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术经历
因为大象出版社编集“海内外中国戏剧史家自选集”,其中有我的一本,按要求,需介绍个人的学术经历,所以撰写了这篇文字。
1960年11月25日(农历十月初七) ,我出生于地处浙江诸暨东北部的枫桥镇,一个名叫钱家山下的小村子。从1967年春读网山小学,到1976年夏高中毕业于“白米湾五七中学” ,再加上这十年的特殊背景,已经可以想见我在中小学期间的学习状况。只是因为从小喜欢看书,家里也还有叔叔留下的、姐姐任代课教师时借来的书,无书可读时对某些书籍的反复阅读,构成了我的精读基础,让我能够幸运地在1978年10月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入学一个多月后,才度过了十八岁的生日。
入学时,系里分配课外阅读书籍,我领到了一本汪辟疆编选的《唐人小说》。因此开读唐人小说,然后是宋元话本,再到明清小说,后来决定考古代文学研究生,这可能是最初的机缘。三年级时,我写了一篇谈唐人小说《李娃传》的文章,以为以往名家的解读,也仍可以再议,被编入杭大中文系本科学生的一本论文集,算是在学术上蹒跚学步的开端。又因为反复阅读《李娃传》,对书中情节十分熟悉,发现其中所写东肆、西肆比赛唱歌判定高下的场景,在屠格涅夫《猎人笔记》中也有相近的叙写,所以在完成古代小说研究课作业时,将这两者加以比较,写了一篇类似于比较文学的札记,任课老师给了“优”的成绩。接着准备研究生考试,起初想的就是小说方向。不过,对于是考去北京,还是选择本校,曾有过犹豫。后来招生目录出来,徐朔方先生在明清文学专业招生,于是确定考本校。该专业有两位导师,徐先生说是各自出题,他将招戏曲史方向,所以我调整备考方向,临时改读戏曲史有关书籍。录取时,我的专业课成绩是60分。事实上古代文学专业同届的五位同学,入学时的专业成绩好像都是60分。只是唐宋文学专业录取两人,所以其中一位得了61分。这大约是杭大先生们的习惯。
入学后,徐先生并没有专门开设研究生课程,我跟随徐先生学习,是从旁听七九级本科生的《史汉研究》开始的。为此,我在假期就先通读了《史记》和《汉书》,又因徐先生在课堂上的提点,我自行安排把《史》《汉》重叠的部分,做了比较研读,把异文记在八开的白纸上。比勘中,也有一些发现,觉得关涉的问题很重要,又努力从小处见大,并据此写了几篇文章,其中《摩钱取镕与五铢钱》一文,二年级下学期时发表在《杭州大学学报》上,这是我第一篇公开发表的论文。又从《史记》载汉事的诸表中“臣迁谨记”等语,考司马迁最初是公开著史,并意图借此取悦武帝,故武帝可能在天汉三年(前98)之前看到过当时已经完成的《史记》的部分篇章。在比勘中还发现,颜师古注《汉书》,没有参考《史记》,所以有些地方《史记》不误,他则据《汉书》误字强为之作解;《汉书》在删节《史记》时,偶有删削未尽之字,依语句实是不通,颜师古则按字面意思强为之解释。这种细读比对后的心得,似乎可以自成一说,所以,一度也考虑是否继续下去,以《史记》研究作为硕士论文的题目。但认真考虑之后,觉得徐先生从事《史》《汉》研究,只是“文革”期间许多领域成为禁区之后的选择,他真正擅长的毕竟是在戏曲方面,而且他在出版《史汉论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之后,也已经全面回归戏曲小说,我既然跟随徐先生,自当学习他最擅长的领域,所以到了二年级之后,将主要阅读对象,改回到戏曲书籍,名剧校注本而外,系统地读了《元曲选》《元曲选外编》《六十种曲》等曲集。元代的杂剧,后来又按照作者年代先后顺次再作通读,以求对具体作品有总体的印象,体悟先后作者在实际创作中的不同探索,进而对文学的内在演进有所感悟。
随徐先生研读《史》《汉》二书,我得到了很好的学术方法训练。后来在研读《琵琶记》时,我发现早期版本与明代后期的版本相较,在文字上有所不同,所以也很自然地选择代表性的版本,做了详细的比勘,一一罗列异文,细细体味不同的细节处理在具体演出及刻画人物心理上的差异,体味明人改本在局部场景下对人物心理的新理解、定位,与剧本整体是否相洽。这样多方揣摩,对剧本的理解渐趋深入,慢慢构成对作者整体思路的一种新的理解。又把“原义”与明人依据自身思想观念的要求而增加或强化的那些“引申义”加以区分,从而发现今人对于《琵琶记》负面评价的例子,大多与明人的改动、选择性强化有关。又从早期版本以求“作者本义”,并与作者生平与诗作相印证,对高明撰写《琵琶记》的创作意图提出新的理解,并尽力将“作者原义”、原本负心题材故事所拥有的惯性,与明人所理解以及经过明人改写而衍生或强化的“接受”之义区别开来。这构成了我硕士论文的主体,故题作《〈琵琶记〉新论》。我的结论是全面肯定高则诚与《琵琶记》的,而徐先生在五十年代关于《琵琶记》的论争中,曾是否定派的主将。我那时对与导师唱反调是否有忌讳之类,是懵懂不明的。幸而徐先生不以为忤,认为只要自圆其说便可。他的“求真”态度,让我坚信“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是可行的,一切以学术为本位,应当是学者所坚守的,这对我后来的学术道路,有很大的影响。
我读研究生的八十年代初,学术界一面是努力挣脱旧的樊篱,一面又着意构成新的范式,所以也是新观念、新方法盛行的时期。虽然新风涌动,引人眼球,而沉潜有力之作无多。偶闻师长辈述说:杭大的学风,是“论”“考”结合。顿如醍醐灌顶。因以夏承焘、王驾吾、姜亮夫诸先生的学术相印证,以蒋礼鸿、吴熊和、郭在贻等当时的中青年教师的工作作观摩,心有所得。并恍然醒悟:徐先生的学术之路,便是当五十年代新的思想方法兴起之时,能较好地将新观念与旧传统有机结合,因而别树一帜。所以我对自己的学术训练,是从细微处着手,培养文献实证方面的能力,同时也注意方法论方面的学习,努力在具体的文本阅读体悟中,找到新的理论方法的契合点。这样的明悟与训练,直接影响着我的学术走向。
1985年7月,我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并续有文章在《文学遗产》《文献》《杭州大学学报》等杂志上刊出。但我发现硕士三年读书所做的积累,其实非常有限,很快就会用完,因而希望能有机会继续学习。遂放弃了杭大的教职,在第二年9月考入中山大学,跟随王季思、黄天骥先生学习,以期拓展自己的视野。
博士学习期间,我的主要精力是以《琵琶记》等具体文本研究为基础,在中国戏曲史视野下作宏观的思考,努力构筑我自己对于戏曲发展过程的独立理解。而博士论文则直到第三年才正式确定,题为“负心婚变母题研究” ,这母题研究( Motif Research) ,实际上是运用比较文学主题学研究的一种尝试,着眼点是考察此一母题在一国文学中的古今演变。具体而言,又是以《琵琶记》为代表的书生婚变事件为中介,向上一直追溯到《诗经》时代,向下则延伸到1986年谌容的小说《懒得离婚》。以各时代具体的文学书写为研究对象,从这些书写所体现的观念为关注点,然后从婚姻史、妇女生活史、女性婚姻地位的变迁、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以及文学书写者本身地位、视角的变化等角度,展开文学社会学的解析。涉及的文献数据十分庞杂,相关的文学事例都是我从古今文献中收罗寻访而得,但在主题学的线索下,隐隐可见其间清晰有序的变迁转换脉络。
我发现,离婚事件,古今中外皆不可避免,离婚固然意味着女性被遗弃,但如果离婚可以改嫁而不受非议,贞节不是重于女性的生命,则并不一定呈现为悲剧性结局。所谓“负心婚变”,体现了对女性的同情回护,但其实只是保护“嫡妻”“正妻”的地位而已,而且只有遵守礼教的女性才有资格得到保护。所以,这种道德谴责,本质上是为了保持礼教的稳定性,不能简单借用这种道德观念来保护在当代婚姻生活中处于不幸的那些女性。
具体而言,从先秦到汉魏六朝,可以称之为“弃妇诗”时代,主要载体是诗歌,以弃妇的悲怨为主要意象。其特质即是所谓“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因为女性虽然可以藉勤劳为美德,但如果无子、婆母不喜,在礼教制度下,并不能保障自己的婚姻地位,除了叹息遇人不淑,良人二三其德,其实也无法索求更多,所以只剩下怨苦一途。唐代以后,科举选士制度的实施,为男女婚变注入了新的内容。特别是到了宋代,汉魏以降的门阀制度彻底解体,白衣秀士,落魄书生,也可能经过科举而变泰,从而为女性有恩于这些落魄的书生提供了可能,使这些女性有权利要求书生在发迹之后给予回报,这构成了一种“恩报”结构。对于毫无政治背景的书生来说,为了仕途畅达,联姻高门便是最好的途径。但既要隐瞒已婚的事实,又不愿再认可原先给予帮助的女性,甚至必须用极端的方式来解决这难言的“隐患”,才有马踹赵贞女、王魁负桂英等事件发生。宋代书生优渥的社会地位,知书识礼的教育,使他们成为时代的骄子,这与他们的负心行为构成一种道德上的巨大反差,在大众的观念中,被视为人神共愤,唯有雷击、魂索才足以宣泄其愤慨。婚变悲剧因此得以成立。赵贞女蔡二郎和王魁负桂英故事便是其中之代表,随着戏曲在宋代的形成并成熟,产生出真正的悲剧作品。不过,这种现象随着宋亡又有了变化。在元蒙统治时代,书生沦落到近乎“九儒十丐”的境地,所以元代戏剧中,书生通常被塑造成“志诚”的形象,原先的负心故事,大多用“误会法”为之释解开脱,涉及婚变的书生故事也由此有了新的构思。《琵琶记》《王俊民休书记》等表现书生志诚不负心的故事,即所谓“翻案”剧,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其纠集点主要不是书生负心与否,所以我把元代称之为负心婚变悲剧的“转换”时期。到明代,《焚香记》《葵花记》等也仍是在这一路子上为书生开脱,婚变通常是由于书生出于不得已之故。如果这一夫二妇的婚姻出现问题,也大多是如《葵花记》所写的,是相府之女的妒性所致。这种情况到清代《赛琵琶》《铡美案》,才再次回到宋代式的悲剧模式。二十世纪初,一面是新文学背景下,以自由恋爱、冲破包办婚姻为号召,某些旧时代被认为是负心婚变的事例,得到了正面肯定的书写;另一面,在传统戏曲里,仍然用《秦香莲》《情探》这样的故事,沿袭着传统的套路。到1950年代之后,有《在悬崖上》 《离婚》等小说,也有对负心婚变事件的书写,但其对象均为受过教育的读书人,其婚变的原因则是因为受到“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直到1980年代,情感被视为婚姻的基础,一批女性作家从女性的自立、自尊的角度探讨婚变问题,并且以一批报告文学对于保护死亡婚姻事件的书写为标志,不再单纯把婚变视作男性的道德缺失,从而完成了对传统道德背景下的“负心婚变”概念的消解。
其实我选择这个题目,也是有着现实的针对性,是有所感而发的。当时那一代年轻人,由于恢复高考和知青返城,处境、条件的变化,重新选择婚恋,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在“保护妇女权益”的口号下,所有婚恋中的变更都被认为是受“资产阶级思想污染”的结果,受到严厉的道德谴责。 1980年,《中国青年报》登载一则报道,杭州大学哲学系77级的一位学生,因为与恋人发生了性关系之后仍要求分手,被判为严重道德败坏,开除学籍。这使得许多此前谈着恋爱的年轻人,纵然双方已无共同语言,也不敢主动言变,结果在被动走向婚姻之后,面临更大的痛苦,此时再想挣脱这婚姻枷锁,就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而我发现,在“资产阶级思想”还没有进入的中国古代,同样的婚变现象也代代不绝,显然,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与外来思想的侵袭无关。
我当时的私愿,是希望通过对古代婚变文学的探索,来正视现实中年轻人的婚恋问题,不至于动辄就被扣上“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帽子。当然,我的写作与努力,在当时并没有发生任何作用。这个问题的真正消解,其实是由“时间”来完成的。因为80级之后的大学生,基本上都是在高中毕业后直接通过高考进入大学的,他们的婚姻,都是大学毕业之后缔结的,是在同一环境里、对等条件下谈婚论嫁的。而所谓的“负心婚变”,其实特指男女地位变迁造成巨大反差背景下的分离,同等条件下的婚姻变更,只有中性的“离婚”一词,而“负心”虽然与私德有关,却不再是构成一种社会性的道德绑架。所以,是社会的变迁,让这些问题停留并消解在八十年代。当然,这是后话。
我的毕业论文,在当时按要求只打印了宋元明负心婚变悲剧的成立、转换与复现这三章,用作答辩之用。后来叶长海先生将其压缩到三万字,以《负心婚变母题研究》为题,刊于《戏剧艺术》。又因硕士同学陈飞的介绍,由陕西一家出版社取其中古代部分编入“羊角丛书” ,书名作“落絮望天” 。直到1999年,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完整的文本,题作《婚变、道德与文学——负心婚变母题研究》,算是为此一问题的探究,写下了一个句号。
博士毕业之后,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琵琶记》的研究,二是戏曲史的思考。
硕士论文提出关于《琵琶记》主题的新解,关注不同版本系统之间文字上的差异,是其支撑点之一。我通过两个主要版本的比较来说明明代人的改动如何“歪曲”了“作者原意”,并撰成文章刊于《杭州大学学报》 (1986年第2期) ;然后撰写了近二十万字的《〈琵琶记〉研究》初稿。然而因为未能亲睹《琵琶记》的所有版本,内心仍然不是很踏实,所以在博士学习及毕业之后,仍努力查访更多的明代刊本,以求了解《琵琶记》在明代的接受改造过程。在对大陆所藏版本一一访查的过程中,我发现版本本身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这方面,蒋星煜先生的《明刊本〈西厢记〉研究》(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做出了榜样,也给我以信心。所以,我在全面梳理《琵琶记》版本系统的基础上,通过版本的变迁以及明人的评本、评论,来反观元明两代戏曲观念的变化;从接受美学的角度,以及时代、社会条件变化的角度,来考察从宋代的《赵贞女》到元末《琵琶记》对于同一负心婚变题材表述、处理上的变化,更为细致而符合逻辑地把作者原义、明人积极的改造过程作了梳理。最后经过十余年的积累,数易其稿,出版了《〈琵琶记〉研究》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一书。其中有具体版本的探讨,有版本比较基础上对细节的把握,也有从接受美学观念的理解,以及从戏曲发展史角度的观照。同时,不再局限于“作者本义”,还把这一题材放诸中国伦理社会加以考察,解读为一种契合于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悲剧,以展示出中国悲剧有异于西方悲剧的特质。我在硕士阶段自以为已经把握住了“作者原意”,颇有雄心,想要为高则诚“翻案”,到此时,已经平和地把所有时代对于《琵琶记》的褒贬,都作为接受过程的不同环节来看待。
回想选择这个题目的初衷,原因之一,是这部作品被认为“最复杂”,评价最是分歧,但又是戏曲史和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如果我能够将明清以来纷纭复杂、尖锐对立的各种观点梳理清楚,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言之成理的看法,或许可以让自己在学术上得到最好的锻炼;如果我能把这些所谓“复杂”的问题,从不同视角、不同层次,逻辑分明地加以阐述,并说明其具体表现以及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也就意味着真正在学术的道路上登堂入室了。当时诚然是无知者无畏,也可算作是志存高远。幸而这样的努力,有了一个不错的结果。这本《〈琵琶记〉研究》成为我的代表作,受到了同行学者的厚爱。
我对于戏曲史的思考,也不是从现成的理论出发,而是通过对《琵琶记》这样的具体个案的深入探讨来展开的。如前所说,我的博士论文的选题,即是对此一题材在宋元明清的接受、改造情况的梳理,以及从社会变迁的角度,解析它们在文学写作中的变化。这本身就是一个宏观的视角。它们与我重构戏曲发展史的目标,部分地重合,并通过诸多具体作品的研讨,来获得脚踏实地的支持。
正是在研讨和思考《琵琶记》等问题的过程中,引出了诸多新的具体问题,需要在戏曲史的视野下,挖掘出其中蕴含的意义。
例如我在研读《琵琶记》时,发现赵五娘一人在场,所唱曲子中也用了“合”(合唱);照通行的说法,这“合”是场上人同唱的,但此时场上只有一人,因而于理不通。所以我怀疑它最初是由后台帮腔的。再将陆贻典钞本与通行本《琵琶记》比较,发现在陆钞本里,很多情况下这“合”的文字内容与场上主角参与唱曲有所冲突,而通行本则通过增删更换,让这种冲突消泯,变得可以由场上所有脚色参与合唱。由是深入考察,发现这种表演方式,在宋元及明初,与明代后期有所不同。进而考察其渊源流变,让先秦的“一唱众和”的“和”,经唐代《踏摇娘》的“旁人齐声和之”的“和”,到《小孙屠》的“和”“和同前”,下及弋阳腔的帮腔,构成一种延绵不绝的帮唱传统。这便是《和、乱、艳、趋、送与戏曲帮腔合考》这一篇文章的由来,并且得了王季思先生的首肯。对“合”的解释,其实也还涉及对《琵琶记》的理解与评价,因为第五出前半夫妻在场,悲叹爹娘所见不达,逼儿赴试,其“合”作“为爹泪涟,为娘泪涟,何曾为着夫妻上挂牵”,若作场上合唱,伯喈夫妻自述,显得刺耳,故今人评其“狂热宣扬礼教”之类,多取以为据;如果作后台帮唱,只是场外评论,便毫无滞碍。所以,即使是一个演唱方式的理解的不同,也意味着牵涉甚广。
再如因为钮少雅《九宫正始》引用了一种“天历间”的“元谱”,其中所引《蔡伯喈》的文字,与今本《琵琶记》无异,遂有学者怀疑元末的高明并非其作者。这让我关注到“元谱”之说法的由来,发现钮氏本人也并没有直接说明他所得到的就是“天历间”的谱,那是在冯旭的序文中才坐实的;但冯旭对钮氏年岁也不清楚,可知其所说是从“臆论”中发挥而得,故不足凭信。更进而考虑《九宫正始》的编例,以及所谓“九宫”外别有“十三调”的现象,从而对南曲谱及明人对于南曲宫调的概念加以考析,因而有《〈九宫十三调曲谱〉考》一文。
此外,因《琵琶》《拜月》高下之辨,让我注意到从戏曲发展史的角度看待“本色论”;因为明人对《琵琶记》用韵甚杂的讥议,让我思考南北曲用韵的差别,并且发现这种差别并不是每个曲论家都明白的,例如吴江一派的作家与曲论家,就都认为南曲也应以《中原音韵》为标准。把这些具体问题的考论与戏曲史宏观思索相结合,我写了系列文章来作阐释。 1997年,我把《〈琵琶记〉研究》之外的戏曲研究论文结集为《中国戏曲史研究》,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算是对硕士、博士阶段所着力思考的问题做了一个小结。
1997年之后,我的戏曲研究论文写作,有过一段时间的停顿与徘徊。因为虽然还有不少题目可以撰写论文,但总体而言,这主要将是数量的增加,而无法做到对一个领域研究的质的改变。所以,我仍需要有新的积累,努力开拓新领域,以争取学术上的突破。
200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迈向新的领域。这一年4月,我赴日本创价大学做为期一年的访问研究。因为没有授课任务,我把所有精力都用于访查日藏中国戏曲文献。最初的目标只是为我们即将编纂的《全明戏曲》寻访未获之版本,但在对图书馆及文库进行逐册调查的过程中,深感文献之丰富浩瀚,而海外访曲,经历种种,实是不易,因而萌生一个愿想:为日藏曲籍编制一个总目,可让人按图索骥,无须重复我的辛苦,也可以省下时间去从事更深入的研究。此项工作最后经过十年努力,2010年,以《日藏中国戏曲文献综录》为题,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并蒙田仲一成先生赐序首肯。我在调查中发现,还有不少珍稀的曲籍,向来未被关注,即使以往已有介绍者,也仍有不少未被影印,获见不易,所以又有了编选影印珍稀曲籍的设想。在金文京、乔秀岩两位先生的帮助下,我们经过五年努力,在2006年出版了《日本所藏稀见中国戏曲文献丛刊》第一辑,主要收罗了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内阁文库等国立大学和公立图书馆的收藏。直到2016年,在金文京、真柳诚、冈崎由美等多位日本学者帮助下,才出版了第二辑,主要收录天理大学、大谷大学等私立大学及私立文库的藏品。因为要为影印本撰写解题,必须了解各文库的曲籍收藏源流,从而开始关注日本的戏曲研究情况,并多次赴日,再作访查,重点调查了明治时期中国戏曲研究有关的论著,作学术史的梳理,遂由文献寻访研讨转而关注日本的中国戏曲研究史,以及近代以来中日学者的交流与相互影响。后来藉以上研究探考为基础,作为十年工作的总结,在2011年完成《日本所藏中国戏曲文献研究》一书,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这十年的工作,也改变着我的学术领域与研究方式。从《琵琶记》现存版本的调查比勘,到日藏戏曲的全面寻访、逐册翻阅,让我对戏曲文献有了更多具体而微的经验积累;借助以往对于戏曲史的宏观思考,让我能够把每一项新材料的发现和每一个具体问题的考证,放到宏观视野下观察其所具有的意义与价值,并从戏曲史的具体研究,拓展到学术史的探讨。关于日本江户、明治时期对中国戏曲的接受研究,以及王国维的戏曲研究与中日学者在近代以来的相互影响等文章,都是在这一背景下作出的延伸与拓展;关于汤显祖剧作题词所署时间、顾太清的戏曲创作等文章,也都有着域外文献的支持。
1997年到2007年,这十年间,我很少发表文章。但这十年“停顿期”,通过对文献的寻访、比勘、校理,辅以思考、探索与积累,让我完成了自我的学术转型,得以在更宽广的视野下来规划学术,用较长的时段来耐心展开,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学术之路。所以最近十年间,在多个领域有系列成果面世或后续推进。
所以,这种学术转型,也是主动、自觉改变的结果。
八十年代以来的学术,相对于六七十年代,可以说是拨其乱而反之正。但是,即使回归到五十年代的轨道,仍然与真正的学术有着距离。更为重要的是,以戏曲和俗文学研究为例,我们的研究工作,其实都是建立在五十年代以来学者所梳理的文献资料基础之上的,如郑振铎先生主持的《古本戏曲丛刊》前四集和傅惜华先生的系列戏曲俗曲目录,成为学者手头的基本材料。而那个时代的工作,受其客观条件限制,已经不能满足当下学术研究的新要求。在新世纪到来之后,我们不仅要面临国际化的大潮,而且也面临着诸多新的挑战。随着时间的推移,晚清、民国都已渐行渐远,许多原先“非主流”的领域,随着“学术往下走”的潮流,被纳入学者的研究视野。而每一学术领域的推进,都是以新一轮的资料文献整理为基础的,需要有人从事文献调查、编目、影印、标点出版,为新的学术发展做一些基础性工作。而这样的工作,通常需要五到十年,乃至更长时间的积累,需要有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需要在日益严格的考核制度下,合理地应对,超然地对待,才不至于被以刊物级别来判别是否学术的潮流所裹挟与湮没。
所以,我们的目标之一,是对戏曲文献的编集、整理、影印。这首先是赓续王季思先生的《全元戏曲》,通过我们团队的“全明戏曲”项目,来完成有明一代戏曲文献的编集,同时重新为元明戏曲编制完善的目录,对明代曲学文献作重新梳理,为今后的研究开启新路。此项工程在2004年启动,2010年由黄天骥先生主持申请成为国家重大项目,到现在《全明杂剧》可望于近期出版,传奇部分也基本点校完毕。我相信这项巨型工程的完成,会将明代戏曲研究置于一个新的平台上,呈现出全新的面貌。事实上,当黄天骥老师和我各自校读完全部明代杂剧时,我们都深有感触,因为拥有了一种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整体感觉,从而对明代戏曲发展史有一种新的明悟,有一批新问题,有助我们对明代戏曲史的深入理解。此外,我主编的《清车王府藏戏曲全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辑校的《明清孤本稀见戏曲汇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以及前举日藏曲籍的影印,还有正在展开的海外藏珍稀戏曲俗曲文献的荟萃影印工作,都是经过了十年乃至将近二十年的努力,朝着同一个目标行进。
目标之二,是继续向“下”走,戏曲而外,重点关注说唱类俗文学文献。我在2001年着手北京“子弟书”文献的整理,到2012年与学生李芳、关瑾华共同完成《子弟书全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和《新编子弟书总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出版,到李芳的博士论文《子弟书研究》的完成,以十年时间,构成了一项系列性工作,以推进这个领域的基本建设。 2005年以来,我和学生还以十余年时间,调查汇集了广州府属木鱼书、龙舟歌、南音、粤剧等在1950年之前的文献,近期将作为《广州大典》的续编影印出版。目前进行中的工作,还有潮州歌册、闽台歌仔册等的寻访、编目、整理事宜。
以上各项研究工作,都遵循以下程序: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全面系统的文献调查,以此为基础编制总目,然后对文本作校点或影印出版,最后完成研究性著作,时间周期大多在十年以上。如果没有高远的目标和持之以恒的追求,是难以做到的。
最近,我们创办了《戏曲与俗文学研究》刊物,以期为俗文学研究提供一个发表的平台。主要是以文献实证为中心,通过版本、目录、文献整理、具体个案研究等方面的稳步推进,逐步改变俗文学研究领域的面貌。
在这个过程中,我也自然而然地从个体的学术研究,融入一个团队、一个共同体,并随着年龄的增长,在这个学术团队中承担更多的责任,并因而要求自己设定更为高远的目标:通过共同努力,整体地推进某个领域的基础工作,至于单篇论文,则只是这个进程中的副产品。
回顾个人的学术成长过程,我深深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幸运的人。虽然说起来小学、中学都是在“文革”十年中度过的,在课堂接受的知识十分有限,但我十七岁上大学,幸运地在最适宜于接受教育的年龄,获得了系统地学习知识的机会。并且在不断抛弃极左思想的历程中,平和地接受传统文化,开放地吸纳外来思想,相对均衡地吸纳各类知识,这对于我个人的成长,无疑是十分有利的。加上早年书籍的匮乏,构成阅读上强烈的“饥渴感”,甚至担心毕生可能只有大学四年的学习时光,所以几乎是在这种轻微的压迫感中,展开广泛的阅读。中文系有关书籍之外,还有意识地翻阅了中外哲学、历史、思想史,甚至心理学的书籍。所以,虽然直到大学三年级时,才第一次蓦然发觉,自己还可以通过考研究生来获得继续学习的机会,但某种意义上,自己在无意中让本科阶段的阅读面较为宽广,知识结构较为均衡而又有所侧重,这些对于我后来的学术成长,都是十分重要的。
更重要的是,在研究生阶段,我很幸运地受到几位名师的指导与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是专业知识和基础训练方面,还在于思想层面。徐朔方先生让我明白了学术研究的意义与价值,让我感悟学术的目标应是求真。王季思先生让我懂得在更广阔的视野和胸怀下思考问题、面对社会人生。他们的言传与身教,还让我能够感受并承接民国以来学术的脉络,明白何为真正的学问,并且让我在九十年代学术最困难的时候,也从未失去对学术的兴趣与信心。
2017年6月7日。