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春秋战国时代中原诸都城布局的特点

根据上面的叙述，可知春秋战国时代中原各诸侯国的国都，都推行着西“城”连结东“郭”的布局。这种布局是周公建设东都成周的时候开创的。周公之所以要创设这种布局，主要是为了安置“国人”、迁移殷民、驻屯军队，造成一个实力雄厚的东都，用来加强对中原地区以及四方的统治。因为当时的社会结构，实行“国”“野”对立的乡遂制度，只有充实“国”（国都）的实力，才能增强对外的防御力量和对内的统治力量。到春秋时代，中原诸侯中的一些大国，在相互争霸的过程中，为了增强国都力量，有采用这种布局的。到战国时代，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政治制度的变革，中央集权政体的确立，各大国的先后称王，就更进一步地推行这种布局了。

这种小“城”连结大“郭”布局的推广，首先由于政治上的原因。随着中央集权政体的确立，宫殿附近需要建设一系列中央高级官署，必须在都城中建立一个集中办公的区域，以便于国君及其辅佐大臣主持管理。与此同时，体现至高无上的君王权势的礼制，也逐步推行了；与此相应，举行盛大礼仪的宫殿也必须兴建了。这样，有一定规模的宫城就需要建设了。我们以战国时代赵国为例，它建有信宫以便举行“大朝”之用，既可以用来接受别国君臣的朝见，如武灵王元年“梁襄王与太子嗣、韩宣王与太子仓来朝信宫”，又是春正月举行“大朝”的地方，如武灵王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宫，召肥义与议天下，五日而毕”。又有东宫也是举行“大朝”的地方，如武灵王二十七年“五月戊申，大朝于东宫，传国，立王子何以为王。王庙见礼毕，出临朝，大夫悉为臣”。说明当时国君传位给太子，也有一套“大朝”的礼仪。“大朝”的场面很大，上朝的人要包括群臣和宗室在内。如惠文王四年“朝群臣，安阳君亦来朝，主父令王听朝，而自从旁观窥群臣宗室之礼”（以上都见《史记·赵世家》）。

当时所以要扩建城郭，还由于军事上的原因。春秋战国时代战争十分频繁，建筑城郭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加强军事上的防守设施。利用城郭作防御工事，是当时很重要的一种战术。春秋时代各国纷纷修筑城郭，都是为了防御。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三八《春秋筑城表》，就可以充分证明这点。自从战争讲究兵法以后，兵法家更注意讲究守城战术。《墨子》有《备城门》以下诸篇，就是专门讲究守城战术的。《墨子·七患篇》说：“城郭不备全，不可以自守。”又说：“城者，所以自守也。”（《孙膑兵法》有《雄牝城篇》，是讲难攻的“雄城”和易攻的“牝城”在地形上不同的特点的）当时讲究守城的兵法家已经注意到，城的大小和居民多少对战争胜败的关系，粮食积储的情况及城与市之间的远近对胜败的关系。《墨子·杂守篇》说：

凡不守者五：城大人少，一不守也；城小人众，二不守也；人众寡食，三不守也；市去城远，四不守也；蓄积在外，富人在虚（墟），五不守也。率万家而城方三里。

由此可见，战国时代万家之邑，采用“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的布局，是总结战争经验而制定的。《尉缭子·武议篇》还说：

夫出不足战，入不足守者，治之以市。市者所以给战守也。万乘无千乘之助，必有百乘之市。

夫市也者，百货之官也。……夫提天下之节制而无百货之官，无谓其能战也。

春秋战国时代都城中“市”的扩大，固然由于当时社会经济的变革，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的结果，同时也符合于战守的需要。

春秋战国之际，由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郭”的用途发生很大变化。当周公建设东都成周的时候，设置“郭”区是为了安置“国人”、迁居殷民和驻屯军队。春秋战国时乡遂制度已经瓦解，“国人”已经分化，“郭”区已经不是“国人”居住区域，成为官僚、地主、商人、手工业者的居住区了，而且手工业作坊和商店集中的市区已有相当规模了。虽然宫城以内也设有“市”，也设有手工业作坊和商店，一般说来，规模是不大的，而且主要是为官府和贵族服务的。而“郭”里的市区以及手工业作坊，就大不相同，与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市区里商店林立，已有一定的规模，筑有围墙，设有市门，并设有市官管理。市门每天早晚按时开关。热闹的市区，清早就有许多买客等候市门开放。等到市门开放，就“侧肩争门而入”，为的是争取“所期物”（《史记·孟尝君列传》冯语）。事实上当时有些诸侯国的都城，一方面保持国都的性质，另一方面就具有都市性质，成为一个地区手工业、商业集中的地方。

到战国时代，随着文化学术的发展，同时由于有些国君招徕人才，提倡讲学，都城附近就有特设的文化区。例如齐国临淄的西“城”西面的稷下（稷门外），就设有学宫，招待学者，“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以尊宠之”（《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文化区的设置，也是战国时代都城的一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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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营丘，一说在昌乐的营陵故城。《汉书·地理志》齐郡临淄，颜注：“应劭曰：齐献公自营丘徙此。臣瓒曰：临淄即营丘也。”可知应劭主营陵说，而臣瓒认为营丘与临淄为一地。《水经注·淄水》主张营丘即临淄而驳斥营陵说，根据《尔雅》“水出其前左为营丘”，认为“营陵城南无水，惟城北有一水，世谓之曰狼水，……由《尔雅》出前左之文，不得为营丘矣”；“今临淄城中有丘，在小城内，周回三百步，高九丈，北降丈五，淄水出其前，故有营丘之名”。

[2] 群力：《临淄齐国故城勘探纪要》，《文物》1972年第5期。

[3] 参看拙作《战国史》第98页注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4] 王恩田《关于齐国建国史的几个问题》（《东岳论丛》1981年第4期）说：“笔者于1964年曾前往营陵故城调查，此城城墙保存尚完好，惟文化遗物极为贫乏，急欲觅得一可资断代的陶瓦残片而终不可得。”又说：“郦道元所谓营丘在临淄故城小城内的说法是错误的。郦氏所说的周三百步、高九丈的土丘，今名桓公台，东汉时名环台，桓环音近，桓公台当为环台之讹变。据钻探，此台系夯土建筑台基，非自然形成的土丘。考古工作证明，小城城墙及包括桓公台在内的文化遗存，多属战国以后之物，桓公台不可能是营丘。”更说：“笔者认为今大城东北角韩信岭一带，具有地势高、遗物丰、时代早的特点。1971年秋在韩信岭西南边缘阚家寨的发掘中，出土的陶鬲，与陕西长安普陀村墓葬出土陶鬲形制相近，时代属于穆王时期，临淄征集品中见有西周早期陶簋，因此韩信岭很可能即太公所封之营丘。”

[5] 河南省博物馆新郑工作站、新郑县文化馆：《河南新郑郑韩故城的钻探和试掘》，《文物资料丛刊》（3），文物出版社1980年5月出版。

[6] 《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载：“秋，子元以车六百乘伐郑，入于桔之门。……众车入自纯门，及逵市。县（悬）门不发，楚言而出。”杜预注：“桔，郑远郊之门也”；“纯门，郑外郭门也。逵市，郭内道上市”。桔之门和纯门都该是外郭的南门。《左传》有多处谈到郑的大逵，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七之二，认为“城内城外俱有九轨之道曰大逵”。焦循《群经宫室图》“城图六”说明：“然则入桔之门矣，又入纯门何？二者皆郭门也。僖三十三年《传》：楚伐郑，门于桔之门，瑕覆于周氏之汪。周氏之汪，祭仲杀雍纠之地，郑突载其尸而出，盖城内之地。由桔至此，不闻经纯门。襄十八年《传》：楚子庚伐郑，门于纯门，信于城下而还。又不闻其往来于桔。哀二十七年《传》云：晋围郑，入南里，门于桔之门。则南里在桔外也。襄二十六年《传》云：楚伐郑，入南里，堕其城，涉于乐氏，门于师之梁，县门发，获九人焉，涉于汜而归。师之梁者，郑之城门，襄九年荀偃、韩起门于师之梁，三十年盟国人于师之梁之外，昭七年公如楚，郑伯劳于师之梁是也。入南里，涉乐氏，即至城下，不由纯门，并不由桔之门矣。盖纯门、桔之门皆郑南郭门，于楚为近，故楚之伐郑，或入纯门，或入桔之门。子元欲蛊文夫人，以六百乘之盛伐郑，已建于桔之门，众车入纯门，并入二门，以示师众，传文甚明，杜预自不审也。郑之郛，依水而城，故涉乐氏而至城下，郭非四面有垣如城然也。襄元年晋伐郑入其郛，败其徒兵于洧上，郑城在洧之东，洧出阳城山，其西之郛，盖依洧水为之也。”按新郑的东郭，南面利用洧水，东面利用黄水作屏障。

[7] 1923年8月河南新郑李锐家园中掘井得大鼎一件、中鼎二件，接着大规模发掘，出土一百多件铜器。这年冬蒋鸿元《新郑出土古器图志》出版，1929年关百益《新郑古器图录》出版，后又编《郑家古器图录》。1937年孙海波编《新郑彝器》出版。铜器中有铭文者仅二件，其中一件为王子婴次卢。王国维谓为楚公子婴齐，即是令尹子重。郭沫若则以为即郑子仪之器，子仪名婴齐。《汉书·古今人表》下中等有郑子婴齐，子弟。《史记·郑世家》作公子婴，《左传·庄公十四年》作子仪，子仪在位十四年，子仪及其二子为傅瑕所杀。见郭沫若《新郑古器之一二考核》，收入《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但是郑子婴齐何以称为王子，尚难作出合理的解释。

[8] 姚鉴、李遇春、畅文斋：《侯马东周文化遗存新发现报导》，《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期。杨富斗：《侯马西新发现一座古城遗址》，《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0期。畅文斋：《侯马地区古城址的新发现》，《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123期。山西省文管会：《山西省文管会侯马工作站工作的总收获（1956年冬至1959年初）》，《考古》1959年第5期。侯马市考古发掘委员会：《侯马牛村古城东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2年第2期。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建国以来山西省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的成果》第二段，收入《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9] 参见《秦都雍城钻探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2期。

[10] 参看《凤翔马家庄1号建筑群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第2期。

[11] 参见邯郸市文物保管所《河北邯郸市区古遗址调查报告》，《考古》1980年第2期。春秋晚期，邯郸是晋大夫赵午（赵衰第六代孙）的封邑，因称邯郸午。赵鞅曾将“卫贡五百家”置之邯郸，说明邯郸已有一定的规模。很可能邯郸的大郭，是在春秋晚期邯郸城的基础上扩展而成的，大郭东北部的“丛台”也是在春秋晚期赵午的宫殿基址上发展起来的。战国初期赵敬侯刚迁都邯郸时，不可能即建筑宫城，可能就住在大郭东北部的“丛台”地方。原来邯郸只有大城而以东北部为政治中心，沿袭商代以来的旧制。

[12] 陶正刚、叶学明：《古魏城和禹王古城调查简报》，《文物》1962年第4、第5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夏县禹王城调查》，《考古》1963年第9期。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建国以来山西省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的成果》第三段，收入《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