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安全及其意义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方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在此，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把国家安全提高到治国理政基本方略的高度，把安全问题与发展问题相提并论，认为安全、稳定同发展一样，都是硬道理。邓小平既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又认定稳定压倒一切，实际上把发展、安全、稳定放到同样重要的地位。其实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党一直将改革、发展、稳定及其内在关联放在同样重要的地位，认为三者之间是相互促进、相互作用的关系。重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重要地位和关系，统筹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可以说是中国40年来取得重大成就的基本经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稳定也就是安全。强调稳定，就是强调安全。

稳定、安全是压倒一切的，是硬道理。有了国家的稳定、安全，才会有发展和改革。没有安全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发展和改革都是不可能的。同时，发展和改革也会促进国家的安全和稳定。中国要发展，就必须保持安全稳定。邓小平1989年2月26日在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

重视国家的安全、稳定，长治久安，不仅是改革开放40年的重要经验，而且更是中国历史、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经验。国家安全、稳定是中国历代王朝的头等大事。每个王朝都把国家政权的安全稳定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在维护政权的安全稳定上，中国历史上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家思想家致思的主要价值取向是国家权力的安全稳定。司马迁在《史记》中论及六家之要旨时断言：“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治者也。”不仅先秦思想家好论治乱之道，历代思想家们也都喜谈治乱之道。这也是中国文化实用理性特征的重要体现，已形成中华民族的心态、性格、思维方式或文化心理结构。中华文化之所以具有极为重要的统一性和连续性，同中国文化重视稳定、安全有内在的密切关联。

治乱之辨、安全问题，是中国历史上哲学、伦理、政治、宗教、教育所围绕的中心问题。儒家是中国思想文化的主干。孔子高度重视国家的安全稳定问题，其仁义道德思想所关怀的正是国家的安全稳定问题。《论语》第一章就开宗明义地指出，孝、仁、道德规范对于防止犯上作乱，保持国家政权稳定具有重要作用。“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仁也好，孝也好，在孔学看来都具有防止犯上作乱、维持国家安全稳定的作用。后来儒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旨趣是为国家稳定、安全、秩序寻找宇宙论、本体论根据，把政治秩序的根据归结为“天”“天理”“天道”“理”“道”。董仲舒主张：“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阳。”这样政治社会的秩序和安全就有了天道根据，更加稳固牢靠。韩非曾说：“臣之所闻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治，就是政治社会稳定、安全，有秩序。“三纲”“五常”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其重要原因在于其同国家安全、社会有序具有内在关联。

不难看到，重视国家安全、社会秩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别是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在重视国家安全问题上，中国当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中国当前正处在历史时空的交叉点上，在纵向时间维度中国正处于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的关键时期，在横向空间维度上，中国正深刻地进入全球化体系之中。新旧文化的冲突继承，中外文化的交锋融合，都对文化安全带来十分尖锐的挑战，形成复杂的形势。中国要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要有自己富有生命力的、稳定安全的文化；中国要最终实现现代化，也必须有富有生命力的、稳定安全的文化。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是国家的软实力。文化不兴盛，没有生命力，民族就失去了血脉，人民就没有了精神，国家就没有了软实力。可见文化的兴盛和安全对于民族、人民和国家何其重要。

更深一层看，文化和文化安全具有存在论和本体论意义。因为人是文化的存在，文化是人化和化人的辩证统一。人是文化的存在，是说人的本质不在于人的生物性或自然性，而在于人的文化性，人的本质是人所创造的，人自己创造自己的本质，自己创造自己的过程，就是文化过程。文化是人的创造活动及其成果。人的文化创造活动的最重要的成果就是人自身，没有文化创造活动，也就没有人的本质，没有人的存在。文化规定着人的本质，标志着人的存在。在此意义上文化和文化安全具有存在论和本体论意义。文化不安全，处于威胁状态，就意味着人的存在受到威胁。文化安全的存在论意义同时也就是文化的人类学意义。文化没有了，人类也就名存实亡了。人的动物化、机器化、物化是现代人所面临的根本威胁，这种威胁是人的本体论威胁，是人类学层面的威胁。人的动物化、机器化、物化，实质上是文化的弱化，从而是人的存在的弱化。正是在此意义上，西方哲学家在惊呼“上帝死了”之后，又惊呼“人死了”，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马克思主义反对物化，反对三大拜物教的重大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价值在于拯救人，拯救人类。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人类学本体论特质，马克思哲学的根本命义是人何以可能的问题。人何以可能的问题，是一个文化问题，是人能不能自己创造自己、自己超越自己的问题。

不难理解，文化和文化安全对于人、人类、民族、国家等都具有极为根本和重大的存在论意义，是不可轻视的重大问题。

诚然，这是从哲学形上学、哲学人类学或文化哲学层面对文化和文化安全问题及其意义的理解。从后形而上学的现实意义上看，文化安全主要属于总体国家安全体系中的问题。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习近平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理。”在此习近平指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五大要素，即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五大要素之间具有内在逻辑联系。习近平指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五对关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富国才能强兵，强兵才能卫国；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上述“五大要素”和“五对关系”，构成了一个完整系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逻辑结构体系。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体系中，文化安全属于非传统安全，处于国家安全的保障地位。冷战之前传统安全在国家安全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冷战结束后，非传统安全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因为冷战结束后，全球化速度加快，文化交流、交往、交锋日益频繁和深化，文化间的差别、冲突日益成为世界冲突的重要原因。因此进入全球化的世界各国都日益重视文化安全问题。文化作为民族的血脉，关乎民族的身份认同，关乎民族的存在论根基，关乎民族的生命。对于国家主权、政权安全，人民安全，文化具有重要保障作用。如上所述在哲学形上层面，文化安全关乎人的论或本体论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