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学习公文写作的意义

学习公文写作的意义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公文的重要性

公文是公务活动中形成的应用文，是国家机关和其他各种社会组织发挥各自的职能作用，从事管理工作、处理具体事务的基本手段。中国是一个源远流长的文明古国，公文处理体制和公文写作水平高度发达，同时，自古以来公文的重要性就得到高度的肯定。在古代它被视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¹⁾这一观点从政治功能和文化意义上对公文作了高度评价，在现代也被普遍接受。

二、语文课的重要性

学习公文写作属于语文课的范畴。语文课是一门学习本国语言文字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它的基本任务是培养学习者运用本国语言文字的能力，以满足表情达意和社会交往的需要。语文教育一直是人类文明时代教育史的基本部分，源远而流长。在中国，根据《周礼》记载，周朝的国家教育机构教导学生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其中的书即文字书写，属于语文课的内容。又据《论语》记载，春秋时代创立民间私学的先驱和典范孔子从“文、行、忠、信”四个方面教育学生，其中的“文”涵义很广，不等于语文，但包含语文在内。又有孔门四科之说：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其中的言语、文学都包括语文在内。在欧洲，作为西方文明主要源头的古希腊，其主要城邦雅典实施博雅公民教育，基本科目有数学、逻辑、修辞等，修辞也属于语文课的范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语文课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首先，语文是社会生活的必备工具；其次，语文技能（听说读写的能力）是人的基本素质；最后，语文的创造与运用是人类的本质属性。如古人所言：“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春秋榖梁传·僖公二十二年》）用现代学术语言来说就是，语言是人类独有的符号，是人与动物的一个根本性区别。所以，一个人的语文技能越强，就越能促进心理的发展，精神的提高，人格的完善，从而更好地融入集体、社会之中，在生活、学习、工作等各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做出重要的贡献。

三、弥补中小学白话文写作教学的不足之处

中国自20世纪初废除科举制度、兴办新式教育以来，至今已走过百年历程。经过数代人辛勤而不懈的努力，语文教育在言文合一、国语统一、拼音注音以及扫除文盲等方面取得了历史性的进展，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作为新文化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白话文写作教学在实践中一直存在两个明显的不足之处：一是忽视文体的多样性，即以文章归类代替文章分体，局限于审美性的小品文这一种文体而忽略了其他众多的实用或非实用的文体；二是没有真正落实实用文体的写作教学，即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应用写作，但在实践上没有切实进行多种实用文体的写作教学，导致了言行不一的矛盾。这两个不足之处紧密相关，从当年的民国到后来的人民共和国都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因而导致了同学们的实用文体（包括公文在内）写作技能普遍较弱的后果。

（一）忽视文体的多样性

中国古代文言文发达之早，文体之众，文章之工在不同文明的世界各国之中居于前列。因此，文体分类也早已有之。例如南朝梁代萧统主持编撰的中国第一部文学总集《昭明文选》把所收文章分为39类，明代徐师曾的《文体明辨》把历代文体分为127种。而近现代以来，汉语文章的分类呈现出越来越概括的趋势。例如晚清姚鼐《古文辞类纂》将文章分为13类（论辩、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赞颂、词赋、哀祭），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又做了进一步归类，将文章分为3门（著述、告语、记载）11类（著述门3类：著述、词赋、序跋；告语门4类：诏令、奏议、书牍、哀祭；记载门4类：传志、叙记、典志、杂记）。随着西学东渐的迅速发展和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兴起，汉语文章的分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民间到官方都接受了一种兼顾内容与表现手法的文章分类方式，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记叙文、说明文和议论文这种三分法。

这种文章分类方式主要遵照了西学的模式，例如新文化运动期间傅斯年参照英语散文文体（essay），将无韵文（不包括韵文以及小说、戏剧）分为解论（exposition）、辩议（argumentation）、记叙（narration）、形状（description）四种。⁽²⁾这种文章分类也可能借鉴了中国古代已有的分法，例如宋代真德秀将文章分为辞命、议论、叙事、诗赋四类；清末《钦定学堂章程》也有记事文、说理文的类别。这种高度概括的文章分类的结果自然只是集合性的文章门类，一类之中包含着多种特定的文体，如夏丏尊所划分的记叙文包括小说、史传等文体⁽³⁾。

而现当代中小学白话文写作教学一般不按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具体的非实用文体教学，也不按书信、简历、请假条、报告书等具体的实用文体进行教学，而主要教授记叙（叙事）文、说明（状物）文和议论（说理）文这三类文章。在平时练习时，学生也主要写作这三类文章，少则一二百字，多则一二千字；小学、中学的毕业、升学考试考的也是这样的文章，通常在八百至一千字。这就更加强化了以这三类文章为主导的写作教学模式。

从文体学的角度来看，中小学生实际写出来的这三类文章都可归属于同一种文体，即小品文（或称作随笔、杂文），属于非实用的、具有审美性的散文。

白话文写作教学初期的语文教育家本已另眼看待这三类文章，将它们与其他应用文区别开来。

例如黎锦熙认同把所有散文（不包括诗歌、韵文）分为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与实用文四类的分法。这种分法将这三类文章与实用文并列，可见并没有将它们等同于实用文。而他在解释记叙文的时候认为记叙文的要素在于真实而深切的描写，并把它比作艺术科的图画教育，认为艺术上的写生和作文时的写生可以互相参用，化为一物。⁽⁴⁾由此可见，他所说的记叙文是具有审美性的，说明文和议论文也可如此类推。

夏丏尊、刘薰宇则把记事文、叙事文、说明文、议论文与小品文并列，它们好像与小品文属于不同种类。但他们的小品文标准只是从字数上规定的（二三百字乃至千字以内），而从内容性质上说，小品文可以叙事，可以议论，可以抒情，可以写景，等等，与记事文、叙事文、说明文、议论文并无不同。这正说明在他们那里篇幅短小的记事文、叙事文、说明文、议论文其实都属于小品文。⁽⁵⁾

当代学者刘锡庆也指出，中小学生在作文训练中写作的那些记叙文，实际上是散文习作，其特点及写作要求大略与散文相同，只是由于文学性不足，通常较难跨入文学文体中散文的殿堂。⁽⁶⁾这里虽然只提到记叙文，但他对于说明文、议论文的判断也是如此。中国台湾地区作家王鼎钧曾将议论文的写作方法归纳为八个方面：1．用是非（主观性判断）句子作骨干，2．为这个是非句找两个以上的证据，3．准备一个小故事，4．准备一两位权威的话，5．准备一些诗句，6．准备使用描写、比喻，7．点缀一点儿反诘句，8．点缀一点儿感叹句。⁽⁷⁾其中的故事、诗句、描写、比喻、反诘句、感叹句这六个方面，显然都具有形象性或抒情性，属于文学作品的特征。由此可见，中小学生写作的侧重于抽象说理的议论文也仍然是非实用的、具有审美性的散文。所以，主要教授记叙文、说明文和议论文这三类文章的中小学白话文写作教学可谓以文章归类代替文章分体，实际上只是局限于或偏重于小品文一种文体，从而忽略了其他众多的实用、非实用的文体。

（二）没有真正落实实用文体的写作教学

如果说现当代中小学白话文写作教学忽视应用性或实用性，这似乎是一个明显的误会。因为自进入20世纪以来，无论是清末还是民国以及共和国时期，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无论是新文化运动中的旧派还是新派，一直有一个共识，即强调书信、报告、总结、发言稿、说明书等各种实用文体对于满足学习者实际需要的重要性，所以对于大中小学的写作教学都不强调文学创作，而是强调应用写作，也就是说都是特别重视实用文体的。例如清末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务纲要》就已表示中小学作文要“供谋生应世之要需”、“既可易于成篇，且能适于实用”、“其中国文学一科，并宜随时试课论说文字，及教以浅显书信、记事、文法，以资官私实用”。⁽⁸⁾1912年民国元年教育部公布的《中学校令施行规则》第一章第三条规定国文要“使作实用简易之文”。⁽⁹⁾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教育部副部长、中国教育学会会长董纯才强调学以致用的原则，提出中学语文教学在写作能力上的标准要求达到能写日常常用文件，如书信、通讯、计划、报告，等等。⁽¹⁰⁾其他学者类似的言论也很多，不胜枚举。但如前所述，现当代中小学阶段的语文课实际上主要进行了名为记叙文、说明文和议论文的这三种小品文的写作教学，而没有着力于众多实用文体的写作教学。这样就产生了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应用写作，而在写作教学的实践中却没有认真贯彻落实这种思想认识的言行不一的矛盾。

（三）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的原因

为什么会在现当代中小学白话文写作教学中形成上述文体单一以及言行不一这样两个明显的不足之处呢？换言之，既然已经认识到叙述文、说明文和议论文就是小品文，并且一直强调学习应用文，但为什么还一直局限于小品文单一文体的作文教学呢？这既有实践上的原因，也有理论上的原因。以下分别述之。

第一，在纯文学观的影响下形成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之分，进而形成广义应用文与狭义应用文之分，从而将记叙文、说明文和议论文列入广义的应用文范畴。

现代以来流行的兼顾内容与表现手法的文章分类有两种层次的划分。一是第一层次的分类，即把所有文体分为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等类别。例如陈望道将所有的文章分为记载文、记叙文、解释文、论辩文和诱导文五类，⁽¹¹⁾再如高语罕的叙述文、描写文、解说文和论辩文四分法，也是就所有文章而言的。⁽¹²⁾二是第二层次的分类，一般是首先把所有文体分为文学文体和非文学文体两大类，再进而把文学文体分为诗歌、小说、戏剧和散文四类，把非文学文体分为应用文和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在现当代中小学白话文写作教学中，第二种分类法居于主导的地位，一直沿用至今。例如叶圣陶将文章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文学（文艺文），一类是普通文。普通文包括应用文（书信、宣言、报告书、说明书等）以及记叙文、议论文。⁽¹³⁾由此可见，他虽然将记叙文、议论文与应用文区分开来，但又将记叙文、议论文与应用文都归入普通文，与文学作品相对应。再如吕叔湘认为文艺作品以外的文章都是应用文，⁽¹⁴⁾这种二分法更加明确地将应用之文与文学之文相对应起来了。

除了叶圣陶、吕叔湘这样的代表性语文教育家之外，一些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也是将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视为与文学文体相对应的实用文体。例如1920年蔡元培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的演讲中指出，中学生或师范学校学生将来或研究学问，或到社会上做事，因研究学问的必要，社会生活的必要，我们不能不教他实用文。⁽¹⁵⁾这显然是很重视实用文体教学，但蔡元培所说的实用文与美术文相对应，包括说明文、叙述文两种，这样也就把说明文、叙述文归入实用文体之中了；再如1922年梁启超在南京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前身）作《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的演讲，主张中学生以会应用之文为最要，也同样高度重视实用文体教学。但同时他把文章分为记载之文、论辩之文和情感之文三类，认为情感之文美术性含量多，是专门文学家写作的，不必人人都学。⁽¹⁶⁾由此可知他也把记叙文、议论文视为应用之文了。

要之，梁启超、蔡元培和叶圣陶、吕叔湘等人所说的与文学、美术文、情感文相对应的实用文或普通文都是广义的，而不是狭义的，这样就形成了广义应用文和狭义应用文的区分，使得记叙文、说明文和议论文虽然不在狭义的应用文之列，但却在广义的应用文之列。对于这种区分，前人已有自觉意识。例如由朱自清、吕叔湘和叶圣陶合编的《开明文言读本》的编辑例言中就运用了广义应用文这个概念，明确地将它与文学作品相对应：“我们把纯文艺作品的百分比减低，大部分选文都是广义的实用文。”⁽¹⁷⁾

我们看到，在语文教育界，将所有文章分为文学文体和非文学的实用文体，同时将记叙文、说明文和议论文视为广义应用文的观念不仅很普遍而且一直延续到现在，已成为一种牢固的观念。例如进入新时期以来，长期从事语文教学研究以及语文教材建设、曾任全国中学语文学会理事长的刘国正在强调写作教学以写实用文章为主的同时，也仍然把记叙、说明、议论视为实用文章的表达能力。⁽¹⁸⁾再如20世纪80年代三本具有代表性的写作学通论著作《基础写作学》⁽¹⁹⁾、《写作学新稿》⁽²⁰⁾和《写作学高级教程》⁽²¹⁾，对文章持两分法或三分法，也仍然把记叙文、议论文归入文学文体之外的广义应用文。同时期关于应用写作的论著也大多将记叙性、描写性、说明性和议论性的文章归为一类，与其他应用文区分开来，但仍然把它们视为实用文体。⁽²²⁾进入新世纪以来，大多数写作学著作也同样沿袭了这一观念。例如由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组编、列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的《应用写作》在绪论中特别说明：“在关于应用文的几次学术会议上，大多数专家认为应把一切非文学作品的文章都视为实用文，而在实用文下又包含应用文体、新闻文体、理论文体、史传文体等。”⁽²³⁾仍然是持文学文体与实用文体的两分法，而实用文体即广义的应用文，因为它包括狭义的应用文和其他非文学文体；同时，实用文体包括记叙性的史传文体，可见记叙文也同样被视为广义的应用文。

如前所述，现当代中小学白话文写作教学教授的记叙文、说明文和议论文其实质是非实用的审美性散文，那么，为什么又会在理论上被排除在审美性的文学文体之外，而被视为非文学文体，列入广义的应用文范畴之内呢？在本书看来，一个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近现代以来的文学思想受到了纯文学观的影响，而这种纯文学观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以文体来区分文学与非文学，从而导致了文学文体与非文学文体之分。

我们知道，中国人自先秦以来形成了一种大文学观，⁽²⁴⁾它虽然承认不同文体在审美价值上有高低之分（例如《昭明文选》将诗赋排列在所有文体的最前列），但又超越文体（实用文体、非实用文体）和语式（散体、骈体），认为所有文体都具有成为文学作品的可能性，所以没有将文学作品限定在某些具体的文体之中，因此也就不会以文体区分文学与非文学，不会有文学文体与非文学文体之分。所以，晚清持大文学观的刘熙载在《艺概·文概》里提出了应用之文的概念，但并没有将它与文学作品对应起来。将两者对应起来的这种文章两分法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开始出现的。例如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陈独秀在答《胡适之》、《答常乃惪》、《文学革命论》等文中明确区分了“文学之文”和“应用之文”；钱玄同在《寄陈独秀》一文中也同样用了“文学之文”和“应用之文”的概念。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近现代以来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形成了纯文学与杂文学之分，又进而形成一种纯文学观。这种纯文学观主要依据虚构、抒情的因素来规定文学，将文学作品限定在某些文体（一般分为诗歌、小说、戏剧、抒情性散文四大类）之内，而这些文体之外的其他文体就被排除在文学之外。在这种纯文学观的影响下，自然就把所有文章区分为文学文体（或称美文、美术文、文艺文、文学文，等等）和非文学文体（或称应用文、实用文、普通文、实用文章，等等）两大类，形成以文体区分文学与非文学的结果。由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纯文学观迅速代替传统的大文学观占据了主导的地位，而中小学教授的那些篇幅不长的记叙文、说明文和议论文虽然也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但皆非虚构，抒情性也不强，至多属于杂文学，于是就被排除在文学文体之外，只能列入非文学文体的范畴；又由于它们与其他实用文体有着明显区别，于是就有了狭义应用文与广义应用文之分，而被归入广义的应用文之列了。显然，这就为主要教授记叙文、说明文和议论文这三类文章的中小学白话文写作教学提供了一个理论依据：既然记叙文、说明文和议论文被视为广义的应用文，那么侧重于这三类文章的写作教学就可以与重视应用写作的教学原则相一致了，将这一原则落实在这三类文章的写作教学上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第二，白话文写作教学中的习作、创作和应用之作的三分模式突出了记叙文、说明文和议论文在写作教学中的优先地位。

把记叙文、说明文和议论文视为广义的应用文而侧重于这三类文章的写作教学自然与重视应用写作的思想相吻合，不过，为什么不优先教授那些狭义的应用文而优先教授这三种广义的应用文呢？这也有理论上的原因。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现当代中小学白话文写作教学思想中，长期存在一种将写作分为习作、创作和应用之作的三分模式，它对优先教授记叙文、说明文和议论文这三类文章起到了重要作用。

现代早期的语文教育家即把写作分为习作、创作和应用之作三种类型，典型的代表是夏丏尊和叶圣陶。他们认为写作记叙文、说明文和议论文之类的作文即习作，写作小说、诗歌之类的文学作品即创作，写作应对他人和事务的书信之类的文章即应用之作。⁽²⁵⁾这样就形成了文学对应于创作，应用文对应于应用写作，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对应于习作的写作分类模式。这样的观念在现当代白话文写作教学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也有人认为各种文体都有习作，但这种观念并没有在写作教学中占据主导地位。⁽²⁶⁾

同时，在这种三分模式中，就习作、创作和应用写作这三者的关系而言，又形成两个普遍性的基本观念：

其一，认为三者之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是习作，所以要习作有了相当的程度，才能谈得到应用写作，才能谈得到创作。换言之，习作是创作与应用写作的基础，首先应该进行习作的教学。例如朱自清指出，叙述、说明、议论是应用文的基础，先要学会这些手段，然后才能学会写作应用文。以这样的观念指导写作教学，就必然要推迟各种文学文体的创作教学和各种实用文体的写作教学。所以朱自清对于中学写作教学首先着眼于记叙文、说明文和议论文这三类文章，并主张高中和大一的学生应该多练习说明文和议论文。⁽²⁷⁾叶圣陶、夏丏尊也主张在中学阶段创作虽不妨试试，所当努力的还应该是习作。⁽²⁸⁾

现在看来，学习叙述、说明、议论这些表达手段不能脱离特定文体的实际情况，即不能违背各种文体的体式要求。这是因为虽然叙述、说明、议论的表达手段在实用、非实用的文体中普遍存在，但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叙述、说明、议论方式。例如小说的叙述、说明、议论就与新闻、公文以及学术论文的叙述、说明、议论无论是在目的上还是在方法上都有着本质的差别，古人也已从名称上将它们区分开来。例如诗歌描述事物、历史，叫作咏物、咏史或怀古，而其他实用文体描述事物、历史就不能用这样的名称。所以不能把不同文体的不同的叙述、说明和议论方式混淆起来，随意移用就会违反文体规范，闹出笑话。因此，小品文的叙述、说明、议论方式并非就是其他文体的叙述、说明、议论方式的必然基础；叙述、说明、议论手段的学习应与具体的文体结合起来，而不必非要等到学会小品文的叙述、说明、议论手段之后才开始学习其他文体的相应表达手段。

其二，认为不同文体的写作难易程度不同，在不同文体的写作教学上也应根据难易程度分出先后阶段；而狭义应用文的写作难度大于记叙文、说明文和议论文这三类文章的习作，因此，狭义应用文的写作教学应推迟到习作教学之后。例如叶圣陶认为，实用文种类繁多，各有特点，写作难度更大，适合青年人学，而不适合中小学生学。故练习写作，最好从记叙文入手。⁽²⁹⁾夏丏尊还从便于学生自由选材，摆脱命题作文的束缚的角度主张最好从试作小品文（如前所述，他所说的小品文也就是篇幅短小的记叙文、说明文和议论文）入手。⁽³⁰⁾陈望道也根据写作教学应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的原则，认为应先练记载文，再练记叙文，又次练习解释文、论辩文和诱导文。⁽³¹⁾阮真则从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出发，主张初中学习普通应用文，高中学习公牍应用文，但同时还是认为学习这些应用文难度大，持习作优先的原则，要求初中高中首先学习叙事文、说明文和议论文。⁽³²⁾这些都是具有代表性的主导观点，并在现当代中小学白话文写作教学实践上充分体现了出来。

现在看来，实用与非实用两大类文体都各有难易之处，并非要么都难，要么都易；同时，不同的应用文之间，其难易程度也有差别。像财经类文书、法律类文书等专业性应用文，需要写作者具备特别的知识结构和相关的技能经验，中小学生学习起来确实难度较大；但像简历、书信、总结、计划等事务性应用文，都在中小学生的日常生活经验范围之内，相对而言学习难度就较低。所以，实用与非实用文体的难易程度不可一概而论，如果只注意应用文之难，而忽视应用文之易，不从其易入手循序渐进，也就难免违反了写作教学的基本规律。

由此可知，将作文分为习作、创作和应用之作的三分模式，也是导致未能将重视应用写作的思想真正落实的一个重要理论原因。因此，要加强应用写作的教学，就必须在思想上突破这种文学对应于创作，应用文对应于应用写作，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对应于习作的三分模式的束缚，辩证认识各种文体写作之间的关系及其难易程度，不能简单地让小品文独占习作的领域，而应将各种文体的写作练习都视为习作。

第三，在实际教学工作中无暇顾及小品文之外的各种实用非实用文体。

现当代中小学白话文写作教学忽视实用文体教学，除了上述思想认识上的原因之外，还有现实体制上的原因，主要是语文课教师在实际的写作教学工作中无暇顾及小品文之外的各种实用非实用文体。

民国时期，教育部曾规定中学应讲授书札、公牍、柬帖、契据、章程、广告等应用文，并须做相当练习。⁽³³⁾有些教师也积极尝试分文体教学，例如20世纪20年代张震南（张须）任教扬州八中和江苏省立第六师范学校时特别强调写作读书札记，又兼顾其他应用文（每周2—3学时）、美术文（每周3学时）的教学。⁽³⁴⁾一些国文教材中也专门编入了应用文，例如抗战时期朱公振编著的两本教材《基本国文》、《模范国文》均分文体教学，前书分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诗歌、应用文五编，全书范文40篇，其中应用文范文8篇。后书分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抒情文、应用文五编，全书范文50篇，其中应用文范文15篇，数量最多。这些应用文包括书信、发刊词、计划书、建议书、调查报告、章程、告启等文体。⁽³⁵⁾但总体上写作教学的时间还是主要用在记叙文、说明文和议论文这三类文章上了。而在当下提高升学率的巨大压力或强烈刺激之下，写作教学的直接目的就在于应试升学，而应试升学的作文考试就是写作小品文性质的记叙文、说明文和议论文，因此中小学的写作教学不得不偏重于这三种文章；又由于写作是实践技能，需要反复指导、训练，每个学生的情况又有所不同，还需要因材施教，故而要取得切实的效果，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兼之现代班级化的集体教学大幅度增加了写作教学的劳动量，客观的条件却又未必提供很好的保障。所以，在中小学阶段即使思想上高度重视其他各种实用文体，但语文教师教授这三种文章的写作已很辛苦，也就没有多少时间可以用于教授那些不能为提高升学率作贡献的其他各种实用非实用文体了。因此，虽然2007年的普通高中语文教学大纲将写作文体概括为论述类、实用类、文学类三类文章，与过去所说的“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及其他常见体裁的文章”相比较，不再仅仅突出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而是兼顾了更广泛的三类文章，有所改进。但由于中考、高考的作文考试模式并未改变，所以中小学的写作教学仍然集中在记叙文、说明文和议论文这三种小品文性质的习作上，并没有切实有效地进行其他各种实用非实用文体的写作训练。

要之，由于上述实践上和思想上的各种原因，也就产生了这样的结果：虽然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应用写作，但中小学阶段实际上进行的主要是小品文这一种文体的写作教学，所以学生们写来写去只是一种文体而已。

我们知道，小品文和其他各种应用文有着多方面的明显差别：第一，小品文的作者和读者没有特定的关系，而应用文的作者和读者的关系有特别的限定；第二，小品文的目的主要在于体物言志，而应用文的目的主要在于处理具体的事务；第三，小品文强调的是独白性、自由性的记叙、说明、议论以及抒情的技巧，而应用文强调的是对话性、规范性的表达形式，特别需要处理事务和人际交流的能力。这些差别就决定了小品文与其他各种应用文的属性不同，体式不同。因此，在长期以来主要进行小品文的写作教学，而忽略了其他众多的实用文体的情况下，同学们在写作其他各种应用文时常常不知所措，或者违反文体规范，写得不伦不类。

例如20世纪40年代叶圣陶就说过，他曾经接到过几个学生的白话信，景物的描写与心情的抒写全像小说，却与写信的目的全不相干。⁽³⁶⁾再如朱自清在总结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白话文写作教学时也说，虽然二十年来中学生的白话文特别是记叙文抒情文方面确有不小的进步，成功的固然有，失败的却是大多数，其中写不通白话文的姑且不论，有些写通了的也不能分辨文章的体裁，到处滥用文学的调子。⁽³⁷⁾到了80年代，吕叔湘也以一个高二年级学生的一封信为例，指出其离高二年级应有的标准还很远，可能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水平（这个学生自称其语文成绩一般在95分上下）。而这个水平以下的学生保守估计也要占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全国大约要有七八十万。⁽³⁸⁾经过新时期40年来的改革开放，并随着义务教育的逐渐普及，当下中小学生的语文水平在很多方面应有普遍提高，但就应用文的写作而言，根据本书作者在公立大学和民办大学的公文写作教学20余年的教学经验，可知入校学生的应用文写作水平仍然普遍较低，没有达到应有的标准，需要从头学起。

自清末禁用八股文试士以及废除科举考试之后到民初兴起白话文教学之前这一阶段，传统私塾和新式学堂的写作教学既重视实用，也重视文体，所用课本往往不超出姚鼐的《古文辞类纂》、萧统的《昭明文选》两部总集，《古文观止》也是常用的私家课本，其中都包括多种实用文体。几年学习之后，学生便能写通文言文，掌握数种文体了，尽管可能还是非实用的论说、诗词好于实用文体。相对于这种情况，局限于记叙文、说明文和议论文的白话文写作教学即使不能说是退化，也至少应说是还有待改进、完善吧。

四、完善大学写作教育结构

（一）大学语文课没有弥补中小学写作教学的不足之处

既然在白话文写作教学思想上一直高度重视日常生活与各种工作所必需的实用文体，而在中小学奠定了记叙、说明、议论的一定基础，高考之后又消除了应试升学的巨大压力，那么到了大学不正好是各种具体的应用文“开笔”的时候吗？但令人遗憾的是，民国时期的大学国文课侧重于文言文阅读，忽略了白话文写作教学。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大学教育模仿苏联的单科设置模式，自1952年起综合性的大学语文课就被取消，通过大学语文课进行写作教学之事也就无从谈起。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1978年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决定重新开设大学语文课；1980年匡亚明、徐中玉又联合倡议，在全国高校中重新开设大学语文语文课，得到数十所大学的积极响应和教育部的赞同。同年，还成立了全国性一级学会——大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并于1982在南京大学隆重召开了第一届年会。随后该学会组织编写了大学语文教材。这样大学语文课才逐步恢复。⁽³⁹⁾经过30多年的发展，大学语文课在培养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和提高文化素养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作为文化素质课程的大学语文课在各个高校的设置情况很不平衡，处于可有可无的状态，而写作教学也没有成为大学语文课的重要内容，所以前述中小学白话文写作教学中的两个不足之处并没有通过大学语文课而得到有效的弥补。

究其思想认识上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新时期的大学语文课在教学理念上出现偏离语文课的主要目的和基本任务的倾向。新时期恢复的大学语文课不再侧重于教授小品文性质的记叙文、说明文和议论文这三类文章的写作，本有时间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和实际需要而侧重于讲授实用文体，指导学生进行应用写作的训练，以弥补中小学写作教学的不足，但随着上世纪末以来对中小学语文教育工具论的反思，以及新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将语文课的基本特点确定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很多学者强调大学语文与中小学语文的本质性区别，否认大学语文课与中小学语文课有共同的基本性质，反对所谓仅仅培养听说读写能力的工具性模式，而把教学重心放在对大学生进行人文精神和文化修养的培养上。换言之，就是要弱化工具性，加强人文性，把大学语文课开成思想文化课、文学鉴赏课。⁽⁴⁰⁾所以，虽然教育部高教司组织编写的全日制高校通用教材《大学语文》以及其他多种《大学语文》教材把教学目的确立为培养学生汉语语言文学方面的阅读、欣赏、理解和表达能力，但绝大多数的大学语文课教材不是按照文体而是按照主题思想编选文章，而在实际教学中，绝大多数老师都是依据现行教材侧重于人文精神的启蒙和文学作品的鉴赏，而没有把培养听说读写的语文技能放在主要的位置，没有指导学生进行切实有效的语文技能训练。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大学语文课的根本性质，偏离了其培养语文技能的主要目的和基本任务。所以，虽然大学语文课的目的很明确，目标很宏伟，但没有在写作教学上下功夫，也就难以收到相应的成效。

第二，仍然受纯文学观束缚，忽视实用文体的教学与研究。中国古代大文学观一直居于主导地位，诗文评高度重视实用文体的研究，无论是选本（如《昭明文选》）还是专著（如《文心雕龙》）以及各种文话，都把实用文体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但现代以来，随着白话文新文学革命运动的蓬勃兴起，纯文学观迅速取代了大文学观而占据了主导的地位，它虽然提高了小说、戏曲等非实用的纯文学文体的艺术地位，但将应用之文与文学之文对立起来，将实用文体排除在文学之外。于是也就产生了忽视实用文体的教学与研究的后果。朱自清当年已指出多数人片面强调文章的审美价值，把白话文文学视为一等，杂文学视为二等，应用文不列等，故偏重创作而忽视应用之作；而白话文应用文不如白话文文学发展迅猛，缺乏值得学习的典范；同时，很多人觉得白话文应用文多套话，多程式，视之为陈词滥调、八股精神，学起来也容易枯燥无味。⁽⁴¹⁾这样，实用文体的教学和研究自然就被贬低乃至取消了。这正如当代学者、曾任中国写作学会会长、名誉会长的裴显生所说的那样：长期以来，在学术研究中存在着重文学轻应用的倾向，研究文学艺术的人很多，有专门的研究机构；而公文写作却无专人研究，更谈不上设立专门的研究机构。⁽⁴²⁾其实把实用文体排除在文学之外的纯文学观是一种狭隘的文学观念，它既不符合中国文学的实际，也不符合文学的内在规律；而实用文体中的所谓套话、程式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这是因为实用文体的主要目的在于处理实际事务，而不在于体物言志，所以，为了降低办事成本，提高办事效率，在表达上应尽量简约、平实，以便于理解接受。实用文体特别是公文中那些套话、程式就是适应这种处理事务的实际需要而产生的，是实用文体应用性的必然体现，这与创作文学作品时袭用陈词滥调的陋习不可同日而语。部编全日制高校重点教材《大学语文》自第9版开始同时标举人文性与工具性，强调二者的统一，并增加了说理、抒情、叙事、写人四篇学文例话，与有关单元的文章相呼应，从表达方式的维度指导学生的阅读与写作，⁽⁴³⁾这对于以往的弱化工具性有所改进，但在思想上仍然没有摆脱纯文学观的束缚，还是忽视文体的多样性和重要性，在实践上也没有切实落实用文体的写作教学。因此，有些高校针对这种不足，以应用写作课替代大学语文课，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当然，大学语文课侧重于思想文化教育、文学作品鉴赏在一定条件下也是可行的，如是，则需要其他课程来承担实用、非实用文体的写作教学任务，这样才能完善大学的语文教育体系。

（二）公文写作不是其他类型的大学写作课程的主要内容

在大学语文课之外，有的大学还开设有基础写作、应用写作或其他专业性写作等课程，其中可能包含了公文写作，但并非教学的主要内容，所以，在这些课程中，学生们的公文写作能力也未能得到充分而切实的训练。

就基础写作课而言，新时期以前，其文体教学侧重于文学创作、文学评论或学术论文。新时期以来，虽然逐渐增加了应用文写作的内容，但并非重点，教学用时甚少。就应用写作课而言，新时期以前长期未能开设，处于空白状态。新时期以来虽然一些大学开设了这样的课程，但公文写作也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教学用时也并不多。例如前述部编教材《应用写作》包括应用文写作原理、行政公文写作、事务文书写作、公关礼仪文书写作、专用文书写作等内容，行政公文写作只占全书章节的七分之一。⁽⁴⁴⁾因此，要学习公文写作，在这些课程之外，还有必要专门开设《公文写作》课程。

（三）大学生的实际写作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在大学期间，一些同学可能选修了基础写作、应用写作或其他专业性写作课程，这有助于提高公文写作的能力。即使不选修这些写作课程，同学们的写作学习还在继续。许多同学因为爱好文学，可能从事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纯文学文体的创作；同时，还会有专业学术论文的写作，以及因日常社会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事务性应用文的写作，如记日记、发微信等等，这些写作也都有助于锻炼、提高公文写作的能力。但学习写作基础理论知识对于写作技能而言只是必要的准备，而专业写作、文学创作以及事务性应用文的写作往往是单一的、随机的，对公文写作的促进也是间接的。所以，通过这些写作活动来提高公文写作能力虽然很重要，但局限较大，见效较慢。

因此，学习者在接受了中小学的语文教育之后，在以往的写作教学基础之上，还需要系统地、集中地学习包括公文在内的各种应用文的写作，这样才能弥补中小学写作教学的不足，完善大学写作教育，不断提高写作水平，以从容应对激烈的竞争和不断的挑战，为未来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当然，学习公文写作并非一件易事，需要克服很多的困难。首先，包括公文在内的各种实用非实用文体的写作，都不是一种知识，而是一种技能，而任何技能，其中都包含着许多潜在的、难以充分认识、难以精确说明的规则或知识。同时，掌握任何技都不能像学习知识那样主要依赖于理解、记忆，而必须更多地依赖严格、长期的训练，需要经历一系列大胆、艰辛的尝试和改正错误的过程。因此，学习公文写作短期内可能会有明显成效，但要在短期内达到较高的水平几无可能。其次，写作的自然程序是先有一定的心理储备，即知识上、情感上、意志上的写作素材，它们主要源自经历、调查、研究等实践活动，再有记录或表达的动机和目的，这样才会开始进入具体的构思、起草、修订的写作阶段。而就学习公文写作来说，师生们长期生活在校园之中，不便于了解其他行业的机构设置和行文关系以及相关的公文处理过程，更缺乏直接的、丰富的相关工作经验，同时又缺乏公文写作的实际需要，也就是脱离了公文写作的具体语境，只能通过虚拟的方式进行公文写作的练习，这在学习公文写作上自然也会产生较多的困难。最后，如前所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纯文学观替代大文学观而占据了主导地位，实用文体被排除在文学之外，长期被文学研究者所轻视，中小学白话文写作教学也一直存在两个明显不足之处。而在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极“左”思潮，极“左”政治的一度泛滥还在写作学领域造成了重大灾难，其流毒至今也没完全肃清，对于学习公文写作也会产生不良的影响。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古代各种实用文体高度发达，并有博大精深的研究成果，为我们留下了丰厚而宝贵的遗产。民国时期西学东渐之势更加迅猛，学术现代化转型顺利进行，学者们吸收新观念，运用新方法，产生了丰硕的成果，有众多应用写作、公文写作论著可供借鉴和学习。⁽⁴⁵⁾新时期以来，随着思想解放，拨乱反正，写作学得到蓬勃发展。1980年中国写作学会成立，随后创办了《写作》专业学术刊物，学者们高度重视并加强了包括公文在内的应用写作研究，已召开过数次应用文研究的国际学术会议，⁽⁴⁶⁾出版了数量众多的应用文写作和公文写作著作，⁽⁴⁷⁾既传承了优良传统，又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⁴⁸⁾以上情况为我们学习公文写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