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室因添善本书

整个寒假都忙于撰写《日本所藏稀见中国戏曲文献丛刊》第一辑提要,为爬罗剔抉日本藏书家资料而受累两月。适香港中文大学吴宏一教授来,我陪同转学而优书店,瞥然见到中华书局版《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粗观目录所列,有内藤湖南、田中庆太郎、武内义雄、神田喜一郎、长泽规矩也、吉川幸次郎六人所撰中国访书故事,有些资料正好要用到,不禁感叹早些见着就好了。遂让学生也买一本。吴教授对此书也大感兴趣,但架上已无货,我把自己的那本给了吴教授,又把学生的那本拿来,先睹为快。

我曾有幸亲睹内藤及后三位学者的旧藏戏曲,故一气读完,如逢故人。在庆幸提要尚无太多疏漏的同时,又良多感慨。

内藤湖南,名虎次郎,东洋史专家,京都学派的创始人。他是第一个关注并拍摄沈阳的“满文老档”的学者。他在《奉天访书谈》中,说到埋头拍摄、冲晒一万余张照片的经过,以至两个多月时间,不知不觉中便已过去,对所得资料之兴奋,溢于言表。我在日本访书拍摄数码照片时,有同样的感受。内藤与董康等交好,董康曾送给他一套清钞本《九宫正始》,为研究宋元南戏的重要资料,令郑振铎先生耿耿于怀,直到后来在苏州抄配得另一套,才稍稍舒怀。内藤旧藏汉籍达三万余册,颇有奇珍,这些珍本后来转让给了武田振兴财团,其中有四种被列为日本国宝。他种珍品,尚不在少数。如清代满族最著名的女词人顾太清的词集《东海渔歌》稿本,即其旧藏。我在东京大学访得太清的孤本戏曲《桃园记》,当是同一背景下流落到日本的。

神田喜一郎,则是内藤的学生。他精通中国书画,曾任京都博物馆馆长。他也是藏书名家,其旧藏今归大谷大学。内有孤本明刊《四太史杂剧》、清钞《育婴新剧》等戏曲多种,我拟收入丛刊第二辑。他在访书记中既对陆心源皕宋楼之归于静嘉堂而感到歉意,又以为杨守敬之日本访书,使原藏于日本的大批珍籍流归中国,无论从质量还是数量,都足以与陆心源旧藏本匹敌。然而他认为更愿意立足于大局来看,把目光投向它们对中日文化交流作出巨大贡献这一点上。因为如岛田翰所说,日本学者向来只重中国典籍中的经部与子部,而因陆心源旧藏流入日本,史部和集部将更受瞩目,而之后的事实也确如其所言。我在静嘉堂文库看过几种源出陆氏旧藏的钞本戏曲,又见文库之介绍资料,谓陆心源遗言要求藏书完整地保存,陆氏后人认为岩崎家族能做到此点,遂售归静嘉堂。而国人则痛斥陆氏因利而忘义,更有甚者,谓宁可如钱谦益之绛云楼一火焚之,其魂犹绕故国,似略显过激。今天日本的公私藏书或可得见,若有研究之需,均可申请复制,只收取工本费用;而中国本土公家收藏,却被管理者视作私有财产,外人不可得见,不得全本复制,且底本费动辄每拍数十乃至上百,则不免令人大生感慨了。

我之访曲,从长泽规矩也的双红堂文库所获最多。其中如《花萼楼》《闹乌江》《桃园记》等均为孤本。长泽为日本书志学(文献学)的创始人,因盐谷温的影响,尤喜戏曲小说。他在1927年前后数年间,往来北京、江南等地,收罗了大量的戏曲与俗曲唱本,包括许多内府的皮黄、高腔钞本。而当时中国本土学者却无人关注,是在长泽之后,才引起国人的注意的。所以长泽第二次再访时,这类曲本已经不易见到,价亦奇高。可以说,如果不是因长泽氏的寻访而引起关注,也许这些戏曲、俗曲钞本早已消失在历史的阴影之中了。作为一位有心人,他全面地记述了民国时期京、津、沪、宁等地古籍书坊的详情与变迁,成为今天了解当时旧书业的第一手资料,其文字实可作为掌故来读。

吉川幸次郎是中国知名度最高的日本学者之一。吉川那流利的口语与书法,曾使前辈著名学者桑原骘藏以为他是中国留学生,而他个人也以此为荣。甚至在给学生授课时,动称中国为“我国”,反称日本为“贵国”。他在中国留学期间,论文都用中文写成,日记也用中文写作。他组织京都读曲会,使关西地区成为研究中国戏曲的重镇。他珍藏的戏曲之珍品,大多归于天理图书馆。我在第一辑内收录了吉川曾藏、现归京都大学的明刊《折桂记》,原来则是王国维的旧藏。

这诸位的根柢约略如此,再看他们在中国访书的故事,不仅是饶有趣味,也足以令人感慨。

撰于2006 年 3 月。 《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钱婉约、宋炎辑译,中华书局,2006 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