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二　以宏观经济治理的视角看中国航油事件

高连奎

宏观经济学家、财经评论家

我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观点：无论是国家的命运、企业的命运还是个人的命运，都是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制定与执行的结果，没有任何人可以逃脱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我想从这个角度分析当年的陈九霖与中国航油事件。

根据我的经验总结，企业经营一般面临着三种经济周期的风险：第一，产业周期；第二，宏观经济周期；第三，货币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周期。产业周期风险，是由企业所在行业的生命周期决定的，本质上是由科技因素决定；宏观经济周期风险，与经济大环境相关，人类经济基本上每10年左右就会经历一次宏观经济周期，有时平缓，有时暴烈，对企业的影响非常大；货币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周期风险，源于政府为了平息来自第二种周期的风险而采取的措施，它也会对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

在现实中，很少有企业家败于第一种周期，因为第一种周期很容易觉察。绝大部分企业家都败于第二、第三种周期的风险，而且，来自第二、第三种周期的风险，是企业家根本无法左右的，更是无法避免的，即使借助专业人员的外力也往往收效甚微，因为我们不可能要求每个企业家都懂宏观经济，不可能要求企业家一边思考企业经营，一边思考央行在想什么，也不可能要求每个企业家都配备一位宏观经济学家，而且，即使配备了也没有太大作用，因为真正懂宏观经济的人才少之又少，况且，整个宏观经济学科都处于不成熟的状态。所以，面对第二、第三种经济周期的风险时，往往是规模越大的企业越容易受到影响。

以上是来自经济本身的三大风险，在这三大风险之外，还有一种人为风险，那就是宏观经济套利风险，即有人利用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为企业制造风险、制造麻烦。他们擅长利用宏观经济的周期兴风作浪，这些从事宏观经济套利的人，一般都是一些资本大鳄，是经济丛林中的食肉动物，所到之处便是一片血腥。

来自宏观经济周期本身的风险已经让企业家防不胜防，如果企业再被这些资本大鳄盯上了，那就更无法应对了。

在这些资本大鳄中，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名字恐怕就属索罗斯和高盛了，他们都是这方面的老手。其中，索罗斯最擅长通过做空获利，他曾经通过做空英镑和东亚国家的货币获利；而高盛则习惯在股票与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上通过做多获利。他们炒作大宗商品价格，炒作新兴市场概念，炒作金砖国家、金钻十一国等概念，无非是自己提前布局，把价格炒高后再退出，让别人接盘，一般情况下都配合复杂的金融衍生工具来操作。

在世界市场上，所向披靡的索罗斯曾经兵败香港被打回原形，而高盛却在中国一路开挂，中国航油事件、中信泰富巨亏事件，国航、东航、联合石化等亏损事件都有高盛做局的影子。

那我们是不是就拿这些金融大鳄没办法呢？并非如此。我曾经和一位在国际投行中多次参与资本围猎的人聊过天。他无意中的一句话，透露了这些资本大鳄的软肋。他说：“土匪最怕官。”只要政府出手，他们就玩不下去了，都会缴械投降。

确实如此。索罗斯曾经所向披靡，但在香港却因为中央政府的出手而失败。政府要想对付这些人，手段多的是。这些国际投行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它们所到之处都会刻意结交官员，都要与当地政要呼朋唤友，它们招聘雇员时，甚至要求有比较深的政界人脉。它们这样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逃脱处罚。

因为中国长期以来没有看透这些资本大鳄的花招，中国的央企在海外任由这些资本大鳄围猎，类似的亏损事件层出不穷。而国家从来都只是处理内部人，从不对这些投行出手。中国航油事件后，陈九霖受到了惩罚，虽然中国航油也起诉了高盛，但最后并没有坚持下去。如果中国政府当时在资本市场斗争到底，或是像对付索罗斯一样，以国家行为对高盛、三井等机构进行清算，后面的许多亏损事件完全可以避免，因为它们不敢得罪中国政府，更不想失去中国市场。

当然，资本市场的围猎目前对中国经济影响不大，因为中国企业赔得起。然而，企业来自宏观经济方面的风险却没有解决办法。而且，越来越多的企业陷入宏观经济的风险敞口之中，比如，这几年一些大型企业突然出现问题，其实都是因为宏观经济遭遇了风险。有的企业，甚至是在政府控制风险时衍生出来的新风险中倒闭的。而企业一旦遇险，政府采取的行动往往是惩罚企业家，而不是去改善宏观经济环境。

当然，这些问题从根本上来说，与人类对宏观经济风险的认识有关，与经济学的发展有关。“宏观经济风险”，目前在经济学中还没有作为一个正式命题被提出。

根据我的研究，由宏观经济导致的企业风险往往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风险源头是宏观经济周期或国家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而并非完全来自企业经营；第二，宏观经济风险一旦爆发就往往是集体性的，而非单一的企业出现问题；第三，在宏观经济风险中，竞争力越强的企业，风险敞口越大，风险抵抗能力也越差，越容易倒下；第四，宏观经济风险一旦爆发，往往会因为连锁反应被成倍放大，而且会迅速深化；第五，当企业面临宏观经济风险时，往往会伴随着资本的围剿与舆论的围猎。中国航油、国航、东航等，都是先面临国际油价波动风险，于是进行套期保值以免损失，结果却遭到了资本围猎，损失更加惨重。

正因为宏观经济导致的企业风险具有以上特点，所以，当企业遭遇宏观经济风险时，很难凭借企业家的个人风险控制能力规避风险，也无法通过企业自救走出危机，需要政府通过科学有效的宏观经济治理才可以将风险降到更低。

政府财经部门的决策者们，也应该建立起宏观经济风险的概念。当企业因宏观经济周期，或因国家调控而出现普遍性宏观风险时，政府应该及时地对企业家进行救助，而不是去惩罚那些率先倒下的企业家。

我坚决反对将宏观经济造成的问题完全归结为企业家的个人经营失误，因为当宏观经济风险来临时，企业大量倒闭或国家货币吃紧等问题，都不是公司治理的问题，而是宏观经济治理的问题。正如前文所述，我们不可能要求企业家具备宏观经济学家的素质，也不可能要求所有企业都配备宏观经济学家，而我们可以做的，是尽可能地让宏观经济保持稳定。

中国政府在这方面有过不错的成绩。1997年，我们曾经在香港成功击退索罗斯的金融围猎；每次当宏观经济危机来临时，我们的政府都曾出手，效果也非常好；2018年和2019年这两年，在去杠杆的过程中，当中国上市公司集体出现风险时，国家也紧急出手，采取了制止银行对上市公司进行平仓的行动，还通过地方政府建立纾困基金的办法进行拯救；2018年，P2P行业集体爆雷，整个行业面临舆论围剿时，中央则采取了对恶意炒作、造谣生事、扰乱金融秩序的自媒体进行严厉查处的手段，避免了互联网金融行业的集体崩溃。如果没有中央的及时出手，这些事件的后果都是不堪设想的。

其实，国家是有能力控制宏观经济风险的，特别是在中国，有时不需要动用资金，只需要出台政策或官员发声，就能解决问题。但是，我们国家对宏观经济风险的控制更多是出于政治稳定的诉求，而非对宏观经济风险的深刻认识。

中国要真正建立起宏观经济风险的治理体系，关键还是需要我们的管理者树立宏观经济风险意识，只有这样才可以在风险出现时及时处理，才可以对企业家进行及时救助，才可以避免企业与企业家在宏观经济的波动中做无谓的牺牲，避免对生产力的破坏，避免企业遭受资本围猎与舆论围堵。

如果不具备这样的意识，任由企业在宏观经济风险中自生自灭，是非常危险的。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是在遇到宏观经济风险时，缺乏自救意识或足够的自救手段，导致国家经济一蹶不振。

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宏观经济风险又是所有风险中波及面最大的风险。在宏观经济风险面前，上到国家政府，下到企业百姓，命运都可能瞬间被改变。因此，及时避免与化解宏观经济风险将是政府宏观经济治理的一个长期课题，也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命题。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反思中国航油事件，我们就能知道当年是谁出了错，哪里出了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