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可持续发展是人类致力谋求的目标。可持续发展是涉及资源、经济、社会与环境的综合概念，是以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基础，在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谋求社会的全面进步。但随着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资源短缺、环境破坏等问题日渐凸显，资源、经济与环境系统的协调发展逐渐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重大命题。作为追赶型经济体的典型代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将经济增长作为战略规划和决策的重中之重，30多年来，中国经济保持着持久快速的增长，年均增长率接近10%，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当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期，今后15年左右，经济增长率仍然会保持在6%~8%的水平。在这样3倍甚至6倍于发达国家的增速支持下，加上人民币持续升值，约十年之后，中国的经济总量不仅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而且将创造人类历史上经济增长最快、持续时间最长的奇迹。但中国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大量消耗资源的基础上并以巨大的环境破坏为代价的。

中华民族有着非凡的生态智慧，在思想上历来崇尚“天人合一”，把热爱土地和保护自然融入传统文化，使之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中国传统生态伦理观的基本价值和道德取向，对保护中国古代生态环境，维持自然生态平衡起着重要作用，对于今天我们建设生态文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也是一种具有启发意义、宝贵的思想资源。为了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中国政府不仅将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提高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而且制定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节能减排计划，并提出“要像对贫困宣战一样，坚决向污染宣战”。在2014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中，将保护环境作为“国家的基本国策”，并首次提出各级政府必须将环境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2007年，在党的十七大会议上，“生态文明”作为一种全新的理念写进了党的十七大报告，标志着生态文明由理论争鸣的象牙塔开始迈向治国理念和付诸行动的轨道。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并且提出其基本目标：“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温室气体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随后，国家“十二五”规划也把提高生态文明水平作为努力的方向之一。201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大更是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不仅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中对生态文明提出明确要求，而且还将其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要求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并进一步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目标，即到2020年“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主体功能区布局基本形成，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初步建立；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大幅下降，主要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显著减少；森林覆盖率提高，生态系统稳定性增强，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同时还提出了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等四大生态文明建设任务，并使之成为关乎人民福祉、建设美丽中国、实现民族可持续发展的长远大计。这无疑为今后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指明了方向。“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中国梦”等概念再一次受到世人关注。中国话语产生越来越大影响的事实说明，随着国家的崛起，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正在超越经济领域，上升到更广泛的文化和精神层面。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把“绿色发展”作为“十三五”期间五大发展理念之一，立足平衡发展需求和能源环境有限供给之间的矛盾，着力解决当前生态环境保护的突出问题。

然而，这一系列环境领域的政策措施所取得的效果却没有抵消问题的扩大，环境问题仍愈演愈烈，已经超过了社会民众的可容忍程度，成为中国社会新的不稳定因素。一方面，我国的油气资源和一些战略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不断攀升，能源环境安全日趋严峻。另一方面，我国的环境污染形势不容乐观，生态系统退化压力有增无减。“十一五”末期，各地为了完成单位GDP能耗降低20%的目标，不惜采取了“拉闸限电”等较为激进的方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质疑。中国面临的资源环境挑战史无前例。中国以占世界GDP 11.6%的经济总量，生产消耗了全球约54%的水泥、45%的钢铁、35%的化肥和21.3%的一次能源，排放了占世界26%的二氧化硫、21%的二氧化碳和28%氮氧化物。2000—2012年，中国平均每年发生各类环境污染事件1200次。环保部发布的《2012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指出，57%地下水监测点的水质较差，甚至极差。张庆丰和克鲁克斯（2012）研究显示，中国最大的500个城市只有不到1%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空气质量，在全球污染的10个城市中，中国太原等7个城市榜上有名。最让我们感触最深的是，2013年年初以来的全国大范围、持久、严重的雾霾天气。1月份，我国东北、华北、黄淮、长江中下游及华南地区等大范围地区连续发生了多次中度、重度、极重度雾霾天气。2月份，全国平均雾霾日达到2.6天，比往年偏多0.7天，为1961年以来第3多的年份，其中江苏和河南两省的平均雾霾日达到13.7天和9.9天，达到1961年以来同期最高。我国中东部地区的雾霾日普遍在3天以上，其中华北、黄淮、江南等地区雾霾日达到5天~10天，浙江、山东两省的平均雾霾日分别为8.4天和5.7天。这一阶段的雾霾天气覆盖范围最大时达到国土面积的约1/7（王跃思，2013；鲍晓倩等，2013），且持续时间长、影响面积大、污染浓度重、受影响人群多。根据福建师范大学、环保部环境规划研究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管理世界杂志社等单位联合完成的《全球环境竞争力报告（2013）》（李建平等，2014），2012年中国的环境竞争力在全球133个国家中排在第87位，生态环境竞争力排名倒数第九；空气质量排名倒数第二。从反映空气污染程度的三项关键指标即PM2.5、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硫排放量来看，中国的位置分别为全球第四差、第二差、第三差。另外，根据环保部发布的统计监测数据，在第一批实施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的74个城市中，2013年仅3个城市的空气质量达标（拉萨、舟山、海口），2014年也仅有8个城市达标（拉萨、舟山、海口、深圳、珠海、福州、惠州、昆明）。而在最新的《全球环境竞争力报告（2015）》（李建平等，2016）中，2014年全球环境竞争力排在第1~10位的国家依次为：挪威、瑞士、德国、新西兰、巴西、哥斯达黎加、法国、英国、厄瓜多尔、日本；排在最后10位的国家依次为：乌兹别克斯坦、利比亚、摩尔多瓦、伊拉克、几内亚、莱索托、马达加斯加、毛里塔尼亚、尼日尔、马里。2014年中国环境竞争力得分为48.3分，在全球133个国家中排在第85位。其中，资源环境竞争力15.5分，排位第84名；生态环境竞争力32.1分，排位第128名；环境承载竞争力66.8分，排位第91名；环境管理竞争力63.2分，排位第8名；环境协调竞争力63.8分，排位第95名。从这两份报告可以发现，环境竞争力较低的国家基本上是发展中国家，这主要是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在经济社会发展基础、环境保护投入、环境有效治理、环境技术水平等各个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而造成的“鸿沟”。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于2006年9月联合公布的2004年绿色GDP核算报告中显示，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据王玉庆估计，2011年我国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将达到2.35~2.82万亿（当年价计算），我国几乎失去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一切经济成就。在2014年环境绩效指数（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dex，简称EPI）的排名中，中国得分为43分，在所有178个国家中排名第118名(1)。

不断恶化的环境污染形势向粗放的发展方式亮起了红灯，使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环境污染成本占GDP的比例(2)高达8%~10%（杨继生、徐娟、吴相俊，2013），而且环境污染严重危害了居民尤其是妇女和儿童的健康，使社会健康成本大幅增加。生态恶化开始诱发社会稳定问题。仅2012年，我国就先后爆发了四川省什邡市的百亿元钼铜项目、江苏省南通启东的王子制纸排海工程项目和浙江省宁波市镇海的PX项目等地多起因环境保护而起的重大群体性事件。环境问题已经成为21世纪中国社会面临最严重的挑战，也是现阶段中国最敏感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之一。伴随中国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深层次矛盾日益尖锐，环境承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成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面临最严峻的挑战之一。社会各界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质疑声音越来越激烈，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社会效益、提升民生幸福指数被提上日程表。

能源环境问题是人类共同面临最为严峻的全球性问题。温室气体特别是CO₂浓度增加导致气候变暖的观点已经成为全球共识，而一次能源的燃烧却是二氧化碳排放的最大贡献者。能源作为一种可耗竭的战略性资源，是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在一国的经济发展、国家安全与环境保护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自工业革命以来，一方面，能源作为动力原材料推动着经济和社会的高速发展，已成为现代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基本因素。另一方面，能源的大规模利用在为人类衣食住行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正影响着人类的可持续发展。20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爆发的两次能源危机以及随后伴生的主要原油消费国经济发展的迟滞充分证明了能源与经济发展关系密切，既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也可能成为其掣肘。

自1750年工业革命以来，人类主要通过消耗矿石燃料向大气排放二氧化碳，其排放量约为3750亿吨（WMO, 2012）。2011年，全球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再创新高。根据欧洲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JRC）以及荷兰环境评估署（2012）公布的研究报告显示，2011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上升了3%，达到了340亿吨。世界气候组织（WMO, 2012）发布的观测数据显示，2011年二氧化碳、甲烷和氧化亚氮的全球浓度达到了自工业革命时期以来破纪录的新高，其中CO₂为390.9±0.1 ppm, CH₄为1813±2 ppb和N₂O为324.2±0.1ppb，这些数值分别为工业革命前（1750年前）的140%、259%和120%。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的年温室气体指数显示，1990至2011年长生命期温室气体（LLGHG）（主要包括CO₂、CH₄、N₂O、CFC-12和CFC-11，这五种主要气体约占由长生命期温室气体造成的辐射强迫96%）的辐射强迫增加了30%，其中CO₂占这一增量的80%左右。1990—2011年期间，由于二氧化碳及其他温室气体的作用，气候增热效应的辐射强迫增加了30%（WMO, 2012）。气候变化的影响是大范围、全方位、多层次的，气候变化对自然、生态与环境，乃至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气候变化对地球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主要包括干旱与洪涝灾害频发、水土流失严重、土地沙漠化加剧、海平面上升、生物多样性减少及病菌病毒滋生活跃等，从而加重威胁人居环境，影响人类生存安全和生活质量。相对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受到的影响更大。人类从未面对如此巨大的环境危机，如果我们再不立即采取行动，阻止全球变暖，气候变化的影响将再也无法弥补。减少全球碳排放，减缓全球气候变化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气候变化已被认为是超过恐怖主义、阿以冲突、伊拉克问题成为压倒一切的首要问题（庄贵阳，2007）。这是全人类最大的公共环境问题，需要全球每个国家通力合作地全面应对。

多年来，我国政府在保护资源环境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但成效并不尽如人意。能源环境政策制定与推行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政策实施结果的不确定性，各主体之间的复杂关系在客观上决定了政策执行过程中必然产生连锁反应与反馈效应，而理想的政策设计无疑需要在解决问题、达到目标的基础上保证各方面利益均衡。因此，在一个综合框架下考察政策效果是非常重要的。

当前，国内能源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经济发展面临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双重瓶颈制约，节能减排已经成为我国各级政府工作的重点之一。中国政府在这一进程中可采取的各项政策措施必将对社会经济发展、能源利用和环境保护产生深远影响，如果决策不当则可能对社会经济系统带来负面效应并制约其发展。因此，在对众多可行的能源和环境政策进行决策时，许多问题首先应得到解答，包括：有哪些可行的政策方案可供选择？应该制定什么程度的控制目标？实现既定目标的政策成本是多少？不同政策对我国宏观经济表现的影响有多大？对国内各生产部门产出水平、价格及进出口等的影响又有多少？对不同类型的居民的福利影响有何不同？对主要污染物的治理总量、治理成本、治理服务价格、产出量以及排放量的影响如何？对缓解我国能源供给压力，改善能源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有多大贡献？等等。学术界和实务界一般采用先进行理论探讨，然后数量分析，最终以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解决上述提出的问题。

目前，能源环境经济学理论日趋成熟，定量分析方法和模型众多，如局部均衡模型、一般均衡模型和计量模型等等。这些方法和模型理论基础不同，应用环境也不同，各有优势和缺陷。随着现代计算技术的快速发展，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CGE模型）专用软件的不断完善，脱胎于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的CGE模型，在世界范围内达到了广泛而迅速的开发和应用，应成为经济学领域一种比较规范的进行经济基准预测和政策影响模拟分析的工具，能够很好地模拟政策与管理措施的实施对各经济主体行为的影响。在CGE模型中加入能源或环境政策变量（即构建能源环境经济一般均衡模型，简称“能源环境CGE模型”），通过对能源—经济—环境系统复杂关系的定量化描述，能够实现对能源、经济、环境系统的耦合分析。

本书根据我国现状，在充分借鉴国内外能源节约、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政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修订能源经济环境政策体系，构建能源节约环境保护的政策评估指标体系和能源—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的评价体系；再借鉴国外先进的CGE建模理论和技术，构建能反映能源—经济—环境协调发展以及能反映能源环境政策对能源节约、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作用程度的动态CGE模型；运用构建的动态CGE模型，研究碳税和碳关税征收、能源技术变动及节能财政政策对我国宏观经济变量、产业发展、节能减排、就业等影响程度，对能源、环境政策执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出科学的理论依据和有针对性的对策方案，从而为决策部门制定和完善政策体系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1.1.2　研究意义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现行能源政策存在着单纯为经济发展服务而缺乏制约经济发展等系列缺陷，更难以与现代生态文明进程协调发展（《世界能源中国展望》课题组，2014）。因此，在经济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同时，我国面临着沉重的资源环境压力，资源环境问题对居民健康、公共安全、社会稳定造成了负面影响，出现了资源和环境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问题。能源短缺、空气污染、气候变化等能源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环境公共物品存在的市场失灵使得政府规制成为必然。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出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和大国责任感，中国正积极采取多项举措推进经济转型升级与经济社会环境和谐发展。但中国经济正处于工业化攻坚阶段，国情与经济发达国家差异较大，盲目发展低碳经济有可能影响到我国经济发展，那么，在新的发展阶段，我国如何在经济高速增长和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实现自然资源的高效可持续利用，保持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如何实施合理有效的能源环境政策来协调增长、节能与减排的关系，该寻求一条什么的道路以实现资源可持续利用、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三者之间协调发展，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在理论和现实意义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因此，研究能源消费、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综合系统的作用机理和协调机制，不仅是当前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同时也为保障和促进我国顺利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目标和任务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由此可见，如何协调“经济增长”“能源消费”以及“二氧化碳排放”三者的矛盾与冲突已成为当前中国政策当局面临的重大挑战，在此背景下，现阶段对中国“经济增长”“能源消费”与“二氧化碳排放”的关系展开深入研究显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它将为政策当局对未来能源和环境经济政策的选择与安排提供理论分析与经验检验的参考依据。

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主要内容。面对日益严重的能源环境问题，党和国家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作为今后全面深化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中由能源环境政策调适带来的政策有效性及其影响效应问题，将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之一。在严峻的能源与环境形势和持续较高增长的经济发展要求下，我国政府需要配套实施一系列政治上可行、经济上有效的政策措施。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我国已经实施或者可以借鉴的一系列能源环境政策的作用效果进行细致分析，并评估这些政策对各经济主体的反应以及这些反应相互间的作用，系统考察这些政策对经济增长、产业影响和节能排放等多方面的影响效应，可以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科学决策的依据，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由于其严格的理论基础、多部门联系、价格内生等优势，已经成为能源环境政策模拟和分析的标准工具之一。但受经济体制、数据等条件制约，基于中国经济和社会特征来全面分析能源环境政策对经济增长、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长期性影响效应研究，目前尚不多见。本书在当前能源与环境形势和经济发展要求的大背景下，从中国现实经济出发，借鉴国外能源环境经济理论和方法的研究成果、先进的CGE建模理论和技术，构建一个符合中国现实特征的能反映能源消费、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系统协调发展以及能反映能源环境政策对能源节约、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作用程度的动态CGE模型，有助于为能源环境政策评估分析提供科学、适用的定量分析工具，对我国能源环境政策及影响效应问题进行深入和科学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提高相关政策决策的科学性，而且还有助于提升我国能源环境经济政策理论的研究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