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肝细胞癌高发国家，据统计，我国每年超过30万人死于肝癌，占全世界肝癌死亡人数的一半左右。不同于欧美国家，我国肝癌的发生与慢性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密切相关。20世纪90年代，随着乙肝疫苗免疫策略在全国推广，我国乙肝防控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果。2012年，世界卫生组织（WHO）证实我国已达到WHO提出的5岁以下儿童慢性HBV感染流行率<1%的目标。

在肝癌的治疗方面，自20世纪50年代，以裘法祖、吴孟超院士等为代表的老一辈专家采用肝切除手术治疗肝癌，开创了我国肝癌外科手术治疗之先河。20世纪70年代，汤钊猷院士等在小肝癌诊断与治疗中作出了杰出贡献。半个世纪以来，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我国肝癌治疗的理论与临床技术都有了巨大发展，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肝癌是我国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2019年1月，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最新一期全国癌症统计数据显示，肝癌在男性、女性的恶性肿瘤发病中分别位居第3位和第7位，其死亡率分别位于恶性肿瘤死因顺位的第2位和第3位。

在肿瘤发生病因学上，肝癌是人类认识相对比较清楚的恶性肿瘤之一，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已明确慢性HBV和丙型肝炎病毒（HCV）感染，通过饮食等途径摄入黄曲霉毒素B1以及长期酗酒等，均是原发性肝癌最重要的危险因素。

不同于欧美国家，我国肝癌的发生与HBV感染密切相关，“乙型肝炎-肝硬化-肝癌”被称为“肝癌三部曲”。

研究数据显示，病毒性肝炎患者中约有10%会发展成为慢性活动性肝炎，而慢性活动性肝炎患者中有50%可发展成为肝硬化，肝硬化患者发生肝癌的几率约为9.9%~16.6%。

1992年，我国乙型肝炎流行病学调查显示，乙肝表面抗原（HBsAg）（+）人群数量约为1.2亿，占比9.75%，即当时每10个中国人就有1个HBV携带者。这一严峻形势引起了政府和专家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在卫生部陈敏章部长的推动下，成立了卫生部肝炎防治领导小组和病毒性肝炎专家咨询委员会，庄辉院士、赵铠院士、陶其敏教授等学者通力合作，共同推动全国范围内的疫苗接种。

2002年1月1日，乙肝疫苗纳入国家免费免疫规划，2009至2011年开展了15岁以下儿童乙肝疫苗的查漏补种工作。时至今日，我国乙肝防控取得了显著成效，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一般人群HBsAg（+）流行率由1992年的9.75%降至2006年的7.18%，5岁以下儿童HBsAg流行率由1992年的9.67%降至2006年的0.32%。

2012年，为表彰我国在防控儿童乙肝方面所取得的突出成就，WHO特别为我国颁发证书，证实我国达到WHO提出的5岁以下儿童慢性HBV感染流行率<1%的目标。

2018年《柳叶刀》（ The Lancet）报告的估算数据，我国慢性HBV感染人数较1992年减少约3 400万，肝硬化和肝癌死亡人数减少约850万例，减少的经济损失约为10 362亿元。维尔斯马（Wiersma）博士在《英国医学杂志》发表评论，表示英国要向中国学习病毒性肝炎防控的经验，英国疫苗和免疫专家霍尔（Andrew Hall）也大力赞扬中国HBV免疫计划，并指出，这一代中国人的肝癌发病率可能低于英国人。

尽管我国在HBV感染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面对众多肝癌患者，进行合理有效的治疗一直是肝癌领域专家学者们努力奋斗的目标。在肝癌的治疗中，外科手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20世纪50年代以前，即使在腹部外科发展的黄金时期，肝脏因其表面浑然一体，仍然被列为手术的“禁区”，肝脏外科仅限于对肝外伤的处理。1951年瑞典学者约特舍通过对肝脏管道铸型腐蚀标本和胆道造影结果的观察，提出了肝脏是个分段的器官，肝癌外科手术治疗从而得以开展。

当时，我国肝脏外科尚属空白，师从“中国外科之父”裘法祖教授的年轻军医吴孟超，在“裘氏刀法”的耳濡目染下，外科手术技术进步很快，也正是老师当时的一番话：“肝脏外科薄弱，而且我国肝病高发，你有决心，就可以往这个方向发展”，开启了吴孟超抗击当时的“癌王”——肝癌的坎坷医学之路。

1958年，吴孟超从上海图书馆找到了一本英文版《肝脏外科入门》，用1个月时间将其翻译成中文，随后便开始研究肝脏解剖。

以吴孟超为组长，张晓华和胡宏楷医生组成的“三人肝脏研究小组”开始制作肝脏管道的铸型标本。1959年2月，他们从容国团荣获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喜讯中获得灵感，将买来的乒乓球剪碎了放入丙酮溶液，形成胶状物后，先后加入红、蓝、白、黄色颜料，形成不同颜色的灌注液，分别从肝动脉、肝静脉、门静脉和胆管注入，腐蚀掉肝脏其他组织成分后，内部错综复杂的管道结构就像珊瑚一样呈现出来。历经多月的艰苦努力，第一具结构完整的人体肝脏血管铸模终于定型成功。他们一鼓作气，到1959年底，共制作肝脏腐蚀标本108个，肝脏固定标本60个。

1960年6月，在第七届全国外科学术会议上，吴孟超公布了研究成果，同时正式提出根据中国人肝脏大小数据及规律，肝脏解剖按内部血管走向，可分为“五叶六段”，而在外科临床上分为“五叶四段”最为实用。这一理论，得到与会专家的高度重视和肯定，也为我国肝脏手术奠定了解剖标识。

当时，世界上通行的肝脏手术止血法是“低温麻醉法”——将患者泡入冰水中，因为肝脏缺血一旦超过20分钟就会引起坏死，只有在低温状态下肝细胞才能经受较长时间的缺血下手术，这是当时世界公认的“经典切肝法”。

吴孟超认为，该方法操作复杂，患者痛苦，也易发生感染等并发症，为解决这一难题，他朝思暮想，一天早晨，他在水龙头下洗脸，下意识地将水龙头打开了又关上，再打开，再关上……看着水从水龙头里“哗哗”流出来，吴孟超灵感突发，想到了“间歇性肝门阻断”的止血方法。

反复进行动物实验后，“常温下间歇性肝门阻断切肝法”终于用于临床实践，该方法既控制了出血，又减少了患者的痛苦，缩短手术操作时间的同时，减少了并发症的发生，因此很快在世界范围普及。该方法大大提高了世界肝脏切除术的安全性，至今仍被学界认为是最简单有效且安全的方法。

1963年，吴孟超主刀完成世界上第一例中肝叶切除术，突破了世界性的肝脏手术禁区。此后又提出了“正常和肝硬化肝脏手术后生化代谢规律”的理论，纠正肝癌术后常见的致命性生化代谢紊乱的新思路与策略；对巨大肝癌行“二期切除”；对肝硬化肝癌行局部根治性切除……1975年，他创造了医学史上一个奇迹——迄今为止世界报道最大的、被切除的肝海绵状血管瘤，瘤体重18千克，这标志着“吴氏刀法”已炉火纯青。

1979年9月，第28届国际外科学术会议在美国旧金山举行，吴孟超代表中国在大会上作了181例肝癌手术治疗的主题报告，总体手术成功率91.2%，震惊了国际医学界，中国肝脏外科的实力得到了国际认可。

同样是在1979年，另一项中国研究也得到了国际认可。由我国肿瘤外科学家、小肝癌研究奠基人汤钊猷院士团队完成的小肝癌研究，获得了美国纽约癌症研究所“早诊早治”金牌奖。

20世纪60年代，为响应国家向医疗界发出攻克癌症的号召，38岁的汤钊猷“半路出家”，从血管外科转而从事肝癌研究。

为研究肝癌病情，汤钊猷等学者组成的“上海市肝癌医疗科研队”轮流在肝癌高发地区之一的江苏启东进行调查研究。这支队伍里有临床医生、基础医学和流行病学研究员。很快，他们发现肝癌与肝炎、肝硬化之间的关联，并找到启东地区肝癌多发的原因——饮用长江末端水、当地玉米与棉花同种，玉米发霉易生出黄曲霉素，随后他们提出了“改水，防霉，防肝炎”的预防措施。

当时我国肝癌患者大多确诊时已是晚期，手术难度大，预后欠佳，汤钊猷认为“早诊早治”才是解决肝癌这一难题的有效方法。

1963年，苏联学者阿别列夫（Abelev）发现甲胎蛋白（AFP）与肝细胞癌相关，汤钊猷由此得到启发，带领课题组发现AFP动态分析检测可诊断未出现症状的小肝癌，首次在国际上提出了“亚临床肝癌”的理论。

这一研究成果的推广应用，在常规体检中就可以发现无症状的小肝癌患者，使得肝癌的诊断提前，肝癌的有效治疗时间也得以提前，最终实现了肝癌的早发现、早诊断和早治疗，肝癌手术切除的5年生存率提高了一倍以上。

1985年，汤钊猷主编了英文版《亚临床肝癌》一书，现代肝病学奠基人珀波（Hans Popper）教授为其作序并指出，“亚临床肝癌这一新概念，是人类对肝癌的认识与治疗的重大进展”。

在转行肝癌研究的第二个十年，汤钊猷致力于研究临床最常遇到的大肝癌。既然小肝癌手术效果好，那么将大肝癌缩小后手术是否能提高患者的生存率呢？

跟随这一思路，汤钊猷课题组设计并开展了一系列临床实验，尝试在肝癌患者中开展综合治疗，当肿瘤变小后再行二期切除，取得了极好的疗效。这一发现，也让获得二期切除的“大肝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可与小肝癌切除相媲美。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20世纪90年代，一些新的治疗技术相继出现，并在临床广泛推广，用于肝癌的手术治疗。

这些技术包括：放射介入治疗技术、射频治疗技术、X线立体定向治疗技术、冷冻治疗技术、微波治疗技术及无水乙醇瘤内注射治疗技术等。

随着肝癌外科观念的不断更新、影像学的发展、介入治疗的兴起，以手术切除为中心的肝癌综合治疗时代来临，但转移和复发仍然是肝癌治疗中的主要难题。

紧随我国肝癌的研究方向，20世纪90年代起，汤钊猷将研究方向转到肝癌转移复发上来，经过多年的努力，通过三项技术创新，建成国际首例“高转移人肝癌模型系统”，这一模型的建立为肝癌药物的筛选、肿瘤转移的机理研究开辟了全新平台。也是这项研究，让汤钊猷院士第二次以第一完成人的身份，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高转移人肝癌模型系统”现在已向全球两百家研究机构推广应用，得到了世界范围的一致好评。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应用此模型后评价：“这是目前可供研究肝癌转移和识别抗转移药物的第一个模型，它对学术研究和药物筛选都非常有用”。

在我国肝癌治疗道路上，还有许许多多专家学者们作出了他们的贡献，如夏穗生教授、吴在德教授、陈孝平院士、王红阳院士……历史的车轮继续向前，我国肝癌的研究和治疗均有了长足的进步。

2006年，吴孟超院士荣获200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同年，由他发起，联合汤钊猷、顾健人、闻玉梅、郑树森、杨胜利、王红阳等六位院士，向国务院提交了“集成式开展肝癌研究”的报告，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2010年12月，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国家肝癌科学中心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如今，国家肝癌科学中心已屹立于上海安亭。

为进一步提高肝癌早诊早治率，樊嘉院士带领团队致力于对肝癌早期诊断标志物的筛选，寻找早期诊断的分子标志物——基因和蛋白的改变。

历经9年攻关，团队在肝癌患者的血浆中筛选到由7种微小核糖核酸（miRNA）组成的早期肝癌诊断分子标志物，该方法突破了AFP患者检测盲区，有84%的灵敏度、88%的特异性，尤其可以用于AFP阴性肝癌患者的早期诊断。该方法进一步提高了肝癌早诊早治率，改善了肝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

另一方面，肝癌患者生存率低，复发率高是治疗难点。国内外众多学者认为，外周血中游离的循环肿瘤细胞（CTC）是肿瘤转移复发的“种子”。樊嘉院士团队通过多年研究，在国际上首次检测“外周血中干细胞样循环肝癌细胞”，他们发现循环干细胞样肝癌细胞可作为肝癌切除术后预测复发的新指标。

受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委托，充分结合我国临床实践经验，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17版）》也受到了国际关注，走向世界。

肝移植是全世界公认的终末期肝癌最有效的治疗手段，世界上约30%的肝移植是用于肝癌的治疗。

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掀起第二次肝移植热潮以来，肝移植事业发展迅猛，呈专业化和规模化发展态势，在移植数量和质量方面已接近或达到西方发达国家水平。

中国肝移植注册中心数据显示，近5年，中国大陆肝癌肝移植例数占肝移植总例数的36.8%。

为规范全国肝移植工作，中国医师协会器官移植医师分会和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等行业学会组织专家于2014年制定了《肝癌肝移植临床实践指南》，重点阐述了肝移植受者的选择标准、术前降期治疗、抗病毒治疗、免疫抑制剂应用和术后复发防治五部分内容。

2018年，在郑树森院士的牵头下，由中国医师协会器官移植医师分会和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联合，推出了《中国肝癌肝移植临床实践指南（2018版）》。结合国际经验和我国国情，2018版指南对2014年《肝癌肝移植临床实践指南》中重点阐述的五部分内容进行了不同证据级别的建议推荐。

近年来，肝癌领域专家学者们共同努力，积极开展多学科协作（MDT），实施有计划、合理的肝癌综合治疗策略，并提出全程、全方位、个体化的肝癌诊疗管理策略，促进了我国肝癌诊疗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随着影像学、分子生物学、基因组学、腹腔镜、导航系统和外科手术机器人的迅猛发展，在我国肝癌患者的治疗中越来越多地开展全程管理策略，从患者最初就诊开始，根据患者一般身体状况，选择合适的外科手术、介入治疗、放疗、化疗、靶向治疗以及免疫治疗等，肝癌患者的生存时间已经得到较大的延长。相信在广大专家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我国肝癌的诊治水平将迈入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