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畏因如果 教人“学好”

杨斌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我们都很清楚,《大学》起首的“大学”,指的不是现代大学、高等院校,而是相对于“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的“小学”而言,“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的“大人”之学、君子之道。此“大人”,也非成年人之意。“学”分出“大”与“小”,则是在强调器识与文艺之别。

所以,我常跟同人分享:大学之大学问,非艰深高难仄,实君子之道也。梅贻琦、潘光旦先生说过:“乍一看来,今天的大学教育,似乎与‘明明德’‘新民’的意思不大有关系,但如果仔细考察,就可以知道今天大学教育的种种措施,始终未能超越这两条原则的范围,问题在于‘体认尚有未尽,实践尚有不力’——认识还不足,做得还不够——罢了。”梅贻琦校长的《大学一解》实是在西南联大教务长潘光旦为其拟的草稿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参见潘光旦.大学一解,载《潘光旦教育文存》,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善哉,子之言极是。

这种理解,有其深意。开发人力、培育人才是从经济结果的角度来衡量教育产出,对于受教育者完善人格(所谓“成人”)之成果,却因其度量不易而少了关注。同时,教育对一个国家和地区而言,还承载着凝聚人心(所谓“成群”)之责。较之于人们熟悉的人口红利与人才红利这两个概念,人文红利杨斌.新时代更要重视人文红利[J].瞭望,2018(19).这个新概念,更能让我们看清教育(不仅是学校教育,还包括广义的公民教育、社会建设)极其重要的人文价值——受教育者个体的人格完善与群体之人心凝聚,都是造福人民之根本贡献;人格完善与人心凝聚,都更得靠“明德”“亲民”与“止于至善”的大学问。应当说,在高等教育更加普及后,大学文凭的获得者与梁启超先生所说的“君子人者”越来越相去甚远时,“大学之道”越发显露出其重要性与本质。

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当然是一件好事。从温饱到小康,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再到能学好,这个变化,是本质性的,意味着花了很大力气解决数量和规模问题后,高质量、内涵式发展成为关键。上好学或能学好,看似普通的字眼,也值得认真想想,什么才称得上“好学”“学好”?

好学,就是教人(助人、让人、度人)学好的教育。做这个转换,一是强调学习者是决定教育成效的终极主体,进到了好学(校),不一定能学好;二是我说教人或者助人,抑或让人,甚至度人,教者的姿态与方式是各种各样的,并不必须是施之于上,完全可能是悠兮贵言。教育,最终是要看“学好”。

学好,看似不能再简单的词语,却有着不同层面的理解空间。

学好,最直接的理解就是好好学、学得好,这是老师或者长辈亲友经常勉励学生、后生径直努力的目标。好好学,在行为上就是要用功、勤奋,也包括听(老师的)话,以及对于学习内容的海绵式吸收。学得好,结果就是功课学得好,成绩考得好,名次排得好,如果是研究生,还可能有:论文发得好,工作找得好。这些都很显见并易衡量,趋之者众,竞之者勃,但我想这恐怕只能说是学生求学、学校育人、国家兴教的第一层境界。教、育与学的目标只停留在突出显性指标、短期指标、单立指标的这一层,“独上高楼”,显然是很不够的。

学好(hào)则是第二层境界。读音不同,含义亦异。这个去声的“好”字,是要从表往里走,从行往性里走,从一过、一阵往一生里走,说的是好奇的心态、好学的习惯、好问的精神,好研究问题,好挑战现状。“学”变成了人生的一“好”:“知之者不如好之者”见《论语·雍也》。的“好”,“我没有特殊的才能,我只是激情般地好奇”爱因斯坦语。的“好”,“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见(东晋)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的“好”,学习“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的好。跟我们常见的那些定量指标比起来,对这第二层境界的衡量,没那么数字化、精确化,却也不是无迹可寻——你看那好学之人眼中的光,看那好思之人沉静的神情,看那好战之人攻坚克难时“福流”沉浸的状态。教育一旦让学习者达成这种“好”的境界,不管他带走了多少在学期间的知识,他都会终身受用不尽,也就无所谓毕业或者离校了。“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见(宋)柳永《蝶恋花·伫倚危楼风细细》。达到这个境界,学生方可称作主动学习者、自主建构学习者、创造性学习者,学习才焕发出内生的动力,学者才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人本质中的角色之一。

第三层境界的学好(hǎo)中的“好”,与第一层境界的“好”,读音相同,意思却有差异。这里的“好”,说的是品德、修养与价值观,说的是重于“为学”的为人。普通百姓嘴里说的先生教人学好,后生跟人学好,重音要放在这个“好”字上,略微带点儿化音处理,强调的则是学习最要紧的目的——立德树人、成为君子。“德者,本也。”一个人有再多知识,有再大本领,有好学的习惯,但不理解这第三层境界,就没有了方向,没有了准绳,没有了做人的基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蔡元培先生说“若无德,则虽体魄智力发达,适足助其为恶”,清华大学校歌由汪鸾翔先生作词,张慧珍女士作曲。也说“器识其先,文艺其从”“肴核仁义,闻道日肥”,都在彰显价值观的培养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这层境界,深入到教与学的最核心处。“德”该不该衡量,古今中外共识很强:“要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该怎样科学、有效、公正地衡量与培植“德”,却是一道摆在教育界乃至全社会面前的开放式必答题。答不出来,即使在一段时间内付出各种努力将所谓“五唯”即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藏匿起来,也难保其不会卷土重来;答出、答好了,德立起来了,学风、教风会为之一新,对后来者而言,仿佛“习惯之为常”。这第三层境界的“学好”,关系重大,值得“众里寻他千百度”见(南宋)辛弃疾《青玉案·元夕》。

三层境界的“学好”,体现出从知识(knowing)、习惯(doing)向本性(being)追求的教育理念深化,体现出育人重于育才的重要辩证法,是一个同心圆由外向内的递进。三位一体,由表及里,“然后君子”。人们谈论学霸,看到的是夺人的成绩;如果关注学痴,你就会聚焦在他忘我的状态上;说某人是君子,则不仅涉及本领与习性,更首要在意其道德。做教育,这是个基本定位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刚刚诞生不久的清华学校,蒙梁启超先生1914年一次谆谆解析“勉为真君子”之道的演讲,定了一脉承百年的风骨信念。杨斌.“学好”的三层境界[N].学习时报,2020-01-10.

教人学好,务须得法。人是活的,人之好也很复杂。教人学好最忌机械化。当老师,当校长、院长,要对学生负责,要对其后的人生负责,要对“这个世界会好吗”负责。当然,他们不该也无法负全责,但要格外在乎其(有意或无心)种下的籽。无论是如何教,还是怎样做研究,以及学校这个小社会的林林总总,都对“学好”有影响,或轻或重,或直接或间接,隐显近远,皆是教育。

这就是本书作者的殚精竭虑,对于教育涉及的重要过程,都不厌其烦地去深究,也是在接受一个该如何是“好”的拷问——不仅是目的上的好,还有方法上的好;不仅是看得见的好,还有冥冥中的好;不仅是当下的好,更顾及明天的好。

学生总是信服于比较看得见的“果”。老师却畏惧“因”。凡世间人在意结果的时候,文化与价值观却并非都能以结果衡量的方式传递、彰显。这不能算是明明德之苦,却帮助我们认清并更拥抱百年树人之难。“既然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那么与这种事业最有关系的大学教育,与从事于这种教育的人,以他们的身份,势不能不超越几分现实,他们要集中注意的东西,势不能为一时一地所限制,他们所期望的成就,势不能做急功近利的要求。”见梅贻琦,《大学一解》。教育者,畏因如果,是因为果常常要百年后才及见。栽培德性,是要畏因如果的。学术研究,是要畏因如果的。治校办学,是要畏因如果的。想想前辈所说“语默作止”“设或不慎”,畏因敬意油然而生。

回过头来看学好的境界之别:第一层境界便是以果为大;第二层境界有忘果之乐;第三层境界若要找到度量德之法,就要不畏果之浮云遮望眼,而从心所欲,从因来过。

教人学好,是大学问。《在明明德》,忝为序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