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1962年前的西北地质工作概况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西北地质工作

中国西北地区，历来交通闭塞，经济发展迟缓。19世纪后半叶，随着近代中国与国外海上及陆路通道的开启，西方传教士以及国外私人或部门组织的探险家、地理学家、地质学家等相继来到中国，有的传教士本身已是著述颇丰的古生物学家。这些学者或从俄罗斯、日本经朝鲜陆路进入中国，或从欧陆通过海运远达沿海各省。他们踏勘的区域主要分布在华北和中国东南部，进入西北地区并做细致工作的鲜见。外国地质学者来华勘查的同时，清朝政府派出留学生去先进国家学习，同时聘请外国专家担任矿业顾问或进行教学工作。近代地质学由西方的传入也从翻译介绍国外文献逐步发展到实地调查与研究。

与到中国的其他地区一样，到西北考察的外国学者中，既有窥探邻国矿产资源的帮闲，也不乏世界一流的地质学家。他们用近代地质学的研究方法，对所到地区的地质、地理条件、矿产资源分布都详加记述，著书立说，成为研究中国地质发展史的早期文献，对中国地质学的开创起了启蒙和借鉴作用。直到20世纪前50年，这些描述中国地质的外文著作中，关于地层系统的建立、古生物种属的描述和鉴定、构造地质的论证、矿物岩石的分区与鉴定等等，一直为我国地质前辈所重视，至今仍具有参考意义。

自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就地质调查报告的发表量来估算，到西北的外国科学家以俄国人居多；可能是由于文种的障碍，在后来的中国地质研究里并没有产生应有的影响。对中国地质学界影响较大的是德国著名学者李希霍芬（Ferdinand Paul Wilhalm Sarom von Richthofen,1833—1905）。

（一）外国学者来华考察

据《新疆通志·地质矿产志（上）·大事记》,1719年俄国人乌鲁索夫和索莫夫奉彼得大帝之命，到新疆莎车一带寻找金矿。此后，18世纪末俄国人斯涅基洛夫等，19世纪中期H.A．布拉莫夫、瓦利汉诺夫等陆续到新疆阿尔泰、伊犁等地区进行地质找矿工作。

最早在中国以地质学家的身份，做地质调查的是美国学者彭拜莱（Raphael Pumpelly,1837—1923）。彭拜莱1863年春到上海，去过湖南、直隶（现河北）、山西，未到西北地区。他注意到东亚的山脉走向反映出构造线方向呈北东—南西，这种现象在中国尤占重要地位，即命名为“震旦抬升体系”。从此，关于我国的地质文献出现“震旦”一词。

1868年至1872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来华，历时四年，设计了七条考察路线，足迹遍及我国多个省区，包括西北地区。他的第七次调查，从1871年9月底到次年5月底，是他调查时间最长的一次。李希霍芬从北京到太原以后，沿汾河河谷南下至潼关进入陕西境内。到达西安府后，沿渭河经兴平、扶风、岐山等地到宝鸡，后经宁羌（今宁强）去往四川。

李希霍芬沿途采集了大量标本。标本被运回德国后，经古生物学家鉴定、研究，发表了一系列成果。在他的五卷本《中国——亲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为根据的研究》（以下简称《中国》）的第二卷中，记载了包括奉天（现辽宁）南部、直隶（现河北）、山西、陕西、甘肃、河南等地的观察笔记和论述，以地质和自然地貌为主，也有对当地经济、社会的记述。

李希霍芬在山西五台山发现强烈变质岩系，称为“五台绿泥片岩”，认定是中国地层最古老层系。李希霍芬把彭拜莱的“震旦”一词引入地层系统，建立“震旦系”，提出“南口系”，为中国古老地层研究及中国地层古生物学奠定了基础。据有关文献记载，河西走廊南缘山脉曾被李希霍芬以自己的名字命名：Richthofen Range，即祁连山脉。李希霍芬对华北、西北的调查中，提出黄土高原主要是风化堆积物的看法，并区别出还有湖成的黄土。这一假说仍具有科学价值。

李希霍芬的《中国》一书附图两册，地质图、地文图各占一半，比例尺为1∶750万。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李希霍芬编图时还参考了其他学者的东亚文献资料以及官方材料。附图涵盖华北，西北的陕西、甘肃，华东以及西南的部分地区。中国地质学者认为李希霍芬《中国》一书的附图“表现了当时对中国地质所能达到的最高认识”。

李希霍芬的《中国》一书对我国地质先驱影响很大。自1913年丁文江、章鸿钊等人创办培养人才的地质研究所开始，讲课和实习中即引证李希霍芬的地层划分方案，并做补充和更正。多年来，地质前辈在著述中或熟练地列举李氏的观点，或加以修正。

奥匈帝国地质学家洛采（L.V.Loczy）于1877年至1880年间，随同匈牙利施欣尼公爵组建的科学考察团来华。一行经秦岭到甘肃，在祁连山北麓、青海湖和柴达木盆地边缘沿线调查。回国以后，洛采于1893年至1899年整理出版三卷本的《施欣尼亚洲东部科学考察团报告》，描述了陕西、甘肃石炭纪地层和黄土，将兰州、贵德、西宁一带的红色地层命名为“贵德系”，其时代定为上新世。洛采考察了白银地区变质岩系及祁连山一带浅变质岩系，将浅变质的巨厚砂岩和千枚岩系命名为“南山砂岩”，认为可与北方五台系相对比。洛采的著作中对河西走廊、祁连山北坡、西宁附近、青海湖西岸、黄河上源的地质概貌做了论述，其中1∶100万的地质图部分一直被地质调查所图书馆收藏。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地质调查所组织人员在黄汲清的指导下编辑1∶300万《中国地质图》，陈梦熊负责甘肃和宁夏部分。当时能收集到的外国地质学者的图件都成为重要的参考资料，包括洛采的西北路线地质图。

俄国地质学家奥勃鲁契夫（Vladimir Afanasyevich Obruchev,1863—1956）四次到中国考察，四次穿越祁连山，对这一地区调查最为详细，于西北的地质研究颇具深度。1892年，他参加蒙古—中国考察队，经恰克图、张家口横越戈壁到北京；从鄂尔多斯向西，越黄河左岸到贺兰山，经甘肃省宁夏道转向西南，翻越祁连山到兰州、肃州（现酒泉），到达柴达木盆地北部，调查青海湖的地质地理条件，考察沿途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矿产和煤炭资源，采集了7000多种岩石标本，1200多种化石标本，经青海湟源、新疆伊宁返俄。1894年，奥勃鲁契夫发表《祁连山山脉概要》。1900年至1901年出版《中亚、中国北部及中国祁连山》二卷，记述了从甘州（现张掖）至凉州（现武威）、河西走廊和祁连山西部的地理地质，对南山山系地质构造特征和自然地理做了科学论述，同时，论证了准噶尔地区富集石油、沥青、煤及金矿。

当年奥勃鲁契夫在中国采集的标本和资料，一直保存在蒙古恰克图地质博物馆。该馆以奥勃鲁契夫的名字命名。

1903年至1904年间，美国地质学家维里士（Bailey Willis,1857—1949）带领卡内基研究所远征队来华考察。维理士一行于1904年4月到达西安，从西安转道盩厔（现周至），由此翻越秦岭到石泉，在秦岭调查历时半月，到达兴安府（现安康），步行209公里去湖北巫山，沿途做了较为详细的地质调查。这次调查以山东、山西、从秦岭到巫山三条路线为重点，一方面不与李希霍芬的路线重复，同时考虑与李氏工作过的地区相近，以便勘查结果的补充和相互验证。远征队除了地质学家之外，还有美国地质调查所的测量师和精密的测量仪器，所以这次考察的各项记录严密准确，采集标本丰富，成果颇著。维理士在1907年至1913年陆续出版了三卷四册《在中国的研究》。著作中，保留了“震旦”的名称，但将寒武、奥陶系从中分出，以上、中、下加以区分。维理士的著述对于中国地层的划分和地质构造的研究都有重要价值。

地质科学和其他科学一样，往往需要世界性的研究。19世纪下半叶，欧美等国的地质学者在建立本国地质构造和地层系统研究的同时，东奔西走，力图了解他国的地质和矿产资源，尤其是像中国这样没有地质机构的贫弱大国。这种探险和调查是单方的，是以政治、经济以及军事的力量为后盾的。正如杨钟健所说：“弱国的地方，只有供给强国学者来采集的义务，而从来没有听见说有一个弱国，到欧洲或美洲组织过什么考察团。”这是历史条件下呈现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对后来的中国地质工作者而言，外国学者的工作确有积极的先导作用。前辈们对于外国学者早期在中国包括西北地区的调查，撰写的报告和专著给予了充分的尊重。1933年，中国地质调查所翁文灏所长在纪念李希霍芬诞辰100周年时撰文道：“吾中国地质学者无不叹服李氏于数年之间而造成中国地质学之主要纲领，因李氏之成就，而节省吾人十年之工作时间。”地质学专家陶世龙认为：“中国人在1912年自办地质事业后一二十年间就能达到世界承认的水平，与在此以前外国地质学家的工作实不可分。他们提供的材料有用，他们的工作经验也是值得借鉴。”

（二）民国早期的地质调查

在外国学者对西北的科学考察以及近代科学方法的影响下，中国学者开始关注西北地区的研究。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开创共和制度，虽然多遭遇逆流，但终究促进了社会发展，对中国的各项事业包括近代科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强调了移民实边和交通政策对国家经济发展的意义，以减少中国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

当时，人们对西北的矿产资源、自然环境认识模糊，对“西北”的范围也没有确切的定论。1928年11月，国民政府设置宁夏省，即原甘肃省宁夏道及内蒙古西套二旗；同时设置青海省，即原甘肃省西宁道及青海地方辖区。根据前后省级行政区划的变动，西北主要是指新疆、青海、甘肃、内蒙古、宁夏、陕西的广大地区。政府在计划发展西北交通以促进经济建设的前期，需要对沿线地区的地质、煤炭等矿产以及地理条件等进行调查。“要搞清西北地区资源的分布、储量及开采的可能性，需要地质学者的参与”。

1913年，中国地质调查所在北京成立，1916年该所的工作正式启动。近年来，地质调查所成为探讨民国时期科学发展的典型案例，被学者视为中国科学体制化之始。1928年以后，多个地质机构相继建立。与19世纪的外国来华科学考察不同的是，中外科学机构和科学家之间出现了新型的合作关系。到西北考察的外国团队陆续有中国地质调查所、国立北平研究院、中央研究院以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机构参加。他们深入荒漠地区，采集化石，测制路线地质图。如1923年至1924年瑞典学者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与中国地质调查所合作进行的西北考察。考察队到达黄河和兰州，西行至西宁和青海湖，发现了仰韶文化时期的朱家寨遗址。安特生研究黄河沿岸的地质，发表了《中国北部之新生界》和《甘肃考古记》等论文。

1927年，中国和瑞典两国科学家签订《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为组织西北科学考察团事与瑞典国斯文赫定博士订订合作办法》。中瑞西北考察团前后有40多位学者参加，中国学者十余人，其中有六名地质工作者如袁复礼、丁道衡。此次考察历时六年多，集中于内蒙古、甘肃、青海和新疆。“在这次综合考察中，地质方面的成果最多，成就最为突出”。

清华大学袁复礼在西北考察团的五年时间里，对经过地区的地质古生物、地貌、考古、生态人文等学科做了调查，是采集标本最多的团员。他对新疆博格达山脉及北坡做了较全面的区域地质调查，采集了大量爬行动物化石，其中有七个完整的三叠纪爬行动物化石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丁道衡在西北考察团主要负责天山西南部的工作，到达了中国最西边的帕米尔高原一带。“他共绘有地质图百余幅，采获地质资料35箱”，撰写了《新疆矿产志略》，附1∶600万新疆矿产分布图。该论文被誉为“第一部综述新疆地质矿产资源的论著”。

2007年，中国科学界隆重纪念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80周年；2017年，90周年纪念和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自1921年，美国纽约天产博物院（后称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组织中亚考察团，调查中国的西南地区以及内蒙古、陕西等地，对“地质上、古生物上，尤其是中生代、新生代的爬虫类及哺乳类化石上，有极重要而有兴趣的大发现”。中亚考察团的工作持续到1935年。1931年，中法科学考察团经张家口、百灵庙、酒泉、哈密、吐鲁番、迪化、塔城，转道西伯利亚回到北平。中国地质调查所翁文灏所长派杨钟健和法国学者德日进参加了以上两次部分科考活动。张九辰认为：“中外学者不但研究了西北的地质构造，绘制了大量的地质图，而且对于西北的地貌、气候等理论问题也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甚至还发现了一些重要的矿产资源。”

中国地质学界对多年来外国学者在中国包括西北地区的考察和著述，表示尊重并加以总结。1943年3月，中央地质调查所、四川省地质调查所和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地质系等单位在重庆中央图书馆举办地质展览会。展览有“中国三百万分一地图两幅，左为外国科学人士在中国所经之路线图，自一八六五至一九三五年，共参考文献四十二种，分别标示”；右为中国地质人员调查的区域。

1928年，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计划组织西北探矿团，起草《调查西北地质矿产计划》。首先计划从已建成的陇海铁路西端的河南，向西延伸的勘定铁路线为标准，勘查沿线地质矿产；其二，对西北交通较为便利的已知矿区，如甘南的煤、铁、金属矿以及玉门石油等做详细勘查。“兹暂拟定调查路线为六段：第一段由潼关至平凉；第二段由平凉至兰州；第三段由兰州到凉州；第四段由凉州到肃州；第五段由肃州到哈密；第六段由哈密到迪化”。同时，翁文灏拟与刚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合办秦岭山脉调查，即陕南川北地质调查的构想，也列入该计划中。

由于多种条件的限制，对西北的勘查计划未能如期实施，但也开展了一些工作，如1932年7月，地质调查所谢家荣、王竹泉各带一名调查员赴陕北勘查石油地质。他们分路进行，采集植物化石，研究含油层的地质构造及岩石性质。次年，王竹泉、潘钟祥发表《陕北油田地质》。谢家荣先后发表《甘肃玉门石油报告》《甘肃北部地形地质简说》《陕北盆地地文》。法国学者德日进发表《新疆吐鲁番一带地质》等。

1932年11月，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所属的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下设七个组。其中的原料与制作组与地质调查所合作，做了部分地区矿产资源如煤矿、金属矿产和石油的调查。西北地区的调查包括青海的金矿、陕西的铜矿和石油勘查。

1934年，地质调查所开展黄河上游的地质调查，孙健初、侯德封经绥远赴西北，到达甘肃皋兰后，西到永登，东到海原、中卫。他们测制地质图，发现并命名了如窑街系、俄博系等新地层。孙健初著有《南山及黄河上游之地质》。地质调查所在年度总结中称：“重要地质调查有甘肃西北部，宁夏西南部，云南东南北部等处。西北地质调查，前后共历时五阅月，……在甘肃、宁夏两省测成二十五万分一之地质图，计十六幅。”

1935年4月，孙健初偕周宗浚到青海和甘肃西部调查。他们从西宁到贵德、都兰等地，“在都兰附近考察后，回至青海，绕湖而行，又经湟源而回西宁，再由此出发，向西北而入祁连山脉，……周宗浚君并作经纬度测量，使西陲各地之位置得以确定”。他们沿线做地质调查，详查各个矿点，测定主要地点的经纬度。“凡此皆系远涉穷荒，艰苦卓绝”。

自1940年西南联合大学毕业就到西北工作的关士聪，在1956年论述甘肃六盘山区域石油地质普查时说：“陇东地区，包括鄂尔多斯西部边缘及六盘山区域，过去曾经有中外地质学者调查研究，并著有专论多种，散刊于国内外各种地质刊物中。过去之地质工作，使对区域内之地层时代、岩性及其分布，有初步之了解。”

1936年秋，中国地质图编纂委员会在南京成立，以促进1∶100万《中国地质图》的完成。翁文灏任主任，黄汲清任副主任，委员由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湖南省地质调查所等单位派员组成，统一组织协调全国地质图的编制。该委员会的工作方案表明：西北的资料搜集由孙健初负责，地区划分是秦岭以北至阴山山脉以及青海、甘肃、宁夏。方案对西北1∶100万图幅拟订的命名有“皋兰宁夏幅”和“西宁酒泉幅”，后者作为“从速编制的重要区域”由孙健初、谢家荣负责，“完成期限暂定为三年”。

地质图编纂委员会成立不到一年，抗日战争的爆发打乱了所有的工作计划。尽管地质机构频繁搬迁，设备损失和人员的生活困顿不言而喻，但编制中国中、小比例尺地质图的计划一直在坚持。1940年，四川省地质调查所李春昱所长说：“我们很有除编辑一百万分之一地质图外，再编制一种更详细的地质图的必要…… 我个人的意见，以为十万分之一图，一时人力不多，恐难办到，而二十五万分之一的比例尺，在世界地质图中并不十分普通，似乎以二十万分之一的比例尺比较合适。”不久，李春昱又呼吁：“世界各国测制有很详细的二万五分之一的地质图，都认为绘制地质图是地质机关第一重要的工作。我们虽然还不能测制这么详细的图件，但二十万分之一地质图的测制，实不容缓。”

从民国初建到1937年以前，由于西北交通困难、运费过高等条件的制约，地质调查所限于经费、人员紧缺以及首先保证完成政府交办的勘查等原因，其工作范围主要分布于华北、华东，对西北的地质调查仅限于个别地区。1927年以后，全国先后成立两广、湖南等七个省立地质调查所和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开展地区性调查研究，而西北的广大地区没有一个地质机构。因此，地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大大弱于东部地区。

（三）抗日战争时期的地质工作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0月，翁文灏发表《告地质调查所同人书》，提出：“在对于目前急需开发之矿产，注重实际需要之条件，编成图说。如能注意中国急需而特缺之矿质，由实际研究而得发见，或得代用之物，自尤可贵。”后又强调：“目前工作的特别意义是在协助开发内地的富源。”随着战争的进程，中国西南和西北成为后方两大国防建设重心，政府急需了解西北的资源和开发的可能性。地质学界从研究方向、工作区域和回应国家需求等方面都面临重大调整。

1．抗日战争时期

中国地质调查所西迁后，有计划地对西北地区的地质勘查随即开始。各个地质机构对西北的地质调查，以该所投入最多。甘肃玉门的油苗，曾有几位学者做过调查，如20世纪20年代谢家荣、张人鉴等。1937年，中国煤油探矿公司的外国专家和地质调查所合组西北地质矿产试探队，经酒泉到玉门。1938年10月，经济部部长翁文灏派地质调查所孙健初再次去玉门调查石油地质。1939年8月钻得第一口油井。同年底，孙健初完成《甘肃玉门油田地质报告》。

1939年8月，甘肃天水行营组织西北实业调查团，为开发西北富源，增加抗战实力做准备。调查团从西安出发，经兰州、西宁、敦煌等地，调查了东起皋兰，西迄新疆的部分地区。地质矿产及土壤方面由周昌芸负责，对该地区的地层、地质构造以及金、银、铜、石油等矿产资源做了描述，著有《青海北部及甘肃河西调查记》。

1940年，地质调查所尹赞勋代所长派叶连俊、关士聪到甘肃中南部的秦岭地区调查地质矿产。他们听取了孙健初的建议，从前人有一定工作积累、陕甘交界的双石铺着手，展开了陇中一部和陇南大部的工作，北起永登，南至碧口，东到两当，西至享堂，包括大巴山以北的陇南盆地和祁连山以东的陇中平原。1944年，叶连俊、关士聪著《甘肃中南部地质志》在《地质专报·甲种》发表。全书12万字，图12幅。书中将区内地层分为两类：“一类为地槽型沉积的变质岩系，另一类为盆地堆积的未变质地层”。“南秦岭及陇南盆地的古生界，以海相灰岩为主，北秦岭则以陆相或滨海相沉积为主。陇中及白龙山下游的古生界大部缺失，故可以‘兰州古陆’及‘大巴山（摩天岭）古陆’分别名之，二者之间即为秦岭大地槽”。

《甘肃中南部地质志》对该地区提出系统的新的认识，是20世纪前50年调查研究西北地区的重要文献，受到业界的称赞。1948年，叶连俊因此项成果获得中国地质学会“赵亚曾先生研究补助金”。黄汲清认为该书“对秦岭地质提出了重要论述，并为后来的矿产普查奠定了基础”。

1941年2月，李士林在兰州筹建甘肃矿产调查队。同年夏，为了和省立地质调查所相区别，地质调查所名称前加“中央”二字。1942年，中央地质调查所应甘肃省政府的邀请，合组甘肃地质矿产调查队。同年5月，调查队在兰州成立，李士林任队长，工作范围主要在甘肃省，着重地质找矿和矿产评价。调查队路兆洽、李树勋奉命勘查天兰铁路沿线地质矿产。王曰伦、徐铁良、刘庄调查甘肃永登窑街附近地质。

2．西北分所

1943年3月，在重庆举办的第二届地质展览会上，“……有甘肃、青海照片三十余幅。目下西北情况均为国人所注意，浏览各像，亦可略西北之一斑也”。尽管西北的矿产资源开发引起了政府的注意，但这一地区长期以来没有设立固定的地质机构，限制了持续调查和研究的深入。同年，“……开发西北之声，高彻云霄，政府认为地质调查为开发之先导，乃令中央地质调查所筹设西北分所”。王曰伦任所长。据1943年《中央地质调查所职员名录》，西北分所时有职员21人，其中7人于1980年以后相继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即王曰伦、宋叔和、叶连俊、岳希新、黄劭显、关士聪、陈梦熊。

西北分所这一常设机构为分步骤地推进该地区的地质工作创造了条件。所里先后组织和参加了对甘肃、青海、新疆、陕西、宁夏的勘查，工作重点是矿产资源调查和编制1∶20万地质图，“对于与抗战有关之资源，如煤铁及石油等，特予注意”。区域地质调查从甘肃省开始，分幅分组进行，计划逐步编制全西北的分幅地质图，于数年内完成。1943年“六月初分队出发，测绘地质图，计路兆洽、陈梦熊填制靖远景泰幅；毕庆昌、徐铁良负责华亭及平凉幅；叶连俊、何春荪调查天水甘谷幅；李树勋填制永登武威幅，并侧重南山系地层之研究；王曰伦、刘庄详测皋兰阿干镇煤田……”

1943年，新疆省地质调查所成立，王恒升任所长。1947年，宁夏省地质调查所成立，李士林任所长。所的工作重心都在矿山勘查。西北分所多次派员与新疆所合作，到南疆做地质矿产普查。1943年，宋叔和、关士聪去新疆伊犁、吐鲁番等地，岳希新、米泰恒分路去新疆。1944年，“新疆省地质两队仍在继续工作，岳希新、米泰恒于八月间由南疆乌鲁克返迪化，九月中转中湾调查。宋叔和、关士聪仍在伊犁一带……”四人调查历时近两年。

1944年夏，西北分所徐铁良、陈梦熊承接陇西幅和定西幅的测量，调查区域内的马衔山萤石矿，用罗盘和气压表测制1∶5000简略地形地质图。

抗日战争期间工作区域的转移，使中国地质学会关于西北地质的论文骤然增多，如1944年年会收集有李承三《新疆北部之地层及构造》《巴山秦岭阿尔泰间地质构造概要》；李树勋《甘肃河西古生代地层之商榷》；曾鼎乾《甘肃西部之中上石炭纪地层》；路兆洽、陈梦熊《甘肃北部之地层及造山运动之分期》等。

抗战后期，当地政府决议组织祁连山调查队，对祁连山脉甘肃、青海两省的矿产、地质、畜牧及森林资源等做科学调查，由行政院指定甘肃各科技单位参加。1945年6月，祁连山调查队组成，开始第一期调查工作。西北分所由所长王曰伦带队，组成四人小分队，承担地质矿产方面的调查。

1947年以后，经济部青新边区及柴达木工矿资源调查队成立，西北分所派员参加，野外工作转入调查柴达木资源，发现了红柳泉油田，绘出1∶5万油田地质图。同时，研究甘青新生代地质及史前考古以及贺兰山地质矿产调查、兰州附近冰川遗迹研究等。自此，西北分所地质图的编制告一段落，完成甘肃省1∶50万地质图及甘肃境内1∶20万地质图22幅。

1948年，中央地质调查所李春昱所长评价六年来西北的工作：“吾西北分所同仁，知其白守其黑，埋头于研究工作，迈进于建设途中，坚定意志，不为物引，立功立言，业垂不朽，是亦大足以自勉而励来者也。”

中央地质调查所黄汲清等人1948年编制的1∶300万《中国地质图》，由陈梦熊负责甘肃和宁夏地区。1∶100万《中国地质图》天水幅和西安幅分别由陈梦熊和姚瑞开编图，依据和引用了西北不同比例尺的地质图。这些成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西北地质工作奠定了基础，并提供了资料支持。

地质人员一直注重石油资源的勘查。1938年，中英庚款补助研究员霍世诚到甘肃永登调查油页岩。1941年夏，黄汲清带领毕庆昌、卞美年、曾鼎乾、陈贲等组织甘肃探油队，发表《祁连山麓山带地质构造》。1942年11月，黄汲清组织新疆石油地质调查队，历时半年，后发表《新疆油田地质调查报告》，继潘钟祥之后提出陆相沉积生油学说。

1947年5月，西北分所派梁文郁、关佐蜀、戴天富与中央工业实验所的人员一道，参加由中国石油甘青分公司兰州探勘处组织的柴达木盆地西部调查队，周宗浚任队长。他们带着电台、少数民族语翻译和数十峰骆驼经独山子、当金山口进入柴达木盆地，沿途测绘、采集标本。1947年底，调查队在红柳泉以东发现露出地表150多米的油砂层。周宗浚在实测图上将此地命名为油砂山。①这一发现，成为1954年进行大规模柴达木地质普查的重点目标。1957年正式发现油砂山油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