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早期电影改编（1905—1949）

1895年12月28日，法国人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大咖啡馆以售票的形式，首次公开放映《婴孩喝汤》《水浇园丁》《火车进站》等12部纪实电影短片，这一天被视为电影诞生日。1896年8月11日，上海徐园“又一村”放映了“西洋影戏”，即电影，这是西方电影进入中国的最早印记。此后，西方商人在上海的茶楼、戏场等场所大量放映电影，并随着电影巨大商业利润的诱惑而投资电影放映业，修建了中国第一批影院。大量西洋影戏的放映和逐渐规模化的电影放映业直接影响到中国电影的诞生。

1905年，受西方电影放映的启发，也因深感西方电影片源的不足，北京丰泰照相馆的老板任庆泰担任导演，拍摄了中国第一部影片《定军山》。影片以固定机位，在日光下拍摄了著名京剧演员谭鑫培主演的传统京剧剧目《定军山》中的“请缨”、“舞刀”、“交锋”等场面。《定军山》是中国电影以独立形象出现的开端，它选取的内容（戏曲）、采用的方法（记录式）以及简单的镜头语言，是中国电影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基本形式。这一次尝试也可视为中国电影改编的开始，此后，中国电影在改编之路上探索前行。

（一）中国电影起步阶段的戏剧化特征

中国电影在起步阶段就显示出鲜明的戏剧化特征，从当时对电影的称谓“影戏”可窥一斑。戏剧化特征来自电影从业人员长期受以戏曲为代表的叙事艺术的熏陶和当时兴盛的“文明戏”的影响。张石川在自述成为电影导演经历时，谈道：“为了一点兴趣，一点好奇的心理，差不多连电影都没有看过几场的我，却居然不假思索地答允下来了。因为是拍影‘戏’，自然很快地联想到中国固有的旧‘戏’上去。”⁽²¹⁾郑正秋、张石川、蔡楚生、田汉、孙瑜等早期电影从业人员大多既是戏剧家又是电影家，他们的电影实践具有浓郁的戏剧化的痕迹。戏剧化特征具体体现在电影直接从戏曲和“文明戏”中获得素材和表现形式的启示。从《定军山》对戏曲片段的机械摄录开始，直接将戏曲的表演作为电影拍摄的内容和表现形式成为一个传统，如当时的《春香闹学》（1920，导演梅兰芳）、《天女散花》（1920，导演梅兰芳）对戏曲演员的表演全程拍摄，除了将戏曲舞台的虚拟场景变为现实生活中的实景，略微涉及虚实结合的问题，其他几乎全无改动，演员精湛的演技是影片吸引观众之处，这样的“改编”几乎是全部照搬的代名词。此外，当时还有许多电影从戏曲或“文明戏”中选取表现的内容，如《庄子试妻》（1913，导演黎北海），选取了戏曲《蝴蝶梦》中“煽坟”的片段，以“试妻”为故事的核心，在试与被试的冲突中展现了不同人物的思想性格，构建了一部戏剧性强的讽刺喜剧，达到了“观者万人空巷”的接受效果。《黑籍冤魂》（1916，导演张石川、管海峰），根据上海新舞台演出的同名舞台剧改编，这部影片已经不是完全的舞台剧的照搬，而是开始尝试探索电影特有的叙事手段和表现手段，在机位、景别、剪接上都有成功的尝试。《阎瑞生》（1921，导演任彭年）改编自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同名文明戏，采用非文明戏、非职业的群众演员，到各地实景拍摄而成，因为事件本身的轰动效应而获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但是影片以自然主义的方式表现主人公的犯罪过程，道德导向有偏差，遭到舆论的反对。中国电影在起步阶段与戏曲和文明戏的紧密联系，不仅体现在电影实践上，也体现在对“影戏”的理论研究上。如《影戏杂志》（1921年创刊）将影戏归入文学乃至“戏剧”：“戏剧中最能‘逼真’的，只有影戏。”⁽²²⁾“影戏是居文学上最高的位置的，最有文学的价值的。”⁽²³⁾“影戏”凸显中国人“总是习惯于从戏剧角度，沿用戏剧的观念，来谈论电影”⁽²⁴⁾的独特审美理念。20世纪20年代，“影戏”观从感性直觉到理性认同的真正确立，对中国电影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对鸳鸯蝴蝶派小说的电影改编

1921年上映的《红粉骷髅》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改编自文学作品（小说）的影片。管海峰担任编剧和导演，将法国侦探小说《保险党十姊妹》改编成融中国武侠小说、言情小说、文明戏和美国侦探片于一体的故事长片，获得空前的轰动效应，彰显了文学与电影联姻的巨大能量。在此启发下，严格意义上的中国电影改编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对鸳鸯蝴蝶派小说的改编。1924年，鸳鸯蝴蝶派文人徐枕亚的小说《玉梨魂》，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徐琥导演搬上银幕，受到了观众的空前欢迎和评论家的一致好评，由此开启了中国电影第一次改编高潮。当时一大批鸳鸯蝴蝶派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根据向恺然（平江不肖生）《江湖奇侠传》改编的武侠片《火烧红莲寺》（第一集）。1928年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的《火烧红莲寺》将武侠与神怪魔法相结合，讲述了一个人物众多、情节曲折的离奇故事。特技摄影的运用营造了一个真假难辨的电影世界，“妇人孺子，个个在看完之后，都眉飞色舞地惊叹为国片里的奇迹！”⁽²⁵⁾因为票房奇好，从1928年5月13日至1931年6月，3年时间里，张石川连续拍了18集，粗制滥造的后果是影片艺术质量的严重下降，受到舆论的一致抨击。除了改编鸳鸯蝴蝶派的小说，鸳鸯蝴蝶派文人也大量介入电影剧本的直接撰写，因而，1921年至1931年10年间的650多部中国电影，绝大部分带有鸳鸯蝴蝶派的痕迹。商业化、市场化的现实语境催生了鸳鸯蝴蝶派小说，其迎合小市民的审美倾向、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和煽情的叙事模式是小说得以广泛流行的要素。改编自鸳鸯蝴蝶派小说的电影，自然继承了小说原著对市民审美消费取悦的倾向，透露着较强的市民气息。为娱乐而娱乐的创作倾向和片面追求票房价值的导向导致了电影改编粗制滥造的创作模式，所以会出现《火烧红莲寺》3年内拍摄18集的极端个案。但是，客观地看，改编自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大量推崇“娱乐性、消遣性、趣味性”的电影作品的问世，进一步扩大了鸳鸯蝴蝶派小说的传播面，加强了鸳鸯蝴蝶派小说在世俗层面的影响，无形中构建了一个以纸质媒体和银幕媒介同时出击的立体通俗文化流行体系，成为当时的主导文化潮流；也开辟了一条通向现代通俗文学和民间审美文化传统的创作道路，用电影的方式延续了文学创作。

诞生之初的电影艺术，从通俗文学中汲取养分，契合自身大众媒介的本质，是巩固自身地位的有效途径。从电影发展的历史来看，正是有了这一时期电影对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大量改编，推出了《玉梨魂》、《空谷兰》、《采茶女》等改编自鸳鸯蝴蝶派小说、影响深远的电影，才让幼年的电影艺术站稳了脚跟，奠定了中国民族电影发展的基础。

（三）对左翼文学的电影改编

20世纪30年代初，随着日本的入侵，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左翼电影开始蓬勃发展，但是左翼电影多为原创剧本，以便更快速地反映时代变化、弘扬时代精神。就电影改编而言，直到1933年，才有《春蚕》上映。《春蚕》改编自茅盾的同名中篇小说，夏衍编剧，程步高导演。《春蚕》的改编忠于原著，以老通宝一家丰收成灾的遭遇，抨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高利贷的残酷。影片《春蚕》的意义在于，它是第一部被搬上银幕的五四新文学作品，这意味着电影改编在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商业氛围和市民诉求中，开始走向走在社会前列、体现着先进思潮的新文学，昭示着中国电影与现代文学之间的联系更直接化，将深刻影响今后电影改编现代文学作品的创作实践。后来又相继出现了《日出》（1938，导演岳枫，据曹禺同名舞台剧改编）、《森林恩仇记》（1941，导演岳枫，据曹禺舞台剧《原野》改编）、《花溅泪》（1941，导演张石川，据于伶同名舞台剧改编）、《家》（1941，卜万苍导演，根据巴金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祥林嫂》（1948，南薇导演，根据鲁迅中篇小说《祝福》改编）、《丽人行》（1949，导演陈鲤庭，据田汉同名舞台剧改编）等一批广受好评的左翼改编电影。这些电影高举反帝反封建的大旗，充满鲜明的革命性和时代感，揭露社会的黑暗、弘扬强烈的启蒙与救亡精神，“从根本上改变了此前中国电影蝇营狗苟、唯利是图的媚俗形象”⁽²⁶⁾，这标志着中国改编电影在美学风格和价值观念上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也是五四新文学在电影世界的一次成功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