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个案研究中审视艺术史学的现代转向（代序）

历史刚跨入2020年，蕴含着刘渟多年研究心血的学术专著《实证与寻根：教育部西北艺术文物考察（1940-1944）》就要与读者见面了。这是刘渟在学术道路上一个重要的阶段性成果，也是她在中国近现代艺术史研究上所做的有意义的拓展工作。

这些年来，中国艺术史学界对于20世纪以来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问题探讨热情很高，也出了不少研究成果。在这些成果中，比较集中讨论了中国现代美术在艺术的价值取向、题材和艺术语言风格上的转换等问题。的确，百年以来，中国现代美术与传统美术相比较，无论在艺术的功能观、艺术的语言、风格与图式等方面都发生极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频率、速度与强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中国美术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特征，当然不仅仅体现在艺术的实践上，即创作的作品中，也体现在中国艺术史研究与叙事方法的转换上。也就是说，中国现代艺术史学与传统艺术史研究相比，在研究的对象、范畴、方法上都有很大的变化，建构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现代艺术史学的发展。

在20世纪前半叶建构起来的中国艺术史研究的新范式，最重要的特征体现在由重文本研究转向文本研究、书画作品研究与艺术遗存研究并重的局面，由品鉴转向实证与阐释并重的研究，研究对象也由书画为主转向多门类并重。特别是雕塑、建筑、工艺、民族民间美术被纳入艺术史学者的研究视野，使中国艺术史的内涵与体系超越了传统艺术史的体系。这种艺术史新体系的建构，实际上是中国艺术史研究的空间转向。即艺术研究的视野不再局限于书斋殿堂，而是拓展到艺术遗迹和广阔的文化现场，由关注知名艺术家创作的经典作品，转向了对“无名艺术史”所涵括的民族民间艺术的审视。

20世纪前期，以走向艺术遗迹为特征的中国现代艺术史学体系的建构，与大的历史文化语境有关。但是，重视艺术遗迹和文化现场考察，除了无须赘述的以科学之名，引进西方的艺术史体系外，还与中国艺术界内部的反思与期待，以及文化身份的建构与确认有密切的关系。五四前后，随着学术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批评，以文人画为代表的传统艺术体系也遭到了抨击，由传统文人书写的艺术史文本，以及这种文本书写的方式也必然被质疑。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艺术考古和实证研究方法也如被视为“科学”写实主义的观念与方法一样，随之传入中国。如果认为中国现代艺术史研究新范式的建构仅仅是西方方法移植的结果，未免显得有失偏颇。在我看来，一种方法论的选择和一种研究范式的建构，即中国学术界走向文化现场，关注艺术遗迹，还与在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我们自身的文化身份的重构和民族文化艺术价值的重估的内在需求有关。随着20世纪30年代初，救亡图存的紧迫形势，以“自娱”为价值取向的文人传统继续被批评否定，但是捍卫民族传统文化尊严的意识更加自觉。“深沉雄大”和雍容大度的汉唐艺术传统，无疑成为民族大搏斗时代所值得承继的文脉和相隔历史之河的急切呼唤。而留存着大量汉唐艺术遗迹的中国西部，无疑成为中国艺术学者关注的空间。抗战全面爆发后，民族的“衣冠西渡”，也为学术界、艺术界实现空间挪移，走向西部的艺术遗迹和文化现场提供了从未有之条件。当然，走向西部广袤的文化现场也是增强国家民族认同感的一种政治文化策略。抗战中，国家处在危机中，民族的凝聚力和国家的认同感尤为重要。增强民族传统文化价值的认同，是捍卫民族尊严的重要组成部分。走向西部，走向汉唐艺术遗迹，走向文化现场，就成为中国文化人和艺术家的一种自觉行为，当然也是国家和学界的一种必然选择。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学术界，包括中央艺术院、史语所、中央博物院、营造学社等学术团体与机构的著名学者，组建了不同的考察团对传统和民族民间遗迹进行考察。王子云组建的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对西北文物的考察与研究也是这种背景下开展的。

对于中国艺术史研究的转向，学术界虽然有所关注，但是其广度和深度相对于艺术家及其创作研究而言是远远不够的。刘渟的这部专著，对于中国现代艺术史研究来说，是一种弥补和充实。

刘渟学术研究的领域与兴趣由古代向现当代转移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记得她的硕士论文是研究宋代风俗画与宫廷政治以及文人群体的审美取向的关系问题。进入博士阶段的学习以后，一直到成为大学教授的现在，她始终坚持关注中国现代艺术史的理论与方法问题。在博士阶段的学习中，她就流露出对中国艺术史现代转型期的艺术史叙事方法与研究特点的研究兴趣。后来在与我讨论博士论文选题时，她谈到想将20世纪40年代艺术史家王子云的西北田野考察及艺术文物研究作为研究对象。听了她的想法，我们一拍即合地就确定了选题。因为，这不仅契合当时她攻读文物学与艺术史的博士专业方向，同时该事件也是我早年从事抗战美术史研究时关注过的话题。开展这一选题研究，可以弥补当时学界对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学术研究之不足，也让我在指导她博士论文时再次关注和思考中国西部在中国艺术界，包括艺术史界的地位与作用。

她的博士论文顺利通过答辩，并得到了专家学者的好评。入职大学后，她继续对该选题进行深入研究，并于2013年成功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此部专著，是她在博士论文基础上经过反复打磨、反思、调整，并补充了不少新的资料后，站在中国艺术史学科体系建构高度进行学科史研究的体现。关于王子云组团考察西北艺术文物的学术研究在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前后的那段时间曾在广东美术馆举办过一次大型的图片文献展和学术研讨，那次研讨会可以看成她积累相关研究史料的起点。在拿到国家项目后，她先后联系和采访到了王子云子女（王蒙、王蒨）及学生（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松），从这些熟悉王子云学术研究来龙去脉的专家学者手中收获了大量关于抗战时期西北艺术文物考察研究的相关史料。可以说刘渟的研究是建立在扎实的史料研究基础上的一个关于中国现代美术史学史个案研究。她的著作既丰富了我们对抗战时期艺术史考察的学理研究，又回应了近些年社会对于抗战时期文化艺术的关切，尤其是西部田野考察事件之于百年中国艺术史以及艺术史学史的意义。

从该著作的学术研究思路看，上篇属于史实梳理，下篇属于史论阐释。上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把考察研究对象、内容与方法进行结构化整理，对考察背景进行了从外部到自身，从社会导向到艺术自觉，从历史背景到学术自律等角度的充分论述，且对考察成果分类和考察结束时间进行了详述与考证。体现出作者清晰的研究思路和逻辑线索，这为下篇成果价值、研究方法体系和史学贡献等的价值判断和理论归纳做了很好铺垫。这也是刘渟该书写作的一个特点，即史实铺陈在先，史论思辨在后。在一个关于艺术史学个案研究的写作中强调一种超越个案专题研究的史学写作方法的内在理路，这在同类著作中难能可贵。

该著作下篇是其学术价值的主要体现。第四、五、六章是一种层层递进的关系，紧紧围绕着她在研究历程中与我交流的想法以及写作目的，不仅深度挖掘了王子云西北考察的学术成果，更重要的是她抓住民国时期美术史写作范式从传统书画史写作走向吸收跨学科研究后将经典与非经典，有名与无名的艺术史综合写作的史学转型特点。同时，她受到西方著名艺术史家沃尔夫林对艺术作品进行风格序列研究的无名艺术史写作思路的启发，将王子云的田野考察内容纳入一种无名艺术史研究之中，这样便将他西北考察中涉及的民间无名雕刻、建筑、绘画、民俗、工艺等艺术形态归入无名艺术史的概念范畴，进而探讨民国时期无名艺术史研究的范式与特点，以及王子云史学对于无名艺术史研究的价值。然而她的“无名艺术史”概念又与沃尔夫林有所不同，她将“无名”艺术解读为无创作者的或无文献可考的民间艺术作品。这类作品具有民间属性和与考古学科关系密切的特点，属于前人关注较少的工匠之作。这种把田野考察的多门类艺术文物进行一种艺术史学的整合叙事，在既有研究中是少有的，这也是启发她做另一个关于民国时期无名艺术史研究的国家项目的基础。

作为一名女性青年学者，刘渟对艺术史学问题的研究角度和理论思辨体现出一种相当理性的逻辑推演和史学体系的建构能力。在该著作的第五章，她对王子云田野考察方法的三维立体模型的建构和阐释中，呈现出一种将碎片化史实材料进行重组提炼和理论抽引论证的研究取向，她把王子云的学术研究方法与其社会责任、创作观念综合考虑，把前人对研究方法仅局限在田野考证方法的狭窄范畴中讨论变为把研究方法看成一种与考察工作整体的研究思路和价值取向相统一的方法论体系，展示出她在史论探究中敏感的理论建构意识。这与她十多年学术研究训练与磨砺不无关系。

做事认真、踏实、勤勉是刘渟在读书期间以及在四川师范大学任教过程中给我最深的印象，希望她以此书的出版为契机，把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学研究继续向前推进。对于她在学术研究上的探索，我们应有更多的期待。

四川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

黄宗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