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朝参空间的演变及其意义——以外朝空间为例

葛洲子

朝参是唐代在京官员最重要的政事活动。按照制度规定，唐代朝参有三种不同的形式：其一是元日和冬至举办的大朝会；《大唐开元礼》卷九七《嘉礼·皇帝元正冬至受群臣朝贺》（《大唐开元礼附大唐郊祀录》，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452下—456下页）、《唐六典》卷四《尚书礼部》（[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13—114页）。其二是朔望朝参；《新唐书》卷二三上《仪卫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81页。其三是常参。[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四《尚书礼部》，第114页。元日又称元正。

成书于玄宗开元时期的《唐六典》系统保留了三种朝参所在地点记载，详细说明了唐代朝参分别在西内太极宫和东内大明宫的展开空间。不过，《唐六典》作为唐代行政法典行用与否存在疑问，对于《唐六典》行用与否，历来聚讼纷纭。唐人韦述《集贤记注》曰，书成奏上，“至今在直院，亦不行用”；而宋人程大昌《雍录》则谓，“唐世制度皆在六典……则时制尽在焉”。《四库提要》卷七九《史部·职官类》《唐六典》条注意到上述“二说截然不同”，四库馆臣经过分析认为韦述所说可据，“唐人所说，当无可讹”。不过，唐人刘肃《大唐新语》卷九《著述》条谓《唐六典》奏上后，“百撩陈贺，迄今行之”（第196页），却与韦述的看法又有不同。陈寅恪认为四库馆臣“已有正确之论断”（《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96页），似同意《唐六典》“不行用”说。但他在《元白诗笺证稿》第五章《新乐府》又言：“六典一书，自大历后公文中，可以征引，与现行法令同一效力。”（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95页）。近30年来，学术界对此问题有较多论述，如黄永年《唐史史料学》（上海书店2002年版，第72—76页）；王超：《我国古代的行政法典——〈大唐六典〉》，《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钱大群等：《〈唐六典〉性质论》，《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6期；韩长耕：《关于〈大唐六典〉行用问题》，《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1期；刘逖：《试说〈唐六典〉的施用问题》，《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6期；张弓：《〈唐六典〉的编撰刊行和其他》，《史学月刊》1983年第3期等。论者见仁见智，持论多端。或是以“理想”为“故实”。已有学者探讨了唐代朝参的实际运作情况，贺业钜：《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年版，第481—482页；〔日〕吉田欢：《日中宫城の比较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2002年版，第114页；〔日〕松本保宣：《唐王朝の宫城と御前会议——唐代听政制度の展开》，京都：晃洋书房2006年版，第248页；陈涛、李相海：《隋唐宫殿建筑二论——以朝会礼仪为中心》，王贵祥主编《中国建筑史论汇刊》第一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7—135页；刘思怡、杨希义：《唐大明宫含元殿与外朝听政》,《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杜文玉：《唐大明宫含元殿与外朝朝会制度》,《唐史论丛》第15辑；杜文玉：《大明宫宣政殿与唐代中朝制度研究》,《乾陵文化研究》第7期；杜文玉、赵水静：《唐大明宫紫宸殿与内朝朝会制度》,《江汉论坛》2013年第7期；贾鸿源：《唐长安三朝五门布局考》,《唐史论丛》第25辑。发现多有与《唐六典》所载不符之处。那么，《唐六典》中为何会记录下这套实际上未完全执行、却在规划中秩序井然的朝参空间，就成了饶有兴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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