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不仅仅是一个哲学家。与马克思一样，他也是一位分析家、倡导者和预言者，主张对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全面重建。他把19世纪中期，也就是他所生活的时代，看作是一个过渡时期。他对经济的理解建立在政治经济的发展上，从斯密、边沁、李嘉图、马尔萨斯和他的父亲詹姆斯·穆勒的作品中汲取一系列经典元素。1对约翰·斯图尔特·穆勒来说，工业革命开启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新时期。穆勒预测，工业革命带来的资本迅速积累将导致一种静止状态（stationary state），这种状态不是可怕的，而是可以被接受的，是以工人合作社为最终特征的。这种静止状态将废除资本家的中心角色，取而代之的不是国有化和国家计划，而是对劳动力进行管理的企业。在这个新体制下，土地租金和遗产将作为公共利益而征税，教育将得到普及，妇女将有平等的参与权，少数族裔将有更多机会，福利措施将富于同情和宽仁。
然而，经济学家穆勒，经常被认为是一个不那么重要的后李嘉图主义者，一个浅薄的自由放任主义百科全书作者和古典学派学者。斯密理论的核心是“看不见的手”，马尔萨斯的是人口过剩的危险，李嘉图的是比较优势，但是穆勒，这位经济学家对经济学没有一个明确的、核心的贡献。是的，穆勒是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著名倡导者，但所有这些贡献都被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视为哲学上的，而不是经济学上的。本章的目的就是匡正对穆勒经济学贡献的这种误解。无论穆勒作为哲学家的成就如何，他的经济学研究方法是综合性的，包括历史理论和经济行为的社会心理学。虽然穆勒认可许多对生产的经典解释，但他坚持认为，与生产法则（laws of production）相反，分配法则（laws of distribution）是可塑的，人类有意识的干预可以使其改变。最重要的是，穆勒应该因为他对进步政治经济学的构建而得到认同，这是一种严肃激进的理论及改革方案，它预测了资本主义到合作经济的转变。2
生平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童年据他自己说，是不受约束和缺乏关爱的。这个故事已经被讲过很多次了。3然而，当我们认为穆勒不只是，甚至不主要是一个哲学家，而是一个致力于社会变革和重建的激进经济学家时，这一点值得我们重新思考。正如历史学家布鲁斯·马兹利什（Bruce Mazlish）40年前所说，“穆勒的经济学著作和他父亲的著作一样，都带有一种心理学暗示，尽管不那么确定，但我们可以试着去理解这种信息的意义”。4穆勒的激进经济学更是如此，这标志着他与父亲的古典自由主义的决裂。
穆勒出生于1806年，是詹姆斯·穆勒和哈莉耶特·布洛·穆勒九个孩子中的老大。虽然他们的家庭规模证明了他们活跃的夫妻生活，但是穆勒的父母几乎没有共同之处。在他的《自传》（Autobiography）中，穆勒想知道，他的父亲，作为一个资源有限的、坚定的马尔萨斯主义者，是如何支撑起这样一个大家庭的。5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在他一篇未发表的早期文章中，他推测，他父母的关系没有建立在“相同的智力、品味或追求上”。6根据穆勒的说法，父母双方都没有表现出对对方的爱。而在完成的作品中，他父亲的“情感比他平时表现的要丰富得多，他的情感能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得多。他像大多数英国人一样，对表达感情感到羞耻，而由于缺乏表现，感情本身也就得不到满足”。7在他自传的早期草稿中，他更进一步地将父亲的这一特点归因于他父母之间“不般配的婚姻”。8在他为这篇文章所作的最初笔记中，穆勒写道：“在一种温柔和友爱的氛围中，他（詹姆斯·穆勒）本应该是温柔和深情的。”穆勒进一步控诉：
如果穆勒只是在他的《自传》中删去了很多这方面的内容，那并不奇怪。但令人惊讶的是，在这本非凡的回忆录中，他几乎完全没有提及自己的母亲。10
尽管穆勒的父亲缺乏热情，他并不缺乏对约翰·斯图尔特的强烈兴趣。比较著名的是，詹姆斯·穆勒为约翰·斯图尔特开设了极其严格的用希腊语教授的家庭教育课程。虽然穆勒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开始学习的，但他大概在三岁的时候就开始接受这种指导了。八岁时，他开始学习拉丁语，两年后，他通读了柏拉图（Plato）的前六段对话录。这些练习是在“他（詹姆斯·穆勒）写作的同一间屋子、同一张桌子上”进行的。11希腊文和拉丁文之外还辅以算术。之后，穆勒开始学习历史，包括休谟和吉本（Gibbon）。老穆勒还推动约翰·斯图尔特用英语写诗。詹姆斯十分推崇弥尔顿（Milton）和彭斯（Burns），但对莎士比亚评价不高。他对19世纪的诗歌不感兴趣。这种早期教育还辅以化学方面的读物。
从12岁开始，家庭课程转向了逻辑，约翰·斯图尔特在他的《自传》中写道，他认为这是“我已具备的任何思考能力”的基石。在这一点上，他认为逻辑比数学研究优越得多，在数学研究中，严密的论证使谨慎的“推理”变得不那么必要。回到柏拉图，约翰·斯图尔特完全赞同苏格拉底问答法。和他的父亲一样，约翰觉得没有其他作家像苏格拉底一样，在塑造“自己的精神文化”方面作出了如此大的贡献。12家庭课程在穆勒14岁的时候达到了顶峰，那时穆勒精读了李嘉图和斯密的著作。而这也标志着他由父亲直接指导的正式教育的终结。
穆勒坚持认为，父亲对他进行的教育实验表明，许多孩子可能在年轻时就获得了相当多的高等教育。他坚称自己“天生理解力不强”，也没有“非常准确的记忆力”，也不是“非常活跃和精力充沛的人”。他坚持认为，“在所有这些天赋方面，我远远低于而不是高于平均水平”，“我所能做的，任何能力一般、身体健康的男孩或女孩都可以做到。”13同样重要的是，穆勒确信他的教育“不是死记硬背的教育”。他父亲一直强调的不是死记硬背，而是自己思考的过程。穆勒用一句格言总结了自己所受教育的意义：“一个学生如果从不被要求做任何他做不到的事，那么他也决不会去做所有自己能做到的事。”14与此同时，他相信，这个过程创造了一种“心态”，“既不是谦逊，也不是傲慢”。15但最后，他不无遗憾地指出，他父亲的教育计划实际上把他与同龄的孩子和体能活动隔离开来了。
穆勒从他父亲那里继承的不仅是对逻辑和推理的兴趣，还有对道德的理解。可能最基本的原因在于，他的父亲“觉得无法相信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是兼有无穷力量、完美善良和正义的造物主的作品”。16可以说，这让詹姆斯·穆勒成为一个古典主义者，他接受斯多亚学派标准下的个人操守，但为了公众利益极力倡导享乐主义的观念（以功利主义的形式）。约翰·斯图尔特也注意到他父亲有点愤世嫉俗，这让他的快乐大打折扣。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描述不仅适用于父亲，也适用于儿子，或许不同的是，尽管受到父亲悲观情绪的影响，约翰·斯图尔特却养成了强烈的浪漫主义倾向。
他的父亲也给约翰·斯图尔特带来了两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朋友，他们进一步塑造了他的思想：大卫·李嘉图，经济理论的杰出塑造者；杰里米·边沁，功利主义思想的创立者、折中主义主要创始人。大约在这个时候，约翰·斯图尔特在法国和边沁的兄弟待了一年，这一年奠定了他对这个国家的终生喜爱。在这期间，他与法国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待在一起。萨伊以“萨伊定律”（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而闻名，该定律可以追溯到穆勒的父亲。在萨伊的家中，穆勒与克劳德·昂利·圣西门（Henri de Saint-Simon，1760—1825年）进行了短暂的会面，圣西门是法国社会精英组织的支持者和进步历史理论的发展者。19世纪30年代，圣西门的追随者强烈影响了穆勒的世界观。
受过良好教育的穆勒开始探索其职业生涯，但是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受限于自己的父亲。起初，他与功利主义者约翰·奥斯汀（John Austin）一起学习法律。但是到了1823年，当约翰·斯图尔特只有17岁的时候，父亲詹姆斯“为我在东印度公司谋取了一个印度通信检察员的职位，在他的直接领导之下”。17穆勒坚信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这是相对简单的工作，这使他有充分的时间进行自己的研究。他声称不介意放弃法律工作的经济回报。他提到的唯一缺点是，他在东印度公司的职位使他没有资格竞选政治职位。
此时，穆勒正积极参与他所谓的“青年宣传主义”。他为《新威斯敏斯特评论》（Westminster Review）撰稿，并参加了激进运动的辩论社团。他甚至尝试了一些更直接的行动，曾因散发旧激进分子弗朗西斯·普莱斯（Francis Place）撰写的关于节育的作品而被短暂监禁。18穆勒在他的《自传》中写道，到1821年末，他已经构想出了“什么才是生活的真正目标：成为世界的改造者。我对自己幸福的看法与这个目标完全一致”。19
之后，穆勒迈入了20岁。他继续与父亲保持着不同寻常的紧密的关系，先是在家庭教育中，然后是在工作中。他认为他的父亲让他感到压抑。他对母亲非常失望，他说母亲并不爱他。他立下了改变世界的宏伟目标。在这种背景下，穆勒经历了一段严重的抑郁期也就不足为奇了。穆勒在一段著名的描述中写道：
在改造世界的计划中，什么也没有留下。他“从梦中醒来”。20
按照他自己的说法，穆勒并没有因为这些心理问题向他父亲寻求帮助，他觉得老穆勒是不会理解的。他是在对马蒙泰尔（Marmontel）《回忆录》（Mémoires）中的一段话作出强烈的情感反应后慢慢恢复过来的，这段话是关于马蒙泰尔在父亲去世后担负起成年人责任的经历的。我们很难否定这样的结论：穆勒的抑郁，与他对父亲的矛盾情绪以及他自己身为成年人却难以担负起改造者的责任有关。21他转而向19世纪的浪漫主义诗人，尤其是华兹华斯（Wordsworth）寻求慰藉，这本身就是一种反叛。但就本文而言，更重要的是，他通过对孔德学派和圣西门学派的深入阅读来确定他新的探索方向。此时，他开始欣赏他们“对自由主义一般理论的批评”。他“看清楚旧的政治经济学价值非常有限，且只是暂时性的，它把私有制和继承看成不能废止的事实，把生产和交换自由看成社会进步的灵丹妙药”。22尽管穆勒从未接受过圣西门主义者的“社会机器”，但他们显然为他开启了一条新的道路，一条在未来25年内都不会完全成形的道路。
穆勒新思想的关键是我们每个人都为实现有意义的自决而进行斗争。23这种斗争是穆勒哲学和他对心理学的理解的核心。24是他在《论自由》（On Liberty）一书中的核心论点，同时对他所发展的进步政治经济学来说也同样重要。
以上我们谈论了《自传》以及塑造了穆勒人生追求的影响因素，在结束这一话题之前，我们必须关注一下他所说的生命中最宝贵的友谊。1830年哈丽雅特·泰勒夫人（Mrs Harriet Taylor）成为他的密友（当时穆勒只有24岁），1851年成为他的妻子。她现在被认为是穆勒著作的主要参与者。25在大约20年的时间里，穆勒和泰勒的关系超越了朋友，但是不足以称之为恋人。在这段时间内，他们一起讨论女权主义、诗歌和政治经济学。26
因此穆勒受到泰勒的影响，就不足为奇了。事实上，他也明确说明了这一点。尽管他表示，哈丽雅特对他的第一部成名作《逻辑体系》（System of Logic）影响甚微，但是对于她在他经济学工作方面作出的贡献，穆勒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曾在几份《政治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以下简称《原理》）的演讲稿中加了一篇献辞，在这篇献辞中，穆勒称泰勒是“作者所知的所有人当中最有资格提出和预测社会进步的人”，并承认，书中包含的许多想法“首先是从她那里学来的”。27穆勒高度赞扬泰勒夫人为《原理》定下了“决不把当下社会的制度当作最终结果”的“基调”。28这一命题成为这部作品的核心，它强调了“财富生产法则与财富分配法则之间的区别，财富生产的法则是真正的自然法则，取决于物的属性，而财富的分配法则受特定条件限制，取决于人的意志”。29除了这一点，穆勒还煞费苦心地赞扬哈丽雅特，认为她是他书中“劳动阶级可能的未来”一章的灵感来源。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就是在这一章，穆勒的进步政治经济学得出了最全面的结论。
更为传统的经济学家，包括最著名的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认为哈丽雅特·泰勒及其对穆勒的影响是一场最不幸的意外。但毫无疑问，泰勒尽其所能巧妙地解决了穆勒的精神危机。为改造世界的目的和意义绞尽脑汁的穆勒，与美丽而坚定的激进女权主义者泰勒交往起来。她鼓励穆勒建立他的进步政治经济学体系。她对他的离经叛道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穆勒对自我决定的关注，已不仅仅是对自己童年时代家庭的冷漠和父亲过于激进的教育方法发出的哀鸣。而且，当他赞同工人合作社以理性、自我肯定的特质取代资本主义工厂的严厉纪律时，他把这种关切扩展到整个“劳动阶级”。
穆勒的《原理》一书有7个版本。和他的《逻辑体系》一样，《原理》同样很受欢迎。它几乎立即成为政治经济学的标准文本，并特别受到牛津和剑桥的推崇。30在某种程度上，这可能反映出读者或教授可以很轻松地既专注作品的正统部分（如捍卫自由放任主义），也关注当中更激进的部分（如倡导工人合作社）。
穆勒最著名和最广为流传的两部作品创作时间相对较晚。《论自由》（On Liberty，1859）提出了什么是现代公民自由和个人自由的基本保障，而《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1861）则提出了一种对历史和正义的激进功利主义理解，与他对进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相一致。哈丽雅特死后，他从东印度公司退休，穆勒最终尝试作为威斯敏斯特议会成员直接参与政治（1865—1868）。在这里，他因为倡导妇女投票权受到广泛的反对而被抵制。这种反应对穆勒来说并不新鲜，因为他的政治改良主义一直受到媒体和公众的嘲笑。31事实上，他继续推动着改革。例如，他在当时的土地改革运动中承担了一系列的责任。在这段时期，他严重依赖继女海伦·泰勒（Helen Taylor），她继承了母亲的角色，并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不断向政治左派靠拢。32
竞争和财产
穆勒用古典经济学、斯密、李嘉图、马尔萨斯和他自己的父亲提供的材料，汇编了他离经叛道的理论——进步政治经济学。他对于古典主义作家的主要承袭就是他对竞争的作用的理解。即使在他写作与合作社相关的最激进的材料时，他也强调了合作社采取分散式体制的必要性，依然保持了对竞争的认同。穆勒很清楚，这是他与当时社会主义者在意识形态上最显著的分歧。33
穆勒因此写道：
对于穆勒和他的古典主义先驱来说，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物质进步来自具有创造性和建设性的竞争，而这种竞争是由于风俗习惯、贵族特权和皇室垄断的放宽才得以实现的。亚当·斯密的“自然自由体系（system of natural liberty）”是穆勒理解政治经济学的起点。实际上，穆勒对现代经济中私有财产的主要恐惧和最有说服力的指控恰恰是私有财产往往不是自由竞争经济中个人努力的产物，尽管竞争日益激烈，但是私有财产反映的是历史的流毒，即继承的力量和赤裸裸的欺诈。
穆勒思索着，在一个更完美的世界里，“一个不受任何先前财产束缚的社会”，如何才能证明私有财产是正当的。在这里“殖民者最先占据了一片无人居住的土地；除了他们共同拥有的物品之外，他们什么也没有携带”。如果这些殖民者采用一种财产私有制度，“那么它不会伴随任何最初的不平等和不公正出现，而这些不平等和不公正阻碍了私有制原则在古代社会中发挥有益作用”。他设想了一种对“生产工具”初始的平等分配，甚至提出“对于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作出补偿，并且对身体较弱的社会成员给予一定的优惠，足以使他们保持与其他成员平等的地位”。35穆勒毫不怀疑，在这种理想的私有财产体系中，继承制度将被大大削弱，因为私有制原则绝不能向个人保证“其他人通过劳动和节省所获得的成果，会在他们没有任何功绩或努力的情况下转移给他们”。这种转移“并不属于这种制度的本质”，而“在人们为财产私有制度所作的每一项辩护中，都强调财产私有制度对个人通过自身劳动和节省所获得成果提供的保护”。36
穆勒痛苦地意识到，这种理想的模式与19世纪的现实世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一篇与马克思的思想不谋而合的结束语中，穆勒断言，这些有关财产的法律“赋予根本不具备所有权的人以所有权，而且赋予仅具备有限所有权的人以绝对所有权。它们没有对所有人一视同仁，而是对一些人设置了重重障碍，而对另外一些人给予了特别的优惠；他们故意制造不公平，妨碍所有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进行竞争”。37
理想的私有财产制度看起来与当时的现实大不相同。不过，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穆勒认为财产“安全性的提高”的必然结果之一就是“生产和积累的大幅增加。如果人们没有十足的把握可以享受到自己的劳动和节俭的成果的话，那么人们就不会勤奋劳动和努力节俭”。这种不断增加的财产安全、更大的竞争余地和科学认识的爆炸性增长，是“文明国家”实现物质财富历史性增长的基础。38
积累
穆勒采纳了斯密对“积累”的研究方法。斯密引入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别。39和斯密一样，穆勒基本上把生产劳动等同于物质财富的创造，而物质财富是可以积累的。一个国家的物质财富储备的扩张是生产的核心。40资本家每年都为他们的工人预购食物、衣服、原材料和工具。这些用于雇佣生产性劳动力的资本存量能够扩大，原因很简单，工人所生产的比他们吃的要多。穆勒在这一点上很明确：
如果资本家决定不消费以这种方式创造的全部利润，而是将其中的一部分用于投资，那么他就为资本的积累提供了动力。
穆勒阐明了对19世纪上半叶资本快速增长的一种经典理解。在现代制度以及科学技术在生产活动中的一种新的动态应用下，生产力得以提高，从而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就是“进步的状态”（pro-gressive state）。
与此同时，穆勒和李嘉图一样，担心马尔萨斯人口增长的破坏性后果。马尔萨斯曾教导说，如果资本的积累带来了工资的上涨，即使是微涨，也会导致人口的快速增长。而人口增长不可避免地会给自然资源带来压力，导致土地租金和食品价格的增加以及利润的降低。在这种情况下，李嘉图认为经济发展将衰退到“静止状态”。他认为，只有利用德国和美国的大量粮食生产，进行自由贸易，才能推迟这一结局的到来。
当然，穆勒是自由贸易的支持者。但他在经典的经济增长案例中发现了更广泛的信息。他想知道，对于李嘉图的悲观预测，劳动阶层能做些什么。劳动阶层究竟怎样才能将历史掌握在自己手中呢？在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时，他将自己对根本性改革的信念与对古典经济学的理解结合起来。其结果就是为劳动阶级制定了一项激进的计划。这一计划的两个核心要点分别是实现对人口增长的控制，以及以工人控制的合作社取代资本主义制造业的制度。历史造就了这一时机。1850年以前的一百年的进步是建立在资本的积累和科学认识发展的基础上的。穆勒希望劳动阶级现在能够有效地控制这种新的经济发展形势。
第一步是要有意识地减缓劳动力的增长速度，从而使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失灵，马尔萨斯理论使工人的工资维持在勉强糊口的水平。这个问题对劳动阶级的未来至关重要。如果工人能够控制住人口的增长，那么以资本迅速积累为特征的经济发展的直接结果将是工资上涨。如果人口能够稳定下来，就会有更多的资本以工资的形式支付给同样数量的劳动者。42
穆勒认为前景并不暗淡。劳动力日益增长的教育水平和行业经验造就了一个训练有素的阶层，这让他们在实现其目标方面能表现出更强的自制力。穆勒是乐观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有点犹豫。这一点很清楚。“除了公正的制度之外，只有当人口的增长由于人类具有远见卓识而受到控制时，科学发明家的智慧和精力对大自然力量的征服，才能成为人类的共同财产，并且成为改进与升华人类命运的手段。”43
应当指出的是，除了提高工人工资之外，控制人口增长可能会对妇女的处境产生有益的影响，妇女们目前被束缚在狭窄的家庭生活中，被迫照顾孩子，这是习俗和大家庭强加给她们的。虽然穆勒不大赞成已婚妇女在外工作，但他确实期待一个已婚妇女可以积极参与社区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时代。44事实上，他曾经批评过他的父亲詹姆斯，一个忠诚的马尔萨斯主义者，因为他建立了一个大家庭，而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母亲除了干家务之外几乎没有别的选择。
穆勒认为，如果工人能够控制人口增长，他们的工资就会上涨。但作为一个严谨的李嘉图主义者，他认为如果工资上涨，利润就会下降，这就是他为工人阶级自治提出的第二点的关键所在。当然，李嘉图曾预计利润会下降，但这种情形将受到土地租金上涨的推动。如上所述，如果工人阶级不能控制他们的人口增长，穆勒也作出与李嘉图同样的预测。45但是，如果劳动阶级能够控制他们的盲目生育，穆勒则预计情况会截然不同。特别是他推断，随着利润率的下降，资本家将越来越不愿意进行积极的投资和管理。这种转变将为工人合作社的扩张奠定基础。
穆勒认为：“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存在着某种特定的利润率，即诱使当时当地的人民积累储蓄并将其用于生产领域的最低利润率。”46这一点也不遥远。事实上穆勒认为：
在下一节详细讨论这一激进的前景之前，有一点至关重要，那就是穆勒非常清楚，利润下降的速度可能被“抵制因素（counteracting circumstances）”减缓甚至抑制。48这些抵制因素，在某种程度上打击了改革之路，但也印证了穆勒作为资本积累信奉者的敏锐。
第一个抵制因素（counteracting tendency）是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过量交易”和“疯狂投机”时代而来的资本的巨大浪费。在这里，穆勒借鉴了西斯蒙第（Sismondi）的著作，描绘了一幅预示着20世纪宏观经济学核心问题的经济危机图景。49在泡沫破裂前，许多资本都被过度投资于机器和设备等固定资产，因此“已经不再对工资和利润产生影响……许多企业倒闭，或即使不倒闭也无法获利，大量工人被解雇，各行各业都有很多人失去收入，不得不依靠以前的储蓄度日。在危机过去后，这些企业都或多或少地陷入贫困的境地”。50
穆勒认为，这种周期减缓了利润的下降，但他指出，资本的持续增长证明，资本的周期性损耗并非最重要的抵制因素。穆勒认为，更重要的是生产技术的进步。穆勒认为，工资品（wage goods）的贬值将使实际工资上升，甚至导致实际利润上升。
穆勒认定的下一个抵制因素是“从国外获取廉价商品的新能力”。51在这里，穆勒再次提出，这种对外贸易的主要影响是降低国内工人的必需品的价格。
穆勒极具预见性地指出了最后一个抵制因素是“资本的外流”。他认为，这种外流“多年来一直是抑制英国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52穆勒预计，这些资金的大部分将用于殖民地和贸易伙伴的农业及基础设施建设。因此，资本的输出会减少工资的增长，即使它很可能降低进口的价格。
穆勒关于抵制因素的讨论是政治经济学的一股推动力。在19世纪中期的著作中，他看到了当时资本主义未来发展的萌芽。他总结了现代经济的主要现实：宏观经济周期、生产力的持续增长、贸易的扩张以及资本向外国的转移。然而，这幅图景并不是他的最终结论。他真诚地认为，抵制因素将不足以完成阻止利润下降的任务，利润的下降将继续保持在有效的最低水平，并且经济会趋于一种静止状态。“财富的增长并不是无限的”，并且政治经济学家们将“前进中的终止状态称为静止状态……所有财富的增长只不过是在延缓静止状态的到来，财富增长的每一步，都是向静止状态走近的一步”。53
资本主义的终结
在穆勒之前，每一位杰出的古典经济学家都曾预测资本主义将处于一种静止状态。但是穆勒指出，每个人对于那个状态都是惶恐不安的。例如，斯密认为只有前进状态才是有利于大多数民众的。实际上，早期的政治经济学家已经把这种静止状态等同于停滞，如果不是彻底的衰退的话。然而，穆勒对静止状态的解读发生了重大转变。在哈丽雅特·泰勒的鼓励和协助下，穆勒在他的“论劳动阶级可能的未来”一章中描绘了一幅新世界的图景，在这个新世界中，工人阶级将有机会决定他们自己的道路。
穆勒对19世纪资本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穆勒承认，前进状态可能是“必要的”，比无休止的小规模战争更可取，他期待着后资本主义经济。
这一对后资本主义经济的设想，核心是劳工管理的企业和合作社的扩大。资本主义的特征是生产性积累和雇佣关系。我们已经看到，穆勒对于利润降至最低水平时积累的过程会发生什么所作的预判。而更为激进的是他为生产本身所开出的“处方”。也许我们很难认识到资本主义就业关系在工业革命时代出现时是多么的新颖。在那之前，工人是奴隶、农奴或仆人，那时候有自耕农和佃农；但是，我们所认知的现代雇佣关系在当时是罕见的，是例外而不是常态。激进的穆勒预计，静止状态中的生产，不会退回到小规模生产，而是会走向合作生产。
这一观点的核心部分具有惊人的说服力。穆勒和哈丽雅特·泰勒显然是被基于规范产生的合作社所吸引。穆勒的聪明之处在于，他汇集了一份令人信服的实证分析，使合作社看起来不仅具有吸引力，而且是经济发展和工业历史的必然结果。工人阶级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世界在不断变化。“工人阶级已经把他们的利益掌握在自己手中，并且不断地向世人表明，他们认为他们雇主的利益与他们自己的利益并不一致，而是背道而驰的。”55这种变化从何而来呢？
穆勒接着对这一经济和社会演变的结论进行了清晰的阐述：“在人类发展的现阶段，平等的观念正日益广泛地在较贫穷的阶层中传播……我们可以断言，人类不可能永久地划分为两个世袭的阶级，即雇主阶级和雇工阶级。”57工人最终必须成为拥有者，这样他们才能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并在工作中提高能力。
如何实现这种改变呢？穆勒认识到，他支持在爱尔兰和其他欠发达经济体扩大农民所有制的论点，可能意味着他将更广泛地支持恢复农业和工业的小规模生产。但他认为这样的计划不切实际，具有破坏性。“一个民族一旦在制造业或农业中采用了大规模生产制度，就不太会轻易地放弃这种制度。”58而且，小规模生产深受父权统治的束缚。穆勒认为，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产业改进的目标并不是使人们老死不相往来，而是使他们能够在没有依附关系的前提下相互合作或相互服务”。59
通过教育，劳动阶级的理性决策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而且这种提高不会停止。“一种自发的教育正在民众中兴起。”60穆勒认为，这些发展意味着产业组织的重大改革。考虑到工人阶级的新智慧，穆勒并不认为“他们会甘心永远处于为工资而劳动的被雇佣地位”。61穆勒预测了两种可能的结果，要么是“工人与资本家的合伙经营”，要么是“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最终可能完全成为工人与工人之间的合伙经营”。62
与资本家分享利润的想法在英国政治经济学中由来已久。英国数学家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1791—1871年）以其在可编程计算领域的开创性成就而闻名，他早前就提倡利润分成。63继穆勒之后，在19世纪末，利润分享得到了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等人的认可。64
然而，穆勒怀疑工人们想要的不仅仅是利润的一部分。随着教育水平和智力水平的提高，工人们越发清楚自己的能力，因而会推动更大范围的合作。穆勒因此说道：
穆勒从来就不提倡征收，他预计合伙企业的资金可能源自工人的储蓄以及贷款。特别是当经济进入静止状态时，贷款应该很容易以合理的条件获得。在经历了资本快速积累的历史时期之后，随着利润降至最低水平，许多富裕的储蓄者将没有理由亲自对企业进行投资和管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急于将资金转移到工人控制的企业。
马克思预见到以生产的集权与集中为标志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因为资本在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下难以维持利润。相比之下，穆勒期待着一个更加平稳的过渡，随着资本意识到这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或多或少欣然地接受了它作为小食利者的角色。66
穆勒之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持这种乐观看法，是因为他充分预料到工人管理的企业会比传统企业更有效率。他将这些潜在的收益首先归因于合作组织下“纯粹的分销者阶层”的人数大幅减少。穆勒甚至认为，这类中间商的增长，“远远超过资本家的利得所能负担的程度”，生产出来的很大一部分财产没有落入生产者手中。他认为，在罗虚戴尔（Rochdale）消费合作社的带领下，生产合作社对这种基本上毫无用处的活动的兴趣将大大降低。穆勒认为，更重要的是，合作制企业将激励工人更多地参与到工作中。目前，工人们都尽可能地避免付出劳动。而在合作制组织中，“尽最大努力，而不是干最少的活儿……成为工人们的原则和乐趣”。67这种更高的效率提高了生产力，使合作社在与传统公司的竞争中具有重大优势。更重要的是，态度的根本变化代表着“社会的道德革命”和“人类生活的转变”。最后，“这将使每个人的日常工作转变对社会同情心与实践才能的培养”。68
最后穆勒预计，资本所有者最终将接受“可终止的年金（termina-ble annuity）”，其结果将是朝着更加公正的社会迈出根本性的一步：
穆勒的经济学地位
穆勒对经济学的贡献远远超过了对其进步政治经济学的。他在经济学家对供求关系的理解上作出了重大改进。事实上，熊彼特认为，马歇尔对供给和需求曲线的形式化，即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基础，只是对穆勒工作的一种严格的重新表述。70穆勒通过描述国际贸易均衡的性质，对李嘉图的对外贸易理论进行了极大的扩展。早期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弗朗西斯·伊西德罗·埃奇沃思（F.Y.Edgeworth）在19世纪末将穆勒在《原理》中对待对外贸易的态度描述为“伟大的篇章”。而现代经济学家约翰·奇普曼（John Chipman）则将穆勒的国际价值规律（Law of International Value）称为“人类智慧的伟大成就之一”。71此外，穆勒在货币和经济恐慌方面也有重要的建树。托马斯·索厄尔（Thomas Sowell）称赞穆勒是“第一个直接探索交易需求以外的货币需求可能性的古典经济学家”，而宏观经济学家布拉德福德·德隆（J.Bradford De-Long）认为穆勒首次对经济恐慌作出了连贯的解释。72穆勒还发展了关于种族、奴隶制、地租和捍卫个人自由的经济学，并将其扩展到新世界对非洲奴隶和佃户的待遇问题。73此外，他还写了大量关于公共财政的文章。74
在这一章中，我们没有探讨经济学中任何一个重要的话题，更不用说穆勒对其他许多领域的贡献了。相反，我们只集中于细读他《原理》的第四卷，题为“社会进步对生产和分配的影响”。我认为，这是穆勒经济著作中最令人兴奋和最重要的部分。连同他提出的扩大穷人的公共教育、限制继承和课土地增值税的建议，他对合伙制生产的支持，不亚于经济领域的一场彻底革命。
右派对穆勒的进步政治经济学所进行的批评或许是可以理解的，像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就指责穆勒只是嘴上说说哈丽雅特·泰勒的空想社会主义观点，而并没有提出自己严肃的论点。75笔者在此采取截然不同的立场：在泰勒观点的影响下，穆勒为合伙制经济描绘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案例。这个案例建立在资本积累、工资上涨和利润下降的经典逻辑基础之上，使这些逻辑都朝着一个令人兴奋的新方向发展。穆勒从思想上对他父亲信奉的正统学说进行了反叛，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让人信服的呢？
那么左派的批判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左派的观点中，穆勒又被指责为过于温和，甚至天真。但是现在这种温和体现在他对革命和国有化的反对上。不通过斗争，资本家是不会放弃他们的权力的，而合作社是出了名的难以管理，纪律和指导、中央集权和国家规划是必需的。也许的确如此。然而，有关另一条道路的实践经验也很难断言其成功与否。也许，对我们所有人来说，穆勒的进步政治经济学是我们最有望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