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结语与启示

中国不仅已经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期，而且迈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在发展中保障与改善民生”，不仅是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民生水平大幅度提升的经验总结，而且是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在此新形势下，关注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道德风险问题，不仅是理论研究进一步深化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更好地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政策改革优化的现实需要。该问题应对得好，不仅可以实现理论创新与突破，而且可望实现养老保险制度更加公平可持续地发展。遗憾的是，这一问题并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一方面是因为不少人仍然还固步于经典社会保险模式的窠臼，不敢越雷池一步，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过多地关注所谓的互助共济等公平问题，而忽视制度可持续发展等效率问题。殊不知，与分散近期大病风险的医疗保险不同，养老保险分散的是远期长寿风险，如果制度内生性道德风险问题处理不好，将直接影响制度吸引力与可持续发展，届时哪还有机会和条件来解决所谓的公平问题？实际上，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已经证明，公平与效率问题是可以统筹兼顾的，养老保险制度亦可以通过改革创新来解决公平与可持续发展问题。

比起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不仅涉及基金筹集、偿付环节，还包括基金保值增值和投资监管等环节，因而养老保险制度的道德风险不仅同样来源于参保者的少缴多取动机，还可能来源于保险经办者的懈怠与不专业，以及基金投资管理过程涉及的诸多委托—代理关系。除此之外，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带来的人口结构双向不利变化动向，也使得养老保险中的代际冲突更加突显，加剧了少缴与多取的双重动机。再者，一些地区为了增强招商引资的吸引力，政府、企业与部分个人都愿意降低缴费基数与费率，这对未来走向更高统筹层次的社会保险制度的公平可持续发展也是不利的，尽管在基金保值增值渠道与体制原本不畅的情况下，这些地方的做法可以减少累积基金的贬值程度，有其理性的一面。具体到制度层面，现行统账结合型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中占比较大的社会统筹部分客观存在的基础养老金产权的公共性、互助方式的无偿性以及激励约束机制的低效性，则是制度内生性道德风险的主要根源。

应对现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内生性道德风险，必须跳出经典社会保险制度模式的窠臼，加强理论创新与政策探索。具体来说，有三种改革思路可供选择：第一种改革思路即实行余额不可继承的完全积累制个人大账户，既保留完全积累制激励约束功能强的制度优势，又通过余额不可继承来解决其社会互助功能缺失问题，同时还可以通过缴费与偿付环节的参数设计来增强制度的收入调节功能；第二种改革思路则是实行大名义账户制，即通过现收现付制与完全积累制的有机融合、而非简单混合，来实现现收现付制社会互助功能强的优势与完全积累制激励约束功能强的优势的完美结合；第三种改革思路则具有更大的突破性，即实行基金可借贷融通的家庭账户制，一方面通过基于家庭成员的记账式集体账户来发扬光大个人账户的激励约束功能强的优势，另一方面通过基金有偿借贷融通来增强制度的社会帮扶与互助功能，而且清晰透明的家庭账户既有助于明确家庭成员的养老责任，又可以为有偿借贷融通提供实施条件。

上述三种改革思路，均解决了基金产权归属不明确、互助方式无偿性和激励约束机制低效等问题，因而都有助于破解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内生性道德风险问题。尽管如此，要真正实现制度模式的顺序转型，还必须进一步深化研究，形成具体可行的改革实施方案，此其一。其二，改革思路要能够推行下去，还需要解决好转型成本的认识和处理问题，只要理论思考更加深入一些、政策视野放得更加长远一些，转型成本问题便不会成为一大障碍，更何况，我们不仅有“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这一战略性储备，还有规模庞大的国有资本与收益可供利用。其三，中国如果能解决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内生性道德风险问题，不仅是理论上的重要突破与创新，而且可以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保障舞台上的话语权与影响力，并造福更多的世界公民。鉴于此，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政策设计，后续都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供探索与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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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本文部分内容参见：高传胜．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道德风险与改革思路［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