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宝箴的喉骨——谨以此文纪念戊戌变法一百二十周年
一
很多人知道陈寅恪，知道陈宝箴的人可能要少些。陈宝箴就是陈寅恪的祖父。在晚清的新政史上，陈宝箴是不可忽视的人物。
我手头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散原精舍诗文集》（增订本），岳麓书社2012年版《郭嵩焘全集》，两书中都有一些关于陈氏家族的资料。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陈寅恪的《寒柳堂集》，其中收有陈寅恪《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叙述了其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的宦海沉浮。此外，有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陈寅恪评传》，汪荣祖撰著，其中叙述了陈氏家族的衍迁。还有故宫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陈宝箴和湖南新政》，刘梦溪撰著。刘著研究的便是陈宝箴，虽然主要说的是陈宝箴任湖南巡抚之后的事，但也不免从陈宝箴早年经历说起。现根据这些著作，对陈宝箴巡抚湘省之前的情形略做介绍。
陈家属于客家系统。郭嵩焘在《陈府君墓碑铭》中说，陈家原本就是江西人。先世有人在福建为官，便移居福建，成为福建人，居福建上杭。陈宝箴的曾祖父陈腾远那一代又自闽迁赣，定居其时的义宁州竹塅里（现修水县竹塅乡）。腾远之子克绳，已被当时学者称为“韶亭先生”，当已是耕读之家。在克绳这一代，陈家便是有声望的人家。克绳生有四子，幼子名伟琳，字琢如，“始六七岁，授章句，已能通晓圣贤大旨”，“及长，得阳明王氏书读之，开发警敏，穷探默证，有如夙契……于是刮去一切功名利达之见，抗心古贤者，追而蹑之”。伟琳虽读书却没有走上以科举求功名之路。伟琳母“体羸多病”，伟琳便“究心医家言，穷极《灵枢》《素问》之精蕴，遂以能医名。病者踵门求治，望色切脉，施诊无倦”。[1]陈寅恪在《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中说：“先曾祖以医术知名于乡村间，先祖先君遂亦通医学，为人疗病。”[2]陈家是中医世家，源头则是伟琳。
伟琳不入仕途却胸怀天下。郭嵩焘《陈府君墓碑铭》中说他“生平为学，不求仕与名，独慷慨怀经世志。尝一涉江，揽金陵之胜，东历淮、徐，涉略齐、豫，北至京师，所至考揽山川，校其户口、扼塞险易，以推知古今因革之宜，与其战守得失之数”。[3]此种心胸，由儿子宝箴继承了。
伟琳曾创办义宁书院。洪杨的太平军占领武昌后，江西也在其侵袭范围内。伟琳曾组织团练，保卫家乡，历时数年。后来，陈宝箴撰有《记义宁州牧叶公济英御城死难事》和《义宁同仇录》二文，叙说此事。[4]
陈宝箴是陈伟琳的第三子，生于1831年（道光十一年）。1851年（咸丰元年）有恩科乡试，陈宝箴参加乡试并成为举人。其时，太平军势焰正烈，陈宝箴便协同父亲办团练，保家卫乡。父亲死后，陈宝箴继续率领团练与太平军作战。
1860年（咸丰十年），陈宝箴赴京参加会试，名落孙山。陈宝箴在京师盘桓了三年。此时，正值英法联军攻入北京。陈宝箴之子陈三立在《湖南巡抚先府君行状》中说，圆明园起火时，陈宝箴正在酒楼饮酒，见到火起，“锤案大号，尽惊其坐人”。[5]
陈宝箴旅居京师期间，结识了许多来自各地的“隽异方雅之士”，与易佩绅、罗享奎二人尤其意气相投。陈三立在《湖南巡抚先府君行状》中说三人“以道义经济相切摩，有三君子之目”。[6]洪杨起事后，易、罗二人到南方率领湘军与太平军作战，邀陈宝箴南下相助。陈宝箴先回江西探望了母亲，随即赴湖南，加入易、罗组建的果健营，与太平军石达开部作战，激战数月，战功卓著，果健营声震东南。随后陈宝箴拜访了驻扎在安庆的曾国藩。曾国藩对陈宝箴十分欣赏，叹为“海内奇士”。虽然曾国藩极欲留陈宝箴于自己幕中，但陈宝箴更愿在前线直接参与作战，于是到江西席宝田处参与谋划。席宝田是湖南东安人，从小好兵术。洪杨起事，席宝田到江西辅佐刘坤一、江忠义与太平军作战。1859年（咸丰九年），席宝田率军追击石达开部到广西，克复柳州，并因此功而赏戴花翎。此后，席宝田在湖南招募千人，组建精毅营，专将一军。同治初年，曾国藩调席宝田入江西作战，席在赣战功屡屡。而陈宝箴的襄赞起了很大作用，因了陈宝箴，席宝田方能“累用奇策决胜”。
曾国藩攻克南京后，天国的幼王洪福瑱仓皇逃往福建。陈宝箴建议席宝田派兵在广昌、石城间设伏。席宝田依其计，果然俘获洪仁玕、黄文英和洪仁政等天国政要十余人，又追踪并擒获洪福瑱，立一大功。可见陈宝箴堪称知兵。但陈宝箴并不把生擒天国幼主视为己功，尝言：“吾虽臆决幸中，然非席公坚忍，用将士死力，福瑱终不可得，席公于用兵天授也。”[7]
席宝田屡欲保举陈宝箴为知府，陈都谢绝。此时曾国藩开府南京，陈宝箴遂入曾幕。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陈宝箴才决定谋一正式官职。先是以知府的身份在湖南候补，此后二十五年间，辗转于湖南、河北、浙江、广东、湖北等地，历任湖南辰沅道、河北兵务道、浙江按察使、湖北布政使等职，其间还有几年因蒙冤而罢官，在家赋闲。二十五年间在各地调来调去，官职却几乎不升，这情形是不多见的。郭嵩焘是陈宝箴好友，他认为陈宝箴之所以在仕途进步缓慢，是因为“自远于荣利，而人亦因其自远而远之”。意思是，既然你自己不追求“进步”，别人也就懒得答理你，有了升官的机会也不考虑你。虽然在官场上总是原地踏步，但“每到一地，每任一职，都有突出治绩”，尤以善治盗和善治水著称。[8]
陈宝箴服膺曾国藩，曾国藩曾对陈宝箴说，要转移一地的风气，“不必达而在上也。但汝数君子……沉潜味道，各存一不求富贵利达之心，一人唱之，百人和之，则风气转矣”。刘梦溪指出，曾国藩的教诲、嘱托，深刻地影响了陈宝箴。陈宝箴实际上把曾国藩的此种教诲当作了座右铭。后来，陈宝箴在自己的衙署贴一对联：“执法在持平，只权衡轻重低昂，无所谓用宽用猛；问心期自慊，不计较毁誉得失，乃能求公是公非。”这表达的正是“存一不求富贵利达之心”的意思。[9]
陈寅恪在《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中这样言及祖父陈宝箴：“先祖仅中乙科，以家贫养亲，不得已而就末职，其仕清朝，不甚通显，中更挫跌，罢废八稔。年过六十，始得巡抚湖南小省。在位不逾三载，竟获严谴。”[10]这把陈宝箴的仕途经历做了简短的说明。陈宝箴在“末职”上蹭蹬了许多年，其间还有八年赋闲或没有正式官职。
1895年9月（光绪二十一年七月），陈宝箴被任命为湖南巡抚，此时他已经六十四岁，而长子陈三立（陈寅恪之父）也已经四十二岁了。陈寅恪称湖南为“小省”，多少是在刻意渲染乃祖仕途不得意。湖南的政治、军事地位，其实是很重要的。出任一省巡抚，是所谓封疆大吏，又远离京师，对于渴望有所作为者，是能够作为一番了。而陈宝箴本来就把曾国藩的教诲作为座右铭，为官不求富贵利达，但求造福生民。曾国藩曾希望陈宝箴能够担负起“转移风气”的重任。如果说，此前在“末职”任上时尚不足以言“转移风气”，那巡抚一省，就可以做“转移风气”之事，更何况这是曾国藩的家乡。此时曾国藩已经作古，而作为曾经受惠于曾国藩又十分崇敬曾国藩的人，陈宝箴到了湖南任巡抚，自然要把曾国藩“转移风气”之嘱托，在湖南努力实现了。
更重要的是，陈宝箴就任湖南巡抚，是在1895年。此时，甲午海战刚刚败给日本。甲午海战败给日本，对中国朝野的心理冲击，是空前之巨的，远甚于此前败给西方人。败给西方，是败给一种不可知的力量。而日本，我们太熟悉了。千百年来，一直对我们亦步亦趋，恭顺而谦卑。如今竟然败在这蕞尔小国手下，而且败得如此之惨，让人如何能接受？此前与英夷等作战，对方使用的是火器，我们用的是冷兵器。这不仅是两个国家在打仗，更是两个时代在打仗。我们输了，不难理解。可此番与小日本的海战，我们北洋水师的武器装备，并不比日本差，却仍然败了，这怎能不让人猛醒？怎能不让人痛感中国必须维新，必须变法，必须实行系统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