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关于西周典型奴隶制论

目前主张这一说的同志，不仅认为“人鬲”是单身奴隶，“臣”是婚配成家的奴隶，还认为“民”是被征服的种族奴隶，并引《盂鼎》记载赏赐的“人鬲自御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为证，认为从事农业生产的“庶人”，是低于称为“御”的家内奴隶的下等奴隶。所谓“井田”，有一定的面积，是作为榨取奴隶劳动和酬报臣下的计算单位的。因为“井田”由公家所授，就称为“公田”；“井田”以外私家所开垦的荒地，就称为“私田”。所谓“千耦其耘”、“十千维耦”，成千成万集体一起耕作的就是奴隶。所谓“邑”、“里”、“书社”，是当时奴隶主控制下的奴隶集中地和行政单位。“井田”既不是“村社”的土地制度，“邑”、“里”、“书社”也不是“村社”组织的单位。

这个说法，根据土地制度和奴隶制度，着重说明当时的奴隶制生产关系，理论是正确的。但是否认“井田”是“村社”土地制度的说法，把“民”和“庶人”解释为最低级的下等奴隶的说法，是可以商榷的。

从古文献《尚书》、《诗经》看来，没有一处足以证明“民”、“庶民”、“庶人”是低于家内奴隶的下等奴隶的。他们在叙述周族兴起的历史的时候，说：“厥初生民”（《大雅·生民》），说：“民之初生”（《大雅·绵》），把本族人也称为“民”；又把古代的圣贤称为“先民”，例如说：“先民有言”（《大雅·板》），说：“匪（非）先民是程”（小雅·小旻》）；还说有些“民”有“其臣仆”，所谓“民之无辜，并其臣仆”（《小雅·正月》）。《尚书·康诰》主张对待“民”要“若保赤子”，《尚书·酒诰》又引古人之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尚书·泰誓》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上》引），又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左传·昭公元年》，《国语·周语中》、《国语·郑语》），这样的说法，“民”也不像是下等奴隶。《国语·周语上》记述周穆王时祭公谋父的话，主张对待“民”要“懋正其德而厚其性（当从王念孙读作“生”），阜其财求（当从汪远孙读作“赇”）而利其器用”，足以说明“民”是有工具（器用）和财产（财赇）的。《国语·郑语》记述周幽王时史伯的话，主张“兆（百万）民”耕种“九畡（万万）之田”，“收经（千万）入”，俞樾、孙诒让都认为即是“一夫百亩”、“什而取一”的制度（见《群经平议》、《籀庼述林》）。从西周金文来看，“庶民”也不是下等奴隶，《牧簋》载：“王若曰：……不用先王作型，亦多虐庶民。”如果庶民是下等奴隶，统治者不可能以虐待庶民为戒。《毛公鼎》记述周宣王告诫毛公说：“勿壅律庶民，（贮），母（毋）敢龏（穹），龏迺（乃）敄（侮）鳏寡。”这是说：不要过分累害“庶民”，在征收称为“贮”的财物税时不要饱入私囊，不要欺侮鳏夫寡妇。如果“庶民”是一种下等奴隶的话，就谈不上什么赋税的征收和鳏寡的被欺侮问题。因此我们认为，《盂鼎》所说“人鬲自御至于庶人”的“御”和“庶人”，也不是奴隶名称而指他们被俘以前的身份。《宜侯夨簋》使我们可以了解这一点，它既说：“易（赐）才（在）宜王人△有七△”，又说：“易（赐）宜庶人六百又六夫”，考释者既然都公认“王人”是指他们被俘前的身份，不是奴隶名称，那么“庶人”就不该如此吗？

从孟子所谈的“井田”制度看来，显然是变了质的“村社”的土地制度。不但孟子所说各家都有“私田”百亩和“同养公田”的情况，非“村社”就不能解释；所说“乡里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情况，也该是原始“村社”遗留下来的互助协作习惯；作为养老、习射、教学用的“庠”或“序”或“校”，也该是“村社”遗留下来的群众经常聚集的场所。应劭《风俗通义》引《春秋井田记》说：“人年三十受田百亩”，“井田之义”是“无泄地气”、“无费一家”、“同风俗”、“合巧拙”、“通财货”（严可均《全后汉文》卷三十七）。《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也有相同的叙述，并说要“三年一换土易居”，“中里有校室”，由父老里正监督生产。《汉书·食货志》又说：“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此谓平土（平均分配土地）可以为法者也”，“力役生产可得而平也”。所有这些有关“井田”的记述，虽不免夹杂些理想成分，但都该有来源的。《夏小正》说：正月“农率均田”，和前引何休注“三年一换土易居”合起来看，分明是“村社”中一年到三年的分配更换份地制度。《汉书·食货志》说：“三岁更耕之，自爰其处”，指的该是“村社”中已固定分配份地，由各户把土地自己轮流休耕的情况。所有这些记述，都说明了“井田”制度和“村社”组织有关，而不是古人所能凭空杜撰得出来的。这种“井田”制度，到春秋时代各国还都保存，管仲曾主张“陆阜、陵墐、井田畴均”（《国语·齐语》）；楚国在公元前548年“量入修赋”统计土田时，还曾“井衍沃”，对“衍沃”之地采用“井”的统计方法（《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孔子谈到西周征收军赋，也以“田一井”为单位（《国语·鲁语下》）；秦国直到商鞅变法时才“除井田”。因此我们认为，否定西周有“村社”残余形态存在的说法，是不确当的。凡是存在“井田”制的地区，“民”、“庶民”、“庶人”耕种“井田”的，当即当时被奴役的“村社”农民^[7]。《礼记·曲礼下》说：“问国君之富，数地以对山泽之所出；问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问庶人之富，数畜以对”。这是符合于当时各个阶级、阶层占有财富的实际情况的。自从周厉王实行“专利”以后，国君都圈占山泽，迫使人民开发，实行“专利”，成为国君的主要私有财富。大夫在分赏得的各邑设立“宰”来剥削人民的劳力，剥削劳力所得就是大夫的主要财富。“庶人”是被奴役的“村社”农民，所以如同过去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地区“村社”农民一样，主要的私有财产是家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