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由水成陆：浦东从哪里来，将向何处去？

第一章由水成陆：浦东从哪里来，将向何处去？

中国传奇：　浦东开发史

1.1一个模糊的概念

清雍正四年（1726年）正月，长江口，东海边，新科进士钦琏出任南汇县首任县太爷，并满心欢喜地在今天的惠南镇建造起县衙。①据《分建南汇县志》序一：“皇帝闳开仁域，大邑分釐，雍正三年乙巳，定建南汇县议。其明年，邑侯钦公迪简于廷，首莅兹土。”“县治，在城内旧所之署之西北，属三团。雍正四年知县钦琏建。”载《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南汇县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这是朝廷年前新设置的一个县政府。上海的黄浦江东边，也就是从清雍正三年（1725年）起，正式有了独立的建制历史。簇新的县衙大门告诉人们，这是浦东地区的第一个县级行政建制，里面住着浦东最大的行政长官，且功名最高。

此前，这个民间称为浦东的地区，没有独立、统一的行政中心。再细读浦东历史，可以发现，黄浦江东面的这块上千平方公里的土地长久以来没有一个统一的行政区划，没有一个强有力的行政中心，也就是说从中国古代到近代的历代行政版图上，是找不到浦东这一行政地名的。

“浦东”这一名称，最早出现在上海地区第一部志书《云间志》中。这部南宋人编撰的书记载了当时的五大盐场，其中就有浦东盐场，但那时“浦东”仅仅是一个盐场的名称，非地域名称，而且远离今天的浦东新区。②杨潜：《云间志校点本》，松江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1988年版。

按照浦东学者顾炳权观点：在文人笔记中，“浦东”这一名称的出现早于明初黄浦江水系形成之前，所指的是“上海浦”以东的地区。③顾炳权主编：《上海浦东新区地名志》卷五聚落地名，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陈杰：《实证上海史——考古学视野下的古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上海浦是一条南北向的河道。宋代为解决吴淞江泄水能力，在吴淞江两岸，大约每隔五里开通一条进入吴淞江的水道，这种支流水道称为浦，吴淞江两岸共有18个浦。当时，吴淞江即现在上海市海门路一段，南岸有一个浦，称作上海浦。北岸则有个下海浦。

“浦”最先在吴方言区原意是小河，多指人工河，而浦东地区大多为人工河。

也就是说在明代以前，“浦东”这个地理概念和现在的完全不同。因为黄浦江还没有形成。

明永乐大帝登基后，吴淞江，也就是今天的苏州河，淤塞严重，一位叫夏原吉的户部尚书在永乐二年（1404年）组织地方百姓将河道拓宽，开挖了一条大河，作为太湖地区新的出海水路和航道。至此，上海有了一条宽阔的大河直入东海，也因为这条大河，也就是后人称为的黄浦江——上海地区最重要的一个地理标志，浦东作为一个单独的地理概念，才开始出现在各类文献中。

如明嘉靖《上海县志》记载：“由闸港而下，若盐铁塘、沈庄塘，若周浦，若三林塘，若杨淄港、黄淄溇，此为浦东之水也；若陆道浜，若唐子泾，若南俞塘、北俞塘，若车沟，若吴店塘，若华泾、乌泥泾，若龙华港，若日赤浜、薛家浜、肇嘉浜，若方浜，若南、北侯家浜，若洋泾，此为浦西之水也。”④明嘉靖《上海县志》卷一山水，载《上海府县旧志丛书·上海县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此外，还有“江东”和“浦左”的说法。

今天，“浦东”一词能够响亮地传遍神州大地乃至世界，但在历史上，它却是一个很普通的地名、很普通的地方，普通到没有一个中央政府予以过重视，其地域范围没有非常精确的划分，即没有形成一个统一完整的行政区划，更严格地说一直到1992年都没在浦东形成一个完整而统一的行政管理机构。

因此，不同的历史时期，“浦东”的含义也就不尽相同了。就是同一历史时期，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到了21世纪初叶，浦东广义范围指浦东新区全境以及闵行、奉贤区黄浦江以东地区，狭义范围指沿黄浦江东岸的浦东新区，面积1429.67平方公里。⑤载《浦东年鉴2010》，《浦东年鉴》编辑部出版，2010年8月。

也就是说，“浦东”一词自古以来仅仅是方位上的意义，而且比较模糊。

这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从中国地貌地图看，平心而论，浦东是一个一马平川的好地方。在整个中国的版图中属于长江三角洲平原。“肥沃的三角地带避免了北方雨水不足的干旱和南方雨水过多而土壤中石灰质的流失。”⑥［美］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从这张上海地貌图上可以看到，浦东是一马平川的滨海平原（载《上海历史地图集》）

浦东三面环水，紧靠终年不冻的黄浦江，属于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16℃左右，全年无霜期约230天，气候温和湿润，四季分明，日照充足雨水适宜，水系发达，是典型的江南平原。

可惜，这么好的一块土地上，因为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统一的行政区划和行政管理中心，一直被无理而无序、频繁而随意分割着，于是少了文化的积淀，文脉的传承。

大多数人理所当然地将浦东的这种现状归结于一条河——黄浦江所致。

其实，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

1.2这块土地一直被频繁而随意分割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浦东成陆史，就可以理解浦东——这一模糊概念的渊源。

远古时代浦东是一片汪洋。

上海海岸线依次向东延伸感谢大自然的力量，从长江上游夹带来了泥沙，在江海交汇处为海浪冲顶而加速沉降，沉积下来的泥沙形成滩涂，滩涂不断地向东南延伸，并自然地形成了泥沙堤，屹立在海滨，形成一道阻挡海水的自然屏障，起到保护沿海居民生命财产的作用。古人称之为“冈身”。可以说那是上海最早的海岸线。

随着滩涂不断地向东淤长，海岸线不断地向东移动。到了魏晋南北朝，海岸线到达了今天的上海莘庄、奉贤柘林一线。而此时，浦东还处于海面以下。⑦陈凌云：《从文物看浦东历史文脉的演讲及特征》，载《江南论坛》2006年4期。

到了隋唐，浦东西部地区已经浮出水面。一旦成陆，有了土地，就有人、有生活，有社会和相应的政治制度。考古学家也证实了这一点。

1975年11月25日，在浦东严桥乡郑家湾村南的一处唐代遗址——严桥遗址，发现了不少唐和宋代日常生活用的器物，这是浦东地区首次发现唐宋时代遗址。考古学家据此认为，自唐代以来，严桥已经是一处长期居住的村落，可以说他们是最早的浦东人。⑧吴贵芳：《从严桥遗址推断上海唐代海岸的位置》，载《考古》1976年第9期。严桥遗址现在在杨高南路峨山路边的上海市浦东中学初中部内。严桥遗址，1983年12月23日，原川沙县人民政府批准，将严桥遗址列为文物保护地点。2002年由浦东新区人民政府批准列为新区文物保护单位。

1979年12月12日，在开掘川杨河的北蔡乡河段时，出土了一艘被废弃的古代木船。舱内遗留鹅卵石两块，唐代开元通宝钱一枚及一残角，烧土一块。⑨王正书：《川杨河古船发掘简报》，载《文物》1983年第7期。1975年，在浦东严桥乡郑家湾村南的一处唐代遗址——严桥遗址，出土了唐代的器物。图左为唐代瓷盆，图右为唐代釉陶壶古船结构与1975年山东雷州湾出土的一艘隋代的舫相似，结合发现唐代的开元通宝钱，考古学家认为古船可能制造于隋代，至唐武德年间尚在使用。

同济大学海洋地质系微古室对地层土样分析说明：“这里海相性最强，有孔虫说明当时水深较大，盐度较高，木船似沉在海滩上，不是沉在已成陆的小河流内。”⑩据王正书《川杨河古船发掘简报》：“该船的木料标本，经文物局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碳十四实验室测定：船底独木(WB80—62)的年代距今2260±95年，树轮较正距今1195±100年，舷侧板(WB80—61)年代距今1875±75年，树轮较正距今1830±80年。”载《文物》1983年第7期。

川杨河古船让人可以有根据地想象浦东先民的生活状态。不过那时浦东更多的是大片大片白茫茫的滩涂，人迹稀少，芦苇摇曳海鸟飞。尽管这时中国历史上出

1979年11月在北蔡乡出土的唐代古船（来源：浦东档案馆）图为唐代古船,存于崇明博物馆现了最强盛的王朝，在长安，诗人吟诗唱和，许多国家的使节、商贾、学者、艺术家、僧侣等，不断来到长安访问、求学和贸易。

在有关浦东的区划历史的记载中，引述最多的是唐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吴郡太守赵居贞奏割昆山、嘉兴、海盐三县置”，设立华亭县。《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江南道一》。浦东便属于华亭县的一部分。浦东东北部今天高桥一带则属于昆山县。王洪泉等编：《浦东今古大观》，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这是一个普通年份，但对于今天的上海地区、对于浦东是有划时代意义的。自此，浦东在上海境内有了相对独立的行政区划，也奠定了上海地区行政格局发展变化的基础。

南宋出版的《云间志》中记录了华亭县各乡各里的名称，但我们还找不到作为地域名称的浦东，只能在华亭县的东部地区，找到属于浦东地区的地名，如三林。《云间志》所列华亭县乡里如下：西北 集贤乡 管里四：集贤、万安、美贤、清德东北 华亭乡 管里二：华亭、旗亭西 修竹乡 管里三：濮阳、仪凤、驱塘西南 胥浦乡 管里五：胥浦、坛浦、平江、朱泾、治宅西南 风泾乡 管里三：风泾、涂缪、养民北 新江乡 管里二：新江、崧宅东北 北亭乡 管里三：崧子、北亭、封林西北 海隅乡 管里二：蕴土、汉成东北 高昌乡 管里四：高昌、盘龙、横塘、三林东 长人乡 管里三：长人、将军、高阳东南 白砂乡 管里三：白砂、九棱、横林东南 仙山乡 管里六：仙山、顾亭、新泾、柘湖、少平、临湖东南 云间乡 管里四：招贤、白芋、云间、小平上海地区早期的一部志书《云间志》

宋代华亭县有乡13个，里44个。迄唐而宋，华亭县政区格局无重大变动。后在元、明、清时期相关县份的划割分置，都源出华亭县的这些乡里。

到了南宋嘉定十年（1217年）昆山东境分离出嘉定县后，浦东地区又分属华亭、嘉定两县。

元代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华亭地区农业发达，经济繁荣，人口增长加快，尤其是上海镇已是重要的商品贸易集散地，朝廷接受了松江知府的建议，将华亭东北五乡划为上海县，由此，浦东除了高桥地区都属上海县。

清雍正三年（1725年），上海县分离出东南部为南汇县，嘉定县分离出东部地区为宝山县。这样，此时的浦东地区分属上海、南汇和宝山三个县辖地。这时，浦东地区终于有了独立建制的县——南汇县。

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再由上海、南汇两县划出一块行政区，称川沙抚民厅，尽管行政名义上独立，但日常管理由上海县代办，后由松江府同知兼任厅事，到辛亥革命后才正式设立为江苏省下属的一个县。那时的川沙县仅189平方公里，是当时江苏省最小的一个县。王洪泉等编：《浦东今古大观》，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抚民厅是清代独有的地方行政制度与行政区划。抚民厅可以分为两类：一类隶属于将军、省或其派出机构——道，行政层级与府、直隶州并列，是为直隶厅；另一类隶属于府，行政层级与州、县并列，习称散厅。

民国元年（1912年），浦东地区分属上海、南汇、宝山三个县和由川沙抚民厅改为的川沙县管辖，这些县级政府全部隶属于江苏省。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整个上海的城市化进程加快。1928年，国民政府对上海地区行政区划进行大规模调整。上海市接受了十七市乡的辖地。在浦东地区，洋泾、陆行合并为洋泾区，塘桥、杨思合并为杨思区，高桥、高行合并为高桥区。也就是南起杨思北至高桥的沿黄浦江地区划归上海特别市。其余为上海、川沙和南汇三县，均隶属于江苏省。顾炳权主编：《上海浦东新区地名志》卷四政区地名，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937年12月15日，日本侵略者在浦东成立“上海市大道政府”，次年改上海市为“特别市”。1943年，汪伪政权将川沙、南汇、宝山等7县并入“上海特别市”，分市区、郊区和县区三部分，浦东辖有两个郊区——浦东南区和浦东北区，以及三个县区——川沙、南汇和奉贤。

到了1950年，浦东又有了一次行政区划大变动。原属南汇县管辖的张江、花木、北蔡、江镇、施湾、六团、黄楼和孙桥、唐镇的西部地区共计167平方公里的土地，全部划入川沙县，川沙管辖的面积自此翻了一番。

1958年，南汇、川沙从江苏省划出，改属上海市管辖。同年8月，浦东终于有了以浦东命名的县，这也是历史上第一个正式以浦东命名的行政区，被写进中国行政地图。但是仅两年多，浦东县就被撤销建制，其农村地区划归川沙县，并将沿黄浦江边的地区划归城区。

1958年上海政区，川沙、南汇等县由江苏省划入上海管辖（载《上海历史地图集》）

浦东学者潘建龙就浦东县成立两年多后被撤，作了这样的评述：“浦东县的撤销是基于它没有一个根，大凡一个县，从中国历史上考察，它总有城墙，总有宽广的地理空间和较深的文化传承，而浦东县没有，它实在太小！它的建立与撤销都是在匆匆忙忙中进行，所以建之容易撤之也快矣。”潘建龙：《大浦东行政区划演变探源》，载《浦东开发》2009年6期。

到了1984年，上海市政府将沿黄浦江的陆家嘴、洋泾一带划归黄浦区，把周家渡至杨思等沿江地区划归南市区。到这时，浦东地区由三县三区分割而治，真是“三国四方”格局。也就是说，今天的浦东新区在当时是由南市、黄浦、杨浦三个区和川沙、南汇、上海三个县管辖，以至于出现了城乡交错，农民市民混居，生产队边上是居民区的现象。因此当地有这样的戏言：“到上海要摆渡，到农村跨一步。”

这是浦东历史上特有的一个现象，即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行政区划和行政中心，在无序的，多政府的，不断地分割的状态下缓慢地发展。当然，也就没有了历史包袱和厚实凝重的文化传承，也为日后浦东实现跨越式起跑埋下了伏笔。这与远离政治中心，且面向大海的南方边陲深圳有点相似，那是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缺少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尤其是大一统的专制文化。图为1958年12月12日，新民晚报刊登的江苏七县划入上海的消息

而从经济发展史的角度考察，一个地区没有一个商贸的、交通的枢纽功能，也就没有物流、资金流、人流，也就没有经济的辐射功能，地域的分割也就可以很随意了。

据林拓教授统计，从新中国成立后到浦东新区成立的44年间，浦东的行政区划一直处于频繁的变动之中，有关行政辖区、行政建制及政区名称等的变更多达20次以上，平均每2年1次。具体到各乡镇，行政区划的变更则为每乡7次左右。最典型的是1958年川沙县的区划。当时川沙县13乡1镇于9月调整为11个公社，2个多月后又进而压缩为5个公社，次年便被迫重新变更，改为14个公社。林拓：《历史时期上海浦东地区经济开发与政区演变的相关研究》，载《经济地理》2000年3月。

浦东新区建区沿革图（1950—1992年）（载《浦东新区地名志》）

可以说，这是制约浦东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原因之一，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既是原因又是结果。

有识之士也曾意识到这个问题，早在1925年2月，中国职业教育的开拓者、浦东人黄炎培曾经以浦东同人会的名义，提议要求执政政府改浦东为特区，当然在那时仅仅是一个梦想。唐国良：《近代浦东民间组织的启示》，载《浦东开发》2012年第9期。

这样的状态到了1990年被画上了句号。

1990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策开发浦东。当年4月，在上海市九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常务副市长黄菊作了浦东开发专题报告，他告诉全体代表，规划开发的浦东地区是指黄浦江以东，川杨河以北，紧靠市区的一块三角形地区，大部分地区都在距市中心15公里的半径之内，总面积约350平方公里。中共上海市浦东新区工作委员会、上海市浦东新区管理委员会：《浦东开发开放十年》，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版。

但两年后，浦东开始扩容，1992年10月，浦东新区的行政建制和区划正式形成，浦东新区的行政区包括原川沙县、上海县的三林乡、黄浦区、南市区、杨浦区的浦东部分，总面积522.7平方公里。载张建明等主编：《川沙县续志》第一卷政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

这次扩容也是因为行政区划。曾任川沙县委书记、浦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的王洪泉回忆：

浦东开发的思路早在1986年就提出来了。当时规划界线是川杨河以北，这样就把原川沙县一劈为二。江镇、施湾、六团、黄楼等乡镇也要分为两半，这就给管理上造成很多不便。1990年4月18日，李鹏总理在上海宣布党中央国务院开发开放浦东的决策，川沙县委县政府向市里打报告，要求川沙县成建制进入浦东新区，得到市领导支持，遂形成现在522平方公里的浦东新区。王洪泉：《用奉献精神开发浦东》，载中共上海市浦东新区工作委员会、上海市浦东新区管理委员会编：《浦东开发开放十年》，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版。浦东开发消息传来，人们纷纷购买最新出版的浦东地图（新华社图）浦东新区政区演变图（1993—2009年）（ 载《2010浦东年鉴》）1996年，市政府批准长江口横沙岛南侧的新涨沙滩——青草沙，归属浦东新区管辖；1999年，因浦东国际机场征地涉及南汇县东海、祝桥两镇原管辖范围的6.8平方公里土地，这片土地行政上划入浦东新区。2000年，浦东新区人民政府正式建立。

到了2009年，更大的手笔为浦东划定新的范围：4月24日，国务院作出《关于同意上海市调整部分行政区划的批复》，同意撤销上海市南汇区，将其行政区域并入上海市浦东新区。

浦东新区区位（载《2010浦东年鉴》）这一区划调整更主要的原因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考虑。曾经为浦东新区区委书记的徐麟回忆说：“‘两个中心’建设的核心功能区和主战场就是浦东和南汇。过去有一种说法叫大浦东‘金三角’，主要指的是陆家嘴、外高桥、洋山港等区域，但是这个‘金三角’是分属于浦东南汇两个不同的行政主体。同时，还有一系列重大项目也是横跨两个区的，最典型的就是迪士尼和浦东机场空港项目。将南汇划入浦东，就可以解决这种由行政分割而造成的多行政主体各自为战和发展局面，也有利于把原来横跨两区的诸多战略性要素资源整合起来。形成上海‘四个中心’建设强有力支撑。”徐麟：《在浦东的五年零七十三天》，载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口述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下），上海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

由此，浦东新区区域面积增至1429．67平方公里，原南汇区860．1平方公里，原浦东新区569．57平方公里。浦东新区政府行政中心所在地依旧是世纪大道200l号。《浦东年鉴2010》，《浦东年鉴》编辑部出版，2010年8月。

其实，从区划的角度看，浦东新区的历史很短。因此，曾为浦东新区管委会首任主任的赵启正在一首诗中称浦东为“美少年”。

1.3受到“江”和“海”的限制

浦东行政区域的频繁变迁，首先和浦东自身的发展有关。也就是说，浦东地区的开发及其政区演变深受浦东成陆过程与水系格局的潜在制约。

浦东成陆较晚，开发也较迟，该地区长期处于所属府、县的外围地带，且自然灾害频繁。仅以潮灾为例，据统计，仅仅川沙县从1135年到1949年严重的大潮灾多达50次以上，如此频繁的潮灾在相邻地区并不多见，这样多灾多难的地区确实难以成为地方行政的中心。马学强：《上海通史》第二卷《古代》，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我们再从上海历史看，会奇怪为什么上海地区在唐代以前没有县治？中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曾经注意到：“自秦至唐天宝十载，共九百七十余年，上海大陆上只有在秦与西汉二百二三十年中设置过一个海盐县治。南朝后期八十年间先后设置过前京、胥浦二县。此外东汉至南朝前期和自隋至唐天宝共约六百六十年内，竟然连一个县治都不设，长期分属于治所在今浙江、江苏境内的嘉兴、海盐、昆山三县。”

可以肯定那时上海太落后了，属于“海隅荒蛮”。“迟至一千多年前，仍未得到很好开发”，谭其骧的结论是：“这主要应该是由于当时海塘未筑，这片土地还经常受到咸潮浸灌之故。”谭其骧：《上海市大陆部分的海陆变迁和开发过程》，载《上海地方史资料》（一），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2年版。

除了海潮的侵袭外，长江入海口泥沙不断淤积，浦东沿海地区的滩涂也在不断淤长、蔓延，浦东的幅员在成陆过程中不断扩大，从而导致了浦东长期处于不同县级政区的分割之中。

浦东发展还受到“江”和“海”的极大限制。东面是汪洋大海，西面黄浦江似一道天堑，割裂了两岸经济与文化的交流。1843年，上海开埠后，黄浦江的西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强大的商贸功能很快使上海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辐射全国甚至远东地区。可惜，黄浦江的东面尽管有着广袤的土地，但从四面八方过来的物流、资金流、人流，到了黄浦江边后就停驻了。

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学者郑祖安则从地理上分析了浦东不能充分发展的原因：浦东东濒大海，长期泥沙淤积的结果，使沿海海底层尽是“铁板沙”，船舶不但不能停泊，而且还有危险，“潮来皆水，潮去成涂，沙性坚硬，故名铜沙，海船误行其上必碎”《川沙抚民厅志》卷一，载《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川沙县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数十里浦东海岸基本上无港口可言。郑祖安：《“浦东”释名及历史发展简述》，载《浦东开发》1993年第2期。大海挡住了人们的脚步。

行政区划是国家管理意志的一种体现，一般而言，行政区划界限一旦确定不轻易改动。而行政区划的变更以及变革的频率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区域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

从经济发展的历史看，浦东经济是从盐业生产发轫的，如果浦东盐业一直持续发展下去，相应的区划也可能继续维持，甚至有所扩展。但是到了明代末年，浦东盐业衰落，相关的集镇就由此没有了经济支柱，也就更不可能有一个行政中心。下沙盐场全境图，从南到北依次排列的九个团（载《下沙镇志》）因此林拓教授认为：“唐天宝年间以后，该地区长期处于行政分割的状态之中，以制盐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日渐形成之后，形成了相应的聚落分布与城镇格局。宋元时期的盐业管理为浦东奠定了早期的政区格局。随着产业结构向植棉业的转换，行政分割的不合理性充分地暴露出来。”林拓：《历史时期上海浦东地区经济开发与政区演变的相关研究》，载《经济地理》2000年3月。1.4发展思路：由西向东

浦东行政区域的变迁，还跟整个上海发展的思路有关。

从1981年上海政区可以看到，上海市区很小，而广阔浦东给人们留下无限的想象如果面对上海地图，回溯上海开埠后的历史，会发现上海的发展是向西的，从黄浦江的西面开始。之后有了公共租界，有了外滩，有了南京路，有了以国际饭店为市中心原点，甚至在20世纪30年代，还有了在北面的江湾新建大上海中心的计划。

因为上海的向西发展的思路，到了20世纪80年代，浦东和浦西已经完全不能比了。

1990年浦东开发之前，浦东西侧沿江从南到北，形成了上海的主要港区。港区、厂区及商业、生活区拥挤在一块，也就是最早形成的浦东城市化区域。但是，遗憾的是没有形成如纽约、伦敦、巴黎等城市两岸共同繁荣的局面。浦东市政建设落后，道路狭隘，居住条件简陋，文化设施稀少，水陆交通极为不便。

那时东昌路是浦东地区最繁荣的一条商业街，被戏称为浦东的南京路，与之成丁字形相交的一条叫烂泥渡路。烂泥渡路大约四五米宽。一旦雨天，水漫泥路。烂泥渡附近有个煤码头，码头工人大多来自苏北农村，逃荒到浦东，在烂泥渡搭起简棚作为挡风避雨的居所。当地有句俗语：“若要苦来到杨树浦，再要苦来到烂泥渡”。可见那时浦东基本的城市建设的状况。

历史和自然造成了遗憾。尤其是开埠之后，与浦西的落差越来越大，也就成为上海人心中的一个落后的代名词。即便到了20世纪80年代，浦东人习惯地将到浦西去称为到“上海”去。因为浦东不是上海，是乡下。尽管摆渡400米就可以到黄浦江对岸。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学者们开始了反思，寻找上海新的发展思路。

1986年春，上海市城市经济学会、上海经济研究中心等10家单位联合发起召开了“上海城市发展战略研讨会”。会上形成了一个共识：鉴于目前上海老市区膨胀病严重，为振兴上海，必须跳出框框，另辟途径，疏解老市区人口，为老市区改造创造条件。之后，出现了四个可供选择的方案：

“西移方案”——向虹桥机场以西拓展。“北上方案”——沿长江南翼开发宝钢、吴淞地区。“南下方案”——在金山区沿杭州湾北翼发展。“东进方案”——跨过黄浦江开发浦东，振兴上海。

经过反复讨论、论证，一致的意见是“东进”。

“东进”的思路也最终得到了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肯定。

1990年春节期间，上海市领导人向邓小平汇报了开发开放浦东的设想。邓小平欣喜地说，这是个好事。早该如此。可惜，迟了五年。据上海市原市长汪道涵回忆。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上海市委联合摄制文献电视片《邓小平与上海》(四)解说词，2004年8月13日。

2月13日晚，邓小平返回北京，在前往火车站的途中同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谈话。在谈到开发浦东时，邓小平说：你们搞晚了。但现在搞也快，上海条件比广东好，你们的起点可以高一点。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我就在鼓动改革开放这件事。胆子要大一点，怕什么。在谈到浦东开发需要优惠政策时说：我赞成，你们应当多向江泽民同志汇报。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回到北京后，2月17日，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邓小平郑重地嘱托江泽民等新任的几位中央领导：“我已经退下来了，但还有一件事要说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东开发，你们要多关心。”谢金虎、张持坚：《中南海与浦东开发》，载《瞭望》周刊1996年第17期。

他还对李鹏说：“你是总理，浦东开发这件事，你要管。”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1990年，在邓小平强力推动下，浦东开发从纸面上的讨论进入了实质性启动，速度大大加快了。浦东的命运也因此彻底改变了。

此时，浦东开发从上海地方的愿望和设想被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上升为国家战略。当年，黄浦江东岸曾激起了孙中山的无限想象——建设东方大港。70年后，浦东在邓小平的心中也产生了美好想象。检索《邓小平年谱(1975—1997)》，发现在20世纪90年代，有26处提及浦东。一个在上海浦西人眼里那么落后的地方，被一位老人画了一个圈后开始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历史往往有相似之处，1979年，邓小平在中国南海边画了一个圈，之后，与香港一河之隔的又穷又落后的深圳小镇，很快成为一个现代化的都市。

1990年后，北京高层将深深希望寄予浦东，把浦东开发定位于“中国今后十年开发开放的重点”、“带动长江流域经济起飞的龙头”、“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等，浦东开发已成为国家意志的体现、国家战略的载体。

向东，向着大海前进。因为这个思路，有了一个翻天覆地变化的新浦东。而浦东强大的经济功能使其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枢纽，也就自然成为一个行政区域。

不过，在民间，浦东依然有着强烈的方位色彩，如果以黄浦江为分界线，民间依然将行政意义上的浦东新区、奉贤区、金山区等都视为浦东，也有人为了区别，称之为“大浦东”。

1.5海岸线不断地更新

翻阅上海历史的版图，可以发现浦东是一块不断扩涨的土地，而且历史和地理知识告诉我们，一直到今天，浦东还在“涨”！

如果到浦东临海的大堤上就可以看到远处大片的滩涂，鸟儿在空中竞翔，芦苇摇曳沙沙作响。这些滩涂就是浦东的前身，也是上海的前身，所谓“上海滩”的说法也正是源于此。

在远古，今天脚下的浦东大地其实是茫茫汪洋，长江从上游带来了无穷无尽的泥沙，在古代长江口沉淀堆积，所谓“潮水浑浊，来则汹涌，其势莫御，去则迟缓，其泥易淀”。如此漫漫岁月，使得浦东渐渐浮出水面，渐渐地有了海岸线，滩涂不断地向外延伸。清嘉庆《上海县志》卷三志水利，载《上海府县旧志丛书·上海县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曾经有学者作过这样的推算：长江从上游夹带来的泥沙，每年可以形成一英尺见方、四百英尺高的堆积物。从而推断，长江三角洲的陆地伸张速度约为60年一英里（即37年向前延伸一公里）。早在20世纪初，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曾邀请英国工程师海登斯坦(Heidenstan)测算了长江从上挟带到人海口的泥沙量，他推算出长江三角洲每37年向东海伸展l公里。同时，中国科学家丁文江也从历史学的角度，以江苏沿海海塘修筑的时间和东南各县成立的年代为依据得出的结论是：每40年向东海伸展1公里。长江三角洲演化过程图（载《长三角洲地区风暴沉积研究》）这个推断史学界也有争议，但浦东确实是在不断地“涨”，按照《上海水利志》，长江带来的巨量泥沙（年输沙量为4.7亿吨）是缔造上海境域的物质基础，上海境域的62%是由近2000年来长江带来的泥沙沉积而成。《上海水利志》编纂委员会：《上海水利志》第一编境遇域海陆变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

浦东由于泥沙积淀而成为滨海平原，从这个角度说，长江才是浦东的母亲河。可以说因为水，水的推力，有了浦东，可以诗意地说浦东的名字是水做的。

不过，水推泥沙成平原，这个过程远远要比滴水穿石悠久。

考古学家已经证实，在今上海中部偏西地带，从江苏太仓、上海嘉定、闵行、奉贤一线，约130公里长、2至8公里宽的范围内，平行排列着几条西北至东南走向的泥沙堤，古人称之为“冈身”。也就是由水的推力不断地将泥沙以及介壳类动物的残骸堆积在沙嘴外缘，年深日久，逐渐地堆积成了一条泥沙堤，高高隆起，如一道挡住大海的自然屏障。

南宋人编写的《云间志》有这样的记载：“故冈身在县（指华亭）东七十里，凡三所，南属于海，北抵松江（指吴淞江），长一百里，入土数尺，皆螺蚌壳，世传海中涌三浪而成，其地高阜，宜种艺菽麦。”杨潜：《云间志校点本》，松江县地方史志编簒委员会1988年版。

晚清浦东学者秦荣光在他的竹枝词中也有有关“冈身”的描述：“古冈三处有身横，紫竹沙冈各有名。数尺土深螺蚌壳，浪高三涌海潮成。”秦荣光：《上海县竹枝词》，民国元年（1912年）铅印本。

1960年和1966年上海考古工作者对马桥遗址发掘，发现贝壳堆积最厚处达32米，那些雪白粉末状的贝壳屑曾经被当地农民用来作粉刷墙的材料。张明华：《上海600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冈身”是上海地区最为原始的自然海塘，也是上海最早的海岸线，简称太仓、奉贤古海岸线，大约距今6000年。据张明华：《上海600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我们对最西部一条贝壳带沙冈上的贝壳标本直接进行了碳14测定，得到的是距今6400±100年，最东部一条竹冈上的标本测得的是距今5680±180年，经树轮校正距今6340±250年。”

1961年3月12日，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谭其骧教授发表了《再论上海地区的成陆年代——答丘祖铭先生》一文，他认为上海全市应划分为冈身以西和以东两部分，以西远在数千年前就已成陆，冈东则是近千百年来逐渐出水的。《文汇报》1961年3月12日。

也就是说冈身以西已为陆地，冈身以东还是海面，潮来成水，潮去成涂。因此，在冈身经过的地方，也就是现在的青浦、松江、闵行、嘉定、金山等先后发现了崧泽、福泉山、马桥、广富林等文化遗址。

除了自然海塘外，沿海先民为了抵御海患，不断地在海滩上修筑了一条又一条海塘，开始了一次又一次与海争地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浦东渐渐地成陆。因此，海塘的变迁就是浦东“扩涨”的标尺。

海塘是上海人的习惯说法，即将沿海，沿长江、钱塘江口部分堤防称之为海塘，黄浦江两岸及其支河堤防称之为江堤。

上海最早的人工海塘见于《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盐官有捍海塘堤，长百二十四里，开元元年重筑。”所谓“重筑”，说明以前已有塘堤，开元年间是在前人已建工程基础上，再次进行修建的海塘。后人称之古捍海塘。

这个记载太过简单，说海塘有“长百二十四里”，未说明它的起讫地点，仅表示海塘完成的实际里程情况。而后，明正德《松江府志》也是简单地写道：“唐开元元年筑捍海塘，起杭州盐官，抵吴淞江，长一百五十里。”

因为记载的文献太少了，因此对于这条古捍海塘，后人争议颇多。

按照谭其骧的观点，浦东还有一条下沙海塘，是“旧捍海塘以东的另一条海塘，约兴筑于十世纪初五代吴越钱氏时”。谭其骧：《上海市大陆部分的海陆变迁和开发过程》，载《上海地方史资料》（一），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2年版。也就是说在浦东成陆的早期先后有着两条海塘：唐开元捍海塘和五代吴越下砂捍海塘。图为依据谭其骧文章的附图，重新绘制的上海地区成陆变迁示意图（载《下沙镇志》）现代考古学家经过地质调查发现，西南起浦东的航头，向东北经过下沙、周浦，过北蔡、宝山境的江湾、月浦，迄于盛桥，有一条断断续续的沙带，西去冈身约30公里，与冈身相平行。这条沙带是泥沙在潮水上冲作用推动下，长期堆积于潮上带的一种地貌形态，沙带西侧曾陆续出土许多唐代器物。陈杰：《实证上海史——考古学视野下的古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有学者怀疑这条被称为下沙沙带的有可能是唐开元年间所筑捍海塘的遗迹。B43黄宣佩吴贵芳：《从严桥遗址推断上海唐代海岸的位置》，《考古》1976年5期。也有学者认为下沙沙带就是明弘治《上海志》中记载的下沙捍海塘。张修桂：《上海浦东地区成陆过程辨析》，载《地理学报》1998年3期。

不过，在学者的争论中有一点是肯定的，自从这片土地从水中浮出来，先民就开始在这里定居，支庶繁衍。随着人口的增加，食物需求的增加，开垦的土地也越来越多，渐渐从冈身内向冈身外发展。因此，不断地修筑海塘，也成为必要。

因此，浦东不断地向东“扩涨”，先民们几经筑塘——涨淤——筑塘，海岸线继续东进。

至宋初，今天的上海市区大部分已基本成陆。此时包括浦东在内的华亭地区盐业经济发达，成为朝廷一大财源，但该地区多次受到海潮侵害，为保护下沙等盐场，于是又有了一条海防大堤，当地人称之为老护塘，又叫里护塘、内捍海塘、大护塘。

有意思的是对于这条海塘的修筑时间和主持人，史家的说法也不一。

一种说是在北宋皇祐四年至至和元年（1052—1054年），由华亭县令吴及筑。另一种说是南宋乾道年间(1165—1173年)，朝廷派太傅邱崈出任秀州知府，在吴淞口（今天的五号沟附近）主持修复海塘。复旦大学满志敏教授首先发现吴及筑塘的事实并对当时的海平面上升问题进行论证，认为，南宋乾道年间邱崈所建筑的海塘在今金山境内，仅长47里。见满志敏：《上海地区宋代海塘与岸线的几点考证》，载《上海研究论丛》1988年第1辑。

按照1997年版的《上海水利志》记载：老护塘“亦称旧瀚（捍）海塘、护塘。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修筑外捍海塘以后，又称内捍海塘。绍熙《云间志》载：‘旧瀚海塘，西南抵海盐界，东北抵松江，长一百五十里’，由于始建年代缺载，后人长期存在争议。今已查明系北宋皇祐四年至至和元年（1052—1054年）吴及任华亭县令时所筑”。

《上海水利志》的依据是，郑獬《郧溪集》二十一卷所载《直昭文馆知桂州吴公墓志铭》：“知秀州华亭俱有能名，……在华亭缘海筑堤百余里，得美田万余顷，岁出谷数十万斛，民于今食其利。”《上海水利志》编纂委员会：《上海水利志》第四编防汛，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张修桂教授也做了这样的解释：“华亭自唐天宝十年(751年)设县至皇祐四年(1052年)已经历整整300年，经济、人口已发展至相当规模，具备一定实力；吴及又是一个好官，能为民办实事，在海面上升，华亭地区遭受潮灾严重威胁的情况下，组织民间劳力创筑海堤，不但已属可能，而且完全必要。吴及海堤沿当时海岸近旁创筑，南部海堤在大金山左右，南宋陷海；东部海堤遗址即今浦东里护塘，岁久颓圮，元明时于故址重筑，弘治《上海志》始称其为下沙捍海塘，自钦公塘创筑之后，又被称为老护塘或里护塘，它是上海地区自建县以来，第一条由县令主持创筑的大型捍海塘，意义重大。”张修桂：《上海浦东地区成陆过程辨析》，载《地理学报》1998年3期。天宝十载，浦东东部还在海里，西部已经成陆（载《上海历史地图集》）因为这条海塘，浦东“得美田万余顷，岁出谷数十万斛，民于今食其利”，这大约是历史上有记载的浦东地区最早的规模最大的围垦造田。

皇祐年间的老护塘到了20世纪70年代前遗址尚存，北起川沙黄家湾，向南经顾路、祝桥、惠南、大团折而向西，过奉城至华家角。该塘原起点老鹳嘴已经于明代塌入海中，华家角今名堰墩湾，在奉贤境内。载《上海水利志》编纂委员会：《上海水利志》第四编防汛，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

随着老护塘的修筑，海岸线已位于原老宝山城和川沙、南汇县城，然后逐渐向西南转折至大团、奉城、柘林、金山卫一线。这条塘形成的海岸线表明了上海的版图基本形成，如两宋时代兴盛起来的袁浦、青村、下沙等盐场的主场地，都分布在老护塘内。陈杰：《实证上海史——考古学视野下的古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1978年12月，在浦东黄路乡勤俭村，也就是距老护塘以东一公里处的地下发掘到一首古船，据考证系宋代沙船。由此可以得知，塘内已有人居。而上海考古学家张明华称，紧靠这条海塘内侧的浦东陈桥出图的五代黄釉执壶，宣桥出土的五代瓷器，大团水闸出土的五代瓷片，奉贤三团港捆扎完好的800多件宋代青瓷碗，以及浦东惠南的宋代篦纹瓷碗，三灶宋代四系陶瓶、铁锚，老宝山城宋墓铁牛等遗物遗存，充分证实这里在北宋以前已经成陆。张明华：《上海600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在原南汇县黄路公社大治河出土的宋代瓷碗（存南汇博物馆）也因为这条海塘，一批集镇、村落繁荣起来，人口增加、物产丰富，形成了今天的高桥、川沙、新场等古镇。

明代，倭寇不断入侵，老护塘又有了另一个功能——国防工事。开挖外壕，设立哨所，壕沟上有吊桥，官兵把守，平时百姓自由进出，如遇来犯之敌，则去吊桥据塘守，近可长矛抵御，远则飞箭大炮。

在浦东的成陆过程中，宋代的老护塘是一条重要的海岸线。但引为遗憾的是如此浩大而没有大型机械设备，仅靠人力完成的海防工程，留下的文字记载却如此之少，毕竟入宋后，中国史学、文学已经辉煌灿烂，且印刷业也很发达了。

同样，对于吴及本人——北宋天圣八年（1030年）进士，一个好官，成就了上海地区自建县以来第一条由县令主持修筑的大型捍海塘——但记载很少。

这到底是为什么？

《上海水利志》作了这样的解释：“由于这道海塘为民办，正史未予记载，因而在绍熙年间所编《云间志》中只记有一百五十里长的旧捍海塘一道，而未详何人何时所筑，后人多有误传。此塘即今所称‘老护塘’，遗址尚存，对上海地区早期的开发意义重大，吴及之功不可没。”《上海水利志》第十一编人物第一章人物传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

到了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老护塘外筑新塘，又称外捍海塘，俗称新护塘。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在外捍海塘基础上修筑了钦公塘，遏制了陆地的后退，并恢复了淤涨。而老护塘完成了历史重任，退居二线。张银根：《见证沧海桑田的老护塘》，载唐国良主编：《浦东老地名》，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

清光绪十年（1884年），南汇知县王椿荫看到海塘外又长出一大片滩涂，甚为宽阔，就提议添筑一道新塘，迁民垦种，最后修成了一条高六尺的低塘。这条塘全长42公里。其走向大体与钦公塘相平行。人们称此塘为王公塘。又因此塘有乡绅彭以藩发起募捐集资修建的，又称为彭公塘，这条塘标志着晚清时代浦东的海岸线所在。

从清光绪末到民国三十六年之间，钦公塘、王公塘又有多段被海潮冲坍。清南汇知县李超琮、民国南汇县长袁希洛等又先后在王公塘外修筑起李公塘、袁公塘等。但这几道塘与王公塘相距没有超过1公里，海岸线并无多大变化。

1949年7月，以李公塘、袁公塘为基础修筑了人民塘。人民塘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陆地海岸线。

之后，不断淤涨出大片滩地，胜利塘、七九塘、八五塘、三排塘、九四塘、世纪塘和临港新城海塘等一一修建起来。2000年完成的世纪塘（吴慧全摄）随着浦东向东延伸，一道道海塘修筑起来。1.唐古捍海塘2.宋老护塘3.元大德土塘4.明成化里护塘——捍海十八塘5.明万历钦公塘6.清彭公塘7.清李公塘8.民国袁公塘清9.民国预备塘10.人民塘11.团结胜利塘12.七九塘13.八五塘大多数历史地理学家认为，上海由海成陆的经过，很难按一个固定的公式去计算，只能将修筑海塘向外推进的过程，看作是海岸线变化的过程了。谭其骧：《上海市大部分的海陆变迁和开发过程等》，载《上海地方史资料》（第一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2年版。

1.6向东发展的内生动力

浦东不断“扩涨”，由海交陆，其海岸线渐次向东延伸，浦东的开发也伴随着上海地区陆地不断向东扩的过程而进行。

从地图上看，随着海岸线延伸，浦东的版图也就越来越大了，而且速度越来越快。《南汇县志》副主编王作九曾推算过这一过程：

从唐开元元年（713年）重筑的古捍海塘址到加固于南宋乾道八年（1172年）的里护塘址，相隔459年，间距16公里，平均每29年长一公里。

从南宋乾道八年（1172年）的里护塘址到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钦公塘最早形成的位置，相隔208年，间距3.5公里，平均60年长一公里。

从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彭公塘址，相隔525年，间距8.5公里，平均约62年长一公里。

之后，浦东“长”的速度加快。

从1905年到1935年的袁公塘址，南北间距0.75公里，约40年长一公里；1935年到1958年，南北间距1.25公里，约20年长一公里；1958年到1985年，南北间距0.75公里，平均约36年长一公里。诸惠华、蒯大申主编：《南汇海洋文化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大片滩地不断淤长、延伸，海塘也一道道修筑起来，由于海塘附近地面较高，适宜居住，每条海塘边上出现了村落和集镇，人气逐渐兴旺。

如宋代老护塘附近有顾路、龚路、蔡路、川沙县城、六团、祝桥、盐仓、南汇县城、大团、四团、塘外、钱桥等，明清钦公塘附近有江镇、施湾、黄路等，彭公塘附近有老港、新港、果园等。袁志伦：《上海海塘修筑史略》，载《上海水利》1986年第2期。

到了近现代，不断修建的海塘也发生功能变化，比如，钦公塘因为王公塘等的使用，渐渐失去海防功能，而被用来作为道路，供行人使用，之后海塘又有了旅游休闲观赏的功能。

1977年，随着浦东运河的开凿，千年老护塘仅剩的痕迹也终于消失殆尽，只有一些地名还时不时在提醒后人——历史老人在漫长的岁月中将沧海变成了桑田。《上海水利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

谭其骧先生认为：“继旧捍海塘之后，吴越时代所筑的下砂捍海塘和南宋所筑的里护塘等，对上海的开发也同样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海塘随着陆地的伸展一道道向外增筑，垦田的面积随着一天天扩大，终于到了十九世纪初，上海大陆上共建立了九个县治，上距天宝十载初设华亭县不过一千零五十年。”谭其骧：《上海市大部分的海陆变迁和开发过程等》，载《上海地方史资料》（第一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2年版。

到1990年，上海陆地海塘达到了170.8公里，而从新中国成立后至1990年浦东开发开放，上海围得土地101万亩。海塘护卫了陆地的安宁，并推动沿海陆地的开发，而海岸线的延伸也就成为浦东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上海水利志》第一编水利自然环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

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浦东学者柴志光认为：“浦东地区是一个在不断壮大的区域，其海岸线的不断延伸，大量的滩涂成为良田，人口增多，物产丰富、税赋繁重，体现了这一区域的开发进程。”余木：《清朝后期的浦东建置》，载《近代浦东散记》，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这也是日后浦东开发开放，不断向东发展的内生动力。了解了浦东海岸线的变迁，也就能够回答这样的问题：浦东从哪里来？浦东将向何处去？○注 ○释

①　据《分建南汇县志》序一：“皇帝闳开仁域，大邑分釐，雍正三年乙巳，定建南汇县议。其明年，邑侯钦公迪简于廷，首莅兹土。”“县治，在城内旧所之署之西北，属三团。雍正四年知县钦琏建。”载《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南汇县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②　杨潜：《云间志校点本》，松江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1988年版。

③　顾炳权主编：《上海浦东新区地名志》卷五聚落地名，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陈杰：《实证上海史——考古学视野下的古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④　明嘉靖《上海县志》卷一山水，载《上海府县旧志丛书·上海县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⑤　载《浦东年鉴2010》，《浦东年鉴》编辑部出版，2010年8月。

⑥　［美］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⑦　陈凌云：《从文物看浦东历史文脉的演讲及特征》，载《江南论坛》2006年第4期。

⑧　吴贵芳：《从严桥遗址推断上海唐代海岸的位置》，载《考古》1976年第9期。严桥遗址现在在杨高南路峨山路边的上海市浦东中学初中部内。

⑨　王正书：《川杨河古船发掘简报》，载《文物》1983年第7期。

⑩　据王正书《川杨河古船发掘简报》：“该船的木料标本，经文物局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碳十四实验室测定：船底独木(WB80—62)的年代距今2260±95年，树轮较正距今1195±100年，舷侧板(WB80—61)年代距今1875±75年，树轮较正距今1830±80年。”载《文物》1983年第7期。

　《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江南道一》。

　王洪泉等编：《浦东今古大观》，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王洪泉等编：《浦东今古大观》，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抚民厅是清代独有的地方行政制度与行政区划。抚民厅可以分为两类：一类隶属于将军、省或其派出机构——道，行政层级与府、直隶州并列，是为直隶厅；另一类隶属于府，行政层级与州、县并列，习称散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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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20世纪初，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曾邀请英国工程师海登斯坦（Heidenstan）测算了长江从上挟带到入海口的泥沙量，他推算出长江三角洲每37年向东海伸展1公里。同时，中国科学家丁文江也从历史学的角度，以江苏沿海海塘修筑的时间和东南各县成立的年代为依据得出的结论是：每40年向东海伸展1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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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张明华：《上海600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我们对最西部一条贝壳带沙冈上的贝壳标本直接进行了碳14测定，得到的是距今6400±100年，最东部一条竹冈上的标本测得的是距今5680±180年，经树轮校正距今6340±2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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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大学满志敏教授首先发现吴及筑塘的事实并对当时的海平面上升问题进行论证，认为，南宋乾道年间邱崈所建筑的海塘在今金山境内，仅长47里。见满志敏：《上海地区宋代海塘与岸线的几点考证》，载《上海研究论丛》1988年第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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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修桂：《上海浦东地区成陆过程辨析》，载《地理学报》199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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