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伟大的经济学思想家》这本书，暂且不说各个章节的作者刻画了诸多经济学家的生平与成就，它更是表明了经济学家们的著作对于经济决策产生的重大意义。或许，凯恩斯的一段话能够恰当而清楚地将这些传记的主题联系起来（除了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小约翰·纳什那一章）：
本书讨论的所有经济学家都远超于那些“学术涂鸦人”，他们每一个人对于市场干预与规范、税收、贸易与货币政策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同样地，他们提出了诸多理论——如劳动分工，比较优势，剩余价值，边际效用，国家税收，总需求，理性选择理论，纳什均衡，认知偏见与前景理论，社会选择理论与信息不对称，在此我仅举几个最有影响力的例子，这些理论为我们组织经济和社会生活搭建好了框架。那么，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应该如何对待这些作者及其著作呢？本书第六章的作者给出了一种可能性。
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Joseph A.Schumpeter）区分了“经济思想史”与“经济分析史”，他的这种区分常常被忽视，但却提供了有益的指导。在熊彼特的阐释中，前者关注的焦点是经济理论的内容而非其形式结构、经济思想和历史内涵的关系以及经济概念及其学术影响之间的关系。而后者，首先关注的是学科内部的历史、理论的公理化结构以及某种理论公式的演化与发展。从根本上来讲，这两种认识对经济学中的科学革命有着完全不同的观点。经济思想史倾向于将理论“置于语境中”，以便使多重的、而非总是相互兼容的影响因素对其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有点矛盾的是，我们通常会假定发展的基本连续性，而发展的断裂往往被看作是外部历史的结果，而不是内部动态的结果。
另一方面，经济分析史往往认定任何特定研究线路都具有连续性，但忽略了不同研究线路和知识传统的不连续性。换句话说，该学科的相对自主性受到广泛承认，断裂（“科学革命”，如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提出的那些2）被认为是从范式转换中出现的，范式转换将该学科从一条研究线转移到另一条研究线。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转换是经济的一种结构规范让位给另一种结构规范的转折点，从而改变了理论的主要关注点和其解释领域。经济学研究需要一种新的方法，这一普遍的共识表明：适用于特定时期的经济法则，在经历了（数学模型中规定的那种）制度变化后，在另一时期可能会失去其核心的因果过程和相关性。
今天的经济学家研究经济文献的历史演变，更可能遇到的是经济思想史，而不是经济分析史。这意味着，他/她通常会遇到对过去理论的描述性叙述（通常被视为对当前经济理论的一个或另一个方面的预测），但很少会遇到对过去理论的逻辑（形式）结构的分析性叙述。这只会强化辉格党人关于经济观念演变的概念，以及对经济进步可能性的相当天真的态度，这种态度可能最终会使历史意识变得多余，从而提供了一种目的论观点，认为科学进步会导致经济学的“历史终结”，而这正是在过去的40年这门学科发生的事情。“有效市场假说”的拥趸们认为他们拥有“最终话语权”，因此，他们认为之前的经济学家都不值得受到关注。
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新的经济思想必须建立在充分了解史实的基础上，但是为了充分发挥后者的效力，有必要深入探索过去理论的分析结构，这往往同当前理论一样，对逻辑有一定的要求。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合理地对比不同理论框架，经济学家才能从全面的经济理论中汲取经验，包括过去和现在的，这些理论都适用于特定的历史背景。
本书一系列文章的优势在于汇集了一群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他们将这两种方法结合了起来，从而丰富了读者对经济写作的连续性和不连续性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书中刻画的思想家们对于知识有着共同的兴趣，他们为我们提供了真正的原创的见解，这些见解都是独属于他们所处时代的特定问题的产物。
亚当·斯密（Adam Smith）之前的先驱者
从某种程度上看，任何一个古典经济思想的历史，可能开始的时候都有些随意，因为许多这些思想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更直接一点来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的欧洲，“君主宝鉴”这一文学体裁正盛，朝臣试图在政策和政治问题上更广泛地箴规君主。到了16世纪，受到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的《君主论》（The Prince）的影响，“帝鉴文学”幻想（于恶政中提出执政建议和方法）或多或少地让位于论战型写作。尤其在英国，这种写作传统与“提案活动”一起蓬勃发展，因此，许多新近受过教育的平民向国王提议了一些有获利潜力的“项目”，提案范围从发展渔业，到排干沼泽地，到开办土地银行，甚至是开拓新的殖民地。
最常见的提案是鼓励贸易和税收改革，这些提案往往阐释清晰，理由充分，强调公共利益。这些提案作者中的少数被称为重商主义者，因为他们强力主张英格兰应保持贸易顺差以维持繁荣，并确保国王的库房中有足够的金属硬币供应。他们的提案在双重背景下应运而生：大型半国营股份交易公司的兴起，比较典型的如东印度公司，以及军事革命的财政需求，这增加了军队在战场上的规模和费用。确保领土和宗教的安全取决于以何种方式支付雇佣兵的佣金，从而使他们与其他大国的雇佣军进行战斗，以及确保英国船只能够安全航行于世界各地。
托马斯·孟（Thomas Mun）的著作《论英国与东印度的贸易》（A Discourse of Trade from England unto the East Indies，1621）、《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England’s Treasure by Foreign Trade），或是《对外贸易的平衡是我们的财富法则》（The Balance of Forraign Trade is the Rule of Our Treasure），都是詹姆士一世时期重商主义的典型代表，既包含对如何应对詹姆士一世时期由三十年战争（1618—1648）导致的经济放缓的整体建议，同时也含有对于东印度公司的歉意，他本人曾经是该公司的董事。托马斯·孟坚定地要求实现贸易顺差，并且十分欣赏荷兰商人。孟的著作《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于1664年首次印刷出版（该书于17世纪20年代以手稿的形式流传），这引发了新一轮的争论。约西亚·柴尔德（Josiah Child）爵士的《关于贸易和货币利息的简要观察》（Brief Observations concerning Trade and the Interest of Money，1668）和《贸易新话题》（New Discourse of Trade，1668）直接涉及了孟的观点。
尽管柴尔德推崇保护主义（他是《航海条例》[the Navigation Acts]的捍卫者），但是他不赞同孟反对贵金属出口的想法，甚至提倡一种受限版本的自由贸易学说，这种学说更常与亚当·斯密联系在一起。后来的重商主义作家查尔斯·达芬南（Charles Davenant），最初是国家的消费税专员，后来担任海关督查长，他本人也提倡贸易顺差，但更关心不断增加的国家债务的可持续性，这主要体现在他早期的作品中，如《论英国国家财政收入及贸易》（Two Discourses on the Public Revenues and Trade of England，1698）。然而，在《论使人民在贸易差额中成为得利者的可能方法》（An Essay on the Probable Means of Making the People Gainers in the Balance of Trade，1699）中，达芬南提出了一个和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类似的学说。不管怎么说，不同于之前的重商主义者，达芬南认为“贸易的本质是自由的，它遵循自身规律，并能够指引自身发展”。3
另外还有两位作家值得一提。其中一位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提案者”，曾代表查理二世进行地籍测量的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他既是商人，也是经济学家。他可以说是政治经济学之父。年轻的配第在卡昂（Caen）接受耶稣会士的医学培训，回英国后成为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私人秘书。作为一名经济学作家，配第将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经验主义与霍布斯理性主义相结合，为其“政治算术”理论奠定了正式严谨且强而有力的论据基础。他的每一部著作——《关于税收与捐献的论文》（Treatise of Taxes and Con-tributions，1662），《献给英明人士》（Verbum Sapienti，1655年）以及《货币略论》（Quantulumcunque concerning Money，1682）——即使今天读来，也使人获益匪浅。配第对于国民收入的计算，启发了格里戈里·金（Gregory King）对此进行更加详细的研究，而配第关于补偿性税收、货币流通和流动速度、市场利率和经济政策的想法，启发了斯密和马克思，并且受到了凯恩斯的赞赏。配第的价值理论形成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该体系在弗朗斯瓦·魁奈[François Quesnay]的发展下正式形成于法国）。深受配第《关于税收与捐献的论文》的影响，杜尔哥（Turgot）和斯密以该书的结构和目录表作为自己写作的模板。与其他经济学家相比，配第显得有些默默无闻，这并非因为他的思想不够深刻，而很可能是缘于他作品的多样性，以及准确定位其研究领域的困难性（他涉猎广泛，包含历史人口统计学、地理学、经济学、经济政策、政治哲学等）。
与配第类似，大卫·休谟（David Hume）也凌驾于同时代人之上，并且也无法在现代学科中将其准确定位。他的《政治论文集》（Politi-cal Writings）中的货币理论尤为重要，因为该理论详细地解读了洛克（Locke）的货币数量论，建立了价格—现金流动机制，为温和的通货膨胀货币政策提供强有力的论据。同样，休谟的“均衡”概念也预见了现代经济模型。休谟是斯密的朋友，也是他的遗著保管人，同时又是法国重农主义者的传播者。
重农学派的创始人弗朗斯瓦·魁奈，和配第一样，也曾经作为一名医生接受过培训，甚至以这一身份为法国宫廷服务。他在他的专著《经济表》（Tableau économique，1759）中，建立了首个正式的宏观经济模型，模型将经济划分为两大行业：农业和制造业。对于魁奈和其追随者来说，一个国家的财富是其土地的“净产品”，因为他们的模型假设，制造业只是将投入转化为产出，并没有增加价值。由此，重农主义衍生出两个主要的政策目标：消除农产品贸易的内部壁垒，同时废除法国直接（土地）税和间接（商品）税相结合的复合税制，因大部分的复合税都由国王以高昂的代价包给了私人包税人，所以重农主义者赞成对土地征收单一税，这种做法被称为“单一税制”。他们试图破除中世纪的规章制度和特权，包括强迫农民劳役（通常是铺路），并且抨击垄断组织和特许贸易公司，他们的这些做法赢得了自由放任主义经济学家的认可。
魁奈死于1774年，在他的崇拜者亚当·斯密的《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出版之前，杜尔哥（Turgot）以魁奈的模型为基础写就了《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Réflexions sur la formation et la distribution des richesses，1769）一书，他与重农主义者结盟，因担任过法国财政大臣而广为人知。他对农业劳动、手工业劳动和食利者的区分为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界所熟悉，他对洛克自然法概念的执着使他深受包括休谟和斯密在内的英国重农主义传播者的喜爱。他对如何最好地监管（或解除）“玉米”贸易（即农产品市场的管制）十分关注，这种关注在18世纪晚期法国、英国、意大利和普鲁士作家中也很普遍。杜尔哥试图引进“单一税制”的做法使他成为包税人的敌人，这种做法也最终导致了他的悲剧结局。就本书而言，值得读者关注的是，杜尔哥的《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一书与《国富论》在组织结构上有很多相似点。
概说十三位伟大的经济思想家
任何对亚当·斯密及其追随者的影响力的总结，都无法公正地对待欧洲启蒙主义经济著作的全部内容。本书也不得不略去了普鲁士和瑞典的国家“官房学派”，那不勒斯启蒙运动的作家们（及他们的前辈，安东尼奥·塞拉[Antonio Serra]）以及那些服务于奥地利约瑟夫二世朝廷的经济学家。虽然这些作者很重要，但他们的影响力与本书中经济作家相比还是稍逊一筹。
从斯密时代到斯蒂格利茨时代，只选择十三位经济学家，这并非易事。本书的后半部分中论述了六位诺贝尔奖得主，而这六位经济学家是从近五十位该奖项得主中选出的。之所以称这十三位经济学家为“伟大的经济思想家”，绝不是因为他们激进的行为或是新奇的观点，而在于他们对现代经济思维的知识体系作出了一定程度的贡献，而这一点也是大多数读者所公认的。即使如此，许多读者可能会发现，这种选择有些不妥：如果是讨论大众认知的经济学，那么为什么没有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如果纳什被列为影响主流经济学的数学家，为什么不选择架构了一般均衡理论的里昂·瓦尔拉斯（Léon Wal-ras）？如果是考虑宏观经济政策制定问题，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当仁不让，他发展了为大学生们熟知的“希克斯—汉森模型”，他是否也应当被收入本书中呢？在此，我们能够提供的最合适的解释就是，本书中的经济学家们不一定是最伟大的十三位经济学思想家，但他们有望代表伟大的经济思想。
在第一章亚当·斯密传记中，乔纳森·康林对斯密的研究主题所产生的各种各样的学术影响展开了简要的回顾。他把斯密的经济著作与他的道德哲学《道德情操论》（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和他18世纪的关注焦点放在一起。康林将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分析结合在一起，向读者展示了斯密是如何在没有现代微观理论假设的基础上对现代微观经济学进行分类的。斯密的经济生活理想与“经济人”假设相去甚远。
在第二章，海伦·保罗考察了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是如何在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的基础上阐明他的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理论的。她认为，该理论是李嘉图对现代经济学概念的主要贡献。而在方法论上，他的主要贡献包括创建了“谷物模型”，这个模型被用来批判“谷物法”（Corn Laws，或称“玉米法案”），这种模型是在他与马尔萨斯（Malthus）通信的过程中产生的，在通信中他们讨论了国家的农业生产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支撑人口体系。正如保罗传达给读者的那样，皮耶罗·斯拉法（Piero Sraffa）出版的李嘉图的著作和书信，重新树立了其死后的声誉。李嘉图对于现代经济学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在于提出了“李嘉图等价定理”（Ricardian Equivalence），该理论在提出后150年受到了罗伯特·巴罗（Robert J.Barro）的赞誉，他将李嘉图视作弗里德曼货币主义的先驱。李嘉图观察到，立即增加税收以支持战争，或是通过长期增税为政府举债以支持战争，对于在这两者之间如何选择，纳税人可能并不关心，因为他们会预测到未来税收的增长，并相应地减少自身消费。达芬南在一个多世纪前的一篇文章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担忧。他同样声称已经预料到，关于议会霸权凌驾于国家财政之上会在多大程度上催生公共财政廉洁的“可信承诺”的问题，会引起诸多争论。巴罗的货币理论、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提出的“卢卡斯批判”、芬恩·基德兰德（Finn E.Kydland）和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 C.Prescott）的“政策制定的时间不一致性”，这些理论认为，私人部门对未来经济政策的预期会影响政府当期决策，李嘉图对此并不认同。正如保罗所言，李嘉图的自由主义源于不同的关注点。
在第三章中，约瑟夫·佩尔斯基探讨了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经济著作是如何从他对于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结构性经济变化的理解中得到启发的，穆勒通过周围的环境观察到这种变化，它代表着与过去一个世纪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决裂。正如佩尔斯基所说，穆勒的经济作家身份通常被忽视，他的思想被认为是马尔萨斯、李嘉图甚至是斯密思想的衍生物。为了恢复穆勒的声誉，佩尔斯基阐述了他对财富的信念以及对国家重新分配财富能力的信任，他的积累和经济增长理论，以及他对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终极渴望，这些理论共同构成了一个连贯的经济计划和“进步的政治经济”。
在第四章中，保罗·普鲁承担了介绍马克思这一艰巨任务。一方面，他希望能够揭开马克思的神秘面纱，但是另一方面，他希望能够为那些熟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读者提供一些新的内容。本章的第一部分重点关注马克思的历史主义方法，并将其置于马克思在德国的大学教育和其人类学研究取向的语境中。因此，普鲁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与生产资料“异化”的理论的阐释，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策略的讨论之上的。马克思主义的商品交换和积累思想是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石。根据普鲁的描述，《共产党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是在1848年大革命之后仓促完成的。传记文体这种较为概略的形式不足以恰当地描述马克思的成果，然而，普鲁也暗示了人们在对待这样一个问题时可能会采用许多不同的方式。
凯蒂娅·卡尔达对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的概述构成了第五章的基础。根据卡尔达的描述，马歇尔的主要研究动机是了解和解决贫困问题（包括工人居住的住房和环境条件的问题），这与他的数理经济学紧密相关。她描述了马歇尔如何慎重地创立了剑桥大学所实行的经济学学科，以及他如何改革了道德科学专业。卡尔达主张，与他的许多追随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马歇尔在他的主要著作中对他的数学推理轻描淡写，把他的公式、表格和图表都贬低为学术性的副文本。正如卡尔达所认识到的，马歇尔对现代经济学最持久的贡献似乎主要在于他留给现代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尤其是需求和供给曲线、边际效用递减、局部均衡和供求弹性。这些对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读者在阅读马歇尔时，如果能够更多地关注其对19世纪晚期英国的广泛评论，而不是那些众所周知的概念，那么卡尔达的目的就达到了，因为这些内容在她看来很微妙，但充满矛盾。
在第六章，马里奥·格拉萨·穆拉向读者介绍了约瑟夫·熊彼特，熊彼特开创了经济分析学科，认为创新和创业精神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在熊彼特的理论机制中，完整的经济分析史应包含四个子领域：经济史、统计学、经济理论和经济社会学。在熊彼特的描述中，创新是在生产过程中内生的，能够为经济体系提供必要的手段以适应外生冲击。直至今日，熊彼特的观点仍然具有重大意义，激发了比尔·杰奈威（Bill Janeway）和玛丽安娜·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等人的灵感，他们想要了解的是国家在促进创新方面的作用。同时，格拉萨·穆拉还认为熊彼特的经济周期理论与他的前辈相比有了重大的进步，这些前辈包括一些不在本书讨论范围内的经济学家，如克里门特·朱格拉（Clément Juglar）、珍·莱斯屈尔（Jean Lescure）、艾伯特·阿夫达里昂（Albert Aftalion），甚至是阿瑟·塞西尔·庇古（A.C.Pigou）。格拉萨·穆拉考察了熊彼特的社会经济学理论，该理论遵循的逻辑与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截然不同，后者认为社会阶级是根据是否占有生产资料而划分的。如果熊彼特的理论不及凯恩斯或是马克思那样普及，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公然反抗现代大学的分科体系。
在本书的第七章，维多利亚·贝特曼介绍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她注意到，尽管凯恩斯在知识和实践方面取得了丰功伟绩，但他受到了自由市场资本家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者的严厉批判。凯恩斯的目标是保留资本主义，而不是废除资本主义，因为他发现，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资本主义之外的制度是不可取的。尽管凯恩斯对于经济学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贝特曼在本章的重点是宏观经济政策制定下的凯恩斯革命。对此，她强调，凯恩斯的关键性成就在于，他意识到了当价格黏性和工资黏性导致经济缺乏自我修复能力时，政府可以进行干预以推动国家总需求。贝特曼发现，这些机制仍然是现代社会争论的焦点，因为凯恩斯的继承者们更愿意把注意力放在他对风险与不确定性的观点上，以此去解释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们未能推动经济回归平衡的原因。尽管“新兴凯恩斯学派（New Keynesian）”，“新凯恩斯学派（Neo-Keynesian）”，“后凯恩斯学派（Post-Keynesian）”的区别对于他们的实践者来说十分重要，但是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对其中的细微差别并不特别感兴趣。相比之下，凯恩斯与古典自由主义者和货币主义者之间的分歧更为重要。
在第八章，斯科特·谢尔向读者介绍了凯恩斯的反对者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哈耶克获得了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本章之后的其余思想家也都获得了这一奖项。哈耶克是古典自由主义的主要支持者，他与奥地利学派的关系最为密切。与本书中的许多作家相同，哈耶克的研究动机来自他对心理学和经济学交叉领域的兴趣，而他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正是从这一交叉领域产生的。和凯恩斯一样，哈耶克想要理解经济周期中的不平衡，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成为均衡理论的主要批评者。哈耶克是第一个认识到凯恩斯主义政策的潜在通胀的人，并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经济计划。然而，他最关注的是在社会层面上如何去理解知识的获取和协调，以及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有其局限性，并不足以指导政策制定。谢尔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正是哈耶克的怀疑精神和对其他领域的开放态度使他成为伟大的经济学思想家。
在介绍了凯恩斯之后，维多利亚·贝特曼在第九章中回归，为读者介绍了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弗里德曼因其对于货币理论的贡献获得了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对于非经济领域的人来说，弗里德曼因其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有力捍卫以及他对各种形式的凯恩斯主义的强烈反对而闻名。贝特曼首先讨论了弗里德曼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代表着他与之前那些将经济学视为一门道德科学的经济学家的断然决裂。弗里德曼希望将经济学重建为一门和物理学或是化学学科一样的实证科学。然而，鉴于经济现象的复杂性，将经济学简化为一系列数学模型的做法显然是非常困难的。弗里德曼的经济学方法论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神秘的市场规律将永远占上风，即使它们不能完全为经济学所解释。在他的实证研究中，他针对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滞后性”，辩称政府干预稳定经济最好的结果是不发挥作用，而最坏的结果是引发通胀。于是，在高通胀的20世纪70年代，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占据了上风。然而，贝特曼也承认，与后来许多主流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相比，弗里德曼对于凯恩斯的批判显得更为微妙。贝特曼认为，致力于市场的自我平衡仍然是弗里德曼的思想核心。
在本书的第十章，凯伦·霍恩介绍了小约翰·福布斯·纳什（John Forbes Nash Jr），这对霍恩来说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任务。不同于本书中的其他思想家，纳什对经济学的贡献（他最终在199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的，是将他的“博弈论”应用于一个同类的领域。纳什的贡献是建立了n个参与者的非合作、非零和博弈的理论。他的论文导师阿尔弗雷德·塔克（Alfred Tucker）推广了这一被称为“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的解决方案，即“纳什均衡”。尽管霍恩指出了这个概念的一些局限性，但它为经济学家提供了一种革命性的新工具，可以用于描述市场失灵，以及当经济主体（家庭和公司）理性地试图最大化自身效用时产生的次优结果。霍恩指出，纳什的非合作博弈同样激发了人们对经济学中的战略思维的兴趣。霍恩对纳什的病情以及他最终的康复所作的充满同情心的描述十分令人感动。大多数读者都是通过罗素·克劳在电影《美丽心灵》（A Beautiful Mind）中塑造的人物形象而了解纳什的。
我们如何利用经济模型？英国统计学家乔治·博克斯（George Box）以一句妙语而闻名：“所有模型都是错的，但有些模型是有用的。”托勒密（Ptolemaic）的天体模型（以地球为中心，而不是太阳）之所以一直存在至今，是因为它对那些负责维护罗马教会礼仪日历的人很有用。哥白尼革命（The Copernican Revolution）则始于对更好的日历计算方法的追求。同样地，在主流经济学中，“现实主义”也未必是关键点。与生活中的实景模型不同，判断经济模型优劣的标准是它们是否具有充分预测经济现象的能力，而并非它们能否充分描述现实。纳什对这些非合作博弈的描述之所以对经济学家有用，是因为其简约的本质。认为一个模型不“现实”，实际上是说它忽略了一些重要的东西。
在本书的第十一章，米歇尔·巴德利为读者介绍了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卡尼曼将心理学和经济学结合了起来，特别是他对人类在不确定条件下如何作出判断与决策方面的贡献，使他获得了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简而言之，他意识到了经济学遗漏了一些重要的东西。巴德利对卡尼曼的背景进行了动人的描述，卡尼曼童年生活在被纳粹占领的法国，其父母是从立陶宛迁居到巴黎的犹太人，之后卡尼曼在以色列度过了青少年和成年时期。巴德利描述了卡尼曼如何与他珍爱的合作伙伴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通过对认知偏见和启发法的研究，建立了行为经济学，并由此产生了卡尼曼的前景理论。巴德利对卡尼曼后期作品的讨论，强调了卡尼曼试图在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中将期望效用（或卡尼曼的“获得效用”）之外的各种效用理论化。正如她所指出的，“经验效用”和“记忆效用”可能有很大不同，这种不同可以用来丰富行为经济学中“双曲贴现”等概念。巴德利还提到了卡尼曼对实验经济学的贡献以及他的跨学科贡献。
乔纳森·康林再次执笔，在第十二章对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进行了描述，森因其对于福利经济学的贡献获得了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康林将森对福利提供和饥荒预防经济学的兴趣，归因于他童年经历的孟加拉饥荒。那场饥荒夺去了200万孟加拉农村人口的生命。森将这一问题表述为“交换权利的失败”，这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农业经济学中有关饥荒原因的传统理论转移到了交换关系上。但是康林观察到，森的声誉源于更广泛的基础，因为他对社会选择理论的贡献不仅是方法论上的，而且是具有实质性的。森最重要的成就是创立了“能力方法”，因为该方法关注人的能动性，并将讨论从平等转向公平。正如康林总结的那样，森的经济思想是一种对行动的号召，是对弗里德曼拒绝的规范经济学的回归。
艾曼纽·贝尼库尔特在第十三章对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的批判性描述为本书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她在介绍斯蒂格利茨时提到了他不屈不挠的行动主义，以及他对传统主流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束缚的反对。但是，贝尼库尔特指出，斯蒂格利茨的科学成就，包括获得了2001年的诺贝尔奖，在于他对微观经济学的贡献，尤其是他与罗伯特·阿克洛夫（Robert Akerlof）和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合作的关于不对称信息导致市场失灵的研究。在贝尼库尔特的描述中，斯蒂格利茨虽然打破了传统观念，但他与贝特曼所描述的凯恩斯一样，致力于改革和纠正资本主义的过度行为，而不是推翻资本主义秩序。作为主流经济学家的斯蒂格利茨反对新自由主义。虽然贝尼库尔特可能不同意这一点，她认为她的研究对象所使用的许多模型都是程式化的和“不现实的”，并且因此反对他，但斯蒂格利茨与本书的大多数作者都持同样的观点。
从这个意义上说，弗里德曼对“规范经济学”的反对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思想史上的一个插曲。在大衰退（2007—2012年）和21世纪初不平等程度上升之后，如果说经济学正在发生“道德转向”，那么这本书的大多数作者都不会对此感到意外。从上面提到的重商主义作家到斯蒂格利茨本人，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关心经济政策的制定，即资本主义适应人类生活的过程。希望这本书能帮助读者理解，这种立场已经成为经济学的主流。如果在此基础上，读者对伟大的经济学思想的品质和丰富性也产生钦佩之情，那对于我们来说则是一种双重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