种禁忌，但却不忌讳男女之事。她们淫荡，满足男人的性欲。满足男人的性要求时，她们也能克制性欲。女人只要到了成熟年龄，就会抛开性的禁忌。那些身份低微的女人，淫荡更不逊色于男人。年龄不同，场合不同，日本人对女性行为端庄的要求也不同，他们不像西方人那样把女性简单地分成“贞女”和“淫妇”。日本男人也一样，有时放纵享受，有时节制谨慎，主要看在什么场合。与同性朋友一起喝酒是男人最大的乐趣，此时，他们也乐意有艺伎陪坐在侧。日本人没有节制饮酒的规矩，也乐于醉酒。两三杯酒下肚后，就一反严肃拘谨的状态，互相倚靠着躺在一起，显得亲密无间。喝醉了酒后，只有很少的人“难以相处”，会吵闹，其他人很少有粗暴行为或打架。除了在喝酒这样的“自由领域”，日本男人不会干让别人讨厌的事。对他们来说，如果在生活的重要方面被人指责讨厌，就仅次于他们骂人时说的“混蛋”。
传统的酒席
良家妇女要严守对丈夫贞洁的义务。但是艺伎以及其他类型的烟花女子则没有这些顾虑，她们可以尽情地释放自身的欲望。甚至可以做到比男人更加积极主动。
通过日本儿童的教养方式，我们对西方人描绘日本人的矛盾性格有所理解。日本人的育儿方式具有两面性，而且不容忽视。在幼儿期，他们过着有特权的娇纵生活，以后便接受各种自我修养训练，所以日本人始终对“不知耻”的幼儿期保持着快乐的回忆。日本人不需要为未来描绘天堂，在幼儿期他们就已享受了天堂。描绘童年期时，他们会使用自己的术语说人性本善，众神慈悲，以及作为一名日本人无上的光荣。他们很容易使自己的道德观处于极端，并认为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佛种”（佛性），死后都能成神。这也使得他们固执而自信，并愿意做任何工作，而不管自己是否有能力。他们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反对政府，为了证明自己是正确的，甚至会以死力谏。有时，这样的自信会使他们陷于一种狂妄自大之中。
日本孩子六七岁后就会“谨言慎行”、“知耻”，这样的责任会逐渐加在他们身上，并且具有强大的约束力。如果犯错，整个家庭都会反对他们。这样的压力虽然不同于德意志普鲁士人的纪律，但是也难以逃避。在具有特权的幼儿期，父母会固执地训练他们的便溺习惯，会不厌其烦地纠正他们的各种姿势；父母还常常嘲弄他们，吓唬说要抛弃他们，这会为他们此后必须履行义务做好准备。这样的经验会使孩子们更能够接受严格的约束，以免受人耻笑或遗弃。幼儿期那种无拘无束，能够公开表达的冲动都要受到抑制。这些“冲动”不是不好，只是不再适合他们。他们要开始严肃地生活。随着童年特权逐渐被否定，他们被日渐允许获得成年人的享乐。不过，幼年期的经验并不会真正消失。他们会随时从童年生活中吸取经验。他们对“人情”的承认也是在回复幼年期的经验。在成年时期，“自由领域”内的生活又使他们重新回归并体验幼年期。
对日本儿童来说，获得同伴的承认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而这总是深深扎根在他们的心灵中。儿童时代前期，孩子在向母亲撒娇时，母亲就会把他放在自己床上睡觉，他会计较自己与兄弟姐妹得到的点心的多寡，并以此判断自己在母亲心中的地位。他很敏感，能够察觉周围人对他的冷淡，有时候可能还会问姐姐：“你是不是最疼我？”在童年后期，他开始慢慢放弃个人的满足，并以此得到“世人”的称赞和接纳，而“世人”的讥笑就是对他们的惩罚。在大多数文化中，教育儿童时都施加了这些压力。可是在日本，这种压力特别沉重。对孩子来说，受到母亲的嘲弄，受母亲威胁说要被丢弃时，就等同于被“世人”抛弃。对他们来说，被同伴排斥比被挨打还要可怕。受到嘲笑和排斥时，他们非常敏感。哪怕这种感觉仅仅浮现在脑海中，他们也会害怕。日本社会很少有秘密可言。他们的所作所为几乎都能为人所知，如果不能被社会承认，就有可能被排斥，这并非主观想象。日本人的房屋板壁很薄，不能隔音，白天往往还敞开着。所以，对那些没有能力修筑围墙和庭院的人家来说，私生活就几乎完全公之于众。
如果儿童的教养是非连续性的，就容易形成两面性格。我们可以从日本人使用的一些象征来了解这点。在幼年期，他们性格中建立的是“不知耻的自我”，他们在成年后时常揽镜自照，看看自己究竟还保留有儿时的多少天真。他们认为镜子既不会培养虚荣心，也不会反映“自我”，而是反映灵魂的深处，“反映永恒的纯洁”，人会从中看到“不知耻的自我”。在镜中，他们将自己的眼睛当做灵魂之“窗”，这有助于他作为“不知耻的自我”生活。在镜子中，他还能看到理想中的父母形象。据说有些日本人镜不离身。有的人还会在家中佛坛上放一面特别的镜子，以“自己祭自己”、“自己照自己”的方式，静观其身，反省灵魂。这虽不同寻常，却并不费事，因为几乎日本所有家庭的神龛上都放了镜子作为神器。战争年代，日本广播中还特意播放过一首歌，称赞几名女学生自己掏钱买了一面镜子放在教室里；人们并不认为这是虚荣心的体现，而认为是从她们心灵深处焕发出来的、为目标献身的精神。对镜自照是用来测试精神是否高尚的外观活动。
日本人对镜子的感情，在孩子心中培植“观我”的观念之前就有了。照镜时，他们没看见“自我”，但镜中反映的自我却如他们的童年时代，是善良的，不需要用“耻”来开导。镜子被赋予的象征性也成为日本人进行自我修养训练达到“圆熟”的基础。在自我修养的锻炼中，他们努力消除“观我”，以求回归儿童时代的直率与天真。
乃木希典
为天皇“尽忠”，乃至殉死这样极端的中世纪武士道精神，直到20世纪以工业唱主角的现代日本社会也还留有深深的残余。1912年，明治天皇驾崩前夕，有“军神”之称的乃木希典携妻自杀。乃木是日本名将，曾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就连他的两个儿子都在此役中战死。
虽然幼儿期的特权生活对他们具有各种影响，但他们并不认为在童年后期，以耻感作为道德基础的各种约束行为是在剥夺特权。就像我们在前面说过的一样，自我牺牲这个概念来自基督教。日本人经常攻击这种看法，否认自己在牺牲这一观念。哪怕在生命最后，他们也说自己是“自觉自愿”为“尽忠”、“尽孝”，或者为“情义”而死，却不认为这是属于自我牺牲的范畴。他们说，像这样自愿死去正是自己想达到的目标，否则就是“犬死”，毫无价值。“犬死”翻译成英语是dog's death，即穷困潦倒而死。日本人还有一些不那么极端的行为，翻译成英语也是self-sacrificing（自我牺牲），但日语中是属于“自重”的范畴。“自重”意味着克制，它和克制具有同等价值。人要做成大事业必须克制自己。
美国人认为，自由是实现目标的必要条件，但是日本人认为仅此是不够的。他们认为只有克制才能使自我更有价值。这种观念也是日本人道德的主要信条。不然的话，他们又如何对冲动而危险的自我进行控制呢？这些冲动，有可能扰乱正常的生活。就像一位日本人说的：
年年月月，漆坯上的漆层涂得越厚，漆器就越贵重。一个民族也是如此。……人们在说到俄罗斯人时，说：“在俄罗斯人的外表之下，隐藏着鞑靼人”；谈到日本人时也可以说：“在日本人的外表之下隐藏着的是海盗”。不过，请记住，日本的漆是珍品，是用来制作工艺品的材料而非掩盖暇斑的涂料，它没有杂质，并与坯质同样精美。
日本男性行为的矛盾性令西方人诧异，这是由于儿童期教养的不连续性造成的。他们往往记得自己的幼年期，在这期间，他们是自己世界的神，可以任意妄为，甚至还能攻击别人，似乎所有欲望都能得到满足。后来，这样的记忆虽然几经修整，仍然存留在他们的意识深处。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二元性，才使得他们在成人以后，既能沉湎于罗曼蒂克的恋爱，也能绝对顺从家庭安排的婚姻，既能享受安逸与快乐，也能不顾一切承担极端的义务。谨慎的教育使得他们行动懦弱，但他们又很勇敢，甚至勇敢得接近鲁莽。在等级制中，他们既能表现出驯服，又不会轻易接受上级的驾驭；他们殷勤有礼，但又傲慢不逊。在军队中，他们能接受盲从的训练，但又顽固、不易驯服；他们是坚定的保守主义者，但又容易被新的生活方式吸引；他们学习过中国的习俗，也汲取了西方的文明，这就是证明。
这种性格的二元性，使日本人容易紧张。面对各种紧张，日本人的反应并不一样，虽然每个人都要对同样的问题作决定。他们要协调幼儿期享受到的宽容和快乐与后来生活中体验到的种种束缚之间的矛盾。
对许多人来说，这个问题难以解决。有的人像道学家，能够一丝不苟约束自己，害怕纵情享受会与实际生活冲突。由于纵情享乐并不是一种幻想，而是他们确实有过的经历，所以，这种担忧才更严重。他们墨守成规，态度超然，认为自己是能够发号施令的权威。还有一些人意识分裂。他们对自己心中积郁的反抗情绪感到害怕，故意通过表面的温顺加以掩饰。他们的思想沉浸在日常琐事中，并防止自己意识到真实的感情。他们每天机械地演习毫无意义的生活常规。还有的人因为对幼儿期的生活非常留恋，所以成人后面临社会对他们的要求时焦虑重重。他们试图依赖别人，但是年龄不允许他们这样做。在他们看来，任何失败都是对权威的背叛，所以很容易陷入紧张中，凡是不能按常规处理的意外情况都会让他们恐惧。
樱花树下
每年春天是樱花盛开的季节，此时的日本人大都会外出赏樱。西方人总是为日本人性格中“菊”与“刀”的矛盾感到困惑，但日本人却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勇猛刚劲的“刀”，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而冷艳香醇的“菊”，则是为了满足超越现实的精神需要，根本就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也就是说，“菊”与“刀”分别代表着日本人的现实与理想。
这些是日本人极度担心自己受排斥或非难时面临的危险。如果没有过度的压力，他们在生活中就既能够享受乐趣，也会保持幼年时期培养出来的不轻易伤害他人的情感。这是一种了不起的成功。幼年时代的经历使他们具有自信。此时，罪感意识并未成为负担。此后，他们所受的各种束缚，都是为了能够与身边同伴协调一致，义务也是相互的。虽然在某些事上，个人愿望会受他人干涉，但是在一些规定的“自由领域”中，仍然可以满足感情的冲动。日本人向来以陶醉于各种自然乐趣而闻名，比如观赏樱花、赏月、赏菊、远眺新雪、在屋内挂个虫笼子听虫鸣，赋诗、修饰庭园、插花、品茗等。很难想象，心中有烦恼，或者具有侵略心理的民族会喜欢这些活动。日本人追逐享乐时并非消沉颓废。在战前，日本农村闲暇生活的愉快活泼，工作时的勤劳努力，并不逊色于任何其他民族。
但是，日本人对自我的要求很多。为了不被世人疏远和毁谤，他们必须放弃愉快的个人乐趣。面对人生重大事情时，他们必须抑制这种冲动。少数人违背了这些规矩，可能会丧失自尊。对自尊自重的人来说，生活的准绳并非明辨“善”、“恶”，而是迎合世人的“期望”，避免让世人“失望”，并把自己个人的要求埋葬在群体的“期望”之中。这样的人才是“知耻”而谨慎的善人，才能为自己的家庭、家乡、祖国增光。因此，日本人由此产生的紧张感很强烈，并表现为一种巨大的力量，使日本成为东方领袖与世界强国。可是对个人来说，这种紧张感却是一种负担。人们高度紧张，害怕失败，害怕自己在工作中付出巨大代价后又不被人重视。有时，他们会把内心的积愤爆发出来，有时会产生极端的攻击性行为。日本人被激起进攻时，并非像美国人一样，是因为自己的主张或自由受到威胁，而是因为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或者诽谤。此时，只要有可能，日本人危险的自我就会向诽谤者发泄出来，如果不能向别人发泄，他们也会向自己发泄。
日本人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付出了巨大代价。他们自愿放弃了最基本的自由，这些自由被美国人视为像呼吸空气那样理所当然。但是，我们要记住，日本人从战败以来就在追求民主。如果他们能够无所顾忌地行动，一定会感到狂喜。杉本夫人曾经对她在东京一所教会学校学习英语时，能够随意种花植树的喜悦心情有过出色的描写。当时，老师给每个女学生分配一块园圃，并提供她们需要的种子。
这块可以随意种植的园圃，赋予了我关于个人权利的全新感觉。……我对人的心中竟然能够有这样的幸福感到了惊异。……我这样的人，从来不会违背传统，不会玷污家名，不会惹父母、老师、邻居生气，也不会损害世界上的任何事物，可是现在我竟然也能自由行动了。
当时，其他女学生都种花，只有她打算种马铃薯。
对我种马铃薯谁也不理解，而正是这种类似荒谬的行为，赋予了我一种自由的心情。自由之神在叩我的心扉。
这个世界是崭新的。
在我家花园中，有一块土地我特意让它荒芜，这是为了保持天然的野趣。可是，又总是有人在修剪松枝，整修树篱。每天清晨，老大爷还会清扫石阶，并把松树下的那块地方打扫干净，然后把从林中采来的嫩绿的松针细心地撒在上面。
学习
两个日本人正瞪大眼睛认真听取美国专家对纺织机器构造的讲解。日本历来有向强者学习的思维，昔日因在朝鲜败于唐军之手，故而大派遣唐使，积极吸收中华文明。二战中，日本又败于美军之手，于是他们便调转脖颈再一次向山姆大叔低下了高傲的头。他们虔诚地学习昨日对手的一切，从工业技术、政治结构甚至到吃饭穿衣的习惯，等等。
对杉本夫人来说，这种刻意营造出来的天然野趣如同她所受的教育，就是要伪装自己的真实想法。这样的伪装日本随处可见。日本庭园中那些埋在地下的巨石，至少有一半都是经过了精心挑选的，并从其他地方运来，还用小石块铺底。庭园里，巨石的布置要求与流泉、屋宇、矮灌木丛、树木互相映衬。菊花也是盆栽的，并准备参加每年各处都要举办的菊展。菊花的每朵花瓣都经过了栽培者细心的修整，为了保持它们的形态，还常用看不见的金属线圈将它们系着。杉本夫人将菊花上的金属线圈取掉了。此时，她的心情非常激动，欢悦而纯真。盆栽的菊花，因为花瓣总在受人摆弄，所以回复自然之后，就显出了满心欢悦。今天，日本人不再考虑他人的期望，他们对“耻”的压力也提出了怀疑。这样的自由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他们生活方式的微妙平衡。在新的环境中，他们要学习新的制约方式。变化需要付出代价。建立一种新观点和新道德都不容易。西方人虽难以想象日本人会立即采用新道德标准，并将此变为自己的东西，但也不应该认为日本最终并不会建立一套相对自由而宽容的伦理规范。生活在美国的日本第二代移民，已经不具备日本道德的知识与实践，他们的血液中，也不再需要墨守日本人惯有的行为规范。而生活在日本国内的日本人，也有可能在新时代建立一种不像过去那样要求自制义务的生活方式。菊花可以摘除其枝茎上的金属线圈，没有人工的摆布一样会美丽多姿。
在精神自由日益增加的过渡期，日本人也许能够借助两三种古老的传统习俗，保持自身的平衡，这其中之一就是“自我负责”的精神，即他们说的要自己负责擦掉自己“身上的锈”。在这形象的语言中，身体被比喻成刀，而佩刀的人有责任保护刀的光洁锋利，人也要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他必须承认并接受由于自身弱点、不坚定、无效性而导致的一切后果。日本人对自我负责的解释比自由的美国人更为严格。在这一意义上，刀并不是进攻的象征，而是用来比喻具有理想和敢于自我负责的人。日本儿童的教养方式和行为规范，已经使自我负责的德性深入人心。并成为日本精神的一部分。如今，日本人已经在西方文化的意义上提出了“放下刀”（投降），但是在日本文化的意义上，他们会继续关注如何让心中那把易锈的刀能够保持光洁。就如同日本人的道德术语所说，这把刀是即使在自由、和平的世界中也能保存下来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