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京津见闻

一　加盟西门子

北京这座古老而美丽的城市，在1927年之前，是中国政府的正式所在地，也是一个典型的“公使馆群”的游乐场。外国人在那里过着极度愉快的生活，白人得到了高度的尊重，在中国的生活费用极其低廉，所有特权阶级附带的权利和物质享受，白人都可以以很低的代价获得，他们分享着这座古都的宽阔和宁静。

商人拉贝是他们中的一员。1908年，拉贝来到中国北京经商，这座古老的城市很快就吸引了他。他的妻子道拉也很快就爱上了这座古城，唯一让他担忧的是生计的压力。

1911年的冬天，一场少见的大雪，纷纷扬扬飘了几天，北京城银装素裹。就在此时，拉贝又失业了。他踏着积雪，连日奔波在大街小巷，心境一如沿途的枯叶残雪，哪里是他的栖息之地？哪一盏温暖而明亮的灯光属于他？他不知道。在中国的两年半时间，拉贝已经经历了好几次失业的打击。要在北京不多的德国公司中找到一席之地，是件不容易的事。尽管他不是一个生手，他在汉堡当过商业学徒，在非洲流浪工作了四年，有一定的经验，在中国也有两年多的工作阅历。可是，一切都还如漂泊的浮萍，在中国这块美丽而肥沃的土地上扎不下根来。其间，他也打过退堂鼓：是否返回德国？但每次他都咬牙坚持了下来，因为他和妻子道拉是那么地喜爱中国，喜爱北京，喜爱东方古老神秘的氛围。

他走进苏州胡同，来到一座青砖黑瓦的四合院前，这就是闻名于世的“康采恩公司”——德国西门子驻北京办事处，白字黑底的招牌庄严肃穆。他在这块大牌子前驻留片刻，妻子道拉纯真的面容在他眼前晃动，他能想象到，她在家中翘首以待的神情。“啊！妻子放心吧！我一定会找到一盏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温暖灯光。”他整整衣冠，清清嗓子，振作精神，走了进去。

几经周折，他终于见到了公司的负责人——一位面目和善的老人，总工程师普弗策·罗伊特。他听完拉贝的自我介绍，抬眼打量着面前的小伙子：魁伟的身躯，宽阔的脑门，坚定的眼神，给人一种可信赖感，况且，他不是一个生手。他说：“这样吧，年轻人，我们需要一名会计兼文书，如果你不计较工资的微薄，不嫌弃活儿重的话，明天就可以来上班。”

拉贝喜出望外，他连连称谢，热泪从他的眼眶里抑止不住地涌了出来。他被领到了一间堆满账册和文书的办公室，这就是他的会计室兼文书工作间，温暖的气息扑面而来，抚慰着他整个身心，能在这里得到一间工作室，就如同有了一个温暖的家，有了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他暗暗下定决心，要好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遇。

关于这段经历，他如实作了记录：“我并不是一个生手，但我知道什么叫‘失业’，我不羞于承认，当我在德国西门子北京分公司得到一个会计和文书的职位，可拿到微薄的工资，得到一间温暖的工作室时，我和妻子激动得热泪盈眶。”⁽¹⁾

工作对他们来说太重要了，这意味着他们能留在中国了。

到了西门子，拉贝才知道，这家大公司以等级森严、管理严格、竞争激烈著称。从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公司的等级，拉贝在西门子工作了整整25年，直到1937年南京沦陷前，他还从没有跟他的老板打过照面。关于这一点，他有过一段十分幽默的描述：

尊敬的枢密大臣，我连一张您的照片也没有。尽管我曾拥有一张您照得十分不错的照片，是从西门子报道里剪下来的。十分遗憾的是，它却丢失了。我的中国厨子除了收集香烟广告画外，还搜集名人照片，互相交换做生意。因为这个，这张照片曾被偷走，因我强烈的抗议，后来照片又露了出来。从这点来看，您，不能再被挂了起来了（谁在这事上朝坏处想，谁就是傻瓜！）。

有人作了一首很美的诗，诗的开头说：

谁从来
没有在西门子呆过，
他就不会看到命运潜伏的危险，
他只得面临着这样的隐患！

诗的结尾也足以让人害怕：

然后，你
随着时间的流逝
就更加体会到：“我的天啊！”
你陷得有多深！

拉贝并没有被吓着，他勤奋而努力地工作，很快就得到了同事们的认可，尤其是得到了他顶头上司——总工程师普弗策·罗伊特先生的赞赏和器重。

第一件事是，拉贝作为会计，把公司大量的银行支票、账本、付款凭证、不完整的日记账本，以及普弗策为了头绪清楚写在白色裱糊墙上的数据整理得井井有条，编制了一个符合标准的簿记。完成这项工作后，普弗策的高兴劲儿绝不亚于拉贝，因为他承认，原来每月在账目结算上要花去好几百美元，头绪却还是那么繁杂混乱。从这时起，普弗策就视拉贝为公司商务中的一流专家，拉贝也十分珍视这份声誉。

第二件事是，拉贝作为文书，把普弗策大为烦恼的文件柜整理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文件柜。原来的所谓“文件柜”是一只皮质角沙发，每一封收到的信函都会被暂时放在沙发角上，一封摞一封，一叠叠整整齐齐，足有半米高。当上海总部或德国总部来电，涉及某份文件必须再读一遍后作答复时，就开始了艰苦的寻找工作，他们戏称为“鼹鼠行动”。普弗策从右边开始找，拉贝从左边找，当他们在沙发中央碰头两次后，普弗策就停了下来，不再有耐心像“鼹鼠”一样行动。拉贝出于礼貌就得继续找，如果要找的文件还没出现，就只好报告上海总部或德国总部说，未收到某某文件，因为北京的邮政业务“太糟了”，它可能在邮递途中丢失了。拉贝为此而痛下决心，花了许多时间整理出了一个真正的文件柜，有目录，有编号，彻底解决了普弗策的烦恼。

这两件工作，使拉贝的威望迅速上升，普弗策也有意栽培他，带他一起去订合同，这样普弗策就不必在结账时，为说明一个个数据而再跑一趟柏林。

拉贝与同事相处得都很好。他总是能看到别人的长处，乐于帮助人。他认为西门子的工程师们是十分能干的。有一次，轮到总工程师普弗策休假了，但总部指示他，在汽轮机正式运转以前，不要休假。普弗策苦着脸承认，他一辈子都没见过汽轮机，更不要说让它运转。而当时，真是活见鬼，他也真是倒霉，订购汽轮机时把启动器给忘了。发现了这个错误后，大家都吃了一惊，于是立即召集所有工程师和技术助手开会。安装工人弗兰茨·恩格斯说：“这不难，我们自己做一个小启动器。”恩格斯从隔壁木匠那里买来一口小型的中式棺材，为谨慎起见，又涂上了一层柏油，刷了两层漆，直到棺材完全防水，才被切割成一对漂亮的半月形铜刀具状。尽管一位英国总工程师强烈反对使用棺材，他发誓，若使用棺材的话，整个机房会毁于一旦。但恩格斯很善于应付周旋，英国工程师输了，恩格斯挽救了当时的困境。

南京大学德语教授张威廉在2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德语专业后，进入北京西门子工作，他在1999年时接受笔者采访，他说：“拉贝和公司的中国人相处得尤其融洽，他很喜欢和中国人交朋友，其中有一位叫鲍家良的青年，在拉贝手下干会计，拉贝待他情同父子。”张教授告诉我，与拉贝情同父子的鲍家良已经去世，但他为我提供了鲍家良儿子的地址。

鲍家良的儿子叫鲍学曾，是上海中央财经大学的退休教授。他父亲与拉贝是同事时，他还很小。但他清楚地记得，与拉贝一起工作的共有4个华人，跟拉贝相处得都很好。

1931年，拉贝到当时的首都南京主持西门子业务。两年后，张威廉也离开北京西门子到南京陆军大学任教。南京沦陷前，张威廉曾两次到拉贝住处看望拉贝。

拉贝认为中国人朴实，很聪明，他们甚至能解决西门子工程师们都感到棘手的难题。他举了个例子，来说明他的这种观点：有一天，他们收到了总部发来的一台仪表，组装好后，摆在走廊里准备测试，工程师们一个接一个地上前，试图让它运转起来，都没有结果，即使是恩格斯先生也没有办法，他当时可是无所不能的全才。大家都情绪低落，气鼓鼓地去吃晚餐。那天，拉贝在办公室呆到很晚，正准备回家时，他看到一位公司的一名中国装配工用手指在拨弄仪表，他脸上兴奋喜悦的表情引起了拉贝的注意。拉贝走过去，中国装配工兴奋地指给他看，为方便运输，仪表指针上缠了一截透明的橡皮筋，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德国工程师们没有做到的事，中国的一个装配工做到了。

1913年，北京的西门子公司迁到了北京的灯市口。原来的公司设在苏州胡同，那是一个小巷子，遇到下雨天就很难通行。拉贝的私人住房也搬到了公司为他安排的一处住房里，就在代表处所在地点的后街，上班十分方便。

拉贝凭着自己的才能和勤奋，在西门子站稳了脚跟，很快就出任西门子北京分公司经理。1911年，拉贝等人费了很大劲，筹足了资金，在中国建立了第一个电讯台。南京的对应电讯台被军阀张勋破坏，他们又根据总部指示在上海另建了一个新电台。从那以后，一直到拉贝1938年回国，西门子一直享有中国海军使用西门子电讯台装备的垄断权。北京建立有轨电车的工程也由西门子公司负责供给有关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