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人总会想起过去？什么人总想探寻世界的本源？什么人总想寻找流经童年的那条河？是作家、艺术家，他们不总是往前看，而是想回到生命的源头。总有那么几颗钻石在身体深处、在记忆深处，等待你的发现。
倒挂在树上的童年
一想到童年，耳边就响起罗大佑那首《童年》，在人生的河流中漂起，如一只浮在水面上的纸船。
我一直觉得，《童年》是给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写的。我们在池塘边的榕树上，听着知了叽叽喳喳叫着，看着老师在黑板上写个不停，心早就飞出了窗外，越过了甘蔗林，来到了水塘边。在闷热的夏天，我们从三四米高树丫上，一脑袋扎进水塘里，远处浸水乘凉的水牛背上，漾出一圈圈涟漪。
那些台湾相思树，在池塘边默默地长着，我们也在树上不知不觉地长大。那些童年，我和小伙伴们如一只只丝瓜、南瓜、瓠瓜，顺着粗藤结在树枝上，高高低低，大大小小。攀在大榕树浓密枝叶上，和飞鸟一样起落，栖息，眺望远处那些看不清楚的风景。
在我们的童年，我们有时是鸟，有时是鱼。有时我们伤害鸟，用弹弓；有时我们捕捉鱼，用渔网。我们是草菅物命的小魔王，每天都想着去做伤害生灵的恶事。我们还会手执竹鞭，一路走过，一路挥打，把庄稼和野草打得落花流水。我们沿着碎石子铁路，从铁轨走到铁轨，枕木走到枕木，观察铁轨和铁轨的接缝，测量枕木和枕木的间距。
我们会把洋钉搁在铁轨上，火车驶过，就变成了一把微剑。我们还曾把一分钱硬币放在铁轨上，火车驶过，就变成了薄纸。那时一分钱能买一颗糖，可是一张被碾成铝纸的硬币，却被小卖店的老洪拒绝接受。
一个人永远也走不完枕木和铁轨，也永远走不到小河的尽头。
我曾纠集几个小伙伴，试图探寻我们家门前那条河的源头。这条河两旁排着农田，交叉着田垄，我们探险的道路，有时被竹林阻隔，有时被甘蔗林遮蔽。经过艰难跋涉，我们来到铁路涵洞边。从涵洞穿过去有危险，翻过铁路更危险。涵洞高，很长，两头说话声音要轻，很轻。除非你们是敌人，就像大家都知道的那种敌人，才可以高声喊叫，吓唬对方。我们常常会由朋友变成敌人，在涵洞的两头发起一场场微型战争，互相向对方发射各种石子。铁路上有无穷的弹药，挑选大小匀称、适合投射的石子，兜在背心前，频频发起冲锋，把敌人的脑袋砸出鸽子蛋大包。
如果突然天降暴雨，涵洞就变成了致命的陷阱。不过，从未听说有谁笨到被涵洞淹死，只听说涵洞里有妖怪。大人总爱编这些鬼怪故事吓唬我们，胆小的小伙伴反而平安长大。在周围乡村，常有游泳能手淹死。胆怯的孩子人生更漫长，走得也更遥远。
我们的探险长征，过了涵洞通常就宣告结束了。
有人很想一脑袋扎进水塘里，更多人想追随，并随时可能在水塘里发起一场猛烈的水战。
我的儿童时代，被一些遥不可及的屏障挡住了想象力。西边一座大山，是我们县城最高的山祖嶂。山上主要是杂草和妖怪，但我从未到过那么远的地方。长大之后，我去过很多高得多的大山，却从未攀登过儿童时代的山祖嶂。
父亲说那里是镇海眼，有一天大水会从海眼里涌出，淹没世界。挪亚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过了七七四十九天，大雨才停住，风才吹拂起来，这个故事跟父亲讲的有些相似。父亲讲未来的洪水。那些洪水为什么会到来？是人类的罪恶又积累到不可饶恕了么？
一本书说太阳系有一颗神秘的第十二天体。这颗尼比鲁星体积是地球的四倍，那里的高智慧生命身高也是地球人类的四倍。尼比鲁星每隔三千六百个地球年就会回归一次，从火星和木星轨道间庞然穿过，引发地球的大地震，北极冰洋会融化，南极冰原会坍塌，大洪水会扑向欧亚大陆、美洲大陆，吞没一切。那时，尼比鲁星巨人会乘着宇宙飞船来到地球。四十六万年前，他们就来过地球。那时，地球上还没有智人，矮小的尼安德特人在欧洲大陆生存，有智慧的类人猿在非洲大陆行走。那个世界，与我们现在看到的完全不同。
我在一次儿童阅读讲座上问，什么人总会想起过去？什么人总想探寻世界的本源？什么人总想寻找流经童年的那条河？是作家、艺术家，他们不总是往前看，而是想回到生命的源头。总有那么几颗钻石在身体深处、在记忆深处，等待你的发现。
我的童年时代，如丝瓜一样挂着，风雨淋着，太阳晒着，这么自然而然长大。没听说过补习班，不记得做过什么作业。
我老家在雷州半岛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镇上。一条黄泥路像瓜藤一样趴在铁路南边，居民的泥砖房屋错落在路的两旁。小镇一、四、七是赶集日，这时圩市往来之人多如过江之鲫，喧闹之声直冲云霄，各种物产琳琅满目，耍把戏的手艺人引起阵阵喝彩。这也是我们的节日。
小镇平时安静得让人紧张，连话都不敢大声说。路北的夏振国家摆杂货店，他儿子夏红光天天有糖吃，不到九岁，牙齿就全蛀光了。他女儿夏红梅是我们班同学，夏红光也是，但兄妹俩从来不一起上学。夏家一吃肉就大声发笑，连路南的张六家都听得见。张六和老婆都是瞎子，他们家纺麻绳，月光下心灵手巧，小孩子到处乱跑，个个都眼明手快。
在坡脊这样的袖珍小镇，我们竟然也拉帮结派，斗个“你死我活”。那时我们不过六一节，就是在街上跑来跑去，相互打闹追逐，消耗无穷无尽的精力，打发没完没了的无聊光阴。
童年时代，时光那么漫长，那么难熬，长大需要那么久。可人到中年，时光飞逝，时间哪里去了？
小伙伴中，夏红梅是中间派。她眼睛很大，性格内向，神情忧郁，不爱说话。我从小喜欢她，现在连她的样子都忘记了，我还喜欢她。也许这就像记忆深处的一棵小草，结着露珠，照亮了我返回童年的小路。
小镇上动物真多，猪啊、狗啊、鸡啊、鸭啊，都在黄泥路上闲逛。除了惹是生非小猴孩，还真是旁若无人。我们一出现，动物们就四散而逃，长得比狗还精干的猪们跑得比鸭子还快。只有大白鹅不动声色，静候着我们的到来。但我们全都吃过亏，知道大白鹅有多厉害。体型庞大的大白鹅，长脖如一根扁担，头如铁锤，嘴如钢锥，被啄一下，重则骨折，轻则红肿。夏红光屁股遭过大白鹅打击，一个可疑黑斑印在他的瘦屁股上，如耻辱印记，成为他的梦魇。为此，连下河游水他都不肯脱裤子。
然后，我们就这么突然长大了，连我的女儿也不再是儿童了。
有一天在华东师范大学校园里走，看见路边那几棵熟悉的梧桐树，女儿疑惑地问我：“爸爸，爸爸，你真的能爬上去吗？”
我伸手够了够，发现够不到分叉处，又跳了跳，发现身体肥胖，已经没有了弹性。我自己也迷惑起来。毕业二十多年，比我年纪大很多的梧桐树竟然也长高了。当年我们这些大学生穷极无聊，每天晚上翻墙出去喝酒，喝完回校就借酒唱歌，一直唱到把保卫处的人都招来，这才停止夜晚的狂欢。
窗外，一阵大雨飘过城市的上空，掩盖了整个城市，也掩盖了我的记忆。
记忆树
我的家乡位于中国最南端的雷州半岛。
雷州半岛自古籍籍无名，远离中原，位置偏僻，人迹罕至，乃瘴疠之乡、化外蛮地。我的家乡毒虫横行，荆棘茂密，冬天打雷，夏天刮雨。
回忆故乡风物，我脑子里不断浮现这种夸张荒诞场景。有些场景细腻真实，有些场景夸张变形，根据自己的立场和需要，这些想象事物不断变化，适当减少或增加。
在我的记忆中，很多场景浓缩了，夸张了，省略了，拉长了。大片的甘蔗林、菠萝丛、荔枝树、龙眼树、芒果树、杨桃树，点缀着记忆中画面，乡人、牲畜和家禽穿行其间，由点及面，渐渐显现。我家那五棵番石榴树，就这样枝叶婆娑地穿越层叠迷途。
这是五棵枝繁叶茂的番石榴树。
在我家乡，叫作番桃。我出生前，这五棵番石榴树已绿枝蔽空，把我家门前空地拢成一座绿色城垣。
这五棵番石榴树仿佛开天辟地时就存在了，是我的原始森林。还没有学会爬行，我先学会了上树。尚未直立行走，已经归真返祖。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们三兄弟都是树上猿猴，俗称马骝，上树攀墙如履平地。前肢比后肢发达，攀上爬下，立体地探索世界。
上大学，读卡尔维诺《树上的男爵》，我心领神会，内心愉悦。上小学后，我逐日行走在庸常平地，被各种规矩呵斥塑造成了一个四肢短小的圆球；到高中毕业时，身体单薄，意志脆弱，瞻前顾后，胆小怯懦，早已经丧失了攀爬能力。不然，我将会霍然而起，爬上宿舍门前那棵法国梧桐树，以猿猴祖先的敏捷姿势，向周边的一排排树跳跃，在两旁的行道树上旅行，走遍上海每一个角落，然后沿着吴淞江逆流而上，绕着太湖转一圈，继续西去，途经古老的云梦大泽，攀上巍峨世界屋脊之巅。希望这些地方都有森林，有大树。我可以从古代撒马尔罕的金桃树上跳过，顺着亚美尼亚葡萄树藤，一直荡到欧洲大陆南端小靴子状意大利半岛。我将会悬挂在一束葱郁的橄榄枝上，如小说中写到的格林纳达的树上民族，向卡尔维诺这位万里之外的文学天才唱赞歌。
我当时忽有奇思，顿觉古今中外好作家，灵感都从孩童时代攀在树上而起。
在树上，我们自由自在，超然三界外；下到平地，就左牵右擎，胆战心惊。
在树上，我们是孙悟空；到地面，我们成了沙和尚。
我父亲每天晚上都会在这五棵番石榴树下，一边吸着水烟筒，一边给我们讲古代英雄。
他就像那十世轮回金蝉子，就像意志坚定口舌生花的唐僧，在西去取经的十万八千里路途上，一刻不停地叨叨不绝。我们兄弟三人是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那条摇头摆尾、眯着眼睛的大黄狗，是白龙马的变身在旁边听八卦。
唐僧徒弟四人组，最听话的人是外表粗糙、满脸腮胡的沙僧沙和尚沙糊涂。我插嘴说，老豆老豆[1]，他不是人，他是妖。
妖也是妖他妈生的。我父亲总结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他老人家嘴巴里，一套一套的，都是淳朴古训，金玉良言。
父亲用竹竿、竹篾和铁丝，给我们在树上搭了一个棚。在树上，我们模仿电影里的革命儿童团，白天放哨，晚上睡觉，过着孙猴子般优哉生活。饿了，在番石榴树上采果子吃；渴了，用吊桶从树下的小溪里汲水；困了，在树上睡觉；闲了，在树上思考；憋急了，在树上撒尿。
三十年后，被平地各种规矩打磨成了中年男人，我假装沉默寡言温良敦厚，只在温风细雨的夜晚，给女儿讲小时候在树上的生活。
在故事里，我的哥哥变成了身手敏捷的猴子。他从五棵番石榴树出发，荡过低矮的黄皮果树，来到院前高大龙眼树上，四处张望，心思荡漾，目光越过临街卖日用杂货的夏振国家门前那两棵台湾相思树，跳到龙平大队队部办公房前的大榕树上。他一直向北，在那些高高低低波罗蜜树上沾了满手满身黏液，消失在无边无际甘蔗林里。他在甘蔗林中间断续探身出现，在高处桉树、桑树和黄楝树上，找到了一条通往龙平小学的神秘树道。
女儿听得津津有味，不断地催促我讲讲讲。
她不知道这个故事的鼻祖是卡尔维诺，我只是一个抄袭者。我的想象力，在双脚踏上地面之后就蜻蜓般飞走。
一九七六年似乎全国都发生了大地震，我夹着看不见的尾巴从树上下来，痛别猴子一样快乐的时光，故事进入了循规蹈矩的学堂。若非如此，我的人生可能会展现另一种辉煌——我将会在树上发育，在树上长毛，在树上恋爱，在树上结婚，在树上养育一群小猴孩，占树为王，每天上蹿下跳，吃梨摘桃，消遣悠闲时光。
这是猴孩对猴王生涯的终极向往，那真是一种神秘而美好的理想。
大地震之后，我到了上学年龄，不得不从树上下到地面，学会直立行走，像大人那样世俗地思考，学祖先们那样钩心斗角。慢慢地，我的身体就不灵活了，我的脑袋就生锈了。
这是地面的限制，我的脑袋必须惊险地顶在细小的脖颈上，就像是顶着一只随时都可能滑落的水罐。脑袋位居身体的峰巅，产生了一览众山小的狂妄。在树上，我们常常双腿夹着树枝，倒挂着看世界，倒着思考问题，这样，很多大人以为是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们全都觉得易如反掌。
我们眼中，远处走过来的村支书像是爬行在农田里的螃蟹。一头牛倒着在田间吃草，几只鸭子倒着划水，一列火车倒退着呼啸而过，番石榴树倒着生长在云的土壤里。
为遵从番石榴树树枝自然状态，看到一颗熟番石榴时，我们是小心翼翼地把嘴巴凑过去，而不是扳过来，更不会折树枝。在我们的树上世界，生存空间充满可能性，从一棵树可以扩大到整个丛林。
在父亲的少年时代，三四十年代的雷州半岛是一片无边无际、葱葱郁郁的热带丛林。丛林如巨浪翻滚，从雷州半岛顶端海康、徐闻席卷到遂溪、廉江，沿着北部湾，从合浦、北海、防城蔓延到广西十万大山，与云贵高原浩瀚原始森林接合无间，向南进入越南峻岭。那个时期，一只来自西双版纳的猴子可以顺着森林从半空中一直游逛到雷州半岛，依靠漂浮在水面上的一只椰子、一截朽木，渡过琼州海峡，在高大椰树林里奔跳，深入五指山腹地，采补天地日月之精华而修仙成功。我父亲嘴巴里沾着蜜说，在他少年时代，森林里无所不有，地上无所不产。水里是游鱼，天上是飞鸟。珍禽异兽闲庭信步，奇花异果迎风飘摇。
那个时代还有老虎。老虎慢慢地穿行在森林里，有时遇见一只青蛙，有时遇见一朵云彩。还有一次，我父亲说，溶溶月色之夜，他看见老虎蹲在湖边，镜子般反射着月光的湖水无声荡漾，照见湖边的芦苇和昆虫。
“老虎就蹲在湖边，举着掌，拍青蛙。”父亲说，把水烟筒吸得咕噜噜响。
此处应引徐志摩翻译的英国大诗人威廉·布莱克名作《猛虎》：
猛虎！猛虎！火焰似的烧红
在深夜的莽丛！
简直就是为我父亲深夜讲述老虎而写的诗句。
那个时候，我父亲抓两篓鱼去集市卖掉，就够交一年学费了。
我的少年时代，从家门口顺着梯度一直朝河边滑落的稻田里，也悠游着无数色彩斑斓的小鱼，大大小小，在田头水洼处摆尾。河汊中，鲶鱼、鲫鱼、鳝鱼、黑鱼，在看不见的水底游动。我们父子四人把妈妈、大姐和二姐留在家里，背起铁锹、鱼篓、戽斗、簸箕、水桶、斗笠，以比去西天取经更多的装备，一大早就出发，沿着门前小河往上游走。到小水库边，挖起草皮壅塞河道，断流放水，做那竭泽而渔的快活营生。然后，我们顺河而下，往回家的方向一路围剿，捕捉泥里的小鱼小虾，一直抓到自己家门口。
那时，我的人生还没有时间表，也没有日历，不知道在什么确切的时候发生了什么确切的事情。我的记忆如同纱布，把体积大的砾石都过滤出来，堆叠在一起。一个猴子，是不记时间的。石猴在花果山水帘洞，整日里也是上树下河，吃喝玩乐，不知过了几百年，忽然想到什么，突然悲从心中来，落下眼泪，弄得猴子猴孙们大为慌乱。
对我这样的猴孩来说，只有上了学，人生才开始有了时间。但上了小学，猴孩必须夹起还没有来得及长出来的尾巴，学着人样，坐在板凳上，眺望教室窗外的风呼呼吹动蔗叶。
龙平小学坐落在一片无际的甘蔗林中间。
为了预防五千里外的唐山大地震，我们学校也搭起了好几个防震棚。毡木结构，简单易行，值得推广。人们先在空地四周竖起碗口大的树干，顶上架起小腿粗的横梁，梁间钉上巴掌宽的椽条，椽条上铺设蔗叶编成的篱笆，篱笆上覆盖沥青毡，再钉上竹条压实，避免被龙卷风刮跑，事就成了。这种防震棚挡水、隔热、防震，设施简陋，但功能齐全。防震棚四围，是用稻草秆糊上黄泥浆，搭在竹竿上编织而成，风干板结后，就成了貌似结实的屋墙。黄泥稻秆屋墙，徒有其表，败絮于中；不能避雨，只能遮风，更不能承受我们班上小坏蛋们的飞腿神功。不到两个月，稻秆糊弄的泥墙就千疮百孔、四处漏洞。
大地震没在担忧中到来，屋顶上渗透而下的是米线雨丝、是雷声轰隆、是跳跃青蛙和蜿蜒爬虫。
我看着渐起青苔的屋梁，油然生出上树的热望。
放学路上有一排泥砖房，装满了生产大队的库粮。房前，蔓延着七八棵枝叶婆娑的大榕树。
这些大榕树气根庞杂，枝叶蔽天，以脉脉隐语，呼唤着我的返祖冲动，让我翘起看不见的尾巴，跃跃然就要上树。我和几个同样尾巴痒痒的同学，操着谁也听不懂的猴言猴语，一拥而上，迅速地攀到了树巅，把身体探出树叶之外。在二十几米高的树巅，我们猴爪荫眼，极目远眺。极远处的稻田、树林，和神秘蜿蜒、不知道终点在哪里的黄泥小路，构成了人生记忆中神秘的地图。遥远的终点之外，云烟缭绕，是传说中镇住海眼的巍峨山祖嶂。
我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到五年级毕业，脑子里都跃动着去山祖嶂探险的念头。这就是我的雷州半岛家乡，有山有水，有云有雾，还有一群正在退化、学习中土言语举止的取经猴孩。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的脸上蒙满了惆怅。
但番石榴树才是我的乐园。
后来我才知道，拉美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也喜欢番石榴树，马尔克斯家的番石榴树跟我家乡的并无不同。我的故乡天气闷热多雨、雷鸣电嘶，蚊虫繁多，故事离奇，跟南美哥伦比亚的丛林，想必也没什么差别。
马尔克斯写外婆讲故事妙语连珠，我的父亲张嘴就能把稻草说成金条。
我父亲和马尔克斯的外婆都拥有一张慈爱的脸。
傍晚时分，夕阳柔软，霞光满天，轻风细语，鸡啄狗舔，是一天中的缓慢时光。
我不必描写乐园之外那些漠漠水田，也不必形容那些扛着犁耙赶着水牛悠悠归家的农人，我的全副注意力，都落在了我父亲的身旁。讲故事前，我父亲会点燃一束大腿那么粗的稻草棒，以腾起浓烟驱赶蚊虫的同时，熏得我们咳嗽不止流泪不已。父亲的故事还没有开始，神秘的气氛已经浓烟密布、波澜纷起。父亲坐在小板凳上，左手亲昵地扶着水烟筒，枝条炭火的微光在古铜色的脸上跳跃，一口浓烟从嘴角袅袅飘出，一丝和蔼笑容从脸上油然升起。
小狗在远处徜徉，鸡鸭于近旁徘徊。就着这种温婉气氛，父亲摆起龙门阵，笑言谈古今。
我父亲是讲故事的行家里手。他会讲各种历史故事：薛家将、杨家将、岳家将、呼家将、水浒一百零八将、布下八卦阵专捉飞来将。他随意杜撰，信口开河，色彩纷呈，高潮迭起。这种波涛汹涌的气势，一举淹没了世界地图上金华火腿形状拉丁美洲那暧昧的气氛。我没有加西亚·马尔克斯那样的才华，但我有加西亚·马尔克斯外婆般能说会道的父亲。在我的记忆中，我父亲的故事有黄昏的味道，有熟烟丝的味道，有稻田的味道，还有暴风雨的味道。
在番石榴树下令人陶醉的气氛中，我父亲完全把薛平贵、薛仁贵和薛丁山这三个人物搞混了。父亲嘴里混淆了的薛平贵和樊梨花的故事，但讲得比收音机里说的书还要曲折精彩，悬念迭出。在我父亲的讲述中，薛平贵是一个充满喜剧色彩的大将军。他奉命率领大军西征，来到寒江关，被阻挡在外不得其门而入。他绞尽脑汁，想出各种天花乱坠的点子，一次又一次地进攻樊梨花，每次都铩羽而归。他不断地拜师学艺，反复地找樊梨花比试。一开始，他总是显得武艺高超，英雄了得，把手上的大刀舞得像车轮一样水泼不入，呼呼风声地动山摇，敌我双方的士兵闻之色变听之丧胆。然而，娇滴滴嫩生生的大家闺秀、千金小姐樊梨花不慌不忙，每次都是甜美地微笑着，等薛平贵一套高超的刀法舞完，拈起万能的梨花枪一捅，就把这个牛皮烘烘的薛平贵挑下马来……
故事里年少英俊薛平贵，实际上应该是薛丁山。他最终被樊梨花打得丢盔卸甲抱头鼠窜，惶惶然如丧家犬。神机妙算徐茂公从长安含旨而来，右手五个指头轮流掐，掐得薛丁山眼花缭乱，左手捻着雪白的胡须捋，捋得薛丁山头昏目眩，最后，徐茂公智慧的脑袋想出了绝妙高招：向樊梨花求婚！
这才是父亲故事的美妙核心所在。
由此可见，雷州半岛纵然山高皇帝远，故事出没仍只在帝王将相间。我父亲少年从军，去广西十万大山剿过匪，到福建厦门前线开过炮，在增城品尝过千年挂绿荔枝，在广州聆听过粤剧皇后红线女的天籁歌喉。在我家乡，父亲属于见过大蛇拉屎、巨蟒吞象的不凡人物，我对他的敬仰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每到夜阑更深，我们这些猴孩将要进入梦乡时，父亲就会出现在生产大队队部门前，几个大人围在汽灯旁打扑克牌。黑夜犹如淤泥一般，把汽灯光和他们说话的声音挤仄在一个椭圆形的空间里。远远望去，他们身体好像画影，他们的声音类似蚊鸣。
雷州半岛的白天和黑夜，向我显示了截然不同的两种特质。
白天沉闷呆板，夜晚则妙趣横生。白天是苦劳的时间，夜晚为传说的天地。
在夜晚时分潜入记忆深处，我才能闻到故乡那种番石榴和芒果熟透了的甜腻气味。
夜晚，我们的思维开始活跃，我们的四肢渴望跳动，我们的大脑无比清醒，我们的情绪特别兴奋。在夜晚，蛙噪虫鸣，我们行进在田埂小路上，就像游击队战士一样悄无声息。夜晚的雷州半岛更加真实，也更加活跃。在我们的家乡，打雷刮风下雨之后的夜晚温馨而甜糯，这种夜晚像徽墨一样漆黑、油亮、滑腻。在这种夜晚入眠，就如同裹在黑糯米里的肉馅一样酥烂。
在城市里，我已经享受不到真正的夜晚了。
城市里灯光的骚动，噪声的嘈杂，内心的烦躁，精神的空虚，使夜晚千疮百孔。这样的夜晚，是梦游症患者的家园，是流氓阿飞的乐土。脑满肠肥者目光迷离，贫困潦倒者精神焕发。这样的夜晚，会让人颠倒黑白，口是心非。
我于是明白了，我思念我的雷州半岛故乡，实际上是思念雷州半岛的夜晚。我需要那样一种光滑、平静、无拘无束、无忧无虑的夜晚，在那样一个夜晚，我才能够像一条泥鳅一样，钻入黑暗的最深处，回到梦乡的源头，让所有破碎的记忆平复如初。
雷州半岛虽然地处偏远，但也称得上河汊纵横，湖泊密布，不是水乡，比肩水乡。鹤地水库有太湖之浩渺，无名小河涌长江之巨浪。飞禽走兽有之，鱼虾蟹鳖不少。
我家坐落在比芥子还要微小的坡脊镇上，门前有一条小渠，七块由小渐大的稻田渐次铺开，青蛙们连跳七级，就能跃到一条无名小河旁边。
这条小河平时细流涓涓，清澈见底，温婉动人。左边是上游，有独木桥飞架南北小堑。桥下水流平缓，水势阔深，水草绕岸，水波不惊；河中黄沙铺底，软泥镶边，蚂蟥绝迹，水蛇稀见。猴孩麇集兮，赤身裸体；下河戏水兮，无羞无耻。右面是下游，高耸着一座石拱桥。石头是真石，崎岖不平；拱桥是真拱，坡陡人惊。桥下石头塞道，水沙相杂。石头下面，是外表凶悍内心柔软、皮甲粗糙肉质鲜美的螃蟹们的温柔乡和安乐窝。
一旦刮风下雨，这条无名小河就会瞬间变色，波涛汹涌、铺天盖地，凶狠地扑向我家门口，打着野蛮的呼哨，腾涌着吓人的漩涡咆哮而去。黄浊的浪尖上翻滚着各种木材、树枝、鸡鸭鹅及猪狗羊。附近的村民蹚水聚集到石拱桥上，兴奋地大声尖叫，不怕死地跃入洪流打捞各种物资。在波涛汹涌中，只有那座鹤立鸡群的石拱桥，还显露在洪峰梢头。石拱桥两头连接的泥路，已经淹没在齐膝深的水下。
这是一条双面的河。温柔时是娇娃，狂暴时成猛虎。对于河底下的那些螃蟹而言，平缓的水流和惊涛骇浪都不过是一种幻影。它们潜伏在河底下，任你雨打风吹，都看作涓涓细流。
当然，这仅仅是我的想象。
我非螃蟹，安知螃蟹之喜怒哀乐哉？
我一直不喜欢螃蟹。既不喜欢看，也不喜欢吃。
不喜欢看，是见不得它的横行霸道。不喜欢吃，是懒得费劲碎其壳吮其肉。我尊敬螃蟹横行霸道时的牛皮烘烘，叹息螃蟹煮熟蒸烂后的面红耳赤。螃蟹也像我家门前的无名小河，拥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特质。
我们芝麻小镇坡脊只有十几户人家，杂货铺、糖果铺、修理铺、供销合作社、小饭店、缝纫店、税务所、牲畜交易场样样都有，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小镇只有一条黄泥大道通衢东与西，干燥时温软细腻黄沙飘逸，下雨时粗糙泥泞浆水横流。黄泥小街西头有一家居民，姓张，排行第六，大家都叫他张六。张六夫妻都是瞎子，心灵手巧，以编织麻绳为生，生养了三个四肢健全、五官端正、心思缜密的孩子。
张六是抓螃蟹的高手。傍晚时分，他常让儿子牵着手，来到小河旁。
张六用麻绳束腰，以竹竿探路，下到小河里，进入自由广阔的个人天地。他缓慢而坚决地行进在或湍急或平缓的水流中，沿着大小不一的石头行走。他知道螃蟹都喜欢栖息在大石头下面，摸到一块石头，就有如抓到了螃蟹的尾巴。摸蟹时，他闭着合不上的眼皮，翻着看不见的眼珠，面孔略微朝向天空，表情淡然，神态悠悠，似乎非常不屑于摸蟹这种宵小之事。他双手顺着石头的边缘像蛇一样缓慢地下探。他有一双粗糙敏感的大掌，对螃蟹手到擒来。擒来就塞进一个宽进口、细长脖子、里面逆编了竹篾以防止螃蟹爬出的专业竹篓里。他偶尔也会失手，被螃蟹张开大螯突然钳住，痛得嘴角抽动，眼珠子乱滚。但他处变不惊，不吵不闹，情绪稳定，伸出另一只手，捏住螃蟹的背壳，轻轻抚摸，待螃蟹精神不再紧张，松开大钳之后，稳稳地塞进竹篓里。他的手有一种鱼饵般的功能，我甚至怀疑，他抓螃蟹就是用这种以指为饵的笨办法。
然后，他举着流血的伤手，缓慢而又坚决地涉水向前，伸手探向另外一块石头的底部。
夕阳下，他脸上的诡异表情，惨烈的抓蟹动作，伤痕密布的双手，犹如一幅凝练的油画，在我的脑海里历久弥新。
小时候井中观天，以为普天之大，只有我们家的小河才有螃蟹。求学出门看世界，才发现到处都是横行的螃蟹。但是我对这些螃蟹们的态度还是一样的，不喜欢看，也不喜欢吃。螃蟹就是这样一种动物：平时脸色乌青、凶神恶煞，放入锅中，则面红耳赤、骨酥肉烂。
螃蟹即使被煮熟了，面红耳赤地摆在面前，我仍然不能正视它们的眼睛。威风惯了的螃蟹，虽然已经身陷杯盘，仍然一副死不改悔的凶悍。只有把它的背壳掀开，这才能显示它们内心的软弱。
张六那时候抓的螃蟹，自己不舍得吃，煮熟了全都留给三个狼崽般的孩子，他并不知螃蟹的滋味。
开饭时，他坐在旁边，喝一碗稀粥，咬一口腌黄瓜，心满意足地微微仰着脸，听着旁边传来的撕咬声。
他不舍得下口吃螃蟹，螃蟹倒是常常对他进行咬嚼。第一个被螃蟹吃的人，比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还要令人敬佩。
张六多年前就去世了。
我家乡那条汹涌多变儿女情长的小河，也早已枯燥乏味偃旗息鼓。
在石头下沉思默想的螃蟹，想必也早就逃离了这个混浊的世界。
前年我回老家，背着女儿寻访旧居。一条凶猛的柏油马路，劈开了当年记忆中的迷雾。
路边密布着废弃垃圾袋，我沿着依稀熟悉的风物，迟疑地向前走，最后找到了被野草和垃圾包围的老屋。一个五十多岁的大婶疑惑地看着我们这两个不速之客。老家的五棵番石榴树早已经不存，代之以几棵瘦弱的小树，有气无力地在风中摇摆。老房子周围一片破败，极目之处尽皆凋零。蔫头蔫脑的鸡鸭无精打采，老迈的母猪哼哼唧唧。各种垃圾宛然充塞，难闻的气味飘荡在空气中。我惆怅地看着这片少年时代曾经精彩纷呈的天地，羞愧地拍了拍背后的女儿。
女儿捏捏我的肩膀：“爸爸，我们走吧……”
我默默地穿过同样破败不堪的龙平大队队部平房，脚底下传来“咯吱咯吱”的声响。女儿说：“爸爸，我不喜欢你的老家……”
走了一段之后，她又兴高采烈地一拍我的肩膀，大喝一声：“驾！”
就这样，我在二十多年后重返故乡。当年桀骜不驯的野猴子，已经变成了一匹驯良的跛马。
会飞的鱼
小时候父亲带我去钓鱼的经历，让我记忆中充盈着温暖。
我们家乡河汊里生长着各种奇异鱼类，每一种都美味异常。生鱼则是美味中的美味。
生鱼又叫黑鱼，口长齿利，在南方河湖游弋，是凶猛的掠食者。生鱼不怕鱼钩，它们的利齿能轻松咬断钓丝，连饵带钩生吞。钓鱼时碰到生鱼最扫兴——浮子突然下沉，你满心欢喜猛拽钓竿，结果手上一松，什么也没剩下。那时代，鱼钩也珍贵，被白吃蚯蚓不算，最可恨的是鱼钩被吞了。
我父亲对付生鱼有独门绝技。
钓生鱼一般在夜里。晚上九点钟，乡村已人不出户、狗不吭声，夜色如淤泥般淹没了一切。闷热的夏天，地里虫子也不响了。只有青蛙呱叫起伏，显得田野空旷，乡村寂寞。
青蛙爱在稻田和菜地里活动。蕹菜田是青蛙们的乐园。
渐渐深刻的夜晚，夜色如墨汁般流淌在我们身上。我提着小煤油灯跟在父亲身后，走在弯弯田垄上。弟弟已睡着，哥哥也不愿动。整个世界只有我和父亲两个夜游神，在沉默中撞开夜浆，慢慢地行走着。小煤油灯发出的微弱光线被夜黑吞没，乡村夜晚被映衬得更加漆黑。父亲似有一双夜的眼，能看见脚下的路。他肩上扛着一堆竹钓竿走在前头，我赶着步子跟在他身后，来到一片蕹菜地旁。父亲挑出一根短钓竿，钩上挂点吃饭时剩下的碎肉，让我握竿钓青蛙。
钓青蛙不用弯钩，用大头针、回形针，挂点肉探到蕹菜上方，悬空轻晃。青蛙的眼睛在夜里更敏锐，对快速移动的物体看得一清二楚。它们跳起来吞食诱饵，一口一个准，其弹跳力之强，吞噬动物之准确，让人惊叹。但这正是我们设好的圈套。
我执竿子摇晃诱饵，不一会儿就有青蛙上钩了。
青蛙在夜的泥沼中跳起，准确地咬住钓饵。我两手突然感到一沉。
钓青蛙动作要快。手一沉，就要往上提，把这倒霉蛋从蕹菜地迷你型森林里拽出来。
我父亲左手操着一柄网兜，右手揿亮手电筒照着蕹菜地，以及我轻轻晃动的诱饵。
钓竿一沉，我就往上猛拉，中招的青蛙被连根拔起，在空中舞爪，兀自不肯松口，下身两条肥大腿被拖得很长，一副舍命贪婪的馋相。整个过程持续一秒钟，青蛙发现情况不对会立即松口，企图落回蕹菜地。但手执网兜、静候在旁的父亲此时已闪电般将网抄在吊钩底下——青蛙一松口，落入罗网中。
很快，就钓到了十几只青蛙。
我们带着青蛙，扛着钓竿，来到小河旁。
我们坐在潮湿的草地上，父亲把青蛙剥皮、做成钓饵后，和我一起把钓竿每隔两三米、一根接一根地插在泥岸边。大概呈六十度仰角，钓线很短，钓钩上血淋淋的剥皮青蛙悬在水面上空半尺，显得残酷地美味。一字排开的十几根钓竿，用手电筒照去，在夜黑中显得非常神秘。
然后，我们就回家了。
凌晨四点父亲就会起床，赶往设下钓钩的河岸，回收钓竿和钓到的生鱼。
有天晚上，我请父亲第二天清晨无论如何都要把我叫醒，我非常想跟他去收钓竿。我亲眼看见凶猛的生鱼因为贪婪，跃出水面吞咬青蛙，被钓钩挂住而无法逃脱。残暴的掠食者上半身悬在空中，咬颚不能着力，咬不断钓丝，就这样成了贪婪的牺牲品。父亲以此巧妙地捕获了难以捕捉的生鱼。
这可怕的掠食者居然能跃出水面半尺高猛咬剥皮青蛙，可见它们之凶恶。偶尔有钓竿插得不够深、不够牢固，还会被生鱼猛力扯松，落到河里。生鱼回到水里恢复了无穷猛力，咬断钓丝胜利大逃亡。可怜的钓竿孤零零漂在水面上，或被冲到下游不远处水坝旁。那些生鱼，在凌晨熹微光线中消失无踪。如父亲所说，是飞走了。
在我家三兄弟中，捉鱼我是最手笨的，我哥哥擅长掏洞抓黄鳝，我弟弟有抓塘鲺鱼的绝活。
一个夏天傍晚，我们三兄弟在稻田土垄旁徘徊，寻找可能是黄鳝窝的洞眼。
那些斜口向上二十几度，汪着一泡泥水的洞可能是黄鳝的穴地。找到这种洞后，稍加分析，我哥哥会把手捏起来慢慢伸进洞里，一直入到臂弯处。他稍停顿，似乎在摸索，然后顺时针转动，慢慢拽出来。他的手上，卡捏着一条滑腻腻的、几乎不可能捏住的黄鳝。
这时，我弟弟忽然欢呼起来，他也发现了一个洞眼。
我哥哥睃了一眼，摇头。
我弟弟说：“你掏，你掏一下。”
我哥哥是高手，善于判断稻田边的小洞。他知道哪些是汪着水的鳝鱼洞，哪些是干着洞口的水蛇洞。他怕摸着水蛇，不会冒失地把手伸进可疑洞穴里去。
“可能不是黄鳝……”我哥哥说，他用拇指和食指比了比洞口大小，再让我弟弟看，“洞口里没有水，斜度也不对……”
“一定是黄鳝，”我弟弟说，“你没胆吗？”
我哥哥无奈，只好把手塞进去。跟往常一样，他试图转动胳膊，但洞口干燥，转动不灵便。他费了好大劲才再转出来。洞口太干，他很吃力，脸上表情古怪。
我们都很期待。
终于，他的胳膊出来了，手里捏着一条吐着信子的水蛇。
我弟弟吓得尖叫一声转身就跑。我跟着也跑。我哥哥把蛇一扔，转身也跑。他跟在我们后面，边追边骂。
很快，我们就忘记了水蛇的恐怖，挨个扎进河里，消磨闷热的夏天。
那是上小学前的一个夏天，快乐很短暂。
野地里来，野地里长
今天是母亲节，我想到在雷州半岛老家的母亲。
母亲年近八十了，托赖上苍，仍然精神抖擞，身体健康。
母亲姓黄，出生于我们县城附近上县村。黄姓是当地大姓，母亲五十年代初读到初中毕业，是货真价实的知识分子。她曾在红江农场做过小学老师，算得上是识文断墨、吟诗作赋的小能手。她做小学老师时只有大姐出生，之后，我父亲就做出了一件大事。我们这些排在后几名的孩子，当时还只是梦幻泡影，未能赶上母亲做老师的时期，亲炙伊的上课妙音。
现在看着母亲的样子，很难想象出她做姑娘时候的模样。每个人都年轻过，但是在孩子眼中，妈妈总是老了的那个样子，仿佛我们一出生她就老了，定格在老了的样子里，不再变化。
以母亲的温和脾气，对小学生们大概也会很温和。
我们老家山高皇帝远，什么事情传到那儿，都要一年之后，似乎是刮风，要过很久，才刮到我们那里。“大跃进”也是这样。北方那些先驱省份都快要跃不动了，我们家乡才反应过来，开始准备“跃进”。
那个时期，湛江地区专员张民德是大领导，他响应号召要放“橙子高产”卫星，于是亲自到我父亲任场长的红江农场动员，布置农场工人砍掉橙子树主根，据说这样就可以促进果树高产。不知道这毫无常识的谬论是从哪里来的，一个地区主管领导竟然能相信，可见当时人们的脑子已经疯狂到烧坏掉了。
父亲在动员会上就忍不住了，反驳说，函家产，讲乜鬼[2]！橙子树的主根就像人的脑袋，砍掉你的脑袋，你能高产吗？
父亲犯了大忌。他一个芝麻绿豆大的小官，本该唯唯诺诺诚惶诚恐，却在公开场合公开顶撞大领导，悲催下场是显而易见的。我父亲当即遭到了张书记呵斥，然而父亲不服甚至反驳。双方当众争吵起来。
父亲早年参军，经历过战争和流血，见惯了死亡和生命的脆弱。他虽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是对人类的命运之类问题有直接感受。他脾气耿直，看不惯社会上胡整。在部队时，他所在的师政委动员大家把几十亩农田里已经抽穗的稻谷拔出来堆在一起，准备放高产卫星，亩产水稻十万斤。父亲是农民出身，说这么多稻谷堆在一起简直是胡闹，要是能产谷子，我把手掌切下来给你们吃！话音刚落，师领导就发怒了，他立即被撕掉领章，关了禁闭。后来，那块堆满了已经抽穗的谷子的稻田果然发烧了，师政委调来了十几台电风扇，每天给稻田里的稻谷吹风；夜晚，则拉来了几十只一百瓦的灯泡，给稻田里的稻谷人工制造光合作用。
然而，十几天后，稻谷还是烂掉了。
父亲被放出来，没有得到任何表扬，反而遭到二度训斥。
领导说：水稻是死了，但是你公开反驳领导的做法是错误的。
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父亲转业到地方，做了红江农场场长，仍然是那个脾气。他和张民德吵起来后，据说一时性起，把张书记打倒在地上，按着扎实地狠揍了几拳。这之后，他知道自己在农场混不下去了，居然一冲动之下离开农场，带着母亲一起星夜“走佬”，也就是逃了。
可能是张书记比较大度，没有追杀到底。反正我父亲和母亲自谋出路，已经算是彻底地失去前途了，痛打落水狗也没什么意思。张书记可能忙着继续在大会上豪言壮语做动员，发誓要放“橙子高产”卫星上青天。结果，整个农场的橙子树，全都死了。
“文革”到来了，永远正确的张书记也作为当权派被打倒。
我父亲没有落井下石去揪斗张书记。他只是对张民德竟然也被打倒了耿耿于怀，说，这个烂契弟[3]，函家产，怎么也被打倒了？他有什么资格被打倒？
当时社会上的“道德混乱”让我父亲感到非常失望。由此，他认为自己辞掉一切公职，带着母亲回到了“农民”时代，是很正确的。
母亲与父亲一起“顺势而退”“不进反退”，逆时代之潮流，竟然退居到芝麻大的坡脊圩，开始了耕田织布的农耕生活。母亲从此也是忙着生儿育女，“绝圣去智”，不再读书。
到后来，这位民国时期的初中生，五六十年代的小学老师，退化到了不识字的境界了。
母亲应该还是识字的，看报纸什么的不成问题，只是她从来不提这种事情。我不记得她读过什么给我们听了。倒是四十年代末“高小”毕业的父亲经常给我们讲各种故事，无形中把自己塑造得犹如大知识分子。
他自己的故事就带着传奇色彩：十六岁带着几个街头兄弟扒火车去广西参军，到广西十万大山剿过匪，受命赴厦门前线参加攻打金门之役（因为行军延误，他们赶到厦门时，先头部队已经迫不及待先出发了），在广州机场警戒过国家领导人，还去武汉中等步兵学校学过两年，在六十年代初以营级干部身份转业到老家洪湖农场，当了场长兼书记。他以自己走南闯北的经历，虚虚实实的故事，充实了我们儿童时代的荒芜岁月，风头大大地盖过了母亲。
自动“绝圣去智”的母亲，无形中暗合了《老子》的高妙思想，在“文革”时代，他们变成了新“智人”——生活在从狩猎时代、采摘时代到原始农业时代的过渡期，与其他时髦的、风流的社会人物“老死不相往来”。各种热闹，父亲都不参加。他唯一干的事情，是突然去某“武斗队”，把当上了头目的我八叔打了几巴掌之后拖回了家——这些无知青年其时正在密谋攻占守卫鹤地水库的某部队阵地。
我父亲说，简直胆大包天！那是正规部队，担负着守卫水库的重任，配备了高射炮、高射机关枪啊。但我八叔也是一代枭雄，心比天高，正处在二十郎当岁豪情万丈的年纪，不见得同意我父亲那种小心谨慎。
我八叔从来不甘寂寞，后来又扒火车去北京串联。他既不是学生，又不是工人，只是一个没有身份的青年农民，却满世界瞎跑，趁机逛过像火星那么遥远的东北和内蒙古。一年多后，他像个野人一样，从某列运煤的货车煤车厢里跳下来，浑身炭黑，坡脊圩的街坊邻里都吓了一跳。我们看见他，以为来了非洲黑人。
我的家族里就是有这么一个活宝八叔，他总是与时代俱进，总是当弄潮儿，与我父亲的人生完全相反。
我父亲母亲与其他人的关系，基本就是：鸡犬相闻，风马牛却不相及。
在坡脊圩，他们植树造林，开荒种田，生儿育女。种了五棵番石榴树，生了五个孩子，然后，五个孩子见风就长。
乡村孩子没那么多讲究，野地里来，野地里去，吃饱喝足就像野狗一样到处乱逛。
雷州半岛属于亚热带气候，野生果子到处都是。我们在山野上随便走走，就能采集到各种野生浆果，随便塞到嘴里，就是玉液琼浆，就是有机无毒的生态美食。只是因为不讲究，常常弄得浑身都是果汁，洗也洗不掉。但我们将错就错，就当是染色布料了。
想想老子的智慧吧！我父母竟然在无意中，被冥冥之力驱使，暗合了上古智者的思想，有了质朴大智慧。在那个特殊时代，我们竟过上了田园牧歌般的快乐生活。
我后来很多次地写到父亲，把他塑造成各种了不起的角色，但从来没有好好写过母亲。
母亲在我的孩时记忆中，并不显得十分可亲。反而是，她曾用竹鞭狠狠地抽打过我的光腿和光屁股，让我记忆深刻。父亲是尊奉身教的，喜欢自然道。他从来不“武打”孩子，我们家五个兄弟姐妹，没有人被父亲打过。这样的父亲非常难得，估计普天之下没几个人能做到。他行伍出身，又当过领导，身体强壮，还会点格斗和武术，在坡脊圩和老家九岭一带，不怒自威，受人尊重。我们孩子也能感受到这种气息，自然而然地受到他的熏陶。
但现在看来，母亲打我是很正确的，因为我当时居然去“自杀”了。这样的大出格行为，非打屁股不能惩治。
也许是家里人口太多，母亲总是隐在家庭背后，默默地做事。她就像是电脑的底层操作系统，不显山不露水，但如果她运转不灵，整个电脑就会崩溃。
我们这些乡野孩子，奔跑玩耍是自由的。一旦露出什么极其危险的端倪，父亲和母亲就会介入。
我小时候受到了“抗美援朝”的鼓舞，曾有过亲自动手“深挖洞，广积粮”的行动。不过，我出生于六十年代最后一年，其时早就过了“抗美援朝”，已经是“珍宝岛保卫战”了。南方老家风雨猛烈，我的记忆总是这么混乱啊。有一次，我和弟弟趁父亲和母亲出门干活的机会，用一根钢锯条把父亲的锄头长柄锯掉，只留下一尺长的短柄，趁手挖洞。
从早上到傍晚，我和弟弟的努力初见成效，竟然已经在屋后黄泥土丘下，挖成了一个深一米半左右的大洞。我们计划之后横着向土丘深处进发，挖出一个可以防备美帝扔原子弹的坑道来。
我们的疯狂行动被哥哥告发了。父亲从农田里赶回来，发现我们“废寝忘食”，竟然已往土丘掘进了一米多。他当场把我们“抓捕归案”，用锄头把地道顶上大概不到一尺[4]厚的土层几下敲塌，破坏了我的美妙洞穴。
在那一刻，我感到无比悲愤，觉得人生失去了一切意义，而且，弟弟竟然没有一点绝望的表示。这让我觉得，必须决定去死。
趁着大人不注意，我一个人到很远的水塘那里，打算跳水自杀。我对这个无聊的、邪恶的世界，已经没有什么留恋了。我的地道被父亲毁掉了，我已经丧失了活下去的愿望。好吧，来一个像你们北方人说的“倒栽葱”，一脑袋扎进去，一了百了。
当我脱了衣服，光溜着黑瘦的身体时，发现水塘里早已经有了一堆小猴孩，都是我们平时一起打闹玩水的玩伴。这些家伙竟然招呼也不打一下，就结伴来玩水了，实在是非常之可恨。
我内心充满了复杂情感，又觉得这些家伙不够意思。于是，后退几步，往前一冲，跳了出去。
可惜没掌握好技巧，我歪歪斜斜地入水，溅起了滔天巨浪，发出轰隆巨响。由于入水角度不得法，碰撞得很痛。我非常气愤地从水里冒出来，带着一股浓浓的泥浆，向那些嘲笑声哗哗的家伙们冲过去。
天之将晚，我们玩到了筋疲力尽的程度，连皮肤也泡软了，还不愿意离开水塘。
后来，我听到了呼唤声。
又后来，有人提醒我，是在叫我的名字。
我听出来了，是母亲的声音。
是晚饭时刻，母亲叫我名字，说吃晚饭了。
然后又听到我弟弟的声音叫我，四哥回家吃晚饭了。
哎，这个可耻的叛徒！
他竟然在母亲的背上！
我没有答应，但是立即被水里玩的同伙出卖了。
我湿漉漉地爬出来，湿漉漉地穿上短裤背心，心情也湿漉漉的，跟在母亲后头，灰溜溜地回家。“自杀”这件事情，我已经忘记了。游水、玩水太快乐，我走得太远，忘记了“为什么出发”，忘记了“初心”。
回到家，母亲从竹枝捆扎成的扫把上扯下一根竹鞭，对我下了狠手。
后来我才知道，为了找我，母亲背着弟弟，走遍了我们坡脊圩周边那些小孩子可能去的地方——大榕树、粮仓、学校，还有铁路旁的涵洞，累得筋疲力尽。还是弟弟机灵，想到了水塘。
这个水塘，是我家门口不远处那条无名小河渠的上游，当地村民筑坝拦水，遂成一个小型水库。
这水库水深、流急，不大会有水蛭之类的东西，很适合孩子玩水。我们从小在水里泡着长大，虽然没有受过正规训练，泳姿不雅，主要是狗刨，但是做个小“浪里白条”不在话下。如果有小孩被河水淹死，会让人感到意外。另外一种意外，是有些孩子太淘气、太胆大妄为，去钻一些灌满水的涵洞，对换气时间估计不正确而被淹死。这些，都是偶尔会发生的事情。
我们住在铁路南边，小学在铁路北边的山腰上。每天上学要钻车底，孩子动作敏捷，非常擅长，也爱钻。大人就比较麻烦了。大人更喜欢从车厢与车厢的接头处爬上去，然后从另外一侧下车。
总之，乡村周边，也有各种危险。
但因母亲仔细看护，父亲各种故事恐吓，我们养成了胆小怕事的行事风格，竟然就这样长大了。
俗话说，淹死大胆的。
我们老家土话说，浅水浸死牛。
都是这个意思。
我一直很少关注母亲，对母亲有一种很深的愧疚。草成一篇，于母亲节表示自己的一点点敬与爱。
清明、朱雀与家乡
清明节，在我的记忆中，是一个快乐的日子。
现在高速公路四通八达，春困春愁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春雨春风都吹不进紧闭的车窗。即算如此，江南的春天，淋淋清明，曾令多少古人发忧遣愁啊。
晚唐大诗人杜牧是豪迈婉约兼通的大家，我感觉小杜比老杜好玩得多，耐读得多，自然也是风流得多。他写清明的诗，写江南的诗，写春天的诗，赠别美女的诗，已是描写江南、春天、美人、美事的经典词句。
今人看春天，看江南，看清明，已绕不开杜牧的视角。
之一《清明》：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我读诗不精，想当然以为杏花村是在山西——喝酒必汾，汾酒必喝嘛，那是山西名产，必须在山西。不料，这里的杏花村，却还是在江南。诗人春天闲不住，在安徽池州道上迷了路。这位胡思乱想的杜牧先生，碰见了清明时节的纷纷之雨，内心一片混乱，只想找一个酒家坐下来，喝几壶热酒暖身，作几行伤春之句浇愁。
之二《江南春》：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与上一篇连起来看，牧童一指，杜牧没怎么弄清楚，就急急忙忙跑了。跑来跑去，没找到酒家，反而陷入春天的包围中——迷失了人生的方向，看到的都是什么“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然而什么也没有看清楚。你要知道春天的雨是急不得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看也看不清楚，连酒家也找不到了。
之三《叹花》：
自恨寻芳到已迟，往年曾见未开时。
如今风摆花狼藉，绿叶成阴子满枝。
这首诗有另一个版本：
自是寻春去校迟，不须惆怅怨芳时。
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阴子满枝。
仔细体会，觉得还是前一版本更得我心。“惆怅”一词再加“怨芳”，过于郁闷了，而“自恨寻芳到已迟”，只是失落，是对之前念想未能实现的遗憾。
杜牧自是妙人，又是惯经风尘，他哪里有这许多恨呢？
……
迷失在江南的杜牧，不好好学习，在路上乱逛，到处找酒喝，最后想起来，他是要赶去湖州担任湖州刺史的。
据《唐诗纪事》载，杜牧年轻时在湖州见到一个绝色女孩，其母与杜牧有十年之约，结果杜牧十四年后才重回湖州。来晚了的杜牧发现那个女子已经结婚，并且生有二子。他叹息之下，只好悻悻然回官邸疗伤，同时，给后人留下一首千年绝唱。
现在想想，十年太长，只争朝夕。女子之母，何尝不是一种委婉的拒绝呢？
杜牧本是扬州荡子，丽春院状元，到处留情，频频伤春。在《赠别·其一》里，他写道：
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
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
唐代很多诗人写江南，如《江南忆》《子夜吴歌》，各种委婉与惆怅，但杜牧恐怕真的是被春天伤着了。白居易一首《忆江南》，“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还只是某种自我思恋的暗示，这景色，放到哪里不行呢？在成都，在桂林，在咸阳，甚至在内蒙古大草原，都这样。但“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却是江南独有的情调和气息。
所以，离开江南，杜牧心还在。心不死，情不休；人生入秋，他也写秋天。那首《寄扬州韩绰判官》也是杰作：
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这些诗，我小时候驽钝，怎么也读不懂。大学里开窍晚，读起来也朦朦胧胧。现在人到中年，忽然感觉通了，未免太迟了。
但春天之好，人人都懂。不是只要叹息，不是只要哀悼。
清明不只有上坟，也有踏青，也有放风筝，有吃各种春天的糕点。
李劼人先生的长篇小说杰作《死水微澜》，开篇就写清末私塾的无聊学习，老师动辄“御驾亲征”拿戒方来打瞌睡童。
那时，孩子最盼望的是清明节。
清明节有三天假期，全家出城返乡，到祖坟所在地。大人们洒扫，上坟，祭祖。孩子呢，主要是可以在墓园周边的草地上撒欢，打滚，完整地过童年的欢脱生活。对于孩子，清明节完全是自我解放。
小说的主人公，那个长得俏丽动人、八面玲珑的少妇，也要在这里出场，才恰到好处啊。
李劼人先生用有些夸张的语调写这种心情，一片“啊啊啊”的：
啊！天那么大！地那么宽，平！油菜花那么黄，香！小麦那么青！清澈见底的沟水，那么流！流得漍漍的响，并且那么多的竹树！辽远的天边，横抹着一片山影，真有趣！
我对小时候的学习生涯记忆不深，没有李劼人先生笔下那种无聊的私塾学习记忆。我们雷州半岛老家学风不盛，乡村学校上课不严，没有“那顶讨厌，顶讨厌，专门打人的老师”监督我们，因此我们可以吵破屋顶，吵翻天。
李劼人先生笔下的私塾先生，可不是摆设玩的。孩子们喊了一上午“熟书”，回家吃完饭还没有消化正要昏昏欲睡，又背了好一阵“生书”，眼皮完全耷下来了，灵魂去了外面，但老师“却一点不感疲倦，撑起一副极难看的黄铜边近视眼镜，半蹲半坐在一张绝大绝笨重的旧书案前，拿着一条尺把长的木界方，不住地在案头上敲，敲出一片比野猫叫还骇人的响声，骇得你们硬不敢睡”。
这学习如果无趣，总是要打瞌睡的。
我念小学时，一半时间是学农种地，一半时间是胡乱上课。反正我们龙平小学啊，老师都凑不齐，连杀猪的刘老师都当上了我们的班主任了，你还能指望些什么？记得有一位女知青老师，身材颀长，表情忧郁，穿着的确良衬衫，拖着一条长辫子，隐没在我的记忆中。在我们学校暮色四合时，孑孑然走过台湾相思树下，到偏隅处宿舍就淡去了。好像不爱说话，也不当着人吃饭。她像个仙子一样，在人间飘着。
后来三年级时，她不知道去哪里了。我还好一阵惆怅。不是小孩子开窍早，而是对美好事物消逝的叹惋。
我对清明节的记忆主要是美好。
那美好，不是如李劼人先生所写那般是因私塾无聊衬托出来的，而是一上路就浑身敲了车铃般兴奋。清明时节，雷州半岛已经暑热纷纷了，常常上午焦晒，下午雷阵雨，让你觉得老天是很够意思的。
我特别爱的活动，是回老家九岭村给老祖宗们上坟。
我们家住在坡脊镇，距离老家九岭好像不到十里[5]路。可当时都是黄泥沙道，骑自行车常常会陷入沙道中，前后进退不得。有时干脆僵住不动，骑车的大姐、前面横杠打横的我、后面车架叠坐的弟弟和哥哥，一伙四人，都囫囵吞枣地倒在黄泥沙道上。一阵灰一阵沙，免不了是很愉快的。半路上还要休息一阵，在松荫下有些白白细细的沙子，有些微细的、不到小指直径的旋涡下，隐藏着一种沙虫。我们用一根头发绑着一粒米饭或者其他什么，在沙旋涡上悬着晃，不久，在沙地下昏昏睡着的沙虫，就冒出来了。
这样的沙虫有点像超微版蜈蚣，我们一把抓住，就掐死。
父亲在前头，自行车驮着各样各色祭品，主要有白煮鸡一只，白煮鸭一只，白熟五花猪肉若干条，米饭几大碗。南方天热，肉类都要加盐煮才能保鲜。这些祭品各处转悠，让祖先们享用过几遍后，因为天热，已经不够新鲜了。我常常建议，应该及时就近坐在松荫下，把鸡、鸭、猪肉撕开吃了，但没有一次如愿。父亲还是要带回家，上汤锅煮开（为了杀菌），取出，以刀砍块，上盘之后，才能满足我的饕餮之欲。
我们乡村的生与死隔得不远，死去的祖先就像活着一样。没那么多讲究，也没有多么可怕。据说，唯有内心纯洁的孩子，才能看见祖宗的影迹。
父亲说，弟弟能看见，因为他那时只有五六岁。
有一次，弟弟看见在某个祖坟旁有一只鹌鹑，不怎么慌忙地走出来。
父亲说，这就是我们的祖先。
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不敢怀疑弟弟的纯洁，觉得自己内心太复杂，不配见到鹌鹑。祖宗化成鹌鹑，这件事情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有时想，他们为何不能变成大白鹅呢？
我老家的春天，跟夏天差不多。没有江南这么繁复，这么做作，因此，也就没有江南这么多事，没有江南这么多诗。我们老家，自古以来就是不被说起的，喑哑的。
后来读《东坡志林》，书中苏轼提到经过雷州半岛，取道徐闻去海南，这让我非常兴奋。我觉得自己如果算是有那么点才华，一定是因为东坡先生先于我，走过我走过的路，留下一点什么遗风。东坡先生后来遇赦，从儋州北返，要经廉州去合浦。不料大雨泛滥，又耽搁在我老家附近好多天，期间以松树生火祛湿、取暖，颇为流连，并作了一首诗。
终于读到了美国汉学大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方语言学系薛爱华（爱德华·谢弗）教授的巨著《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的中译本。书里写到了我的家乡雷州半岛。唐代时，孔雀的主要产地就是雷州半岛。
我一直到十八岁考上大学才离开家乡，但从未在家乡见过孔雀。离开家乡二十几年后，因薛爱华教授在书里提到，我凭空激动了好一阵。我自己都不知道家乡有什么珍贵特产，有什么文化遗迹。记忆中的家乡，是一片荒芜。文化沙漠，空白，空白，空白。但从薛爱华教授专著里知道，唐代的雷州半岛照样是有人烟的，而且颇为繁盛。只是，不被以中原为视角的史官记录，于是就沉寂，一直被沉寂着。
朱雀，是那么神秘，那么灿烂，与孕育释迦牟尼佛的孔雀大明王是一家人。那样，我们的家乡，又有了佛性。
攀在树上的男孩
去年年底，我与失散三十年的中学班花联系上了。
我初中时曾惨遭班花无影腿踹腹，高中时曾给班花写过情书。三十年后班花仍然很美丽，我的家乡记忆，因为这位女同学而栩栩如生。
女同学看了据我长篇小说《我的八叔传》改编的电影《引擎》，说电影里的场景恍若旧忆：集市、九寸黑白电视机、老旧的卡车、各种杂货店，还有一起做广播操的街坊邻里。她说，一直都为自己小时候无忧无虑地长大而感到幸福。那时候，她家里也有一台黑白电视机，像电影里一样，每次晚上打开，四周邻舍都来一起看。
电影外景地在浙江省温州市林坑村。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美工们在那里搭出一条“坡脊镇”的街景。我自己去探班时，看着如在梦中。
林坑村坐落在楠溪江上游，风景优美，村舍井然，人民温和，鸡犬相闻。这样有深厚文化积淀的古村落，非我南方老家坡脊镇所能媲美。
我把老家叫作“坡脊镇”，其实它只是一个圩市。一条黄泥市街，两旁错落十几户人家，有泥砖房，有火砖房，还有公家房。三百多米的小街，隔着一溜黄泥土山包，沿着黎湛铁路，往南北方向延伸。北端是坡脊火车站，每天有两趟慢车停靠。南端是张六家的麻绳编织房，再过去是大片旱田，种些南瓜、豆子之类的作物。然后突然有一条路，通往一座石桥，再穿过一个村子，就能蜿蜒爬上鹤地水库的巍峨大坝，去河唇公社。
我的班花女同学生活在河唇镇，是铁路员工子女。河唇镇虽小，但河唇车务段很大，鹤地水库管理局很大，红星陶瓷厂很大。
一个不起眼小镇里，藏龙卧虎，山秀水丽，漂亮女同学如鲜花般生长。
河唇镇比西瓜大，坡脊镇比芝麻还小。大伯开的饭店，八叔开的杂货店，我家开的豆腐店，沿着黄泥街市铺展。其他如裁缝店、打铁铺、酱油铺等也都一应俱全。小孩子们随风而长，在空寂街道上呼啸而过，作打家劫舍状，追逐鸡鸭狗，对雄壮冷静的大鹅敬而远之。
公家房最雄伟，不仅高大，而且还抹了灰。
坡脊镇虽小，五脏俱全，供销社、信用社、税务所、粮站俱备。我父亲跟里面的人关系很好，隔三岔五，他们会聚在一起打牌，用汽灯照明，挑灯夜战。夜风吹拂，灯光闪烁，表情变化，鸟叫虫噪，万籁俱鸣。
小镇人生，实在，稳定，不惊不惧，自然而然。
与美女同学回忆过去，心有灵犀。都爱去鹤地水库游泳，都爱去青年亭登高。她去水库管理局水边游泳，我在周六放学回家时，扛着自行车翻过水库大坝，光溜溜扑进水里。
在坡脊镇出生，长大，游水，爬树，追逐，我是野生孩子，现实的“浪里白条”，活生生的孙悟空。小伙伴们成群结党，跋山涉水，采摘野果子，追杀小虫，无法无天，无拘无束。从来不学习，根本不读书。自然就是我们的课本，小鱼小虾就是我们的老师。
我家有五棵枝叶茂盛的番石榴树，夏天枝头结了累累之果，由小到大，由青到黄，眼看着这果子生长，与我们生长有脉脉共鸣。父亲帮我们搭了一个树屋。有一段时间，我待在树屋，再也不脚沾泥土了。长到了七岁要上小学了，我才被父亲呼唤下地，恋恋不舍地告别上树生涯。
不下地，我猜自己可能会返祖，回到猿人状态，树上往来，风餐露宿，啸聚山林。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那孔雀故里、中国野生荔枝林源地的雷州半岛家乡，已是秃山瘠地，小鸟只能飞过去，飞到更远的地方，去南洋。
小镇周围小山，龙平小学周围丘陵，全都光秃秃的，如过早落发的男人。我出生成长时，山水恢复了一点元气，长了些手臂粗细的尤加利树和台湾相思树。返祖是不可能了——英雄失去了历史舞台就是狗熊。
那时如果读过卡尔维诺的《树上的男爵》，我肯定模仿柯西莫男爵，在树上度过自己的一生。
在《树上的男爵》里，主人公柯西莫男爵生存的背景设定是中世纪。柯西莫不愿意被中世纪陈规陋习束缚，有一次上树之后再也不下来了。柯西莫男爵在树上思考人生，吃喝玩乐拉撒，与欧洲各国文艺复兴时期大师如伏尔泰、孟德斯鸠通信往来，探讨哲学。在树上，他什么也没耽误。
柯西莫男爵身手敏捷，思想广博，行动自由。他从森林去巴黎，去西班牙格林纳达，遇见了一个住在树上的民族……
我读过的那么多小说中，没有一部像《树上的男爵》那样深深地打动我。
小时候，我就是一个树上的男孩：身体狂野，内心空白。我的身边世界是文化荒漠，小镇里连一本像样的书都没有。七十年代末社会慢慢平静，在父亲的鼓励下，我不断购买，逐渐积累了上千本名著连环画。在坡脊镇赶集日，在鸡鸭鱼肉蔬菜水果中，我摆开了小人书摊。
这算得上是坡脊镇历史上的文化大事了，可惜没人记载。小镇湮没在时间之灰中，无声无息，已被人忘记。我在长篇小说《我的八叔传》里，仔细地描写了这个小镇以及小镇中的人物。小镇在我的记忆中，在我的作品里。我用记忆和书写，复活了坡脊镇，复活了我的上树历史。
总有一天，我要写一部《树上的男孩》，向意大利文学大师伊塔洛·卡尔维诺致敬，向他的《树上的男爵》致敬。
上小学第一天，父亲扛着一块用甘蔗叶子编成的竹篾栅，握着我的手，带我沿着小黄泥路去龙平小学。那条小黄泥路弯弯曲曲，我们走路也弯弯曲曲。小路中间是沙子，被雨水侵蚀而沟沟壑壑，深深浅浅。雷州半岛雨水丰沛，刮风打雷，没个停歇。平时小路两旁的小水潭干涸或浅水迷茫，一旦急雨浇灌，云散雨霁，就小溪流淌，小潭欢腾，小鱼和蝌蚪在水中徜徉。
我家到龙平小学的几百米路上，景物变化多端，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远征。
先要越过坡脊火车站的五道铁轨，沿粮站旁灰泥高墙走出拐角，来到缸瓦厂门前。
这时候你有两种选择：沿着小黄泥路继续向前，或受不了诱惑进入缸瓦厂，穿过简陋厂区，抟一把软泥，撕一页语文书，包起来，装在书包里，经过山坡上的大砖窑，钻入甘蔗密林中潜行，爬上坡顶操场，下坡溜到学校门口。
父亲领着，我只能走黄泥小路。
平时上学放学时，男生结伴，都爱穿越缸瓦厂。小学三年级，我和几位同学到缸瓦厂值班，负责看守学校的甘蔗林。我们埋伏在大火窑尾。刚出窑不久，还有些暖气腾绕，破损缸片散落着。我们埋伏在深夜里，如同埋伏于淤泥，准备活捉偷甘蔗贼……月黑风高，夜晚寂寞，缸瓦厂里夜猫怪叫，虫鸣交织在记忆深处。
我小时候经济停滞，人民贫穷而安乐。老家人生性欢乐，好斗，爱讲古仔[6]，对外部世界和外国充满不切实际想象，常常自我满足，鄙视美帝。
我父亲知识丰富，擅讲古仔。劳动余闲，夜晚寂寞，五棵番石榴树下，成了我家的勾栏瓦肆。
讲古仔前，我们飞快摆好六张凳，给父亲摆好水烟筒，敷上一撮烟丝，泡上一杯茶。
父亲摆足架子，这才慢慢登场——说书大师柳敬亭也不过如此吧。柳敬亭嗜食大闸蟹，每次说书之前，必啖“横行汉”。饱食之后，以纸包蟹钳，随身携带。讲完，继续嗑食蟹钳。
我父亲也有自己的独特趣味。讲古仔前，有些准备工作要做。夏天，他会先点一根大腿粗的稻草棒，燃起浓烟以驱赶蚊虫。冬天，他会烧起一盆炭火让我们围坐四周，边烤火取暖边听古仔。各自落座停当，睁大眼睛，竖起耳朵，父亲从火盆中夹出一枚火炭，靠在水烟筒烟嘴上，吸气点燃烟丝，然后憋住气长吸一口，水烟筒发出欢快的“咕咕咕”响动声。浓烟们不动声色地进入了他的喉咙，在他的肺里转了一圈，又等待着被他从鼻子、从嘴巴同时呼出。炭火明灭，父亲脸膛闪烁，一口长烟吐出，显得悠游，又胸有成竹，如同一列蒸汽机车无声地驶过寂寞的童年时代。
说书大师柳敬亭懂得李香君和侯朝宗，能单人独舌说服拥兵十万的左良玉移师东征，但他不懂得越南河内，不懂得菲律宾马尼拉，不懂得爪哇国槟榔屿和马来西亚吉隆坡，不懂得国际国内政治大事。但我父亲全都知道，他还知道红色高棉柬埔寨，给我们讲村里人不识字，眼大看过界，“柬埔寨”读成了“東埔塞”。真开讲了，父亲却无法有效地讲述爪哇国，他知道的相关资料太少了。假如他读过许地山先生的《命命鸟》，可能会给我们讲一个东南亚的凄婉而美丽的故事。
我家乡所有故事似乎都被收走了，这是一片没有故事的土地。我们丢失了本乡本土，也丢失了故事。两千年漫长岁月，雷州半岛家乡竟然没有发生任何故事，这可能吗？冼夫人呢？苏东坡在雷州府遇见秦少游呢？还有我们的美丽非凡的孔雀呢？美国汉学大家薛爱华教授的《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专门研究岭南文化与生活。读完之后，我才恍然大悟，雷州半岛老家原来物产这么丰富，故事这么美丽动人。
我小时候，对自己的家乡一无所知，颇为自己的贫瘠老家而自卑。上大学后翻阅资料，才知道，“寸金桥抗法斗争”革命故事背后，有那么多、那么丰富的中外文化交流史，有那么丰厚的外来文化资源。一度“广州湾”成了海外通往中国内陆的唯一物资通道，而一跃成为超级海港城市，与西贡（现胡志明市）联结在一起，使得北部湾成为喧嚣的内海。
一九四五年被国民政府收回，广州湾改名湛江，现在仍保有很多精致的法式建筑，亚洲东部地区最美的哥特式维多尔天主教堂，装饰壮丽，大堂可以容纳千人聚会。但这些，我小时候都不知道，我以为自己的故乡一穷二白，一无所有，我为此而深深自卑，向往北方。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懂得把耳朵贴在铁轨上，听遥远北方传来的怪异声音。我不知道，往南，往南，才是大海，大海之外，还有大海。
最近这些年，我每到一个地方，如有机会与地方官交流，都会建议他们编写“地方文化读本”。让孩子们知道自己家乡的真正历史，保护地方文化不被湮没，这样我们谈论爱才是真爱，这样爱家乡才言之有物。
不知道本地历史，不懂得本地传说，连我父亲讲的都是“薛平贵大战樊梨花”。他为什么不讲一讲冼夫人呢？为何不讲一讲伏波将军？为什么不讲一讲我们的孔雀？为何不谈那些法国人在我们家乡走来走去？我总想回到家乡，写一写冼夫人，写一写苏东坡，写一写那么多了不起的人物漫游过雷州半岛，写一写南方的孔雀和“菠萝的海”。
我父亲依靠自己小时候听的故事，在那空白无聊的童年，给我们讲古仔。他没有书籍可以查看，混淆了薛平贵、薛仁贵和薛丁山，把他们都编在了一起，来个混搭穿越水煮唐朝。但对于一无所知的小听众来说，这又何妨？我们只是兴致勃勃地听古人打架，喜欢那些英雄和美女的风花雪月。是不是关公战秦琼，是不是穿越，这完全不在话下。无论是谁，他们全都跟樊梨花女孩子家家的打架。这些大唐英雄们每次到寒江关挑战，都要嘴皮子磨破，各种牛皮吹尽，各种无耻挑衅。最后，美丽的樊梨花小姐终于骑着梨花白马挺着梨花大枪，从历史深处冲出来，直奔大唐英雄们，单人独马，一枪就把他们都挑下马来。
最不可思议的是，大唐英雄们都没有被梨花枪戳死，过几天，好了伤疤忘了痛，他们又来挑战了。这都是我父亲的功劳。他们必须坠下马去，又必须满血复活。不然，我们漫长的南方成长岁月，要如何打发啊。
女儿小时候，我给她讲过自己小时候“打家劫舍”的“亡命生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
人类文明是从讲故事开始的。远祖还在茹毛饮血、风餐露宿时，夜晚就通过讲故事来传递与野兽搏斗的经验、逃命的经验和生存的经验。在山洞里，在树上，在火堆前，这些故事流传着，后来变成了结绳记事，变成了各地岩画，变成了象形文字。上古到了文字时代，故事有了自己的形象。
我不断添油加醋，不断虚构拓展，家乡变成了一片神奇的土地，成为一个诗意的世界。在那里，有茂密森林，吐着白烟的蒸汽机车呼啸而过；在我家乡，还有一望无际的甘蔗林，里面生活着各种小动物。我们春天种下甘蔗，夏天长得绿油油，秋天漫山遍野地摇曳，到深秋，全校师生出动砍伐收割甘蔗。
那是一个欢腾喜庆的场面。
一次在砍伐一片特殊品种的高大甘蔗林地时，惊出了无数野兔子，还有几只野猪左冲右突，场面混乱而喜人。师生们相互拥挤，躲避不及，到处都是惊叫声，勇敢的老师则扛着锄头铁铲追击野猪，发出连续不断的嘶喊声。老师们虽然英勇善战，终因武器落后，无法追上胆小善跑的野猪，那些野蛮家伙重新上山，落草巍峨的山祖嶂，做了不可一世的山大王。
欢乐砍伐甘蔗之后，又是欢乐运送甘蔗，去糖厂榨糖。
到年底，我们每个小学生都分到了二三十斤黄糖。
我家有四个孩子上学，分到了一百多斤黄糖，父亲动用两个大陶缸才装得下。那时我弟弟还没有上学，只有我大姐、我二姐、我哥哥和我是劳动力。我们在龙平小学都学了什么？全不记得了，我只记得这种快乐的劳动场面。
想来那时很劳累，还很脏，但诗意家乡的记忆，一直缭绕在心头。
返乡记
十二年前，我和太太带着女儿“衣锦还乡”。
女儿时年四岁，很兴奋，听我讲了那么多神奇故事，终于可以亲临其境，亲眼看一看了。故事中有五棵番石榴树、我搭的树屋、我们倒挂在它枝条上的大榕树——那么大，那么大，我张开双臂也比画不过来。我们猴子样顺大榕树气根往上爬，一直爬到大榕树顶梢。
我也有些遗憾，那些事情都在讲述中；现实中的家乡已面目全非了。
从上海回雷州半岛过程复杂。火车时间太长，换乘烦琐劳累。我们乘飞机。先飞到白云机场，弟弟来接，再开车从广州回去。从广州到廉江，六个多小时，专车接送，很幸福了。弟弟和一个小伙伴轮换开车，我和太太享受专座，女儿睡得很香。窗外景色明信片一样掠过。
弟弟忽然也已长大了。他毕业后，在广州和几个同学死党一起，从组装电脑自己扛着挨家挨户去倒卖起步，之后竟成了一个电脑通讯类公司创始人，二十几个人手，颇有点意思。他的公司在天河一幢大楼里，占了大半个楼面，几十台电脑主屏幕济济一堂，我那天生热爱电脑和游戏的女儿看到了，感到很兴奋。弟弟的公司做安防、监控，如有家族背景，现在恐怕能做成一家具有相当规模的大公司了。
我上河唇高中时，他上河唇初中。每晚九点左右，他自修结束，独自走过河唇镇街道，越过河唇火车站十排铁轨，再走过一条黄泥路来河唇中学，晚上和我挤一个宿舍床铺。
那真算是一段艰辛生涯，晚上下自修，我就在学校前村口等他。他还小，才十一岁，我担心他害怕，担心他碰到坏人，担心他过铁路。
高中宿舍床铺是单人床，我和弟弟挤在一起睡。两个中学生虽然瘦小，但床铺不到一米宽，还是挤得满满的，几乎无法翻身。天冷时还常常惊醒，给他掖一下被子。那时住宿，每班一幢排屋，半边教室半边宿舍，整个宿舍如教室般大小，挤满了床铺，住了三十多个同学——外加我弟弟。
雷州半岛是亚热带气候，我们春夏秋冬都睡在席子上，夏天的汗水把席子浸染得油光光的，带着甜腻体香气。这样春去秋来、冬去夏来不断轮替中，席子久经熏染，现出古董般色泽。
我和弟弟就这样挤着过了一年多，直到后来他转到了县城的中学。
我考上大学后，弟弟也上了广州的学校。他考试成绩一般，读的学校一般，但是他天生手巧，念中学时，就已成了远近闻名的修理能手，给街坊邻里修理电视机收音机，自己找各种元器件组装了音响。我在华东师范大学读书，后门出去是著名的曹杨新村，其中有长风电子元器件厂，弟弟没出过远门，对“长风厂”产品竟然了如指掌。而我，常常经过那厂，却熟视无睹，通常是携几个死党去找小酒馆。
弟弟念书最后阶段家道中落，靠向同学借钱交学费。我毕业工作后也给他寄过钱，但不能解决问题。弟弟和同学成了死党，一起创业，一起开公司，后来事业也颇为兴旺。
这似乎是一个时代的必经之路。
我每次想到弟弟一个人在广州打拼，就心痛不安。
我原地踏步工作了十三年，靠工资度日养家糊口，其中毫无改善可言。而弟弟已成了一个小富豪，有了几辆车，和若干死党。
八十年代末期，广湛公路非常凶险。我有一次从上海回广东，被茂名长途大巴“卖猪仔”，那经历真是十分难忘。大巴从广州火车站缓慢经过，说直接开到湛江，我就上车了。然而，这辆大巴却在茂名市郊把我们甩下来，另有一辆中巴紧接着到来，说去湛江，另外收钱。我和另外两个人，一男一女，又花钱上车，折腾到晚上才到湛江。然后，从湛江换乘中巴回廉江。入夜后进入廉江，我已经筋疲力尽了。
那时候，我跟中学同学失去联系。走在县城路上，觉得自己是外乡人。围上来的摩托车揽客，都拿我当“北佬”，准备痛宰我一番。
一个人走在自己家乡，仿佛走在了外乡的道路上。
我出生于雷州半岛河唇公社坡脊镇，小学读附近的龙平小学，初中上河唇公社初级中学。上中学时，我家搬到了县城。
我父亲赶上了南货北运大潮，在廉江火车站前空地上，搭了一个竹木结构两层小楼，开始了北运香蕉、菠萝、荔枝等水果的生意。
我父亲做生意时已四十多岁，固执地坚守各种道德。他轻信、被骗，一直不断地遭到各种挫折，到我弟弟上大学时，已经欠了一屁股债。
我父亲又和哥哥合伙去承包山村鱼塘、建火砖厂，企图东山再起，因不善经营，轻信他人，又失败了。每次失败都欠下更多债务，我哥哥也丢了在中国银行的工作。
我们家从坡脊搬到县城，就不断地败落。我记忆中健壮、英武、自信、有趣、妙语连珠的父亲，因不断地被欺骗、失败，成了沉默抱怨的人。有一段时间，我很想发大财，一举救父亲和哥哥于水火中。但我又迷恋文学，终因文学拖累，未遂所望。
廉江县城[7]总不是我记忆中的家乡。我的家乡，是我长到十五岁的坡脊。
我在河唇初级中学读书，住校，每周末骑自行车回家。从河唇镇到鹤地水库管理局，上三次坡到水库大坝，再到郭沫若题字的青年亭，顺水库大坝一路向北。大坝路面是黄泥沙土，一下雨，就会被手扶拖拉机压出深深车辙，自行车常陷入黄泥潭而动弹不得。
这也难不倒走惯烂路的孩子。
水库西面往下俯瞰，是蜿蜒的黎湛铁路。再过去，是起伏连绵的丘陵。东面，是碧波浩渺的水面。望着那浩大的水，以及偶尔驶过的船，我常常会陷入遐思。
水库边还有一溜电线杆，电线上站满一排排的鸟。那些鸟看着人，表情很冷漠。我看着鸟，却很热情，很想把它们打下来，烤鸟。这一路上，有各种机会让我们停下来。骄阳似火时，我们会连人带车一起翻过大坝，把车斜靠在土坡上，接着赤条条地扎入水库里。从大坝继续向北，就到了一带丘陵，然后沿着山间小路，骑车向下冲锋，几乎瞬间就能穿过第一个村庄，接着第二个村庄，再冲上我们家从另外一个角度能看见的砖桥，就进入了我的记忆中，进入我的故事，进入我的梦乡。那五棵枝叶婆娑的番石榴树，正等着我再去上树，再去摘果子。
我的故事中常有一个倒挂在树上的小男孩。可能是我，也可能是我的小伙伴。我倒挂在树上，我的小伙伴们常常一串串地挂在树上。我们高高低低，大大小小，胖胖瘦瘦，如各种瓜果，有长好的，也有长歪的，如同挂满了枝头的芒果和香蕉。
树是大榕树。
倒挂在畜牧场的大榕树上，书包吊在腰上，水壶挂在书包上，我拿着一本语文书，做作地倒着看。这不是爱学习，而是无所事事。
大榕树枝条脆弱，猴孩都知道要小心谨慎。挪到小树枝上时，两手要分开，分别抓住不同的树枝，两脚也分别踏在不同树枝上，这样可分散重量。而台湾相思树纤维坚韧，折了也连在一起，攀爬起来更安全。
爬树需要技巧，也要注意安全，不能随便就往上爬。乡村猴孩都是树木分类专家，眼中的树一分为二：果树和非果树，脆树和韧树，可爬的树和不可爬的树，有毒的树和没毒的树。对待万事万物，我们也简单粗暴一分为二：能吃的和不能吃的。
童年时代，社会闭塞，物质贫乏，生活却丰富多彩。那是自由散漫、好奇探索而成的特殊感受。
这次返乡，一切都变了。那条被拆掉的铁路的原处，铺设了柏油路，直通广西。我记忆中漫长、弯曲的小路，骑车从县城到坡脊要两三个小时，那种速度适合记忆中的世界。但是，这次弟弟开车二十分钟就到了。不对，是开过了。
柏油大道直驶九岭，那是我们廖氏家族的核心发源地。
一世祖在明朝末年搬到这里，到我已十八世。每一世排行家谱里都写得清清楚楚。
汽车是记忆中的另类事物，一晃而过，超越了三十年的记忆。那个更老的老家在水库之上，可以把水库看成鱼塘。很多我父亲母亲熟悉的族人彼此鸡犬相闻，热情招呼。但我一个都不认识了。我背上的女儿更是陌生，她和我太太连语言都听不懂，仿佛进入了一个生番世界。本地客家话，我也无法流利说出了。
鸡鸭在阳光下漫步，香蕉树在村旁延伸，我带女儿和太太去跟香蕉拍照，跟波罗蜜拍照。
吃正宗的雷州半岛走地鸡，喝米酒。
回到坡脊，寻找故事中的故事。
我的老家已破败了，但没有想到会如此突兀。
我背着女儿，顺着曾经繁盛热闹的街道，寻找熟悉的房屋。过去的居民大多搬走了，我大伯也搬到旧铁路的北面。
终于到了我老家的位置，发现那景物、那房舍，全都陌生了。
我的老家，已经住进了新居民。
新主人听说我们是很久之前的主人，热情招呼我们进去。我努力寻找听父亲讲故事的小院，也完全陌生了。
后来才明白这一切如此陌生，是因为五棵枝叶婆娑的番石榴树不见了。遮蔽院子、连雨点都落不下来的茂密枝叶消失了，我记忆中繁茂的番石榴果实也消失了。
主人听我说起记忆，讲那几棵树太老了，砍掉了。现在新种了几棵，还小，歪歪斜斜的。番石榴树结果很快，只有小茶杯粗细的果树，两三年就能开花结果了。而我记忆中巨大的番石榴树，一年能结实一千七百多斤。
女儿在我背上，迷惘地说：“爸爸，爸爸，你的老家怎么这么丑？”
那时，我就明白，我已经无法重返家乡了。
注释
[1]粤语称父亲为老豆。
[2]方言，“混蛋，说胡话”之意。
[3]方言，亦为“混蛋”之意。
[4]1尺约等于33.3厘米。
[5]1里等于500米。
[6]方言，意为“故事”。
[7]廉江县已于1993年撤县建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