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处理好“研”和“教”的关系

教学和科研的关系，实际上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也是一个实在没有什么可谈的话题。所谓“老生常谈”是说，总是在各种场合被提出来议论半天；所谓“没什么可谈”是说，这个事情就是个常识，谈来谈去似乎也就是那么回事。钱伟长有段著名的话：“大学必须拆除教学与科研之间的高墙，教学没有科研做底蕴，就是一种没有观点的教育，没有灵魂的教育。”笔者熟悉的一位老师、博导，和钱老的观点类同，曾言：有学术研究不一定能搞好教学，要搞好教学必须要有学术研究。在北京大学开会的时候，国务院学科评议组的一位老先生说：很多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提出降低科研要求，简直丢人，没有科研你啥也做不好。

科研和教学的矛盾，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这里可能表现得更为突出。很多学校的马克思主义学院被划定为教学型单位，那么很多老师就认为教学型单位嘛，自然要突出教学，特别是在教师职称评定和岗位评聘中。也有实际的情况是，很多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课程多，每年工作量300课时以上，而同一个单位的理工科或者哲学社会科学的教师，每年工作量可能不足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三分之一，那么时间总量是固定的，分配在教学和科研上的比例因为上课的数量不同而自然不同。因而，很多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认为，降低科研要求是逻辑的必然。

这些观点怎么看呢？

首先，要澄清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做科研并不完全等于申报课题、出书和写文章。现在一个普遍的误区就是将二者等同起来，认为没有项目、专著或文章就等于没有学术。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有学术水平是种状态，存在于个体当中，而项目、著作和文章仅仅是这种状态的外显，没有外显的产品，并不等于没有这种状态。

其次，要澄清的另外一个基本事实是有科研水平并不等于会研究性教学，而没有科研成果并不等于不会研究性教学。孙正聿老师是全国教学名师，他对于教学曾经有过精彩的描述。他说：教学是门艺术，要“有理”更要会“讲理”。他进一步阐释说：教学最为看重三个东西：一是思想，二是逻辑，三是语言。所谓“思想”，就是要有独立的创见，这就需要“在有理上跟自己过不去”；所谓“逻辑”，就是要有严谨的论证，这就需要“在讲理上跟自己过不去”；所谓“语言”，就是要有优美的表达，这就需要“在叙述上跟自己过不去”。孙老师的思想同样适合思想政治理论课。实际上，教学和科研在道理上是一样的，都是把自己的思想通过语言载体更好地传递给受众。最高的境界是受众能够愉悦地接受你的思想并信服、转化为自己的思想或知识素材，或者思维习惯，或者行为习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就需要在讲课的过程中，注意教学的思想性、论点的准确性、论证的逻辑性和论据的科学性，让学生感觉教学内容“有料”、教学方式“出新”，切忌漫无边际的东拉西扯、语录式的论断灌输、偏见性的断章取义。现实生活中，很多具有科研成果的教师可能在教学中缺乏研究性思维、体现学术性思考，而很多没有科研成果的教师可能具有学术性思维，能够将教学按照思想、逻辑、语言的架构表现出来，并能够影响学生。

最后，要澄清的第三个事实是教学研究就是学术研究，不能把教学研究与学术研究分开。现在，很多学校在岗位聘任时，特意把教学性研究和其他学术研究分开，这是不科学的。教学研究和其他研究的区别在于研究对象不同，它的研究对象是教学规律，舍此与其他研究没有什么区别，都属于学术研究的范畴。教学研究如果说有特殊性的话，在于它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而言地位比较特殊。因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重要性赋予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的重要地位。

概括而言，可以有几种情况。其一，有学术研究成果，并能够将科研成果融入教学且用学术研究的思维上课；其二，有学术研究成果，但是没能够将学术成果融入教学并运用学术研究的思维上课；其三，缺乏研究成果，但是能够运用学术研究的思维上课；其四，缺乏研究成果，也不能够运用学术研究的思维上课。相对而言，第一种和第三种情况是比较理想的。季羡林先生曾经说：“既然当了老师，那就甘为人梯吧，我学的越多，为学生们铺的台阶就能越长，他们的路也能走得更长远。”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而言，老师读书越多、研究越丰富，越能滋养教学、提升教学，教学效果自然也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