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收在这里的十篇文章，除《国共两党与白话文》外，其他九篇都是《钟山》杂志上“栏杆拍遍”的专栏文章，是这两年的新作。

我的所谓“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大学里，以此名目混饭。但我写的谈论非文学问题的文章，实在比谈论文学问题的文章，要多得多。所谓非文学问题，其实也就是中国现代史方面的问题。先前的好几年，关注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这几年，评说的则主要是国民党的历史是非。

比文学文章更多的非文学文章，基本上是在《钟山》发表的。《钟山》创刊于1978年，到今年，整整四十年了。而到今年底，我在《钟山》上发表的文章，要超过七十篇了，是迄今为止，在《钟山》上发表作品篇数最多的作者。能够在同一刊物上发表这么多篇文章，当然因为开了多年专栏。而之所以能把专栏开这许多年，则与贾梦玮先生大有关系。大约是2001年秋冬时节，现在的主编贾梦玮先生，其时应该还是“小编”，在一次饭局上，“命”我在《钟山》开一专栏，我欣然同意。又约定以“文坛旧事”为专栏名。于是，应该是从2002年第1期开始，“文坛旧事”就开张了。顾名思义，“文坛旧事”，谈论的是往昔文人的事情，鲁迅啊，胡适啊，陈独秀啊，瞿秋白啊，丁玲啊，这些人的立身处世、行藏用舍；这些人的荣辱毁誉、成败得失。写陈独秀的《留在沪宁线上的鼾声》，比较鲁迅与胡适的《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等文章，好像就是在“文坛旧事”的名目下发表的。一开始，谈论的是文坛上的旧事，篇幅也比较短。但写着写着，就渐渐与文坛无关，变成政坛旧事了，篇幅也长了起来。于是只得改换名称。总之是，专栏名称变过几次，最后固定为“栏杆拍遍”。从2002年到现在，十六七年了，中间停过几次，有一次因为出国等原因，停了两三年，算是停得长了。总之是，停了之后，又恢复了。

能把专栏一直写下来，得力于贾梦玮先生作为编辑的两种品性：一是严，一是宽。先说严。梦玮先生让人写稿，实在不是“约”，而是“命”。那口气，是写也得写，不写也得写，没有商量的余地。但仅有严，当然不够，还须有宽。贾梦玮先生的宽，表现在对作者文章的充分尊重上。换言之，写还是不写，由他说了算；而写什么与怎么写，则充分尊重作者的选择、取舍。只要不触犯某种铁则，贾梦玮先生决不轻易动作者的文章。这让作者在与《钟山》合作时，总是感到很愉快。

《钟山》上的专栏文章，主要谈论中国现代史上的问题，但也偶尔扯到近代甚至国外。收在这里的文章，《陈宝箴的喉骨》，写的是戊戌变法时期的事，应属近代史范畴。《高晓声：政治巨变中的人生选择》，应该算成当代故事。《船离开了我：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对纳粹的逃离》《“我们世界的根须静卧在他心里”——拉贝对希特勒的想象》两文，则说的是纳粹德国时期的事，算是扯到欧洲去了。所以，这仍然只能说是一本内容杂乱的小书。

这个专栏能够一直写下来，应该感谢《钟山》所有为这些文章的发表付出过辛劳的编辑。特别应该感谢的，还有《钟山》的读者。多年来，我从《钟山》的读者那里得到许多鼓励和鞭策。没有这鼓励和鞭策，这个专栏也是不可能坚持下来的。

2018年1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