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在美国生活十几年了，而不敢冒昧写一本关于这个国家的书；我在曼哈顿生活了将近十年，而不敢冒昧写一本关于纽约的书，关于那座神秘莫测的昏暗城市的书；我甚至也不敢冒昧写一本关于八十四街的书，因为我对此知之甚少。不过，我刚刚完成了美国写作的精神之旅，写一写这方面的事情似乎轻而易举。也许我从未给自己放过如此野性的假期，自由自在、全心全意地花时间欣赏美国精神领域中所有激励人心的景致，而无须考虑明天的日子会怎么样。我以前做过许多短途旅行，非常熟悉这类景观。而当这些景观近在咫尺供我悠闲欣赏时，我的喜悦无以复加——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的广袤草原、爱默生（Emerson）的白雪覆盖的山峰、梭罗（Thoreau）的花岗岩独石柱、爱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的黑暗山洞、桑塔雅那（Santayana）海拔七千英尺的高原城市，本·富兰克林（Ben Franklin）会笑的山谷，林肯（Lincoln）令人敬畏的石雕穹顶，杰弗逊（Jefferson）希腊风格的宏伟建筑。

从这次壮观的旅行归来之后，我把旅行的感受一一记录在这本书中——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所看、所爱、所想、所失。旅途中，我一直在自言自语。我知道，如任何个人观点一样，自己的看法属于一家之言，有局限性。让我感兴趣的是去了解美国人的生活观，美国的一些伟大的思想家如何绞尽脑汁试图回答有关上帝、生命、不朽，以及人生的陷阱、争斗、快乐等诸多问题。这些事情对我来说意义非凡。正如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所说：“人世间最有趣最有价值的事情是一个人的理想和信仰，是关于上帝、宗教、家庭、婚姻、生命、死亡、幸福的强烈信念和基本看法。”因而，我孜孜以求的是美国人的生存智慧。美国人的生活哲学永远不会融为一体；美国是一个多变的社会。然而，无论个人的视角可能有多么大的局限性，一幅美国智慧的全景图都可以绘制出来。

缺乏生活哲学的社会令人恐惧。据我了解，这一信念如今完全处于一种混乱不堪、无可救药的状态。倘若我们对于美国民众如何看待这类问题不能达成一致意见，至少可以评价一下洞察力极强的美国头号智者对此的态度以及他们的困惑和信心。每个民族都有自己清晰的头脑、敏锐的洞察力，牢牢地把握着影响我们行为和生存的所有决定性因素的根基，那些真实存在却无法看到的根基。为了恢复某些信念，必须求助于那些逝者、那些真实地看待生活的人们，去寻求美国哲人的那种平静、均衡的思辨品质，他们以某种秩序井然的和谐方式诠释着人类的内心和外在生活——那一定是这一探究的目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任何民族的重要思想都应该致力于追求这一泾渭分明的关系。

谢天谢地，我们并不认为我们会知晓所有真理，我们不是绝对主义者。我们不会知晓所有真理，我们只是在努力地理清我们的思绪。假如一位智者对真理的三次猜想中有一次是成立的，假如他像霍姆斯法官一样，对某一普遍原则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最终得出一个并不完美但勉强可行的生活公式，那么，这位智者就会心满意足。也许，比知晓真理更重要的是，如何去削弱我们的一些自鸣得意的信仰和完美无瑕的观念，这些信仰和观念无疑标志着任何一种思辨生活的开端。一个人借助智者的智慧，彻底消除自己某些粗俗的自满情绪，只有如此，他才能开始思考。人性不断地变得昏沉、不断地受到鞭策，以及不断地清醒过来。每一代人的思考过程都是这样开始的。我们都在预言生活，并不是因为我们喜欢预言，而是因为我们既已生于此世，就不得不穿越六七十年的生命轨迹，因而就必定要预测这样那样的信念。

然而，总有一些人的预言比其他人准确。我们大都认为，像爱默生、富兰克林、桑塔雅那等伟大的思想家无非就是一些相对优秀的预言家。生活的旅途是漫长的，我们都行在其中，每位旅客都在尽力预测最终的目的地——所谓的“生命的终点”。地平线上弥漫一片无法穿越的迷雾，在不同的港口，我们让一些乘客下船，催促他们回来告诉我们有关港口的情形，以便于我们更好地计划未来的征程，有几位乘客答应了，而他们却再也没有返回。于是，就像桑塔雅那笔下的“圣·克利斯朵夫号”轮船一样——那是以圣·彼得为船长，朝麦克诺波利斯进发，试图找到蓝色天堂的一艘轮船——我们继续乘风破浪。“鼓足勇气”是哲学家们此时能够留给我们的唯一哲言，而其中最优秀的哲学家告诉我们，重要的不是担心目的地港湾，而是享受旅途的快乐，我们可能长时间地自由自在地行进于这一旅途中，在行进过程中，我们的旅途变得乐趣无穷。“让我们为航行而航行！”一些真正的水手喊道。至于寻找蓝色天堂，“嗨，它一直就在我们的头顶！”桑塔雅那如是说。

我提醒自己，在美国一百七十年的历史中诞生了一些很生动的思想和作品。美国有头脑的人们曾经走过这段旅程，曾经一次次探索生命的许多美丽与可能。无论他们多么伟大，在他们的个人生活中，他们面临着和我们一样的生存问题。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和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之间关于宗教、哲学、衰老和死亡的愉快的书信往来如今看来令人耳目一新。美国民族拥有一些出类拔萃的先人，他们崇拜自己的先人吗？我常常这样问自己。很遗憾，他们并不崇拜先人。了解一个人拥有出色的先人，这是一种有助于积聚力量和自豪感的模糊意识。美国民族还很年轻，但是他们的过去（我们可以追溯到三百年前）仍然令人钦佩。我不是指对印第安人的屠戮和与墨西哥人打仗；我的意思是，美国涌现了一批令人钦佩的人，他们果敢、坚强、乐观。一些现代人倾心研究他们内心并由此敬重他们。

谁是美国伟大的先人？什么是美国精神？一个民族拥有许许多多的先人，一些令人称赞，一些令人汗颜。一个人拥有一个做海盗船长的曾祖父、一个卖弄学问的祖母、一个苏格兰曾祖母，那么，他就是个混血儿。船长热爱冒险，苏格兰人处世谨慎，二者结合可谓相得益彰。即使杰弗逊也承认：“至于商业，的确，我们有强烈的预感。”爱默生谈及找见“尼罗河的源头”，发现“个人的无限范围”；马克·吐温（Mark Twain）想到金钱；赫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嘲笑声名；霍桑（Hawthorne）冥思苦想；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建议人人之间都存在“兄弟般的亲吻”，从而建立模糊性征的民主。可是，富兰克林说教起来仿佛美国的孔子，具有良好的理性意识，闪烁着智慧和想象力；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的漫谈风格宛如美国的蒙田（Montaigne）。

我们的任务与其说是发现，不如说是再发现。一个人需要的与其说是思考不如说是记忆。有时，当年高德劭的人先于我们思考时，我们静静地坐着，认真地聆听就足够了。曾经领悟的真理不断地被遗忘，可谓是人类思维的魔力；人类思想的历史正是这些“遗忘—记忆—再遗忘”的过程。雄鸡尚未啼叫三遍，我们已多次背弃真理。

有一点不言而喻。在写这本关于美国智慧的书的过程中，我参阅了一些博学之士的出版文选，也搜集了许多信件和日记。我坚定地摒弃了正统哲学。我认为，本书包含的思想应当是民间的而不是正统的，清楚地表述出来的而不是有争议的，未定型可以改变的但却是自发的温情的，它传达了一种忍耐、刚强、十分个性化的气质。宇宙和生命激发了这些作家的灵感并在他们的脑海中激起共鸣，于是产生了某些思想，我就立刻把它们记录在这本书中。其中的一些思想可能是远见卓识，简单明了，而当上述作家开始向公众提出一个观点并深陷其中时，他们表现的并非这类思想。在收集这些自发产生的思想时，我就像一名聆听演讲的观众，主要关注的并非演讲的层次结构，而是试图捕捉演讲者稍纵即逝的微笑和没有充分显露的情感，尤其是演讲者放下讲稿，突然即兴发挥而左右逢源的精彩片段。我喜欢看见一名演讲者丢掉讲稿的情形，我喜欢偶然听到——只要可能——演讲者与主持人的窃窃私语。

就我而言，我只能承诺态度真诚而并非郑重其事，尽我所能地做到像朋友之间聊天一样。爱默生曾经说到，写作者“投身于广袤的时空，修建通往混沌世界和茫茫黑夜的大道，他的身后是那些带着野性的、创造性的快乐心情聆听他讲道的人们”。但愿我也会有那种感觉，但是我很少得到类似的宽慰。常常，我觉得自己倒像爱默生夫人一样，对厨房里的女佣发出一道新的指令，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孩子扔一块石头，然后就跑开。

再多说一句，当谈论中国思想和美国思想的时候，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现代人，分担着现代人的诸多问题，分享着发现的快乐。我只要讲“我们”，我指的是我们现代人。我尽可能保持着自己的东方文化底蕴，可由于本书谈的是美国智慧，我不能倾向于运用中国式的写作手法。我确信，我的所有观点、我所阅读的中国书籍以及从中汲取的营养，将以本书的重点内容和中心话题的方式一一反映出来。中国人一直热衷于（也可以说感动于）某些事情，尤其是日常生活问题。你不能要求他们不做什么，但我认为，那也就是他们的全部优点了。当克利斯朵夫·毛利（Christopher Morley）谈论“最后一支雪茄”的时候，当戴维·格雷森（David Grayson）谈论多福饼的黏着力，谈论其味浓、棕色、撒一点白糖就可享用的时候，抑或谈论又宽又厚、金黄色的南瓜饼烘烤于棕色的陶盘，同时大喊道：“多棒的馅饼！”每当此时，我们彼此心照不宣。促进民族团结的并非信仰、希望和慈善事业，而是多福饼、热松饼和南瓜饼，这是比目前联合国还更加真实的团结。

最后，我必须感谢老理查德·J.沃什（Richard J.Walsh, Sr.）先生，他在本书付梓之前提出许多宝贵的建议和批评；我也要感谢安·J.史密斯（Anne J.Smith）女士，她在美国为我提供了不少我需要的书籍，这对我帮助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