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化安全研究方法论指要

文化安全理论和实践总是要保护和维护一定的文化、文化价值观、文化利益。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维护和保护某种文化，其理由和根据是什么？其合理性和正当性何在？这是文化安全理论和实践所要解决的一个前提性问题。

对此问题的回答形成了许多不同文化安全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在英国学者阿兰·柯林斯主编的《当代安全研究》一书中列举了9种安全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平研究、批判安全研究、社会建构主义、人类安全、性别与安全文化。中国近年来提出和倡导的是新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其中影响比较大的理论和方法是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一）现实主义和保守主义理论和方法

现实主义和保守主义是安全研究中处于主流地位的理论和方法论。现实主义非常重视国家及其利益和权力，主张安全实践的核心价值和目标是维护国家及其利益和权力。文化安全是国家及其利益和权力的保障，是为国家利益和权力服务的工具和手段。

现实主义有七个方面的基本要素：一是强调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没有可以强制执行协议、预防一方使用武力的国际权威。就是说国际体系中缺乏权威。这样各个国家就处于不安全状态。二是主张权力是国家所面对的国际环境的决定性特征。权力的要素包括财富、人口、技术、军队。三是将国家视为本质上的单一行为体。四是将国家视为理性行为体。五是现实主义所分析的国家是一个“黑箱”，就是说国家互相评估的标准是权力和能力，而非国家内部差异，如机制类型、领导性质和意识形态等国内特征。六是把国家视为国际关系的关键行为体，整个现实主义家族都由国家主导地位这条线索联系在一起的。七是认为国家在以竞争和战争为特征的国际社会中生存。

现实主义理论和方法与保守主义相近。从上述第五点看，现实主义不关心国内的意识形态和国家性质，只关心对国家权力和能力的保护和建设。《韦氏大词典》认为，保守主义是“维持既定的东西的习惯做法，反对对既定的制度和方法进行变革的倾向”。保守主义所要保护的既定的制度和方法究竟是好的还是坏的，则不重要。另有学者认为，保守主义所要保护的既定的事物是好的、有价值的事物。如英国保守主义学者罗杰·斯古鲁顿（RogerScruton）认为：保守主义是一种“政治观点，它起源于保守现存事物的愿望，这些事物要么被认为是好的，要么被认为优于可能获得的替代物，或者至少是人们觉得安全、可靠、可爱的”。在此解释中保守主义所要保护的事物是好的、值得保护的事物。在中国现代文化中，保守主义往往是不好的、抱残守缺的东西。如《现代汉语词典》中对保守主义的解释是：“落后于客观事物发展的思想。特点是墨守成规，不接受新鲜事物，对困难估计过高，对有利条件估计不足。”中国近现代革命和改革是社会实践的主旋律。因而保守主义自然成为阻碍革命和改革的负面思想。现在我们的安全实践所要保护的是革命和改革的成果，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这是一种建立在社会实践基础上的安全思路，同通常的抱残守缺、墨守成规判然有别。社会主义国家安全的目的是为了给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因此要统筹推进发展和安全。安全是为了发展，发展是安全的基础。我们不是为了安全而安全，是为了发展而安全。安全的价值目标是发展。

现实主义或保守主义的安全理论和方法强调国家利益和权力，因而在文化安全研究中强调文化要为国家及其利益和权力服务。文化安全形势发展要维护的文化必须是同国家利益和权力方面相一致的文化，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保障，是国家安全的条件，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工具和手段。不能离开国家安全来讲文化安全。因此，在文化安全研究中政治意识形态安全就成为文化安全的重要内容。意识形态为国家提供合理性和正当性根据。国家如何推动了由意识形态提供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根据，国家就会遇到危险，就会产生安全问题。因此在文化安全中意识形态安全就变得特别重要。

（二）自由主义理论和方法

自由主义是有价值偏好的，它追求自由、个人权利、人权、民主、法治等价值。同现实主义一样，自由主义也认为民族国家是国际政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国际体系及其行为和结构会对国家行为产生重要影响，但与现实主义相反，它认为最终对国家行为发挥决定作用的因素不是国际体系，而是国家内部因素，决定国家行为的国内因素，一是国内行为体的权力和偏好；二是国家国内政治体制的性质。如果国家的权力性质和体制是民主的、自由的、保障人权的，那就有利于国际和国内的合作和安全，否则便不利于国际和国内的合作和安全。

自由主义对国际合作和安全持自由价值态度。在它看来，如果国家由自由的政治体系和国内由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集团来管理，那么国家就可以做出使国际合作繁荣发展的安排。国际政治和秩序由国内民众做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选择来塑造。自由主义安全观的核心是民主和共同体。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指出，在自由主义者们看来，威斯特伐利亚世界并不纯粹是无政府主义的，存在着一个共同体（全球社会），它同国家共同发挥作用。自由主义安全观认为，这一共同体的存在与各个国家的利益并不矛盾。因为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共同体和国际秩序的存在，有助于充分地保护各国的利益，保护它的权力，扩大它的影响。自由主义相信各个国家之间具有合作的潜力和可能。在自由主义看来，国际合作与安全潜力与可能同国家内部制度的自由民主性质内在相关。因此自由主义安全观极为重视民主国家，认为民主自由的国家更容易和平共存于一个共同体之中。因此它支持民主自由的国家，要求扩大民主自由国家，以推动合作与安全。正如论者所言：“自由主义在政治上更偏好特定视角、价值观和利益，也更偏好相关的政策。尽管有某些细节的差别，自由主义总与下列因素联系在一起：强烈支持民主，认为它赋予政府重要的合法性；强烈支持私人财产和自由企业——在国际和国外的市场经济；相信社会之间的公开关系——不仅体现于贸易和投资，也体现于信息和观念、人口与文化的流动；强烈支持国际组织等国际合作；强烈支持个人重要性的人权。”

由于自由主义支持保护人权，所以对于民族自决权、宗教迫害等人权问题十分关注。自由主义保护民族自决权的底线是战争和流血。因此，自由主义并不是广泛地支持民族分离主义。在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中，支持分裂主义可能导致国家解体，导致动乱。在什么条件下才支持民族分裂主义呢？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在分裂不可避免，不分裂就一定会出现激烈战争与其他形式的流血后果的情势下，才支持民族分离。自由主义者曾支持苏联加盟共和国拒绝加入俄罗斯势力范围，认为其不应遭到俄罗斯强制占领。出于保护人权原则，自由主义也反对宗教迫害，避免战争和流血就是保障安全。

在文化安全观上，自由主义支持和保护自由主义文化，反对专制主义、独裁主义文化。自由主义文化是以个人自由、个人权利、民主人权、法治为价值追求的文化。自由主义认为这样的文化既有利于创新发展，又有利于秩序和安全。“自由主义主张通过民主实现安全，——也就是说，‘如果要和平，就推动民主吧！’它的目标就是建立普遍的多元安全共同体。这亦不是什么新观念（康德倡导它，伍德罗·威尔逊支持它），然而正是民主和平论使之在今天如此有影响力。它是自由主义由内而外路径的延伸，相信国际体系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由其成员国的性质塑造。它主张由民主国家组成的体系将会与国际关系历史上大部分时期截然不同。”自由主义认为自由民主的文化、制度是国内和国际安全与秩序的根本保障。从实践上看，自由主义文化在短期内也会引起失序和不安全，如中东和拉美国家，这说明自由民主文化的实践需要一个时间过程，有一个成长发育过程，应循序渐进地不断积累经验，不断结合实际创造体现民主自由精神中的新形式，以达到长久的安全。我国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倡导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广泛地吸收和借鉴了自由主义的许多积极成果，相信会对我国的国家安全、文化安全产生重要的积极作用。

（三）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和方法

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和方法研究安全的世界观社会观前提是将世界和社会视为既定的、既成的，强调物质因素、利益因素对安全的重要作用。与此不同，社会建构主义方法研究安全问题的世界观和社会观前提，认为世界是由人为的力量建构起来的，而并非既定的。社会建构主义重视人对世界的建构和塑造作用。人或行为体的观念、身份、文化、信仰、社会关系对世界、社会、安全有重要的塑造作用。社会建构主义的核心假设是意义、价值不是人之外的客观存在，而是在主体之间建构起来的，是通过解读语言和行动集体人类的产物。在社会建构主义者看来社会现实是通过人们之间的互动建构起来的，这种社会现实是一种共识，而不是某一具体个人的具体阐释。这种共识的外观似乎是客观的，其实是人们集体建构起来的。因此，在安全问题上，社会建构主义者认为，安全并不是身份固定的共同体采取的保障其生存的行动，例如伊朗研制核武器以阻止美国的攻击。他们感兴趣的是以安全的名义采取的行动能够塑造身份，例如伊朗研制核武器，并认为这是一种建立伊朗特定身份认同的努力。通过采取一定的安全行动让人们意识到这种身份是自然如此的，恐怖主义者采取一定的恐怖行动，这种行动可以使一定的人群、族群建构和显现出自己独特的身份，与此同时这种身份又成为支持恐怖活动的动力。这样安全话语和行动与身份认同便形成一种互动性关联：安全话语和行动建构身份认同，身份认同构成安全行动和话语的主体性动力。某一民族或国家在内部存在危机之时，常常掀起外部力量对本国安全构成威胁的话语和舆论，并因此建构本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以形成本民族国家的行动动力。某一行动体的安全行动、恐怖行为并不一定是因为在客观上存在着自身的安全挑战和危机，而是这一行动体为了让一定的人群或族群建立或强化自己的身份。这和现实主义的思路是不同的。现实主义者认为是现实中客观存在着安全危机，因此要采取安全行动。民族极端主义、宗教极端主义非常强调民族身份认同和宗教身份认同，因而往往出于身份认同之目的采取恐怖主义行为，制造安全危机话语，以达到身份认同的目的。进而建立自己的意义和价值系统，建立某种民族主义、宗教主义的生存论安全。生存论或本体论安全是终极意义上的安全。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形势下，民族的特殊性、狭隘性正在弱化，因而原来建立在民族主义和宗教主义基础上的生命意义和价值受到日益严重的影响。不甘心这种生存论意义瓦解的人便产生深度的安全危机并试图重建原来意义上的生存论安全。这是全球安全问题凸显、恐怖主义频发的哲学生存论或本体论缘由。

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和方法具有广泛的哲学基础。可以追溯到康德哲学。康德哲学认为，我们的知识并非来自物自体，而是通过人先天具有的先验认识形式建构起来的。“金钱”在人们看来是个客观的社会现实，但是“金钱”的意义、价值取决定于一定群体成员的共同协议或约定俗成。在人们的共同协议、共同理解之外，金钱并没有其内在的意义和价值。一张纸币对未见过钱的山民来说就是一张纸片，换不来他们的土特产。而对于身处具有金钱意义共识群体的人来说，金钱就不是一个物理性纸片，而具有重要社会文化价值和意义，他们会将金钱同自己的安全联系在一起。美国社会哲学家艾尔·巴比提出“两种真实性”理论，认为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有两种真实性。在你所理解的事物中，一部分是具有“赞同性的真实性”，另一部分则是具有“经验性的真实性”。前者是人们共同约定的真实性。塞尔强调社会事实不同于诸如湖泊、山水之类的物理性事实，社会事实是对某一对象的共同理解。马克斯·韦伯、卡西尔都把人看作是文化的存在，认为人“被赋予主动持有对世界态度的能力和意志，并赋予其意义”。主张社会观念和信仰塑造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涂尔干指出某种社会价值观影响着人的行为。在天主教社会中自杀的行为较少，而在新教社会中自杀行为则较多，原因是天主教的信仰认为自杀是一种“罪恶”。主体的主动行为和信仰，会使现实成为制度化、累积性和习惯性的存在，即成为文化，成为自如性东西。这是一种人为性的积极建构。文化的好像是自如的、自然的。因此马克思说，完成了的人文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文主义。社会建构主义理论还受到语言哲学中语言权力理论的影响。维特根斯坦将语言视为一种建构世界的行动，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对语言游戏、论述、言论行动和语言的社会性怎样构成我们周围的现实提出了系统深湛的理论。福柯、德里达对知识的权力性，文本的权力性都有深刻见解，都对社会建构主义发生了影响。当代社会学家吉登斯主张结构具有双重性：结构既约束人类行为，同时也受人类行为的影响。

基于上述哲学理论，社会建构主义理论的主要观点和方法可归纳为三点：一是认为观念和规范与物质结构同等重要，甚至比后者更重要。二是强调身份的重要性。同样的物件、物质性东西被不同身份的人掌握，其意义和价值不同。亚历山大·温特指出：“朋友手中的一杆枪和敌人手中的一杆枪是不同的，敌意是社会关系，而不是物质关系。”身份是社会关系。身份赋予人利益，利益告诉人们怎样行动。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都重视利益，温特认为这只是物质力量，它不能告诉我们观念、价值观、信仰和规范的来源。价值观、信仰来自身份，而身份是人们社会互动建构起来的。身份不是给定的、既定的，是人为建构起来的。三是强调施动者和结构，主体和制度是相互建构的。施动者或行为体可以塑造世界，世界又可以塑造施动者或行为体。外部世界是我们塑造的世界，我们塑造的世界又反过来塑我们。亚历山大·温特指出：“无政府状态是由国家建构的。”如果我们生活在无政府世界中（缺乏超越国家的权威），这是因为我们相信世界就是这样。安全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不同的人或行为体会赋予安全不同的含义，体现不同的文化价值观。譬如，9·11恐怖主义袭击在美国时任总统W．布什看来是对全球范围内自由和民主的袭击，是自由民主价值受到了挑战，而在劫机者看来自杀式袭击是为了安拉更大的善而做出的自我牺牲，是自身意义结构中的“理性行动”。同一安全事件在不同行为体那里其意义、价值并不相同。不同主体都在主张和捍卫文化安全，但其捍卫的文化对象并不相同。不同民族国家都在保护自己的文化完全，但保护的对象并不相同。这种维护文化安全的话语和行为，强化和塑造着各自的文化身份、价值认同，从而维护着文化的多元性、价值的多元性。因而文化安全概念同文化多样性、价值多样性是密切联系的。当不同民族国家强调文化安全时，就是在强调自身文化的独特性，从而使文化保持其多样性，防止文化同质化。世界文化日益频繁地交融，同时也都有各自的特色和优势，文化安全行动的旨趣在于保持文化的多样性。中国保护自己的文化安全，就是要维护自己文化的特殊性和个性，美国保护自己文化的安全，也是要维护自己文化的特殊性。当然不同民族国家都会主张自己文化的普世性，都想把文化特殊性上升为文化普遍性。其实质是用自己的民族性和民族文化来改造世界。就像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资产阶级总是想以自己的面貌来改变世界。在此蕴含着民族主义和文化主义冲动。当然，文化安全有其政治的、经济的、制度的等利益在其中。

（四）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

马克思主义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三者是一个相互联系着的整体。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是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体系，因而对于资本主义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不安全因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安全对于资本主义来说就是不安全。但问题是复杂的，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也可以说是安全因素。因为首先，马克思是资本主义的医生，他能发现资本主义体制的弊端、病灶，促使资本主义改进自己的体制政策，使自己更为安全。其次，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消亡是自我消亡，自我否定，属于寿终正寝，这种消亡是自然历史过程，并非安全危机。在马克思看来，“自我异化的扬弃跟自我异化走着同一条道路”。在自我异化中扬弃自我异化，在资本主义发展中扬弃资本主义。马克思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力量，这种批判对资本主义既不安全，又安全，如果资本主义不按马克思的批判原则不断改进就不安全，如果改进就安全。

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自然是安全的理论保障，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主张发展，如果社会主义不能不断自我发展，那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也是不安全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不重视自我发展，导致自我僵化，发生剧变，变得不安全了。马克思主义主张发展、进步，只有发展进步方能保证安全，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是最重要的安全理论和方法，那就是它要求在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中保持自身安全。安全不是稳定不变，要在变中求不变（安全），在不变中求变。这同中国文化中《易经》的智慧是相通的。“易”有三义：变易、不易、简易。这三种含义是辩证统一的，变易中有不易，不易中有变易。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主张在自我否定、自我发展中保障自我，质言之，把自我肯定在否定之中。改革就是把自我肯定于否定之中的最佳的社会形式。因而全面深化改革是安全的根本保障。社会主义文化安全在根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文化安全，而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及其文化安全。

社会主义文化安全的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文化安全的方法也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的实践的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辩证统一。马克思主义最一般的方法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有四个方面：人本价值原则、科学理性原则、社会实践原则、历史过程原则。这四个基本原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论原则。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性原则，使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性质，因而西方的安全理论家将历史唯物主义视为一种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的对象是社会事实，因而历史唯物主义假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区分事实和价值，从而可以对事实进行经验实证的研究。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明确指出：“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分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前者是事实层面，社会科学方面，后者是价值方面。强调二者的区分，就是说不能用价值来掩盖事实，首先要借助社会科学来弄清社会事实。在安全问题上，就是要以实证的方式搞清是否存在安全问题，安全威胁的程度怎样。在文化安全问题上，就是要以实证的方式搞清是否存在文化安全问题，文化安全威胁的程度怎样。在描述性研究、解释性研究、解决方案研究中，首先要把三者划分开来，先进行描述性研究，搞清事实是什么。这是科学理性原则的要求。这样的文化安全研究才是科学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是实践基础上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统一，科学理性原则和人本价值原则的统一。因此，马克思主义文化安全研究又要坚持人本价值原则。马克思主义是人的解放条件的学说。人、人类的解放、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主题。

作为马克思主义主题的人的解放（人和自由）同安全问题是具有内在联系的。布思（Booth）对安全内含的解释就是从解放来理解的。他说：“解放是指人们（个人和群体）不受物理和人力的限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选择要做的事……安全与解放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是解放，而非权力和秩序带来真正的安全。从理论上说，解放应当是安全。”“解放就是安全”。马克思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是人的解放，同时也就是人的安全。这种安全是人的本体论意义上的安全。马克思的研究表明，资本主义社会使人的本体安全受到最大威胁。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殖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本来劳动作为人的本质是创造人自身和人的价值的，可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却使人贬值，使人无价值。这就对人的本体安全形成威胁。不仅工人的本体安全受到威胁，就是资本家的本体安全也受到威胁。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只不过是资本这种经济关系的人格化符号而已。在资本主义社会包括工人、资本家在内的人，要受物的统治、受抽象的统治，受资本的统治，受社会必要时间的统治。人都受物化的束缚，工人还要受剥削的束缚，它使人的自由本质和价值受到结构性、制度性威胁，质言之，使人的本体安全受到威胁。因此，马克思的历史使命就是人的解放，通过人的解放使人获得自由本质，实现人的本体安全。

马克思主义最有特质的原则是社会实践原则，科学理性和人本价值两原则都统一于实践原则。实践活动要求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的统一。安全、文化安全是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安全，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保持统一的安全。换句话说，安全就是维护实践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安全。合规律性是“真”，合目的性是“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就是真和善的统一。真和善的辩证统一是美。马克思所捍卫的是真、善、美价值的安全。

依照马克思主义社会实践原则，安全、文化安全的基础和内容是物质生产实践安全。因为实践的基本形式是物质生产实践。物质生产实践是人的生命存在的基础，物质生产实践的安全是人的生存论安全。我国总体国家安全观认为经济安全是基础安全。物质生产是社会的基础，社会的其他因素都要服务于物质生产实践。社会的生产关系、经济制度、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都以物质生产为基础，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都要基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就是合理的、好的，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就是不合理的、不好的。这就规定了安全、文化安全的内容：安全、文化安全就是要维护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经济制度、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而不维护那些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经济制度、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这一客观要求体现着安全、文化安全实践的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辩证统一、真和善的辩证统一，同时也为安全、文化安全规定了根本标准，使人清晰地知晓安全、文化安全应当维护什么，不应当维护什么及其标准。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过程性原则认为社会实践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这个历史过程具有时间结构、时间节奏，具有阶段性。历史过程的每个阶段具有其不同的矛盾和历史任务。把不同阶段的矛盾和任务搞错位了，就会带来安全威胁。譬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历史阶段，我国的中心任务应该是发展经济，但毛泽东却认为是搞阶段斗争，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过程性原则，导致中国经济陷入崩溃边缘，造成国家安全危机。

马克思主义历史过程性原则认为，价值的实现具有历史过程性和阶段性，因此有些即使非常好的价值目标也不可能一下子实现，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不能一下子彻底解决，要通过不同阶段渐进地、积累性地、逐步地来实现。如果在价值实现中不考虑过程性、阶段性、时间性、节奏性，就会造成安全危机。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但在中国如果要马上消灭私有制，就会造成国家安全危机。因为消灭私有制在时间上是未来的事，不是现在的事，把未来的事放在现在，就会产生安全危机。刚生下来的小孩一定会死，但马上让其死是荒唐的。私有制是会消亡的，但马上让其灭亡，就会像让婴儿马上死亡一样荒唐。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国改革前的历史已证明了这一历史荒唐。因此，只有遵循马克思主义历史过程性原则，才能保持国家民族安全。其实，对实践的时间结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有论述：“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马克思、恩格斯具有自觉的时间意识，要求做“最近的”事，而不是最远的事。做“最近的”事就能代表未来，就会有安全性，相反，在现在去做遥远的未来的事，就会造成安全危机。社会主义运动的血的教训证明了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性。马克思的时间思想是安全、文化安全的重要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辩证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强调联系、变化和发展，认为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联系的整体的角度看待安全，认为安全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安全是矛盾推动下的安全，是发展中的安全。我国2014年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就是一种体现辩证法精神的安全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国土安全与国民安全”，这种安全观就体现着辩证法的联系思维和矛盾思维。我国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突破了单方面只寻求自身安全的单边主义安全观，主张以互利合作来寻求共同安全。辩证法主张世界是多样性和统一性的矛盾统一体。在文化安全问题上，我们既坚持文化的多样性，又坚持文化的统一性，因此我们既尊重保护各民族国家文化价值的多样性，又主张人类有共同价值观。我们既各美其美，又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的多样性理论要求我们维护民族的文化安全，世界的统一性理论要求我们寻求人类共同价值。多样性是具有统一性的多样性，统一性是多样性基础上的统一性。多样性是世界的基础，统一性是世界的本质。在文化问题上应把民族文化的多样性、特殊性与人类文化的统一性、普遍性两个矛盾方面统一起来，只看到一方面，忽视另一方面，在文化安全观上都是违背辩证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