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又见戊戌。
这意味着一百二十年前惊天动地的戊戌变政与戊成政变又到了一个重要的纪念日。一百二十年，中国历史发生了巨大变化，当年的改革主导者固然不必说已经成历史人物，任人评说。更让人唏噓不已的是，戊戌变政、政变，都是为了大清帝国的利益，但是正像进入民国严复所追问的那样，当年康有为、梁启超等的主观诉求或许是为了大清之江山永续，但结果却是葬送了大清，甚至葬送了光绪帝：“今夫亡有清二百六十年社稷者，非他，康、梁也。何以言之？德宗固有意向之人君，向使无康、梁，其母子固未必生衅，西太后天年易尽，俟其百年，政权独揽，徐起更张，此不独其祖宗之所式凭，而亦四百兆人民之洪福。而康乃踵商君故智，卒然得君，不察其所处之地位为何如，所当之沮力为何等，卤莽灭裂，轻易猖狂，驯至于幽其君而杀其友，已则逍遥海外，立名目以敛人财，恬然不以为耻。夫日保皇，试问其所保者今安在耶？必谓其有意误君，固为太过，而狂谬妄发，自许太过，祸人家国而不自知非，则虽百仪、秦不能为南海作辩护也。”[1]
严复的说法当然并不全对，康、梁当年的爱国热情、救世情怀，无论如何依然值得肯定。只是两个甲子过去了，文化人、知识人，也应该认真反省，这场原本可以进行下去的改革究竟是因什么原因而夭折？满洲贵族之守旧者不思进取，不懂分权，不知现代政治为何物，固然是变政失败的直接原因，但是除此之外，是否还有值得检讨的空间呢？
过去二十多年，我的主要兴趣在研究近代中国的大转型，因为我觉得这个转型就是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三次巨变，我们还在这个变化之中而不是之后。因而，晚清，不论是甲午，还是戊戌、庚子，都是我阅读的重点，断断续续也写了一些感想。值此重大历史节点之纪念，四川人民出版社李明犊先生约请写一本戊戌文人的书，由于与我的理念极为接近，于是欣然从命，有了这本小书。
我希望通过这本小书，探讨中国知识人群体在甲午战争之后的觉醒，对维新思潮、实践的推动。由于现代知识体系在这个时候尚未真正形成，戊戌文人还带有浓厚的尚未分化的士大夫情怀，因而他们一方面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育、进步，另一方面存在相当多的问题，引发一系列完全可以不必发生的冲突、意外，进而使一场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变革戛然而止。因而，我也希望从一个知识人的视角反省政治的专业性，知识人对政治干预的边界、限度与惊醒。
马勇
2018年2月28日星期三
注释：
[1]严复：《与熊纯如书之三十》，严复著，王弑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