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乔治·凯南的外交思想[1]

上篇 外交理论及思想传统

乔治·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美国著名外交家、苏联问题专家、外交政策评论家和历史学家。凯南被国际关系史和外交史学界称为“遏制之父”，他的一生与美国外交政策的设计、执行、批评和研究一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有着极大的影响。他因为发出了著名的长电报而跻身于美国外交的决策核心，因为设计了遏制政策而成为美国外交政策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因为大胆批评和系统研究了美国对外政策而在学术界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同时，自1947年发表《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以来，他就成为美国学术界特别是历史学界的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不同的学派按照各自的标准分析、解释或批评凯南及其外交思想。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的凯南研究一直呈方兴未艾之势，研究重点也已经从遏制理论的解释转向凯南及其思想的整体分析。

凯南是仍健在的参与冷战决策的重要人物之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分别充当了外交官、决策者、评论家和历史学家的角色。这些角色使凯南的思想具有一定的阶段性特征。同时，凯南作为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思想中存在着某些恒定因素。客观地分析凯南的外交思想，也只能从上述两个角度出发。如果脱离了凯南的外交思想之形成（1926—1946年）、发展（1946—1950年）和完善（1950年至今）的阶段性，脱离了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概念及其权力政治说、地缘政治论和均势外交观，那就无从把握凯南外交思想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凯南虽然没有专门论述其哲学思想，但他在不同时期的著述、建议、演讲、评论和证词为人们提供了一幅分析的全景。

一、从职业外交官到战略决策人

1904年，凯南出生于美国中西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的一个富裕的中产之家，1917年后相继受教于圣约翰军事学校（1917—1921年）和普林斯顿大学（1921—1925年），1925年获历史学学士学位。1926年，凯南进入外交机构，经过培训后被派驻欧洲。1927—1928年，凯南先后在瑞士的日内瓦、德国的汉堡和柏林、爱沙尼亚的塔林及拉脱维亚的里加等地的美国领馆或使馆任职。1929—1931年，凯南进入柏林大学，攻读俄国语言文学和历史；1931—1933年在里加的美国大使馆任职，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苏联问题专家（通称为“里加帮”）。[2]1933—1937年，凯南在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任三秘和二秘，1938—1944年先后供职于国务院苏联科，美国驻布拉格、柏林、里斯本的使馆和驻伦敦的盟国欧洲顾问委员会。1944—1946年，凯南相继作为参赞和代办再次任职于美国驻苏使馆。1946年4月，凯南奉调回华盛顿，任国防大学副校长，1947年5月出任新组建的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进入美国外交决策核心，参与制定了马歇尔计划、复兴日本计划等政策。1950年，凯南因与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发生分歧后辞职，到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任职。1951年秋，凯南返回外交机构，出任美国驻苏大使（1952年5—10月）。1953—1974年，凯南担任普林斯顿大学终身教授。其间，他曾再次应召出任驻南斯拉夫大使（1961—1963年），并先后执教或作客于芝加哥大学、牛津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和伍德罗·威尔逊国际问题研究中心。1974年，凯南以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的荣誉教授之衔退休。1950年以来，凯南主要从事外交和外交史研究，并就重大国际问题和外交问题发表意见，以一个历史学家和外交政策评论家的身份出现在世人面前。

二、现实主义外交思想的形成

凯南的外交思想形成于驻外期间（1927—1946年），特别是1931—1933年驻里加、1933—1937年驻莫斯科、1942—1946年驻伦敦和莫斯科，是凯南之思想形成的重要阶段。在此期间，凯南在考察苏联内外政策、欧洲国际关系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进程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对苏联问题的基本看法，提出了有关战后欧洲政治安排和美国对外政策的建议。

凯南之成为苏联问题专家，里加是一个重要起点。里加是当时西方接触苏联的门户，美国在此专门设立了一个苏联研究中心。1931年，凯南在柏林大学学完俄国语言文学和历史的课程之后，被国务院派为驻里加使馆三秘，主要负责研究苏联经济问题。凯南通过阅读苏联报纸杂志及与苏联移民的接触，通过对苏联政治制度、价值观念、舆论宣传的系统分析，形成了对苏联问题的最初看法。他认为，“苏联的现行制度与西方的传统制度是绝对背道而驰的，两者之间不可能有任何中间道路或妥协”。基于这个前提，凯南反对美苏建交。他写道：“我从未认为苏联是我国合适的盟友或伙伴，无论是现实的还是潜在的。”[3]

1933—1937年凯南相继担任驻苏使馆的三秘和二秘。在此期间，凯南走访了苏联各地，亲身体验了苏联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就苏联对外政策及其根源、美苏关系的性质及前景、美国外交的实践等问题提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思想观点。

第一，凯南通过历史的比较研究，得出结论认为：苏联的对内政策是实行专制统治，对外政策呈现一种无休止的扩张性。它与沙皇俄国的政策毫无二致，如果说有什么区别，那不过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口号代替了东正教和泛斯拉夫主义。要不了多久，苏联共产主义就会变成德国或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4]

第二，凯南运用地缘政治原则、历史环境决定论和国家特性的差异性分析了美苏关系的前景及美国的对策。他说，决定美苏两国关系的两个基本因素过去是、将来仍将是地理和历史。首先，地理上的远隔重洋妨碍了美苏进行政治和经济的亲密合作。美苏两国对外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的重心都集中在欧洲，彼此间的需要较小，这就反过来加剧了两者间的隔绝。其次，美苏两国不同的历史造就了各自相异的国际政治观。苏联在历史上一直处于敌对国家的包围之中，屡遭外部入侵，这就决定了它的对外政策是推行战争防御和均势外交，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安全；美国通过轻而易举的征服就获得了广大的疆土与和平，其对外政策就是促进它在海外的经济利益，坚持孤立主义方针，不参与欧洲的战争和均势。不同的历史经历和国际政治观导致美苏两国理解上的鸿沟，使得两国关系难以走向稳定或亲善。在这种情况下，凯南认为美国必须坚持一种持续不变的方式和坚定不移的目标，以美国的正直、诚实作为有效的武器，运用美国的政治和文化优势去影响苏联。他写道：“（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特点应该是耐心，我们不要期望太多，但也不要对获得多少完全绝望。”[5]唯其如此，美苏关系才能走上理智的道路。1947年凯南设计遏制政策时所提出的“坚定而又灵活”的政策，正是上述观点的延伸。从此可以看出，凯南思想之中最为根深蒂固的乃是他对苏联的敌视和怀疑，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苏联的强硬政策建议。

1942—1946年驻伦敦和莫斯科期间，凯南在修正上述保守主义观点的基础上，就战后欧洲的政治安排和美苏关系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具体地表述了一个现实主义者的国际政治观。

首先是关于战后欧洲秩序的设计。1942—1944年在伦敦期间，凯南提出了不同于美国政府的欧洲重建计划。他指出，战后的和平安排应当避免重蹈凡尔赛之覆辙，最重要的不是重罚德国，而是恢复其大国地位，使之成为欧洲大陆均势中的中心国家。他说，大西洋国家的福祉有赖于一个生气勃勃的欧洲大陆体系，而没有德国的经济力量、文化影响和国际地位，该体系就无从谈起。因此，美国在战后应该帮助建立一个独立统一的德国，进而以它为中心组织一个欧洲联邦，囊括德国、丹麦、荷兰、瑞士、意大利、法国等西欧国家。凯南的欧洲联邦设想是以苏联在战后将在东欧发挥巨大影响为前提的。他认为，苏联和东欧将成为战后欧洲的一支重要力量，为保持欧洲大陆的均势，美国就必须在美国—加拿大—英国和苏联—东欧之间培植一股第三势力，建立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联邦正是为了适应此种需要。关于美国在建立欧洲政治秩序中的作用，凯南建议其只充当一个顾问或援助者的角色，一俟欧洲和平达成、政治重建成功，美国就向该地区提供经济援助，促进欧洲的经济复兴。[6]这一建议成为后来马歇尔计划的基础。

其次是关于战后美苏合作的前景。在雅尔塔会议召开之前，凯南就预料到美苏两国的合作在战后将难以为继，因此要求在即将到来的谈判中以坚定而又友好的方式与苏联在欧洲地图上划一条分界线。凯南认为，苏联在战后将对东欧施加举足轻重的影响，从而建立起它的势力范围。他建议美国以现实的态度对待这一问题，不惜与苏联瓜分欧洲。他写道：“为什么我们不能同它（苏联）达成一项体面的、明确的妥协——干脆把欧洲划成两个势力范围——我们不去干涉俄国的范围，也不让俄国人干涉我们的范围呢？”[7]凯南还认为，在权力政治充斥的世界中，国际组织将无济于事，因此要求美国立即停止创建联合国的进程。

凯南对战后欧洲和美国对苏政策的设计是以传统的权力政治及其所提倡的均势外交和势力范围政策为基础的。然而，他的建议在罗斯福时期并未被华盛顿官方所接受。直到1946年，随着国际形势、美国政府和公众舆论的变化，凯南的现实主义观点和政策建议才得到呼应。

三、遏制战略的实践与修正

1946—1950年，凯南作为美国政府的头号苏联问题专家，参与了一系列冷战决策。他在前一阶段所形成的现实主义思想之基础上，提出了一套均势遏制理论，其问世的标志是1946年的长电报和1947年的《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如果说长电报为美国对苏政策的强硬提供了舆论共识，那么《苏联行为的根源》则为美国实施冷战造就了一种意识形态。其后，凯南通过参与制定马歇尔计划、复兴日本计划等政策，在实施均势遏制的过程中，修正和发展了其现实主义思想。

长电报是凯南之政治崛起的关键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美苏关系迅速恶化，两国因为一系列问题而由战时盟友反目为仇敌。美国政府对苏联的态度随之发生转变，并决定采取新的对苏政策。凯南的长电报为此种新政策适时地提供了思想前提。[8]他在电报中首先分析了苏联对外政策的前提和根源。凯南认为，苏联对外政策的前提是它的国际政治观，即苏联领导人相信苏联社会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种世界观源于俄国传统的和本能的不安全感，而历史的不安全感使得苏联的对外政策具有扩张性；目前，苏联的扩张是在马克思主义及其口号的伪装之下进行的。凯南指出，苏联对外扩张的根本目的是削弱西方主要国家的实力和影响，增加苏联的力量及其势力范围，最终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以共产主义统治全球。鉴于苏联对外政策的性质及其目的，凯南认为美国和苏联之间不可能达成永久的妥协，因此建议美国政府采取一种实力对抗政策。一方面，西欧各国羸弱不堪，美国必须为其提供安全保护；另一方面，苏联“对理智的逻辑无动于衷，但对实力的逻辑却极为敏感”，因此，美国政府应充分显示其实力意向，就“无须诉诸任何形式的大规模军事冲突”而解决美苏之间的问题。

长电报是凯南长期以来所坚持之观点的重复，它第一次为美国政府高层就苏联对外政策问题提供了广泛的分析，解释了苏联在国际事务中与美国对抗的原因。凯南的分析虽然只是一家之言，但却为冷战政策确定了不可或缺的前提，加速了美国政府对苏强硬政策的出笼。

凯南之成为著名人物，乃在于《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的发表。[9]1946年12月，海军部长詹姆斯·福雷斯特尔（James Forrestal）约请凯南就马克思主义与苏联政策的联系做出评论。此后，凯南几易其稿，于1947年1月底形成了《苏联行为的根源》的定文。5月，凯南将《苏联行为的根源》交与《外交》季刊发表，署名为“X”，故此文被称为“X”文章。此文可以说是长电报的续篇，它表达了凯南“心中早已成熟的思想”。首先，凯南指出，苏联的行为是意识形态和历史环境的综合产物。其次，凯南分析了决定苏联政策的两个主要观念：一是苏联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固有的对抗性，二是苏联认为它一贯正确。他说，苏联在坚持这两个观念的基础上，在追求对外政策目标的过程中，采取一些“有弹性的”行动，它不会匆忙去达到其意识形态目标，不会去冒无谓的风险。有鉴于此，凯南建议“美国对苏联政策的主要特征必须是对俄国的扩张倾向加以长期的、既有耐心而又坚定的、警惕的遏制”。对于如何实施这种遏制，他只是笼统地提出要运用“对抗力量”掣肘苏联。最后，凯南总结道：（1）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不可能与苏联享有政治上的亲善关系，而必须继续视之为对手；（2）苏联是可以遏制住的。西方作为一个整体远远强大于苏联，这就使美国得以执行一种坚定的遏制政策；美国不应当被动防守、固步于分界线之上，而应主动出击；（3）促使苏联和平演变。凯南就此写道：“美国有能力大大增强苏联在执行政策时所受到的压力，迫使克里姆林宫采取比近年来所表现的远为克制和谨慎的态度。通过这种方法，促进某种趋势，最终导致苏联政权的瓦解或逐步趋于软化。”凯南后来的一系列言论表明，所谓软化苏联，就是通过政治、经济和外交途径压制苏联放弃势力范围，实行西方的民主制度。

《苏联行为的根源》发表后，立即被美国新闻界和学术界视为对杜鲁门主义的诠释。它在客观上的意义也正是如此。一位政府核心决策人士在半官方的刊物上发表了与杜鲁门主义相呼应的文章，从而不自觉地为美国实施冷战提供了一种指导理论或意识形态。实际上，凯南的主观意图与此种客观影响不尽一致，他原本希望借助《外交》季刊这一渠道，向相当部分的美国公众陈述其观点。如果对《苏联行为的根源》及凯南在此后所提出的一系列政策建议进行比较分析，则不难看出，凯南在1947年所提倡的遏制主要是建议美国政府从地缘政治的现实出发，充分而又客观地估计国际形势，有重点地卷入海外事务，致力于欧洲和亚洲均势的建立。

凯南的遏制观点更为具体和明确地表现在他于1947—1950年间就重大的外交决策所提出的政策建议之中。首先，凯南于1947年5月任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后，立即参与制定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5月13日，凯南提出了关于向欧洲提供经济援助的备忘录。他在文件中批评了杜鲁门主义开了“一张空白支票”，即允诺向所有呈现共产主义迹象的地区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没有明确美国海外利益的主次之分，从而会使美国负上重荷。凯南指出，西欧地区才是美国的主要利益所在；同时，西欧问题的根源不是共产主义，而是政治和经济混乱，美国帮助西欧就在于以经济援助方式，恢复欧洲各国的经济实力及各国人民的信心，从而有效地遏制苏联。[10]这份备忘录清晰地表明了凯南所提倡之遏制政策的实施重点及主要途径。它勾勒出马歇尔计划的蓝图。

其次，凯南就德国统一、欧洲联盟、欧洲安全等问题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正是在这些问题上，他和美国政府其他外交决策人士之间出现分歧。在德国统一和欧洲联盟问题上，凯南进一步发展了他在二战末期所提出的建议。1948年柏林危机爆发后，凯南设计了一个德国统一计划，建议美、苏、英、法四大国达成协议，同时将军队从德国心脏地区撤至边界，将政治管制权交与一个独立的德国政府。但该计划遭到普遍批评或反对。他的欧洲联盟之议也同样胎死腹中。凯南的欧洲联盟计划有两个部分组成：一是德、法等国组成经济的和政治的共同体，二是美、加、英建立大西洋联盟。他解释说，该联盟的主要目的是避免西欧的分裂，进而增强遏制苏联的能力。但是，凯南的这个计划无论是在华盛顿，还是在伦敦、巴黎或波恩都受到冷遇。在欧洲安全问题上，凯南的观点到1949年更是与新任国务卿艾奇逊相左。凯南并不反对美国军队象征性地驻扎在欧洲，但他认为美欧之间建立一种有形的军事联盟是欠妥的。他说，大西洋军事组织一方面会自然而然地延伸为全球性的反苏军事体系，另一方面则会加深欧洲的政治分裂，从而使得解决问题的政治机会更为渺茫。但艾奇逊则认为，德国的分裂和北约的建立乃是大势所趋，迫不得已，其目的是建立起美国及盟国相对于苏联的“实力地位”。凯南的观点及其与艾奇逊的分歧尤其表现在日本问题上。凯南认为，日本是亚洲均势赖以存在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因此，美国应帮助恢复日本的经济，使之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1948年3月，凯南向国务卿马歇尔提出关于日本问题的备忘录。他建议：美国逐步放弃赔偿要求；提供大规模经济援助以扶持日本经济；终止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凯南的建议当时为马歇尔所接受。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凯南在日本问题上与新任国务卿艾奇逊出现分歧。凯南建议美苏就日本和朝鲜问题达成交易，即美国同意使日本中立化和非军事化，而苏联负责使朝鲜军队撤至北纬38度线以北。他从均势观出发，认为日本业已成为亚洲的一支独立力量，美国可以从此脱身。[11]但是，朝鲜战争已经完全改变了美国政府高层人物的冷战观点，艾奇逊等人决计要将日本纳入美国的全球遏制战略之中，使之成为美国在远东遏制共产主义的重要环节，故凯南所建议的交易被艾奇逊视为是“不可行的想法”。[12]因此，到1950年，凯南与艾奇逊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都出现了分歧。这是两种思想和两种政策路线之间的分歧，即现实主义国际政治观和霸权主义国际政治观、均势遏制和全球遏制之间的分歧。实际上，艾奇逊从任国务卿伊始，就不怎么倚重凯南及其政策设计室。他认为凯南过于迂腐，其政策建议有如道德说教。[13]凯南就此写道：“我的思想不为部里任何其他的高级官员所认同，而国务卿在实施外交政策时是依靠这些人的。”[14]在这种情况下，凯南决定退出外交界，其政治生涯也由此暂时告一段落。

1946—1950年期间凯南的观点和政策建议可以归结为均势遏制理论，其主要内容是：（1）苏联因经受战争重创并忙于恢复国民经济，其实力地位较为虚弱，它既无发动战争的意图，也无进行战争的能力。故美国及其盟国所面临的威胁本质上是政治性的和心理性的。但是苏联在固守其势力范围的同时，仍将通过各种途径向外渗透；（2）美国的能力是有限的，美国的利益应是有选择的。在《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中，凯南曾要求美国“在每一处都坚定不移地运用对抗力量掣肘俄国人”；但到1948年，他即修正了上述说法。凯南从美国的资源和力量有限这一前提出发，提出美国的利益应当与地缘政治的现实相吻合。他认为，世界上存在着美国、苏联、日本、英国和西欧（包括德国）五大力量中心地区，美国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在于不使西欧和日本落入苏联之手，从而造就欧洲和亚洲的整体均势。他还说，在中心地区之外存在着一些关键地区，如希腊、土耳其和朝鲜等，一种有节制的“据点防御”就足以维护美国在这些地区的安全利益；（3）外交政策的手段应当视具体情形而定。一方面，凯南强调遏制主要是利用政治、经济和外交的对抗力量制约苏联；另一方面，他又将军事方式视为外交的工具之一。凯南指出，没有武力的存在或使用，无论怎么温和的外交政策都不能达到目的。因此，在凯南的思想中，政治的和军事的外交途径是互为交错的。

四、作为历史学家和批评家的政策建言

1950年凯南退出国务院后，主要从事学术研究，并经常就重大外交问题发表评论，作为活跃的历史学家和对外政策批评家影响着美国外交。在这一长达40年的时间内，凯南的现实主义思想得以发展和完善。美国历史学界和评论界将凯南这一时期的思想贴上诸如“孤立主义”、“和平主义”或“合作的国际主义”之类的标签，但是凯南所发表的著述和评论表明，他所提出的问题、探索的观点以及对遏制的重新评估并没有脱离现实主义，而且是对他此前之现实主义外交思想的再修正和完善。正因为如此，在思想方面，“凯南作为一个局外人和知识分子所作的贡献比他作为一个职业外交官所作的贡献要大得多”。[15]这种贡献与他在1947年所设计的遏制政策一起，使他成为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持续的影响者。

凯南经常就重大外交问题发表评论或提出建议。1957年11月，凯南应英国广播公司之邀发表了著名的“里思演讲”，批评了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的冷战政策，明确地提出了1948年统一德国之计划中的“脱离接触”建议。[16]凯南在演讲中指出，如果美英和苏联的军队同时撤出中欧地区特别是德国，那就可以首先结束德国的分裂，进而结束欧洲的分裂，最终使冷战所造成的紧张关系得以缓解。里思演讲引发了一场对凯南的激烈批评。美国及西欧各国政界、学术界、新闻界和外交界著名人士纷纷发表文章或讲话，批评凯南的“脱离接触”建议。他们包括政界的艾奇逊、杜勒斯，学术界的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阿诺德·沃尔弗斯（Anold Wolfers）、雷蒙·阿隆（Raymond Aron）、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新闻界的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约瑟夫·艾尔索普（Joseph Alsop）和外交界的查尔斯·波伦等著名的职业外交官。前国务卿艾奇逊的批评尤为尖锐。他认为，凯南“从未领会过实力关系的现实”，而是“采取了一种虚幻的态度”，讥讽其演讲空洞无物，含糊不清，并“脱离接触”斥之为“新孤立主义”。[17]实际上，凯南的“脱离接触”建议并未放弃遏制，而是要以另一种方式，即协议与谈判方式使东欧脱离苏联的控制，从而挡住苏联的扩张。1966年，凯南应邀出席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就美国的越南政策举行的听证会，就美国撤出越南、停止战争发表了看法，并再次阐述了遏制的重点及时效性。他指出，遏制理论是40年代为稳定欧洲而提出的，它并不适用于亚洲；况且，60年代的现实也不能类比于40年代。[18]凯南说，越南战争是一个错误，美国应逐步撤出越南，结束越战，并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有限地卷入国际事务，区分美国首要的、次要的和第三位的海外利益，把注意力转向更为重要的地区或问题，如美苏关系、德国问题、军备竞赛等。[19]1976年，凯南与国务卿基辛格就遏制苏联进行了一场论战，进一步阐述了他的现实主义思想。1976年2月3日，基辛格在一篇讲话中说，随着核武器的问世和国际体系中的非殖民化运动的发展，美国应该在每一处都遏制苏联。凯南分析了基辛格的讲话后，就美国的对外政策指出：（1）必须认识到并非所有的地区都同等重要；（2）在相距遥远的地区建立美国的势力范围必须充分权衡得失利弊；（3）必须考虑到美国所能利用的盟友和力量；（4）美国的行动必须为世界舆论或至少为有关的地区舆论所支持。[20]

凯南在上述三次辩论中所持的观点是对其原先之现实主义思想的重大修正和发展，他一如既往地强调实力、均势和外交。如果对凯南在这一时期的主要著作作一简要分析，则会对此有一个更为明了的概观。历史学家凯南的研究领域大致可分为美国外交和外交史研究、美苏关系研究、俄国和苏联研究、欧洲外交史研究。其中，美国外交、美苏关系和俄苏研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美国外交研究方面的著作首推《美国外交（1900—1950年）》。[21]该书由凯南1950年在芝加哥大学所作的演讲汇集而成。凯南认为，1900—1950年间的美国外交基本上是失败的，究其原因在于美国长期以来对国际事务的处理采取一种法律—道义方式。所谓法律—道义方式，就是用法律规范衡量国家间关系，以道德标准界定国家利益。凯南指出，在一个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法律的价值极为有限；特别是在东欧地区或内战问题上，法律尤显得薄弱无力。关于美国外交中的道德性，凯南认为它较之法律性更为严重。道德标准往往将非此即彼、非对即错的概念引入国际事务之中。美国自己非常注重道德原则，因此对秩序的破坏者就极为愤慨，从而在道义上要对后者实施惩罚，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就提出了对日本和德国的无条件投降、非军事化、惩罚战争罪犯等措施。他认为，法律—道义原则必然加剧冲突，从而使得受罚者对现存国际秩序具有更大的破坏性。有鉴于此，凯南后来提出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应以国家利益为基础。凯南关于美国外交的其他两部主要著作是《美国外交政策的现实》和《危险的阴云：美国外交政策的当前现实》。前者首版于1954年。凯南在该书中写道，美国外交的基本目标应该有两个：一是保护美国免受军事和政治入侵，二是保护美国的海外经济利益。目前，美国要实现这两个目标却面临两个现实：其一，苏联这个战时盟友已成为美国的主要敌人，国际的权力斗争就表现为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秩序的竞争；其二，美国仍享有一个友好的资本主义世界。美国应该找出一条原则以糅合上述两个现实，进而实现其外交目标。由此他建议美国政府应该利用一切可能的力量服务于国家利益，应该耐心等待，应该懂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应该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而非夸夸其谈去影响苏联。[22]后一本书于1977年出版，旨在为即将上台的民主党詹姆斯·卡特政府提供对外政策建议。凯南主要讨论了美苏关系。他说，美苏之间的军备竞赛造成了两国庞大的核武库，它使得核战争犹如“危险的阴云”悬挂于世界各国上空。他建议美国和苏联同时停止一切核试验，并就军备问题进行谈判。在这本书中，凯南再次强调美国的海外利益应有主次之分，从而进一步阐述了他的现实主义思想。[23]

凯南之成为著名的历史学家，在于他所撰写的两卷本《美苏关系（1917—1920年）》。第一卷《俄国退出战争》于1956年出版后，备受历史学界的赞誉，并相继获得班克罗夫特奖、普利策奖和国家图书奖。凯南以翔实的资料、流畅的笔触叙述了十月革命至布列斯特条约期间的美苏关系，其重大意义在于：（1）通过历史的个案研究，阐述了现代国际事务中的外交实施途径，探索了苏联和西方分裂长达40年之久的原因；（2）详尽地描述了美国驻俄国大使戴维·弗朗西斯（David R. Francis）、红十字会美国代表雷蒙德·罗宾斯（Raymond Robins）和美国新闻记者约翰·里德（John Reed）在此期间的活动，突出了职业外交官或个人在外交中的作用；（3）通过对十月革命和斯大林时期之苏联政治的比较研究，基本上完善了他对苏联的看法，即苏联共产党的“极权统治”和对外扩张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24]第二卷《干涉的决定》出版于1958年，它进一步表明了凯南作为历史学家的文才和成就。凯南对美国出兵干涉苏俄内战的动机、过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认为这是“美国外交史上代价最大而所得最少的绝无仅有的例子”。他指出，美国干涉苏俄革命是一个重大的外交错误。[25]这本书实际上含沙射影地批评了美国政府的当前政策，认为它未能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凯南作为学者的第三个研究重点是俄国和苏联的外交政策。他在该领域的代表作是由里思演讲汇集而成的《俄国、原子弹和西方》，其主要观点已如前述。另一主要著作是《列宁和斯大林时期的俄国与西方》，是一本关于苏联外交诸问题的论文集，主要论述了《凡尔赛和约》《拉巴洛条约》、斯大林及其政治性格、《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贯穿于全书的线索是：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错误外交政策导致了一系列本不该发生之事的发生。[26]

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凯南潜心研究近代欧洲的经典外交，推出了两本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起源的著作。《俾斯麦之欧洲秩序的衰落》叙述了1875—1890年间的法俄关系。凯南特别强调俄国的外交政策及其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联系，他认为，沙皇俄国的外交一直呈现出扩张性，它以泛斯拉夫主义为特征，并具体地表现为欲在巴尔干地区建立其势力范围。这种政策导致了俄德关系时好时坏，使俄国最终与法国结盟。[27]《致命的同盟：法国、俄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来临》是上一著作的续集，它描述了1890—1894年间的法俄关系，详细分析了法俄同盟的谈判和缔结过程。凯南着墨较多地解释了同盟组建过程中每一步骤、每一事件的意义，分析了有关政治家和外交家的动机和个性。他突出了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俄国总参谋长尼古拉·奥布洛契夫、外交大臣尼古拉·吉尔斯，法国总理夏尔·弗雷斯纳、总参谋长拉乌尔·布瓦斯德弗、外长亚历山大·里博等人的重要作用。凯南得出结论说，法俄同盟的谈判历史就是一系列过失、误解和困惑产生的过程，它最终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28]凯南关于近代欧洲外交史的研究及其所得出的结论，充分反映了他对19世纪的怀旧感，显示了其现实主义外交思想之历史的和理论的渊源。

无论是对美国外交和美苏关系的研究，还是关于俄苏问题和欧洲外交史的论述，凯南的主要用意都在于通过历史的借鉴，引出当今决策者需要吸取的教训。这就使得历史学家和批评家凯南对美国外交政策享有经久不衰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凯南还分别于1967年、1972年、1989年出版了他的两卷回忆录和一本日记选集。[29]它们一方面成为历史学界研究凯南的重要参考书，另一方面也较为集中地体现了他的现实主义思想。

五、简要评论

凯南的前半生，主要是在实践（驻外经历和参与决策）的基础上提出了较为完整的现实主义观点；后半生，则是从理论上（通过历史研究和政策评论）致力于其观点的阐释。无论是作为美国外交的实践者，还是作为国际政治的理论家，凯南就其一生所逢的每一重大问题都提出了独树一帜的观点或富有创见的建议，它们构成了凯南之系统的现实主义外交思想。作为理论家和实践者的经历，既使凯南成为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巨匠之一，又使他在战后美国外交史中占据着重要的一席之地。

凯南的外交思想与现实主义学派其他代表人物的理论源于一流，从而具有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般特征，即强调国际政治中的国家利益之冲突性，以实力概念和地缘政治的现实界定国家利益及国家目标，崇尚均势外交与势力范围政策。但是，作为一个理论家甚至哲学家，凯南的思想又有其独特之处。这一方面是其自身之经历的产物，另一方面则是源于他对欧洲传统的保守主义特别是对19世纪欧洲经典外交的迷恋。其一，凯南的性格自小就与他人、群体和社会格格不入，这使他后来成为一个叛离的外交精英，代表了一种反抗者的异议，并充分反映在他就遏制战略上所表现出的与杜鲁门主义相异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他的这种反抗性异议是一个孤独者对国际政治和外交问题的冷静思考，说明了现实主义的所谓客观性。其二，凯南对欧洲的历史和思想有一种怀旧感。他不仅欣赏近代欧洲各国的文学艺术、政治制度和风俗习惯，还十分崇拜近代欧洲的外交及外交家。19世纪是欧洲经典外交的黄金时期，为数不多的贵族派头的人物活跃于欧洲外交舞台，大搞秘密外交，推行均势政策，经常变换同盟，瓜分势力范围，最大程度地削弱对手，从而增进本国的利益。这种实力外交对凯南的影响极为显著，以致其后来公开为欧洲的殖民主义辩护，声称其对第三世界负有道义责任和义务。[30]也正是这种实力外交的影响，使得后来的凯南轻视国际法、国际组织和多国谈判的作用；要求推行精英外交，将国会和舆论隔绝于决策之外。[31]

凯南思想的另一来源是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的地缘政治学。根据麦金德的理论，谁控制了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区，谁就控制了欧亚大陆。凯南借鉴该理论提出了上文所述的均势遏制。凯南认为，如果欧亚中心地区处于单个的敌对国家的控制之下，那么边缘地带就毫无安全可言。从这种地缘政治观出发，凯南写道：“苏联对欧洲大陆之潜在国家的控制，无论是通过武力入侵、政治途径还是秘密方式取得，在政治上和战略上都不能为美国所接受。”[32]为此，他要求在欧亚大陆推行均势政策。

实力因素在凯南思想中有着重要地位。凯南认为，实力现实是对外政策的基础，只有明确实力的限度后，才能确定国家利益及其实施手段。在估计敌对国家之威胁时，凯南指出必须将该国的敌意性与能力结合起来考虑。敌意本身并不构成威胁，只有当对手具备了战争潜力时，才有理由视之为威胁。就苏联是否构成威胁的问题，凯南指出，苏联在1947年虽有对西方的敌意，但它一无战争意图，二无战争能力，因此充其量它只是构成了一种政治的和心理的威胁；到1976年凯南与基辛格进行辩论时，他再次指出，苏联的军事实力虽然已有长足发展，但苏联本身却存在着许多致命的弱点，因此其威胁性极为弱小。同时，凯南一直强调，美国的力量有限，因此必须区分美国海外利益的等级，充分利用共产主义世界内外的各种矛盾，推行“分而治之”和均势政策。

凯南思想中最根深蒂固的是他对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敌视。他提出遏制政策的原因之一乃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出于对苏联强大的惧怕心理。1966年批评美国政府对越南的政策时，凯南并没有忘记攻击越南共产党和越南游击队。凯南自己说，他反对共产主义是出于“基督责任”。在这里，凯南提出了西方对人类应该负起一种“监护人之责任”的说法。所谓“监护人之责任”，就是西方努力避免冲突特别是大规模核战争的爆发，以保护人类的文明——自然环境、文化艺术成果和基督教价值观。

最后，凯南思想的一个主题是，美国的外交政策应当建立在历史理解的基础之上。凯南强调，只有通过历史的考察，才能充分理解当今的国际问题；美国应当从历史和历史的进程之中吸取教训，成功的外交政策必须具有长远眼光，必须认识到问题的性质及其解决途径，而历史分析法对此将大有裨益。因此，文明、历史与实力、均势、反共价值观等成为凯南思想中同样重要的恒定因素。

美国相当部分的历史学家视凯南的思想为一个矛盾的综合体，[33]并以凯南从1947年的遏制转变到50年代之后的缓和作为重要论据。但是，正如上文所示，凯南的思想经历了一个从形成到发展，再从修正到完善的过程，遏制与缓和不仅皆是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两者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是前后一致的和互为补充的。从1938年的对苏基本看法到40年代的均势遏制，从1957年的脱离接触到60年代之后的和平倡议，无一不构成凯南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的完整思想。总的说来，凯南的思想不乏瑕疵，但作为对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表述，它具有客观性；而作为美国外交的理论框架，它又极富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